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長期領先說失之片面

中國古代科技曾長期領先，這個命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成立，但需加以限定，並作具體分析。領先是在所有領域或主要方面還是某個方面？長期有多長？李約瑟說3世紀到13世紀一千年，還有許多人包括一些知名學者認為是16、17世紀科學革命前的整個人類文明史。竊以為李教授說的有些道理，但也只是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因此謂失之片面；若認為領先時間涵蓋了16、17世紀以前所有文明史那就離實際情況相距很遠了。

為何說部分成立？理由有二：一是中國的科學技術確實在許多重要方面長期走在世界前列，為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這裏說的主要是一些技術上的成果，如四大發明、圓周率、一些農業方面的技術如行種植法和集約鋤地法、冶煉術、鐵犁與馬具的使用，還有都江堰、趙州橋的建造技術，張衡的地震儀等。主要是經驗的和技術上的，且有些零散，缺少整體的和深層的理論支撐與突破。其實對於現代科學說來，經驗固然不可缺少，但理論的創新與突破更為重要，因為科學革命不是單純經驗成果的累積，而是伴隨著理論上的巨大創新。這裏說的創新不是個人主觀的思辨推論，那是獨斷和臆斷，而是提出可以量化可以數學計算因而可以通過實驗驗證的理論，並以之指導人們的實踐與認知，所以是科學。從歷史角度看，西方的科學革命以哥白尼日心說為開端，以牛頓萬有引力學說為高峰與標志，從此以可量化的普遍的和動力學的可經過數學計算和通過實驗證明的世界代替以往亞裏士多德與托勒密的地心說、等級制與靜力學的世界，因而是思想史的巨大變革。這樣一種理論上的創新與突破、變革固然有哥白尼、牛頓個人的貢獻，但他們理論思維能力的形成無疑受到古代理論傳統的滋養。我們在理論方面有特色和建樹，但總體不足，更談不上領先。對此下面再談。

其二，李約瑟所說的一千年大致與西方常說的中世紀千年黑暗時間吻合。這一千年正值西羅馬帝國崩潰、日耳曼蠻族入侵，舊的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秩序還要經受幾百年的陣痛才能逐漸誕生。當此時期，戰火遍地，災難頻仍，盜賊叢生，民不聊生。對普通民眾說來，生活充滿了痛苦和不幸，而且不給人以希望，這一代無望，下一代也無望，所以否定現世肯定來世的基督教才得以流行，直至壓倒羅馬國教，執西方精神界牛耳。這一過程在西方持續了好幾百年，在此時期人活著已經不易，沒人讀書，也沒幾個人識字，更沒多少人會對科學技術研究感興趣。就象我們五胡十六國和五代十國時期，都是百年以上的殺戮和混亂，大多數人熬不過戰火而死於非命。在此情況下，很難想象有學術理論的突破與科學技術的發展。

歐洲中世紀千年黑暗就類似於這樣的時期。我們這時正值唐宋盛世，即使有戰亂時間也沒那麼長，因此在此時期科學技術乃至經濟文化有長足發展甚至在一些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並不奇怪。但準確地說，西方真正的無序黑暗和混亂也只持續了500年。也有不少古代文明的因子通過某種途徑保存了下來，如古希臘思想家的著作、古羅馬法律思想等，其中一些是我們古代文明所缺少但近代化過程所需要的，一俟日後條件成熟它們就會可能生根開花，點燃文藝覆興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沖天大火。而我們古代由於缺少這樣一些東西，或者說有也發育不夠充分，因此難以孕育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到來。從此角度看，我們即使在某一時期技術發明與經濟總量可能超過西方在談及科學技術整體長期領先時還是更為慎重一些為好。

也就是說，西方16、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並非突然從天而降，而是一系列因素長期積累並相互作用的結果。從歷史的和邏輯的角度看它的到來需要許多條件，需要有外部環境與內部因素的支持，內外兼修，水火既濟，科學技術的巨大變革才可能孕育產生。對此可以再作進一步分析。

