“鄉村散文”曾經長期占據俄蘇文學批評與研究的中心。關於它的概念、誕生以及演變一直眾說紛紜。筆者梳理了俄羅斯和中國批評家與研究家的觀點，結合自己的看法，梳理出這樣一條發展線索。第一階段——序曲。就是20世紀50年代的農村特寫和筆記小說，其標志性作品是1952年奧維奇金的《區裏的日常生活》。當時特瓦爾多夫斯基認為這一作品將具有轉折性的意義。評價“它沖破了無沖突論的禁錮，暴露了農村中存在的種種尖銳矛盾”，由此形成“奧維奇金流派”。代表性作家有田德裏亞科夫、雅申、紮雷金等。第二階段——形成。標志性作品是發表於50年代末的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瑪特廖娜的家》，因此有這樣的說法：“‘鄉村散文’是從‘瑪特廖娜的家’裏走出來的”。第三階段——繁盛。具體時間為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後期，標志性作品是別洛夫的《平常的事》（1966年），這部作品在文學史上劃時代的意義等同於奧維奇金的速寫，別洛夫說出了人的真相，使讀者重又回到卡拉姆辛在《可憐的利紮》中的“土壤”和“柏油路”的爭論。由此作家開始關註以前被禁止的題材，描寫集體化的悲劇性後果，描寫在蘇聯日益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村所面臨的生態問題、道德缺失問題，塑造那些富有智慧或葆有傳統價值觀念和信仰的普通勞動者，力圖宣揚俄羅斯民族的歷史文化；在思想上對蘇聯意識形態宣傳漠然視之的同時，“鄉村散文”在藝術上也逐漸形成了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學範式相左的一整套獨具特色的美學體系。三卷本《當代俄羅斯文學》中這樣評價：“鄉村散文的詩學整體上就是尋找民族生活的深刻基礎，以之取代正在對這一基礎進行破壞的國家意識形態。”在這一時期，阿伯拉莫夫、別洛夫、阿列克謝耶夫、舒克申、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諾索夫等作家佳作不斷，使“鄉村散文”這一名稱確立並盛行起來。第四階段——沈寂。大約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正是國家最為動蕩的一段時期，很多作家忙於論戰，創作減少。正如拉斯普京在1995年的《我的村莊在哪裏》一文中所說，“今天提及‘農村’文學，恍若提及上世紀的巡回展覽派藝術家，這一切似乎已離開我們很遠很遠。20年過去了，一掛沈重的帷幕像一面墻將這段時光，將‘農村’文學隔在了那逝去的時代。”第五階段——回暖並逐步覆興。即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尤其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來的這段時期。標志性作品是拉斯普京2003年的《伊萬的女兒，伊萬的母親》。除拉斯普京、別洛夫、葉基莫夫、諾索夫等老一輩“鄉村散文”作家創作了大量新作外，一批相當具有勇氣的中青年作家如尤裏•佩特科維奇、羅曼•謝恩欽、阿列克塞•紮哈羅夫等也選擇了這條艱難的道路，並且在表現內容與寫法上頗有新意。蘇聯解體後新時期的“鄉村散文”，直面國家劇變後農村所面臨的更加衰敗的現實環境，以及人在道德精神領域進一步的墮落，字裏行間透出痛心疾首的呼號。從過去的對某些社會問題的暴露和批判走向對整個社會制度的批判。作品既有老一輩拉斯普京、葉基莫夫的小說，也有年輕一代作家的小說。在他們筆下，今天的俄羅斯農村面臨更加嚴重的問題，已經到了瀕死邊緣。首先是經濟的全面瓦解，土地的荒涼、破敗、人煙稀少，村莊數量大大減少，現存的村莊也奄奄一息、赤貧如洗。改革前這些村莊幾乎被廢棄，農民逃難到外地，改革後曾有人試圖拯救，農民也紛紛回來，結果國家的劇變帶來的是農村經濟的迅速滑坡直至崩潰。同時，青壯年的大量流失造成了村民的老無所依，而市場化經濟又帶來人性的徹底喪失。別洛夫在《20—21世紀之交的俄羅斯小說》中指出，“農村在今天已經根本不存在了。它已經消亡了。開始是在斯大林集體化的打擊下，後來是戰爭，接著是赫魯曉夫的打擊，縮減小型村莊等等。這些都留存在我的記憶之中。整個20世紀都是對俄羅斯農村和俄羅斯農民一刻不停的打擊。而改革最終給了它致命性的一擊。”

