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那個偏遠蠻荒的武陵山區，民國年間曾經從湘西那邊走出去過一個青年，他叫沈從文。他沒有上過大學，到了北京的胡同大雜院賃居，冬天拖著鼻涕就開始寫作。那時新文學運動開始不久，所謂的各種文體，還沒有後來的各種教材規定的那麼嚴格。他投稿換錢，自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的故事很快打動了很多人，因為白話文里還沒有這麼一個獨特的支脈。那時的報紙副刊發表，也不分類註明他寫的是什麼體裁。大家覺得文風獨特，好看，就能贏得青眼和喝彩了。 

他留下了太多好文章、好故事，當代的人再為他編輯出書，常常茫然於不知道怎樣為其中一些文章分類。比如《阿金》，比如《田三怒》，一會兒收進他的散文集，一會兒又收進他的短篇小說集。因為在他這里，就是故事，你很難分清文體的區別。這樣文章的好，也就是敘事語言本身好，講故事的手藝好。你要論故事本身，實在是簡單至極。

沈從文先生的《邊城》，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名著，終將巍然屹立到遙遠。一對鄉下爺孫相依為命的生活，還有兩兄弟隔著河水在對岸遠遠地暗爭暗戀。這兩個男人幾乎都沒怎麼出現在字面上，最後都沒愛成，姑娘獨自留在了岸上。就這麼簡單的故事，被先生講得水遠山長，讀得人柔腸寸斷，千古悵然…… 

有這麼一部《邊城》擺在那里，使得多少人兀自汗顏，不敢輕碰中篇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