首先，科技的發展需要有兩種傳統的累積與發展，即理論傳統與經驗傳統或學者傳統與工匠傳統。兩種傳統都不可缺少。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理論的指導與突破，也離不開實踐經驗的累積及其與理論之間的碰撞與互動。理論是什麼？理論是較為系統的觀點和知識體系，旨在分析和闡明所考察研究的對象與問題，性質如何，有何特點與規律？這樣一種知識理論體系可以看作是人的理性精神的體現與凝聚。理性精神是什麼？是人對世界基本的認知、思考和把握之能力。這樣一種能力是人之為人的本質特征，也是人性所在。具體地說我認為它包括或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純粹理性主要指人超出一己的感性欲望與利害關系不計功利得失地探索各種抽象思辨的問題，如世界的本源、事物的本質與規律，思維的形式，存在的意義，還有絕對無限和永恒。這樣一種探索也許是為了追求絕對與完美，也許是出於不可遏止的創造沖動，也許是為了滿足求知欲與好奇心。實踐理性指人以精明的態度和方法對待周遭的世界，旨在使行動的結果對自己有利。價值理性關心行動的目的和意義，追求實現自己的價值理念與理想。工具理性旨在使自己的行動更有效率。理性精神的這幾個方面相互聯系和滲透的，不能截然分開。經驗傳統則大致包括這樣幾個特點：感性的可直接感知的，功利的或有實際用處的，日常生活實踐的，實證的，可操作的與技術的，等等。

西方自古希臘起就發展出鮮明的純粹理性精神，如畢達哥拉斯把世界本原歸於神秘的數；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把之歸於理念，萬事萬物皆是理念的摹本或分有；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把之視為原子。類似地歐幾裏得幾何先設定公理再推出定理及整個體系。我國古代也有純粹理性的傳統，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但屬於抽象思辨，《九章算術》閃爍著很多天才思想火花。總的說來，在經驗方面有豐富發展，即工匠的傳統積澱深厚，也有很多成果，但理論方面的傳統明顯淡薄，如《九章算術》缺少概念定義與推導證明。李約瑟教授說中國的科學長期停留在經驗階段，在理論與幾何方法體系方面存在弱點，或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論，並說現代科學具有經得起全世界考驗並得到合理而普遍讚揚的伽利略、哈維、凡薩裏烏斯、格斯納、牛頓的理論傳統，這一傳統肯定會成為統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論基礎，也是強調西方理論傳統的延續與發展對於科學革命之重要。韋伯的論述更為尖銳，他在《西方文明的獨特性》一文中說：

“科學只有在西方，才真正處於一個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健全的發展時期。至於經驗主義學說、宇宙問題和生活問題的見解以及一些極為深奧的哲學和神學學識，並不僅僅出現在西方……豐富的知識和敏銳的觀察在其他地方都已存在，首先存在於印度、中國、巴比倫和埃及。只是巴比倫和其他地方的天文學還缺少數學基礎……印度的幾何學則缺少推理驗證方法；推理驗證方法乃古希臘學者的另一學術研究成果，後來的力學和物理學都發源於此。印度的自然科學雖在觀察方面頗有發展，但缺少實驗方法……至於合理的化學，則除了西方以外。所有其他文化地區都屬空白。”（《文明的歷史腳步》，第2頁，上海三聯書店1988）

韋伯的論述頗有西方文明的優越感，我們可以從文化多元論的角度對之進行批評，但若從現代化的角度看，不得不承認他說的確有道理，很難反駁。

第二，促進科學家個人創造性能力發展的社會氛圍。科學技術的發展就其直接意義而言主要來自科學家創造性活動的推動。一個個科學成果可以看做科學家個人創造精神的凝聚和流溢。這種創造精神的凝聚與流溢，當然同科學家個人主觀方面的因素有關，如聰穎、勤奮、堅毅、敏銳，有時候還有運氣等，但所有這些因素必須同社會方面的支持結合到一起才能形成合力與共振，讓新成果的出現水到渠成。因此，社會方面的促進因素必不可少。從宏觀看一個社會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成批湧現必然同該社會的文化氛圍十分有利於科學活動開展與科技人才成長有關。這是科技發展乃至科學革命出現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從此角度看，科學技術發展始終在我國古代一流人才的視野之外，他們關心的是修齊治平治國安邦這些大事，還有道德文章，人怎樣做人，即獨善其身。做人當然很重要，還有治國平天下，但若一個社會一流人才始終對科學技術和生產勞動科學實驗不感興趣，那麼科學技術的花朵難免枯萎，只能自生自滅，難以有突破性的發展。須知，直至鴉片戰爭時代西方的長槍大炮火車輪船還被中國的一些國學大師視為奇淫異巧雕蟲小技不足掛齒。在此情況下科學革命的氛圍確實不太具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