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復興

漢朝不僅在年代上繼承秦朝，而且在許多方面也是繼承秦朝。它鞏固了秦朝首次實現的統一。

統一思想

為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許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的政策。秦統一六國之後，丞相李斯上書始皇帝，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 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史記·李斯列傳》)

然後他提出極端嚴厲的建議：一切史記，除了秦記。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獻，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都應當送交政府燒掉。至於任何個人若想求學，他們都應當“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帝批準了他的建議，於公元前213年付諸實施。這雖然是徹底掃蕩。實際上卻不過是長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邏輯的應用而已。韓非早已說過：“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

李斯建議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歷史，一個思想。所以醫藥之類實用方技之書免於焚燒，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因為它們是技術書籍，與“意識形態”無關。

可是，正是秦朝的殘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漢朝繼之而興，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百家” 著作又重見天日。漢朝統治者們雖然不讚成其前朝的極端措施，可是他們也感到，如果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還是一定要統一帝國內的思想。這是統一思想的第二次嘗試，是沿著與秦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

漢武帝(公元前140一前87年在位)進行了這一番新的嘗試。他在進行中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對策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他在對策的結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正式宣布儒學為國家官方學說，六經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當然，儒家要鞏固這個新獲得的地位，需要用相當時間從其他對立的各家中擇取許多思想，從而使儒學變得與先秦儒學很不相同。前一章我們已經講到，這個折中混合的過程是怎樣進行的。而且自從武帝以後，政府總是使儒家比別家有更好的機會來闡發他們的學說。

董仲舒所說的大一統原則，也在《春秋公羊傳》中討論過。《春秋》第一句是：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的解釋中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據董仲舒和公羊學派說，這個大一統，就是孔子作《春秋》時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訂的綱領之一。

武帝根據董仲舒建議而實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議的措施，要積極得多，也溫和得多，雖然兩者的目的同樣地在於統一整個帝國的思想。漢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樣不加區別地禁絕一切學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領域的真空，而是從“百家” 之中選出一家，即儒家，給予獨尊的地位，作為國家的教義。還有一點不同，漢朝的措施沒有頒布對於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罰。它僅只規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須學習六經和儒學。以儒學為國家教育的基礎，也就打下了中國的著名的考試制度的基礎，這沖制度是用於擴充政府新官員的。這樣一來，漢朝的措施實際上是秦朝的措施與以前的私學相調和的產物。這種私學，自孔子以後越來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國第一個私學教師，現在變成了中國第一個國學教師。

孔於在漢代思想中的地位

這樣做的結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就變得很高了。大約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文獻，名叫“緯書”。緯，是與經相對的，譬如織布，有經有緯。漢朝許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經，還有些意思沒有寫完，他們以為，孔子後來又作了六緯，與六經相配，以為補充。所以，只有六經與六緯的結合，才構成孔子的全部教義。當然，這些緯書實際上都是漢朝人偽造的。

在緯書中，孔子的地位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緯，名叫《漢含孳》，寫道：“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另一篇春秋緯，名叫《演孔圖》，說孔子是黑帝的兒子，還列舉了孔子生平的許多奇跡。這都是荒誕的虛構。這些緯書把孔子說成超人，說成神，能預知未來。這些說法若真正統治了中國，孔子的地位就類似耶穌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後，儒家中具有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頭腦的人，針對這些關於孔子和儒學的“非常可怪之論”，提出了抗議。他們認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個聖人。孔子既沒有預知有漢、更沒有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過繼承了過去的偉大傳統的文化遺產，使之具有新的精神，傳之萬世罷了。

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之爭

儒家中的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為古文學派。這個學派的得名，是由於它聲稱擁有 “秦火”焚書之前密藏的經書，都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相對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稱為今文學派．其得名是由於所用的經書是用漢朝通行的字體書寫的。

這兩個學派的爭論，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爭論之一。這裏不必詳說。這裏必須說的只有一點。就是古文學派的興起，是對於今文學派的反動，也是革命。西漢末年，古文學派得到劉歆(公元前約46年一公元23年)的支持。劉歆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由於他全力支持古文學派，到了後來，今文學派的人就攻擊他一手偽造了全部古文經，這是很冤枉的。

