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奧妮慢長大，13歲時的這件事成為她心中的一個大疙瘩。布里奧妮漸漸意識到當年自己對羅比和塞西莉亞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她的想象，摧毀了羅比和塞西莉亞一生的幸福。在小說的大部分中，成為作家的布里奧妮，虛構了羅比和塞西莉亞的短暫的幸福生活，通過小說來贖罪。可是事實上羅比和塞西莉亞再也沒有在一起，雙雙死於二戰的戰火之中。

實際上當年真正的施暴者是巧克力巨頭的兒子保羅，而羅拉對保羅實際上是半推半就。當羅拉發現無辜的羅比成為替罪羊時，出於種種私心的考慮，她並沒有說出真正的施暴者。並且後來羅拉和保羅結婚了。讀完小說我們會覺得羅拉和保羅才是真正的罪人，因為他們明明知道有人替他們無辜受難卻沒有勇氣說出實情。而布里奧妮是有勇氣的，她通過寫作來向羅比和塞西莉亞懺悔。

布里奧妮對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恰當一直都在追問，從一開始很肯定，後來的生活經驗讓她開始動搖，最後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當布里奧妮意識到即使改變證詞也無法還事實以真相，因而只能在自己能夠主宰的領域實現現實中無法完成的心願。真正的點題部分出現在尾聲。已是知名作家的老年布里奧尼在接受采訪時，披露了自己通過編造羅比與姐姐的美好結局作為救贖自己罪過的真情。原來羅比與塞西莉婭都早已不在，之前的坦白也只是一種虛構，任何形式的贖罪都已無法完成，她只能通過文學的虛構在將要離開人世之前為贖罪做最後的努力。而她的最後一部作品其實也是她用一生寫就的第一部作品。可見，那樣的罪責整整纏繞她的全部人生。

起名為《贖罪》實際上女孩在長大過程中發現自己曾經錯怪了一個人，雖然沒有機會向他道歉，但她仍然要贖罪。通過最大的努力，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對發生的事情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所有的這些東西都要靠她的記憶和她的膽量。

（二）歷史記憶與文學史寫作

《終結的感覺》通過個人回憶的歷史來看世界的歷史是怎樣的。比如，托尼上中學時，老師就問什麽是歷史，有學生說歷史是勝利者的謊言，是失敗者的借口。可是艾德里安認為“不可靠的記憶與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產生的確定性就是歷史”。歷史寫作有一個終結感，經常會追查責任。在討論誰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負責的時候，艾德里安說：“這一整個追究責任的行為難道不就是一種逃避嗎？我們責備某個個人，其目的就是想為其余人開脫罪責。或者呢，我們歸咎於歷史進程，是想為一個個個體免責。抑或將一切歸咎於一片混沌，那結果也一樣。在我看來，似乎有——或者曾經有——一條個體責任鏈，所有責任不可或缺，但此鏈並非無限之長，不然誰都可以輕率歸咎於他人。當然，我想要究責，這或許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並非對事件的合理分析。”國家的歷史敘述和個人的歷史敘述一樣，都要為自身提供一個最好的版本，自己做的都是最合理最真實的。

我們如果將記憶這個問題放到文學與記憶的層面來看，比如有些涉及戰爭的文學。如果你相信了某個版本之後，就會覺得這一方是壞人，那一方是好人，如果進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善惡就更分明了。我們作為有良知的人應該看到實際上的情況非常複雜，應該有勇氣來看看有些事情為什麽發生。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919年作為英國政府的經濟顧問去參加凡爾賽公約的談判，後來他寫了一本名為《和約的後果》的書來批判凡爾賽和約。因為他覺得法國、英國、美國對德國的欺壓太厲害，如果他是德國人的話一定不會簽署這樣的和約。而且當時戰勝國對德國實行糧食禁運，在德國人民都吃不飽的情況下，逼迫德國人簽約。凱恩斯就覺得強者的報覆和懲罰極其可怕。他說要是這樣的話後面還會有一次戰爭。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二十年後就爆發了。

