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一旦仔細觀察，我就不得不承認眼前的證據完全不合乎這項撫慰人心的假設，因為我身旁這些旅客一點都不像刻板觀念中那種腦滿腸肥的富翁。實際上，他們之所以引人註目，原因就是他們顯得極為平凡。他們絕不是繼承了大片土地的紈絝子弟，而是和你我無異的一般人，只是懂得如何讓微晶片或計算表順著自己的意思操作而已。他們身穿簡便的服裝，讀著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的著作，這群精英的財富是靠著自己的才智與毅力而賺得的。他們也許任職於埃森哲公司，負責矯正供應鏈裏的異常之處，或是在麻省理工學院構建收入比率模型；他們可能創立了自己的電信公司，或者在索爾克研究所從事高科技研究。我們的社會之所以富足，一大原因就是其中最富有的成員並不像一般人心目中認定的富翁那樣遊手好閑。單純的劫掠絕不可能構建出這樣的休息室（富有全球化、多元化、嚴謹與科技的色彩），頂多只能在封建而落後的環境中打造幾座金碧輝煌的享樂宮殿。

盡管如此，在協和貴賓室裏循環的稀薄空氣裏，還是飄蕩著一股令人困擾的氣息：亦即飛機座艙所劃分的三個等級代表了一種社會的分級方式，根據個人本身的才華與美德把社會區分為三個層級。我們廢止了過去的階級制度，致力確保所有人都享有教育和機會的平等權利，但卻可能也建立了一套精英制度，把真實正義的概念帶入了財富與貧窮的分配當中。於是，在現代社會，貧困不但可憐，而且可能是咎由自取。個人如果擁有天賦或能力，為什麽還是賺不到足夠的財富得以進入雅致舒適的休息室？對於經濟艙乘客而言，身處於機場內擁擠而雜亂的開放等候區，坐在硬邦邦的塑料椅子上，內心恐怕多多少少都不免盤旋著這樣的疑問。

對於被排除在休息室外的眾人，西方世界原本有一套強而有力而且富有寬容性的解釋：兩千年來，基督教向來排斥一項隱含於現代精英制度中的觀念，亦即德行必然能夠帶來物質上的成功。耶穌是最崇高也最受神賜福的人，但他在俗世上終生貧窮。所以，從他這個榜樣即可得知正直與財富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基督教的思維強調指出，不論我們的教育和商業結構在表面上看起來有多麽平等，偶然的因素與意外仍然足以破壞財富與德行之間的正向關聯。聖奧古斯丁指出，只有上帝知道每一個人的價值，而且神唯有到了最後審判日才會揭露他對每個人的評判，伴隨著雷聲轟響或是天使的號角聲——這種說法在非信徒聽來雖然只不過是虛幻的想像，但仍然有助於提醒我們不要單以退稅金額就對別人輕易做出評判。

基督教的這種思維並未消失，也沒有完全遭到遺忘。即便到了今天，這種思維仍然不斷侵蝕著精英制度對特權的解釋。我是在一場豐盛的午餐之後意識到這一點的。就在我吃完一片巧克力蛋糕搭配西番蓮子冰糕之後，一個名叫雷吉的員工向我談到她出生於菲律賓普林塞薩港郊區的貧民窟，經過了一段艱難困苦的歷程，才得以來到協和貴賓室裏裝潢粗俗的員工室。我們偏好精英式的觀念還是基督教信仰的思維，將決定我們如何判斷面前這兩個人的相對地位：一人是身穿運動服的27歲企業家，在仿石砌的壁爐旁讀著《華爾街日報》，等待飛往西雅圖的班機；另一人則是菲裔清潔工，負責巡查頭等艙貴賓休息室的浴室，把淋浴間裏來自世界各地的臟汙和細菌擦拭幹凈。

在絕大多數的旅客眼中，航站樓只不過是他們前往目的地的途中不得不待上幾小時的地方，但對另外許多人而言，航站樓卻是他們的上班處所，其中含有1000多個職務，分布於一般民眾不得進入的樓層。這裏的工作，無法讓人獲得看見自己的自我認同反映在勞動成果中的快感。這座航站樓耗費了20年的時間與50萬的人力才建造完成，現在它終於投入運營了，卻仍然充滿繁重的工作，而且都必須由許多員工集體參與才能處理。單是采購一部新的電腦屏幕，或是變更一張長凳的位置，都必須經過層層關卡才能定下來，參與決定的人員涵蓋了各式各樣的職銜（運營資源規劃經理、安全訓練與標準顧問、資深人力資源商業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