近年來，我看出這兩派的來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兩派。今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繼續，古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現實派的繼續。換句話說，今文學派出於孟子學派，古文學派出於荀子學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這一段話，現代學者長期困惑莫解。《中庸》據說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裏，在《孟子》裏，都沒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裏，還是有這樣的話：“國家將興，必有幀樣；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裏也這樣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公孫醜》下)這些話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門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相信天人感應和歷史循環。我們會想起，這些學說在陰陽五行家中都是很顯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與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聯系，那麼，上述的荀子對子思、孟子的非議就更加有意義了。因為董仲舒觀點的原型如果真的出於孟子一派，則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新發展，根據董仲舒來判斷孟子，則孟子也的確可以說是“僻違”而“幽隱”了。

這個假說，還有事實可以增加它的力量。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為《春秋》是孔子所作，都特別重視《春秋》。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的說法是，孔子作《春秋》，是作天子所作的事。從這個說法，很容易得出董仲舒的說法，說是孔子果真受天命為天子。

還有一個事實，就是董仲舒闡明他的人性學說時，總是毫不隱諱地拿它與孟子的人性學說作比較。在前一章已經指出，二人的人性學說的不同。實際上只是用語的不同。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假說，認為今文學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繼續，那麼就只有假定古文學派是儒家現實派即荀子一派的繼續，才合乎道理。正因為如此，所以公元一世紀的古文學派思想家，都具有與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在這方面，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響，前面已經講過了)。

揚雄和王充

揚雄(公元前53一公元18年)，是古文學派成員，就是持有自然主義宇宙觀的實例。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滿了“反者道之動”的思想，這正是《老子》和《易經》的基本思想。

他還寫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擊陰陽家。當然，他在《法言》中也稱讚了孟子。不過這也無礙於我的假說，因為孟子雖有某些陰陽家的傾向，可是從未走到像漢代今文學派那樣的極端。

古文學派最大的思想家無疑是王充(27一約100年)，他以驚人的科學的懷疑精神，反對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論衡》。他談到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時寫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衡。鐵文篇》)又說：“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論衡·薄葬篇》)

他用這種精神有力地攻擊了陰陽家的學說，特別是天人感應的學說，無論是目的論的，還是機械論的。關於天人感應論的目的論方面，他寫道：“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論衡·譴告篇》)

關於此論的機械論方面，他說：“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順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論衡·變動篇》)

道家與佛學

所以王充為後一世紀的道家覆興開辟了道路。在這裏，要再一次強調“道教”與 “道家”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後者是哲學。我們要講的是道家哲學的覆興，這種覆興的道家哲學，我稱之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漢朝末年，道教也開始產生了。現在有人把這種民間的道教叫作新的道家。古文學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陰陽家成分。這些成分後來與道家混合，形成一種新型的雜家，叫做道教。在這個過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還原為師的地位，老子則變成教主，這種宗教模仿佛教，終於也有了廟宇、神職人員、宗教儀式。它變成一種有組織的宗教，幾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學，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在這以前，佛教已經從印度經過中亞傳入中國。這裏也必須強調“佛教”與“佛學” 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後者是哲學。剛才說過，佛教在制度組織方面極大地啟發了道教。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發展則是受到民族情緒的極大刺戟，人們憤怒地註視著外來的佛教竟然勝利地侵入中國。有些人的確以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國本地的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又從它的外來對手借用了大量的東西，包括制度，儀式，以至大部分經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個有組織的宗教，還有它的哲學，即佛學。道教雖然一貫反對佛教，但是道家卻以佛學為盟友。當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學。可是在神秘的形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處。道家的“道”，道家說是不可名的；佛學的“真如”，佛學也說是不可言說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這樣的名詞術語，正是中國話所說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三、四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一般都是道家，他們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的親密朋友。這些學者一般都精通佛典，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經典，特別是《莊子》。他們相聚時的談話，當時叫做“清談”。他們談到了“非非”的時候，就一笑無言，正是在無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這類場合，就出現了“禪”的精神。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學和道家哲學最精妙之處的結合。它對後來中國的哲學、詩詞、繪畫都有巨大的影響。我們將在第二十二章詳細討論它。

政治社會背景

現在，讓我們回到漢朝獨尊儒家和爾後覆興道家的政治社會背景上來。儒家的勝利不是僅僅由於當時某些人的運氣或愛好。當時存在的一定的環境，使儒家的勝利簡直是不可避免的。

秦國征服六國，靠的是以法家哲學為基礎的殘酷無情的精神，這在對內控制和對外關系中都表現出來。秦朝亡了以後，人人就譴責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講儒家的仁義道德。武帝於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韓非以及蘇秦、張儀之學的人一律不準舉為賢良做官(見《漢書·武帝紀》)。

