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的《現代文化的沖突》一文里，齊美爾再次強調了生命內含對立統一的特性，同時提出了生命「絕對意義」的說法。他指出，典型的文化發展「會是一個問題接替另一個問題，一個沖突接替另一個沖突……這就是生命的宿命，生命在絕對意義上是斗爭，它凌駕於斗爭與和平的相對區分之上，而絕對的和平可能也凌駕於這一區分之上，它仍然是一個神聖的奧秘」（Simmel，1997：90）。生命的「絕對意義」在《生命直觀》一書中得到了更為集中的闡釋，彌留之際齊美爾停下手頭一切工作，完成了這部結論性著作。在這本書里，不僅「絕對生命」（absolute life）的意義得到了更詳盡的解釋，而且形式與生命的沖突以「界限」的方式被重新表述。對「絕對生命」的闡發讓停滯於文化悲劇無法進行的冒險得以繼續，從冒險的角度審視，絕對生命自我超越的本質實際上就是生命不間斷的冒險。

齊美爾指出，形式一旦產生就要求長久的穩定和持續存在的邊界，與排斥一切凝滯固定之物的生命流動形成根深蒂固的矛盾。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非此即彼的矛盾沖突中，我們實際上就還是停留在「狹義生命」的概念里。而生命是以一種廣義生命，亦即絕對生命的方式存在著的，狹義生命和形式的雙重性「存在於生命感覺的深處，但又在那里被一個生命的統一體圍繞，僅僅在越出該統一體的邊界時才被視為一種雙重性。因此可以說（僅在特定文化歷史情境下發生），在這個邊界上將自己作為一個問題移交給理智（the intellect），理智（因為根據自身特性它不能有其他做法）又自相矛盾地將二重性投射到生命的終極層面，這個層面被某種理智稱為統一體克服二重性的事物所支配，但它本身其實是二重性和統一體之外的第三准則：生命自我超越的本質」（Simmel，2010：12-13）。絕對生命既包含狹義生命，又包含形式，超出了理智的認知范圍。正如最廣義的善包含了相對意義上的善和惡，最廣義上的美包含了美與丑的比較，「生命在絕對意義上包含了相對意義上的生命和它相應的對立面，或者將對立的兩面作為自己的經驗現象向它們顯露」（Simmel，2010：13）。

「形式意味著界限，與相鄰者形成鮮明對比，通過一個現實或理想的核心將外圍凝聚在一起，永遠流動的內容序列或過程序列都向這個核心聚攏，它向外圍提供了一個堅定的錨，不讓其消解於生命之流中」（Simmel，2010：11）。界限鮮明的形式猶如存在的飛地一般，「因此生命的自我超越是對生命界限的建立和打破，是生命界限變換的統一行為，是生命絕對性的特徵——這使分析它的獨立兩面變得非常可以理解」（Simmel，2010：13）。在齊美爾看來，叔本華和尼采都是從意志的角度去理解生命，前者僅關注生命之流毫無止息的連續性，後者則強調個性形式，他們各自把握了生命的一個方面，生命的超越事實上是兩個方面的絕對統一體（Simmel，2010；西美爾, 2006, 2009）。生命總是「多於生命」，它總是要「越到具有獨立邏輯而喪失活力意義的客觀內容層面」成為形式，這是生命的特徵，也是「精神生命的本質」（Simmel，2010：16）。而生命也是「更多生命」（more life），總是不能完全被既有形式容納，每一刻都會有新的東西納入並轉變為生命，因此它總會超越既有界限，消解既有形式繼續向前（Simmel，2010：15-16）。生命的統一和流動都是以上述方式進行的，陷入與形式的對立沖突而無法消解的只是狹義的生命，絕對的生命即使在內在沖突最激烈的時候也是統一的，沖突是絕對生命的存在方式，絕對生命的「自我超越」正是以內在沖突的方式進行的（Simmel，2010：14）。

總而言之，對於綿延連續的絕對生命來說，它是形式與狹義生命的統一體，總是既要表達為形式又不斷打破舊形式邁向新形式，形式是偶然的、邊緣的，打破了生命必然流動的確定性，而且一經產生就有了明確的界限，渴望持續存在的穩固性，仿佛脫離生命之流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飛地」和超越時間的永恆存在。然而，絕對生命每時每刻都處於自我超越的狀態，會打破形式既定的界限，將形式重新拉回生命，導致形式尋求確定永恆的努力變成不確定的瞬時。這樣的描述將冒險的特徵賦予了絕對生命，無論看上去多麼脫離生命之流的行為經驗，也無論它與生命的張力多麼激烈，都不可避免地被絕對生命包容，不可能發生二者完全決裂而生命獨立存在的情形。絕對生命正是以如此不斷冒險的方式存在，結束舊冒險的同時又進行著新的冒險，在不斷冒險中持續地更新著。生命自我超越提升的過程離不開形式與界限，但所有的形式界限都難免淪為偶然、瞬時和邊緣，消解於必然、確定、主導的生命之流中，生命的冒險融合了諸多此類二元對立的范疇。生命在冒險的過程中擁有征服者的力量，而冒險的過程會產生什麼樣的形式，生命是否會在形式的阻礙中無法繼續冒險，這些問題都為生命的冒險賦予了運氣的色彩。帶著對自身力量的相信，生命在開啟每一場冒險時都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交給了機運，未來始終籠罩著一層冒險可能被中斷甚至全然不能繼續的陰影。都市生活紛至沓來的繁雜印象、摩肩接踵的人口密度，貨幣經濟時代無與倫比的豐盛物品、日益加劇的生活外化都逼迫個體徹底退縮到自身中，面對勢如潮水的客觀化趨勢，齊美爾得出了文化悲劇已到頂點的結論，並陷入了對生命力量的質疑中，「神經衰弱症」「廣場恐懼症」「樂極生厭」等現代性病症就是脆弱生命在現代社會的直接表現（成伯清，1999；王小章，2003；陳戎女，2006；李凌靜，2018）。盡管在生命與形式的矛盾中始終存在陷入文化悲劇、中斷冒險旅程的可能，但絕對生命概念的提出似乎較為明確地說明，處於生命晚期的齊美爾對生命的信心達到了頂點，當他在1917年宣稱「實際上已經可以恢復我們的健康」之時（弗里斯比，2003：99），往日讓他備受困擾的現代性病症顯然已經有了良方。齊美爾不僅指出生命與形式的沖突對立恰是絕對生命的存在方式，更不遺余力地強調絕對生命這一存在方式與其本質上的自我超越性密不可分。在批判康德的普遍法則時，齊美爾清晰地宣稱，生命客觀化為具有自身意義的自足實體（materiality）是文化發展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它使一種通過其他方式無法獲得的知識得以可能，給重要領域帶來了特別的培育，「但是下一個階段同樣不可避免，這些僵化的、實質的客觀化產物（substantializing objectifications）重新消融於它們所屬的流動性關係中，消融於生命統一體功能性的、統一的連接中」（Simmel，2010：146）。由此可見，齊美爾最終將絕對的信心賦予了絕對生命的自我超越，認為生命必然會不斷越過界限，奔湧向前，冒險之旅也會周而復始、不斷繼續。只不過，每一次冒險旅程都以生命的新狀態開啟。

（作者簡介：潘利俠，天津理工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注釋與參考文獻從略，全文詳見《社會》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