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憐憫

很多資料都顯示，海明威與福克納有一點矛盾。這也許是因為海明威過於好勝，到處聲稱自己“打遍天下無敵手”、“不要跟同時代的那些小醜們比”所致。好鬥者的好鬥必然喚起別人的好鬥，必要和不必要的對手都在增多。因此，作為另一位強者，福克納當然也不買海明威的賬，至少他也從來沒像同時代的人對待海明威那樣的客氣過。看來“文人相輕”實在不是中國才有的事，藝術家們由於追求的堅定和道路的孤單，常常必需強大的自信方能保持足夠樂觀的心態持續自己的道路，然而正因為如此，這自信也經常容易過頭，與自負只隔一紙之遙。

盡管如此，盡管多年以來對《老人與海》的評論已經汗牛充棟，但也許至今還沒有人像福克納那樣，能用如此簡單的句子把《老人與海》讚揚得如此準確，他說：“這一次，他提到了憐憫。”

一個幾十年如一日、隨時隨地都不忘宣稱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硬漢精神的人，最終提到了憐憫，這就像一個幾十年如一日到處宣稱自己年輕的人突然服了老一樣，委實令人震驚，也令人感動。

而這不是一個隨意的比方，這也正好是個事實：在《老人與海》的字裏行間，海明威第一次顯出了老態。他寫了老人；不僅如此，（因為寫了什麽並不足以證明你就是什麽），更重要的還與他的寫作方式的轉變有關：他的敘述不再以蒙太奇的手法體現生硬和突兀，結尾不再戛然而止，語句的音節也不再刻意鏗鏘響亮，人物（或者他自己）一直在自言自語；同時，他還寫了孩子，不過不再是他自己的童年，而是一個老人眼裏的孩子，一個寬厚的聲音裏的孩子，一個和老人同樣擁有憐憫，但不缺乏堅韌的孩子。

在《老人與海》之前，海明威一定承受了更多面對蒼老的恐懼和陌生，這一方面由於海明威那天生強硬的本性裏就有天生的抵抗老年的屬性，另一方面更由於在《老人與海》裏，海明威卻並沒有體現出作為海明威應該體現的對老年的詛咒和不安。對老年，或者更為寬泛地說對死亡的詛咒和不安，在更早以前同樣能與《老人與海》一起代表他最高水準的中篇《乞力馬紮羅的雪》和《弗朗西斯·麥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裏，已經潛在而劇烈地沖突過，海明威以《老人與海》逾越了他此間背後巨大的承受：真正“年輕的”、“有力量”的人並不拒絕蒼老，更不會在蒼老來臨時否認它，而是平靜而坦然地接受蒼老。不僅如此，海明威甚至一下子抓住了蒼老可資利用的優點：他動用了他少有的安詳的耐心，實施了《老人與海》所必需的準確乃至精確，及其堅硬的哀傷。而這“老年”特有的安詳的耐心，不僅沒有使海明威喪失了一貫的凝練、準確的作風，甚至使他有機會更好地深入凝練準確的內質，擁有足夠的耐心將人物和細節條分縷析，真實地、反覆地觸摸和把握當時當地的光線、風向、溫度以及“老人”皮膚對這一切的反應，使小說環境和人物的感受躍然紙上、歷歷在目。

　確如福克納所言，這一切都源於“憐憫”。在我們總是感到“自己最重要”的青年時光，我們也總是有足夠的理由感到自己之外的世界對自己是多麽的不公，從而張揚著我們詛咒、刻毒、憤怒的本性，甚至感到只有這樣，才更能體現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力量，並且常常掛上一句“年輕人總是對的”而加深我們對自我的信心。然而如果“年輕人永遠是對的”，那麽人為何還要活到老年呢？憐憫，正是對老年的認同。憐憫，正是對自然的認同。憐憫，正是對人的卑微的本質的認同。憐憫，使卑微的人接近哀傷的上帝，更清晰地看他自己和他的同類。

不過，把福克納說海明威“提到了憐憫”看作是一種讚揚，可能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看法，因為我們在看待這種性質的讚揚時不能忘記他們兩人本質上的區別：憐憫，是福克納的天賦，是他創作的生命和源泉，甚或也是他衡量他人作品的標準。也許海明威在他的眼裏，一直是一個年輕力壯、勇於探險、多少也有點冒進的孩子，當他看到這樣一個孩子突然“提到了憐憫”，他的激動和喜悅可以想見。激動和喜悅的慌亂之中，他仍舊沒能發現海明威的“憐憫”與他的憐憫其實並非同一性質：他，永遠在憐憫著別人，而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憐憫的，仍是他自己，只不過是一個蒼老的自己而已。這樣的區別並不表示高低優劣，只是說明：進入老年的海明威，雖然多了一些老年的天性，可是他仍然是那個永遠不能忘記“自己的重要”的海明威。憐憫，只是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體現出的一個表象上的轉變，他仍跟他先前的創作一樣，將這種最凸現的起源，降格到“基礎”的地位，而增添更多的“冰山在海面下八分之七”的豐富內容。在發現和認同人的卑微本質的同時，在接近哀傷的上帝的同時，他仍舊要告訴自己：人，是不能被打敗的。這種絕望中堅持的熱望，這種咬牙切齒的撕扯，由於前提的暗淡而使海明威的“硬漢精神”得以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