 阿列克塞•紮哈羅夫的短篇小說《天堂鐘聲》，充分說明老一輩“鄉村散文”作家所展示的農村的不幸與痛苦依然存在；在當代俄羅斯“城市化”與“私有化”進程加快的步伐中，俄羅斯農村老人孤獨與被拋棄的命運依然在延續。如果說老一輩“鄉村散文”作家反映的是子輩進城後傳統美德的失傳問題、道德退化問題，那麼這裏反映的則是成為新一代城裏人的孫輩生就的冷酷與無德；如果說以前的“鄉村散文”裏表現的是子輩對老輩的厭棄，那麼現在表現的則是孫輩對老輩的拋棄甚至於赤裸裸的掠奪。佩特科維奇的短篇小說《一小塊巧克力糖》中的主人公庫茲金老人向自己的孫女借了一小塊巧克力糖，作為鄰家瘸腿小姑娘的生日禮物。生日宴會結束了，可老人窮困得連這塊糖都還不起。原因是老人沒有身份證，因此得不到退休金。在朋友的幫助下，庫茲金終於得到身份證，並且平生第一次參加了選舉。心情激動的老人在回家的路上受了風寒，一病不起。直到死前他都沒有能夠還上那塊巧克力糖。一位老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死去了，沒有一絲抱怨和嘆息。他的生命是如此卑微，只有他的老太婆和鄰家的瘸腿小姑娘在夢中與他相會。

 “鄉村散文”在反映現實的同時，繼續探尋俄羅斯的出路，既包括對現實問題解決之道的探尋，更包括對俄羅斯民族同一性、俄羅斯民族覆興與崛起之希望的探尋。拉斯普京更加堅定地認為，俄羅斯民族的拯救之路在於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鄉村大地，在於能夠使人感受到美妙和力量的俄語語言，在於俄羅斯民族的精神歸宿——東正教，也在於絕不軟弱的俄羅斯民族性格。相比阿斯塔菲耶夫的《柳達奇卡》（1989）中那個從農村走向城市、遭受強暴後自殺的女主人公，拉斯普京在《伊萬的女兒，伊萬的母親》中塑造的那個為了維護女兒的尊嚴去尋求公平和正義的母親是多麼剛烈堅定。葉基莫夫在《皮諾切特》中好像做實驗一般讓自己的人物實施強權措施，雖然換來了集體農莊面貌的改觀，但是卻讓主人公飽嘗被孤立、被誤解的滋味。作者對自己的人物持中性的立場，一方面作家顯然喜歡自己的人物（讀者也是這樣）；但另一方面，強權的人還是令人害怕重蹈覆轍。因為小說發表在葉利欽執政時期，所以特別具有預警的意義。

 “鄉村散文”的重新覆興是當代俄羅斯作家在面臨解體後國家面臨的覆雜局面的一種精神歸宿的尋找，是俄羅斯民族在歷史的歧路口、在民族危機的轉折關頭進行民族自救的一種方式。俄羅斯人文大學教授、著名俄羅斯文學及文化學學者伊•孔達科夫提出，“全球化理念”絕不意味著對文化民族性與本土化特征的遮蔽。相反，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國際文化與人際交流的拓展，“全球化理念”的民族性和本土化特征也會日漸鮮明，忽略了這一點將是對全球化文化認知的重大失誤。所以，“鄉村散文”講述的不僅是農民問題，有這樣一種說法：“鄉村題材是全民族的題材。”“鄉村散文”所表現的對象也不只是農村的居民，而且更是作為20世紀充滿了覆雜性和悲劇性存在的俄羅斯人，是在俄羅斯劇變中不可避免的沖突。它所尋找的也不僅是農村問題的解決之道，更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出路。在這一點上，“鄉村散文”對蘇聯解體後民眾思想的啟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盡管啟蒙時代以降近200年以來俄羅斯社會與文化發生了滄海桑田般巨變，但被普希金、果戈理、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等文學巨匠們接受並獨特闡釋的啟蒙主義思想的精髓今天依然作為這個世界文化大國文明構建與文化建樹的主要構成，並成為這個民族在新世紀繼續進行文化探索的重要的文化基石與向度。

 參考文獻：

 ［1］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2.

 ［2］江怡.理性與啟蒙：後現代經典文選［M］.上海：東方出版社，2004:15.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0.

 ［4］傅永軍.啟蒙與現代性的生成［J］.東岳論叢,2008,(6).

 ［5］別列佐娃婭，別爾利亞科娃.俄羅斯文化史:第2卷［M］.ВЛАДОС：人文出版中心，2002:380-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