凱恩斯還提到德國之行讓他覺得很難受。有一次他們坐火車途徑德國的一個小城市，凱恩斯和幾個美國軍官就去找房子住宿。找到一座很漂亮的房子，一個美國軍官就對德國女主人說，晚上要住在這裏。凱恩斯覺得非常羞愧，認為這個美國軍官沒有受過適當的社交訓練，他對德國女主人講話的方式是不禮貌的，讓人意識到你是戰敗者，我是戰勝者。作為一個個人，那位女士是不應該得到這種待遇的，應該受到最基本的敬重。

凱恩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還分析面對如此巨大的賠款，德國最後會怎麽樣應對。德國所有的中產階級幾乎都淪為無產階級了，他們要支付巨額賠款，德國馬克又大大貶值，使得所有德國人的財富都大幅度縮水。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哪一方是善，哪一方是惡，根本是一個難以說清的問題。世界上從來沒有簡單的事情。

我們如果一定要看歷史究竟是什麽，不能簡單的追查責任。正如巴恩斯所說，我們追查責任實際上是使自己免於責任。

有很多優秀的戰爭小說並不是簡單地將對方妖魔化，把自己天使化。比如美國有部小說叫《屠場五號》，作者是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二戰時他曾參加美國空軍前往歐洲戰場，小說是根據他本人親身經歷寫成的。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在德累斯頓一家屠宰場裏的故事。一些被德國俘虜的美國軍人被關在這個屠宰場的地下室裏。主人公是一個叫比利的美國青年，他是個隨軍牧師助理，部隊被打散後落入敵軍後方，被俘後送至戰俘營，再送到德累斯頓的屠宰場當勞工，見證了德累斯頓的大轟炸。作品在揭示法西斯的殘忍的同時，也揭示著盟軍的野蠻行徑。

比如說小說著重寫了盟軍對德累斯頓的轟炸，這次大轟炸造成了十三萬五千人的死亡。這次轟炸按照官方的說法是為了癱瘓納粹德國的抵抗能力，是早日結束戰爭的正義之舉。可是德累斯頓是一座文化名城，這次轟炸是對當地文化的殘忍破壞，並且死亡人員中絕大多數是手無寸鐵的平民。作者這樣描寫德累斯頓被炸時和被炸後的情景：德累斯頓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了，一切有機物，一切能燃燒的東西都被火吞沒了；德累斯頓這時仿佛是一個月亮，除了礦物質外空空如也，石頭滾燙，周圍的人全見上帝去了。盟軍的轟炸使得德累斯頓成為了一個真正的屠場。

比利一群人和自己的部隊失散後，在漫無目的地尋找部隊。在尋找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美國兵特別不好，經常欺負比利。而比利本人性格又比較懦弱。有一天這個像流氓一樣的同伴正在打比利，高處有一些德國士兵看到了。比利他們就被德軍俘虜了，關進了屠宰場。可以看到馮內古特並沒有簡單化描寫敵方，戰爭只是給他提供了一個背景，有些非常邪惡的東西可能這方有，那方也有。在戰爭中人性的很多東西湧現出來。這些湧現出來的東西很可怕，但是並不是只存在於一方，而不存在於另一方。

小說裏面還有一個場景，大轟炸之後，這些美國軍人就從屠宰廠裏面出來了。他們在大街上尋找食物時，看見了一匹馬拉著一個平板車，然後美國士兵就一窩蜂地坐到了車上去，趕著馬在城裏面逛來逛去。但是那匹馬已經不堪重負，在一個地方馬停了下來。比利他們聽到有一對德國夫婦在輕聲說話，在議論著這些美國士兵對馬的殘忍。比利覺得非常羞愧。這個場景並不曾將美國兵放在一個拯救者的高度，仁慈和殘忍在這裏是顛倒的。德國的夫婦驚訝於美國士兵對馬的痛苦的冷漠態度。 這部小說裏面有很多這種場景，它能成為一部經典，裏面並沒有我們傳統意義上關於戰爭黑白分明的界定。還有很多的小說也是如此，比如《二十二條軍規》、《萬有引力之虹》將所有人的人性陰暗面展現出來。還有的人把正義的事業當成是張揚自我的途徑，看起來在從事正義的事情，實際上是盡全力在謀取自己的利益。英國也有不少這樣的小說。