法家如是變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與法家距離最遠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很自然地發生了有利於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漢朝初期，所謂“黃老之學”的道家，實際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一前157年在位)就深愛“黃老”；大歷史家司馬談在其《論六家要指》中對道家評價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學來說，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盡可能少管事情。所以聖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過多造成惡果，他就要盡量消除。這恰好是漢初的人所需要的，因為秦朝造成的苦難之一，就是管的過多。所以建立漢朝的高祖劉邦率領他的革命軍隊，進入秦朝首都長安的時候，就與人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廢除(見《史記·高祖本記》)。漢朝的創建人就是這樣地實行 “黃老之學”，雖然實行了，無疑是完全不自覺的。

所以道家哲學正好符合漢初統治者的需要，他們的政策是除秦苛法，與民休息，使國家在長期的耗盡一切的戰爭後恢覆元氣。到了元氣恢覆了，道家哲學就不再適用了，而需要一個進一步建設的綱領。統治者們在儒家學說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會、政治哲學是保守的，同時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於它本質上是貴族政治的哲學；它又革命，就在於它給予這種貴族政治以新的解釋。它維護君子與小人的區別，這一點是孔子時代的封建的中國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時堅決主張，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不應當像原先那樣根據血統，而應當根據才德。因此它認為，有德有才的人應當就是在社會居於高位的人，這樣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章已經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以家族制度為骨幹，儒家學說給予家族制度以理論根據。隨著封建制度的解體，老百姓從封建主手裏解放出來，但是舊有的家族制度仍然存在。因而儒家學說作為現存社會制度的理論根據也仍然存在。

廢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後果，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正式分開。當然，事實上新的地主們在當地社會上擁有很大勢力，包括政治勢力。可是至少在職務上他們不是當地的政治統治者，雖然他們通過財富和聲望時常能夠對國家任命的官員施加影響。這總算前進了一步。

新的貴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許多人遠遠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們全都需要儒家專門提供的一些知識。這就是有關繁文縟禮的知識，要靠這些來維持社會差別。漢朝的創建者劉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對手之後，第一個行動就是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一起，制訂朝儀。首次試行新的朝儀之後，劉邦滿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的作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讚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為什麼新的貴族喜歡儒家學說，即便是對於它的真正精神他們也許反對，也許不知。

可是最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個事實，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稱為“孔子學派”，很不確切，須知儒家就是“儒”家。這種“儒”不僅是思想家，而且是學者，他們精通古代文化遺產，這種雙重身份是別家所不具備的。他們教授古代文獻，保存偉大的文化傳統，對它們作出他們能夠作出的最好的解釋。在一個農業國家，人們總是尊重過去，所以這些儒也總是最有影響。

至於法家，雖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從未全部被人拋棄。在第十三章，我已經指出，法家是些現實的政治家。他們是能夠針對新的政治狀況提出新的統治法術的人。所以，隨著中華帝國版圖的擴展，統治者們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論和技術。這就使得漢朝以來的正統儒家，總是責備各朝的統治者是“儒表法裏”。但是在實際上，不論儒家學說、法家學說，各有其應用的適當範圍。儒家學說的專用範圍是社會組織，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學術界。法家學說的專用範圍則限於實際政治的理論和技術。

道家也有行時的機會。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時期，政治、社會秩序大亂，人們對於古代經典的研究一無時間，二無興趣，很自然地傾向於批評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在這樣的時代，儒家學說自然衰落，道家學說自然興盛。這時候道家學說提供尖銳的批評，以反對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還提供逃避現實的思想體系，以避開傷害和危險。這些正適合生於亂世的人們的需要。

漢朝亡於公元220年，接著是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全國才告結束。這四個世紀，有兩個特征。一個特征是頻繁的戰爭和朝代的更疊，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北部。另一個特征是幾個遊牧民族的興起，有的是用武力越過長城，定居華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北方的幾個朝代就是他們建立的，其勢力始終未能擴展到長江。由於這些政治特征，這四個世紀通稱“六朝”，又稱“南北朝”。

這是一個在政治、社會方面的黑暗世紀，悲觀主義極為流行。有些方面它很像歐洲的中世紀，時間也有一段是同時。這時候，在歐洲，基督教成為統治力量；在中國，新的宗教佛教迅速發展。可是，若是說，這是文化低落的世紀，那就完全錯了，——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取文化一詞的狹義，那就可以說，在這個世紀，在幾個方面，我們達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繪畫，書法，詩歌和哲學在這個時期都是極好的。

下面兩章就來講這個時期主要的本國哲學，這個哲學我名為“新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