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調合論者：多維度的文化流動

全球化下的文化究竟是會呈現高度同質性？亦或遭遇在地不斷的抵抗？全球化樂觀者和批判論者爭辯的論點在於：在全球市場一體化「文化疆界」毀壞的景況下，個體的生命體驗究竟會不會因為消費／體驗全球文化而抹殺舊有的記憶？或者，仍可在消費／體驗全球文化中強化對在地的認同？這兩種觀點都仍以全球市場為基礎來論述，都以經濟向度來理解／論述全球化，因而認為全球化下的文化，呈現同質／異質的二元對立。然而，調合論者認為，文化超全球主義者過度強調經濟向度的力量；且當世界意象系統不再是美國／西方國家可以單一操縱，而已是一個想像地景(landscape)的複雜跨國建構時，17批判論者將文化全球化視為西方中心主義下的論述／實踐，即成為一種誤解。

對調合論者來說，文化的全球化並非只是單元地呈現，文化全球化中的權力關係，也非化約如東方論述西方／東方的方式呈現。對調合論者來說，面對文化全球化，不同歷史／文化脈絡，甚至不同個體都有不同的認識及回應方式，權力的操作必須被更細膩地審視，本真式文化的同質／異質二分，是一種化約的認識，是忽略及消解了歷史／在地／不同文化脈絡／個體對文化全球化的轉化力量。因此，文化的多極化及多元化，與全球文化趨向一體，同時成為文化全球化的巨大悖論，日常生活與追求趣味的大眾流行文化，呈現了全球文化的一體化；而強調差異與多樣性的各地民族文化的興起，則體現了多元文化的樣貌。

從調合論者來理解，文化全球化呈現出一種既是「本土全球化」，又是「全球本土化」的對位式辯證圖像，而這樣的圖像是必須被放到不同的歷史情境中考察。且隨著全球文化的一體化，本土／地方／區域性的異質文化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為表裡的新世界體系亦更快速地形塑，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激盪後的辯證效應，則是全球文化疆域出現一種「非主導敘事」的「去領地化現象」。18進一步來說，全球化下的文化雖然以去疆界／去時空的方式呈現，但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對抗／對話的結果，反而會使得全球各地的在地者更加地關注本土的文化、族群和認同等問題，甚至建構一套更完善的本土化論述。19事實上，透過全球體系繁複連結的網絡，確實有越來越多源自於不同文化背景的符號，在文化疆界間穿梭流動，因而使得原本相對穩定、單純或僵化的在地文化，更加多樣化或者「混雜化」hybridized）。20

換言之，調合論者認為，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化觀點將成為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視野，文化的全球化並非只是西方化或美國化，而是更多異質文化透過全球傳播媒體以更多元的方式展現，以及被人們接受／消費；在這樣的景況下，任何主體／個人都很難宣稱可以獨占或代表某種文化，任何異質文化將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被全世界的人所分享。也就是說，有別於超全球主義者所認知立基於全球消費市場全球一體化的文化全球化，以及批判論者認為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以「全球」作為思考起點的調合論者認為，全球化是人類早已進行的活動模式，並非只是經濟的跨國流動，誠如全球化的過程本身即是多元性的，文化差異及民族國家的認同與特質，如何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被型塑出來，仍有待討論，21因此，文化全球化是普遍／特殊、全球／在地之間的交互辯證，文化是多維度的流動，並非只是同質化／異質化的二元對立。


參、全球化語境下中共文化論述

中共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對全球化有不同的理解／認識，而因此在不同歷史階段對全球化採取不同的觀點／態度，並建構不同的文化論述。

在中共建構的歷史論述，近代中國進入全球化的進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世紀40年代到1949年中共建政。在這個階段，中共認為中國是從一個古老的文明中心，被迫納入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中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在西方強勢壓力下無法獨立自主，在全球化進程中屬於依附地位；第二個階段是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8年改革開放。