威廉·戈爾丁《蠅王》是一部以戰爭為背景的人性惡神話。一批年輕的孩子在自由的荒島上不但沒有建立起一個有秩序的民主社會，反而變成野蠻人。

戈爾丁另一部小說講一位水兵馬汀的故事。有一艘潛水艇不幸觸礁了，所有人都死了，只留下一個幸存者馬汀在礁巖上。馬汀在生活裏面其實是一個特別壞的人，但是他有著極強的求生意識。在礁巖上想方設法求生。可見並不是只有好人才能幸免於難，惡人的求生欲往往更強。在英文中有時候you are a survivor暗含貶義，暗示你是不擇手段的人。像這種表述方式是我們不太習慣的。按照我們的習慣，英國潛艇在對德作戰中不幸沈沒，應該歌頌他們的英勇。而這部小說講的是不屈不撓的求生意識，而且是一個惡人的求生意識。這種作品對我們都是很有震撼力的，它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維度。我們怎麽寫出偉大的戰爭文學？如何回憶？肯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東西，但最終你要理解敵人。如果最終我們不能理解敵人，這樣的作品實際上力量很有限，這一點對於中國作家是很難的。當然有些東西我們應該堅持，比如南京大屠殺。但是我們怎麽樣來看有些戰爭發生的原因？是單純道德的原因還是有更複雜的歷史原因？誰應該為戰爭的爆發負責？這些都不簡單。歷史上很多事情都是環環相扣。

我們要回到二十世紀前期。1917年，中國的北洋政府決定對德宣戰，這很不容易，頂住了重重壓力。美國這一年早些時候也決定參戰，給中國政府很大壓力。美國有非常長遠的戰爭考慮，就是怎樣把日本的實力從中國清除出去。美國以前在中國的政策是門戶開放，不能一家獨有，要利益均沾。日本在中國的勢力已經非常強了，它通過辛亥革命加深兩人對中國的掌控。任何社會都有免費的午餐，但是國家和國家之間卻沒有免費的午餐。

日本通過向中國政府貸款，逐漸掌控中國政府。美國敏銳觀察到這個情況，在它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開始考慮戰勝以後怎麽樣慢慢讓日本的勢力從中國淡出，五四運動實際上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我們看到中國政府裏有些親日派被清理掉了。千萬不要以為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就只在中國有影響，其實事件都是在一個國際格局裏面發生的，背後都有著各種無形的勢力和利益。日本對中國十分兇惡，而其他國家都在限制日本，實際上是為了自己國家的最大利益，華盛頓會議對日本海軍進一步限制。我們可以看到，原來最大的勢力和一個新興勢力的博弈和較量。這些東西了解得越多，我們的國家才會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有力量，真正的有智慧。

T．S．艾略特在三十年代二戰爆發之前就說，我們（他指的是英美）一定要理解德國，如果我們不能理解德國的話，我們最終也不能理解我們自己。艾略特的批評立場是要超越於一個英國沙文主義的簡單立場的，所以他到了1946年作為英國文化委員會的客人到電台上對德國人講話。他的講話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藝術，他絕不是以戰勝者自居，把德國視為一個戰敗者。他強調，歐洲的共同傳統是基督教，應從基督教的視野來批判當時缺乏更高倫理追求的社會，批判以金錢至上的人生哲學觀。這種講話德國人民是比較容易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