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鴻 詹慶生:中國獨立影像發展備忘 (1999-2006)(10)

有的電影節也會提供類似的合作機會。比如每年的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會有類似的活動。參與者是歐洲的一些電視台、廣播公司的相關責任人、代理公司,有創作計劃的青年導演只要申報就可參加,每人有5分鐘的時間現場向大家報告自己的計劃,如果電視台或廣播公司對計劃有興趣,可以在會後繼續洽談合作。

 預售計劃的方式近年來漸漸開始被國內了解。2005年12月,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國際紀錄片大會在3天時間里共舉辦了8場市場交易活動,除了成片的銷售,還有42個紀錄片方案參加了預售活動,共有21個國外紀錄片買家報名參加了大會,包括國家地理雜志、探索頻道、日本廣播協會(NHK)、英國廣播公司(B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美國公共廣播服務公司(PBS)等國際頂級媒體。在大會上,有12個中國紀錄片方案受到了國際買家的熱捧,比如《東方夢工場》、《野象谷》等。相信隨著中國紀錄片與國際交流的日趨頻繁,通過預售方式完成的影像作品會越來越多。

 2003—2005年,美國專業紀錄片頻道DISCOVERY連續三年在中國舉行了“新銳導演計劃”,這一計劃全稱為Discovery Channel First Time Film Makers(處女作導演計劃),簡稱FTFM。這項每年舉辦一次的“導演選秀”活動開始於1995年,每年選擇一個國家或地區,先後已經在英國、澳大利亞、南非、德國、荷蘭、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展開。基本程序是:當地青年導演申報自己的選題計劃,FTFM從中挑選出優勝方案,簽訂協議並給予資金、技術方面的支持,最終協助年輕導演完成30分鐘成片。提供的資金約在10000到25000美金之間,在制作期間Discovery Channel的制作人將全程參與,負責方案調整以及後期剪輯制作。最終作品將由Discovery探索頻道國際電視網公映。由於在中國的活動是與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合作舉辦的,因此在中國大陸地區,作品也由上海文新集團紀實頻道及全國26家省/直轄市電視台的《探索欄目》播映。鑒於這個活動已經連續在中國舉辦了三屆,下一屆將移師別國舉行。DISCOVERY通過此項活動還得以構建起一個中國青年導演的人才庫,這為它以後的“中國題材產品”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創作人才資源。DISCOVERY表示,其後將與北京奧組委合作推出一部長達20小時的紀錄片,屆時將邀請2004年新銳導演參加拍攝。


5. 國外(主要是歐洲)各種基金、電影節的資助


中國獨立電影和獨立紀錄片的資金來源主要在歐洲,為扶持文化的多樣性發展,歐洲各國有不同形式的基金:政府、社會、民間基金。中國獨立影像制作人曾獲得的相關資助主要有以下類別:


 (1)與政府有關的資助。
1990年,張元的處女作《媽媽》在法國獲得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獎之後,獲得了法國政府10萬美元獎金。這便成為了後來《北京雜種》的制片經費之一。此外,張元的《東宮西宮》的後期在法國完成,使用的則是法國外交部和文化部資助導演的一筆獎金。此外,法國還有專門的協會對於那些缺乏市場能力,但對電影有創作貢獻的藝術電影進行認證,被認證之後政府會有大量補貼。賈樟柯的《世界》等影片通過認證之後,在發行上可以獲得一定的資助。

還有的獨立影像來自政府間的合作計劃。比如吳文光2005年接受了一個歐盟與民政部的合作計劃“村民自治與村民影像”(進行中)。由他牽頭選擇100個農民(在全國範圍內選擇),免費發給他們照相機拍攝自己的生活;選擇10個農民,發給他們DV並進行必要培訓,讓他們拍攝身邊的事情;同時還選擇了10個青年導演(主要是影視專業學生或研究生)參與相關拍攝活動。在選題上主要是有關村民自治的內容。這個計劃共投入了100萬人民幣左右,由歐盟出資。


(2)與電影節有關的資助。中國導演近年來經常參加韓國的釜山電影節,其中的PPP計劃(Pusan Promotion Play)即“釜山電影節亞洲電影資助計劃”被稱為“亞洲電影工業的孵化器”。PPP單元每年挑選20來部劇本,推介給參加活動的制片和發行公司,意在為有潛力的亞洲年輕導演找到投資人和合作夥伴,並設立獎項以現金方式資助一些影片的拍攝計劃。1997年,賈樟柯的《站台》的劇本在釜山獲得首屆PPP電影計劃獎,此後章明的《今天今夜》(即《秘語17小時》)、婁燁的《蘇州河》,以及後來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獲獎的李玉的《紅顏》(Dam Street)等都曾先後獲得PPP資助。

 許多電影節都設有專門的基金,用於資助青年導演的創作。比如王兵就曾在戛納電影節基金會工作,並在其資助下寫自己的電影劇本。而他的《鐵西區》雖然前期拍攝是自費,但後期制作卻是在鹿特丹電影節的資助下完成的。鹿特丹電影節資助過的還有何建軍。何建軍的第一部作品《懸戀》1993年在鹿特丹電影節上獲獎,次年2月鹿特丹電影節舉辦的中國電影專題展映引發了“七君子事件”,何建軍的電影《郵差》被迫到國外做後期,影片共用70萬元人民幣,其中鹿特丹電影節和香港朋友讚助了60萬。


(3)與電視台或廣播公司有關的資助。
1991年吳文光的《流浪北京》參加山形國際電影節時,獲得日本放送會社(NHK)的少量資助,得以開拍續集《四海為家》。寧瀛的《希望之旅》的拍攝資金,部分來自在日本廣播基金會舉辦的亞洲電視項目策劃競賽上,她報送的一個故事梗概得獎獲得的獎金。


(4)其它藝術基金和文化基金。楊福東的《陌生天堂》(1997)和《小武》同一年拍攝,卻一直沒有資金做後期,直到五年之後才在卡塞爾文獻展的資助下完成後期。而張元的《東宮西宮》也是與布魯塞爾藝術節合作下完成的。他的《北京雜種》、《兒子》、《東宮西宮》等影片都得到了總部位於阿姆斯特丹的歐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

 資料顯示,歐洲31國共有169家提供電影補貼的機構或基金,其中國際性的6家,跨國性的7家,國家性的56家,地方性的100家。國家性資金占大頭,約75%,地方性約18%。這些地方性機構中,法國36家,英國14家,德國17家,西班牙15家,這些都是電影業相對發達的歐洲國家。

 各種基金會和電影節對於資助項目都有嚴格的申請和審批程序。它們的審批標準主要還是藝術標準,並且在通過之後,基金會或電影節也並不干涉導演的創作。但是能否通過,這里面有私人關系的因素,有導演藝術水平和影響力的因素,也有運氣的成分。比如章明的《秘語17小時》曾向法國、瑞士的兩個電影基金會申請拍攝資助,但經過審閱後,他們覺得不太理解這個劇本,後來也就沒有批準資助。

 此外,國外文化基金設立的主要目的還是資助本國、本地區的導演和藝術家,而且在名額上也有限。比如澳大利亞的國家基金,有專業的紀錄片協會負責給澳大利亞的導演通過各種渠道尋找資金,但是每年有一個分配,有點像台灣電影的輔導金制度。它的導演很多,上百個導演,但每年只從中選出三四十個,實際上對於本國導演和藝術家來說機會也是很少的。所以,別國的申請雖然有時也會批準,但還是相對困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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