在這個階段，中共認為，任何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物質、思想、文化，會透過所謂的全球化「和平演變」大陸，也就是說，在中共認知，全球化是西方／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侵略；第三個階段則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至1992年確定市場經濟路線迄今。這個階段中共決定改革開放路線，除了加強與西方各國的接觸，並透過特區的開放、優惠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加入國際分工格局中，同時，建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國際接軌，以積極的態度加入經濟全球化。22在這三個階段的全球化過程中，中共面對不同的全球化情境，亦回應了不同意義的「西方」。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構反西方的文化論述

在第一個階段，中共認為，所謂的全球化其實就是西方列強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為了「救亡圖存」，中共將源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構一套屬於中國的革命論述。對中共來說，中國文化曾經是世界的強勢文化，但自清末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迫使中國面臨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中共認為，當時所謂「全球化」，即是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而中國面對帝國主義擴張的全球化衝擊，各界亟思救國之道，在各種不同思想交流激盪中，中國傳統文化被視為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源自於西方世界的各種救國思想，逐漸影響當時的中國思想文化。1921年建黨的中共，其建黨的理論基礎即是來自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然而，中共雖傳承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批判的精神，但並不代表中共對於其意識形態核心、外來的馬克思列寧思想毫無保留的接受。23

中共認為，馬克思主義雖然來自西方，但卻是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然而，即使如此，中共還是必須透過中國化／本土化的過程，才能建構一套可供實踐的論述。因此，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之所以能在文化意識形態取得中國「革命」的話語權，就是他將中國文化中非正統、非主流、民間的一部分，以及源於西方卻批判西方文化的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成功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換言之，毛澤東一方面接受西方現代化話語中激進的部分，並結合中國文化非正統部分以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帶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相較於主張全盤接受、照搬西方馬克思主義及蘇俄革命經驗的國際派，顯然更容易被中國接受。24

簡單來說，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指中共將來自於西方、卻批判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予以本土化，也就是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意識形態核心的價值理性，而中國實際「革命」經驗則被視為實踐的工具理性。在這個階段中共雖然反對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但對源自西方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並非一味的拒斥，因此，可以這麼說，中共透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構了一個反西方、但並不反西方文化的文化論述。25


二、作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反西方／反西化／反中國傳統的文化論述

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中共面對全球化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共承襲前一個階段對全球化的態度，但以更激進的態度反西方／反全球化、同時反西方文化，且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採取批判的態度。

事實上，中共建黨理論基礎來自馬克思主義，在文化策略上原本就強調文藝為政治／社會主義／工農兵服務。中共建政後，面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資本主義力量，在文化策略上堅持反西化立場，以建立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同時以此對抗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世界。文革時期，中共一方面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中國」，將革命的矛頭指向「美帝」和「蘇修」，26另一方面，中共以更激進的態度面對／處理中國文化中傳統的部分，從「批孔揚秦」運動開始，中國傳統文化被視為中國歷史停滯落後的最大因素，因此大陸需要破除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四舊」，重塑一套以既反傳統封建、又反西化的中國文化論述。在這個階段裡，所謂的「中國文化」，是以革命話語為主調，無論是文學、藝術表演、音樂、歌曲，都是為了歌誦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揭露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腐敗及黑暗。在這個階段，除了一些革命歌曲，最著名的就是描寫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武裝鬥爭和經濟建設，以及
為了有別於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傳統文藝、被視為文革典範的幾部樣板戲。

然而，即便後毛時期對文革進行歷史評價，將文革時的文藝視為「過左」的路線，但是，中共並未改變這個時期對全球化的態度，除了將全球化視為以西方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擴張，也是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宰割，並仍將西方文化視為帝國主義入侵的策略。27在這個階段，中共採取「反全球化」的立場來抵抗並脫離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並試圖走出一條有別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建構的是一個反西方／反西化／反中國傳統的文化論述。


