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無疑十分了解都市讀者的這種帶有獵奇性的閱讀心態，在小說《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1936年修改後的版本的開頭和結尾才有了敘事者關於“故事”話題的闡發，表達的正是故事和真實的悖論：

因為落雨，朋友逼我說落雨的故事。這是其中最平凡的一個。它若不大動人，只是因為它太真實。我們都知道，凡美麗的都常常不是真實的，天上的虹同睡眠的夢，便為我們作例。

……我有點憂郁，有點不能同年青人合伴的脾氣，在軍隊中不大相容，因此來到都市裏，在都市裏又象不大合式，可不知再往哪兒跑。我老不安定，因為我常常要記起那些過去事情。一個人有一個人命運，我知道。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著我的心，我說出來時，你們卻以為是個故事，沒有人能夠了解一個人生活裏被這種上百個故事壓住時，他用的是一種如何心情過日子。[9]

敘事者強調的是“太真實”，稱自己講的不是故事，但是讀者恰恰是當成了故事來聽，敘事者越強調真實，讀者越覺得在聽故事。又如《說故事人的故事》的結尾：

這說故事的人忽然成了故事，完全是我料不到的。還仿佛是目前情形，是我站在那廊下望到那女人把鞋面給弁目看，一個極纖細的身影為燈光畫到墻上，也成了象夢一樣故事了。……這故事，完全不象當真的吧，……不過到近來，說到這事時我被那弁目的手拍過的右肩，還要發麻，不知怎麽回事。

通過“右肩”的“還要發麻”，沈從文在凸現自己講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但又通過強調夢一般的不真實性，沈從文也在同時在渲染“故事性”。《說故事人的故事》中的本事也曾經被沈從文寫進《從文自傳》，兩者相較可以看出，情節意義上的差異並不大，但是《說故事人的故事》卻在開頭和結尾對故事本身都有自指性的思索，顯示出的正是對故事的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的思考。《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也如此：“凡是美麗的都是不真實的。夢與彩虹可以作證。”這種關於真實與虛構的辯證，正是小說要刻意思考的東西。正如《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結尾敘事者所說：“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著我的心，我說出來時，你們卻以為是個故事。”這證明了無論講故事人怎樣申辯，讀者都有“聽故事”的心理預期，也堪稱是讀者對某種體裁的固有心理期待，或者說體裁背後積澱的正是閱讀心理的集體無意識，這種無意識對於作家和讀者理解某種體裁都是很重要的，任何作家都會不期然地屈從這種集體無意識。[10]

所以，當沈從文強調自己在寫故事的時候，當沈從文在故事中宣稱自己所講是真實的事情的時候，他所強調的並不是小說的真實性，而恰恰是借以征服都市讀者的虛構性和傳奇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小說中對講故事人的形象塑造在20世紀30年代的現代中國文壇其實是邊緣化和非主流的。

二、講故事語境的營造以及小說理念的悖論性

沈從文無疑對自己的這種邊緣化和非主流的小說理念十分清楚，他自己曾經稱：“我還是沒有寫過一篇一般人所謂的小說的小說，是因為我願意在章法外接受失敗，不想在章法內取得成功。”[11]他的講故事的小說或許正是“章法外”的形態。也恰恰是這種“章法外”的小說形態真正使沈從文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別具一格。

30年代成熟期的沈從文往往在小說中十分自覺而且刻意地營造一種講故事的語境。如《夜》，《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燈》、《第四》、《都市一婦人》等小說，均在講了故事的同時，本身也是關於故事的創生語境的一個自我說明。譬如前引《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開頭“因為落雨，朋友逼我說落雨的故事”，其實就是關於故事如何生成的一個元敘述，堪稱蘊含著故事的發生學，在講故事的同時，本身也正是故事所創生的語境的一個形象的自我指涉，營造的是一個為都市讀者講故事的語境。而在1930年的初版本中，這個開頭是相對簡單的：

中尉連附羅義，略略顯得憂郁而又詼諧的說道：

有什麽人知道我們的開差，為什麽要落雨的理由麽？

雖然都涉及的是“落雨”，但相比之下，在1936年的修改中，沈從文更加自覺地對講故事的一種封閉性語境加以營造：“因為落雨，朋友逼我說落雨的故事。”王德威認為：“沈從文把講述整個故事的起因歸於一次落雨，這便暫時把講故事的人和他的理想聽眾都滯留在了日常活動之外。從一開始，沈從文的故事就處在一種無以明狀的懸疑之中。作為讀者，我們也被吸引到這個封閉的環境中來。”[12]因此，讀沈從文這些故事形態的小說，都市讀者往往不是被組織進故事語境分享作者的經驗世界，而是恰恰相反，從接受的角度出發，讀者產生的是王德威所謂的“把講故事的人和他的理想聽眾都滯留在了日常活動之外”的疏離感。這種疏離感之所以產生，正因為沈從文營造的是一個封閉化的講故事語境。這種都市化的封閉語境使敘事者的故事成為一個時間與空間意義上都顯得遙遠了的故事。當讀者所處的都市環境與故事的原生態情境遠離，所讀到的是一個傳奇故事的感受也就由此生成，無論對小說文本內作者設計的特定的隱含讀者還是對文本外的都市現實讀者都是如此。

但是也恰恰是這種讀故事的心態從接受美學的意義上幫助了文本詩意的生成。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樣：“詩意的生成不在於沈從文聲稱他的故事有其傳記上的可信性，也不在於他對田園牧歌式的人物和意象的顛覆，而是在於故事的敘事對話狀況。”[13]這就是講故事人所刻意營造的文本中疏離和封閉的環境帶來的詩意效果。詩意生成於距離感，由此可以說，沈從文的小說精心營造的一個個原生態的故事創生語境，都與都市讀者拉開了審美距離。沈從文的小說《夜》中描述的幾個士兵圍著火堆，在漫漫長夜輪流講故事的具體環境即是這種故事創生語境的範例。到了《月下小景》中沈從文更是營造了一個《十日談》式的故事環境，地點在偏僻的西藏金狼旅店，來自遠方的各種各樣的旅客講自己遭遇的或者聽來的千奇百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