三、「有中國特色」：反西化／重構中國文化的文化論述

1978年中共改革開放後，是中共面對全球化的第三階段。改革開放對大陸造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當然也包括文化上的衝擊。80年代，由於對文革的反思及大陸重新與世界接軌，在文革時期遭到迫害的知識分子和少數改革領袖，對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產生懷疑，因而先是從馬克思「異化論」中重新找回馬克思主義的人本精神，繼而轉向闡揚西方的民主觀念。但是，在80年代初期，西方觀念的輸入尚未形成巨大洪流之前，中共即以「反精神污染」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來鞏固其一貫反西化的文化論述；而到90年代初期的反「全盤西化」與反和平演變，都是中共在重新與資本主義接軌的同時，防止西方中心主義或西方主義制約所採用的文化意識形態策略，也是在既有全球化認知下所採取的回應方式。28

對中共來說，文化的全球化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殖民，然而改革開放後中共必須對全球化回應方式有所改變。中共將經濟和文化切割開來，在經濟上對大陸重新回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建構一套合理化論述；在文化上，中共仍對全球化抱持著批判論的態度，在防止西化的同時重新建構中國文化。對中共來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透過話語權的控制、文化產品的傾銷，以及意識形態滲透等方式影響開放後的大陸，29甚至挑戰中共的權威，因此，中共一方面訴諸民族主義以強化大陸民眾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則從中國傳統文化裡重新汲取元素以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論述。

整體來說，有關中共在全球化下文化論述的討論中，一直有所謂全球化究
竟是一項客觀現實，亦或是主觀的、意識形態建構的爭論，30但從以上的回顧可
以發現，中共雖然因應全球化下不同階段對歷史的認識建構不同的文化論述，
但這些論述實際上都只是反映當時大陸與西方／資本主義的關係。

17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p.31.
18 陳重成，「全球視野下文化疆域的變與常：兼論當代中國社會的重構」，遠景基金會季刊（臺北），第7 卷第4期（2006年10月），頁79-118。
19 陳重成，「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論述形式：建構多元地方感的彩虹文化」，遠景基金會季刊（臺北），第11卷第4期（2010年10月），頁85。
20 Marwan M. Kraidy,“Hybridity i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Vol.12 No.3, August 2002,pp. 316-339.
21 Jan N. Pieterse,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 global mélange, p.43.
22 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頁16-19。
23 這可由兩方面來檢視：第一，雖然從中共所認可的毛澤東重要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雖然提到對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宗法制度、民間宗教等等，都應視為農民「革命」所要推翻的「封建思想」，然而，毛澤東在「革命」實踐的過程中，仍汲取中國文化中非正統的部分作為其「革命」論述的一部分，例如談論到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如何將來自西方的東西本土化、中國化等等；第二，從毛澤東和黨內國際派關於馬克思主義如何用於實際中國「革命」的爭辯中可以看出，即使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批判和反動，但並不代表中國「革命」的方式要毫無保留的照搬馬克思主義或俄國革命經驗，特別經過列寧東方化的馬克思主義。參見劉康，文化‧傳媒‧全球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頁5-8。
24 李英明主編，中國大陸研究（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7），頁425-427。
25 中共整理毛澤東在1949年建政前的講話，都提到中國不需排拒學習外國的文化，但要為中國所用：例如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提到，「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又「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而在1944年毛澤東「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也提到，「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採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可見當時中共並不反對中國學習西方文化，而重點是要「為中國所用」。
26 劉康，文化‧傳媒‧全球化，頁4-5。
27 張五岳主編，中國大陸研究（臺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7月），頁446-448。
28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8月），頁152-154。
29 在話語權控制方面，主要是指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媒體和網路；在文化產品方面，包括來自西方的節日、電視影音、食品；在意識形態滲透方面，主要是指美國利用其強勢文化影響力，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及文化的交流，以此達到使其他國家的人民對美國產生好感的目的。並力圖以西方的政治觀、價值觀乃至思維方式影響、征服和控制這群人，進而影響整個社會，以此達到在意識形態和民族文化上認同「美國化」、「西方化」。參見關穎、邱旭冉，「全球化進程中我國文化安全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策略」，遼寧警專學報（大連），2012年第1期（2012年1月），頁5-6。
30 Nick Knight, Imagining globalisation in China : debates on ideology, politics, and culture (Northampton, Mass.: E. Elgar, 2008) ,p.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