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娜特喜歡馬里奧·貝。他戴著一副鏡片略帶顏色的眼鏡，但他這麼做絕對不是他喜歡戴眼鏡。是他的眼睛怕光，見光就痛。他的手很纖細。一開始的時候，亞娜特還以為他是個鋼琴家，在加沃或者普雷耶舉辦音樂會的鋼琴家中的一員，她對我這麼說過。他大約三十歲上下，像阿加德和戈丁熱一樣。但是，他不是鋼琴家，他到底是幹什麼的呢？他跟阿加德和墨塞里尼關係非常密切。按照亞娜特的說法，墨塞里尼做律師的時候，他們倆跟他一起幹過。從此，他們倆就一直為他做事。做什麼呢？開公司，她對我說道。可是，“開公司”是什麼意思呢？在康特爾，他們常邀我們過去他們那一桌，亞娜特說阿加德對我一見鐘情。打一開始，我就感覺到她希望我和他一起出去，到巴黎的一個古典音樂廳，位於巴黎八區，1908年建成，可同時容納一千名觀眾。巴黎交響樂音樂廳，位於巴黎八區，1927年建成。

許是為了鞏固她和馬里奧·貝的關係。但我感覺對我感興趣的是戈丁熱。他和阿加德一樣也是棕髮，但個頭要高一些。亞娜特跟他沒有另外兩個那麼熟。從表面上看，他很有錢，他有一輛汽車總停在康特爾的門前。他一直住在賓館裏面，常去比利時。 

有時出現的是記憶的黑洞。之後，又有一些細節陡地浮現在腦海裏，這些細節非常清晰，清晰得都沒有什麼意義了。他住的是賓館，常去比利時。有一天晚上，我重復著這個荒唐的句子，就像人們在黑暗中為安撫自己而哼唱的一首搖籃曲結尾的疊句。可墨塞里尼叫亞娜特“死人頭”究竟是為什麼呢？一些細節把另外一些細節給掩蓋了，那些細節更難回憶起來。我想起幾年之後的一天下午，亞娜特到諾伊利來看我。那是在我和讓-皮埃爾·舒羅結婚半個月之後的事情。我一直都叫他讓-皮埃爾·舒羅，沒有叫過別的，可能是因為他比我年齡大，因為他對我一直以“您”相稱。她按了三下門鈴，這是我事先要求她這麼做的。有一刻，我不想答理她，但那麼做很蠢，她知道我的電話號碼和住址。她從門縫裏鑽了進來，就好像是偷偷溜進屋子裏來偷東西的。她在客廳裏環顧著，看著白色的墻壁、茶几、那一堆雜誌、那盞紅燈罩落地燈和掛在沙發上的讓-皮埃爾·舒羅母親的照片。她什麼也不說。她搖了搖頭。她想參觀一下房間。見我和讓-皮埃爾·舒羅分房睡時，她顯得好吃驚。在我的臥室裏，我們倆平躺在床上。

“那麼，他是正派人家的孩子嗎？”亞娜特問道。問完她就格格大笑起來。 

從阿瑪依埃街的那家賓館出來之後，我這還是第一次見她。她的大笑讓我很不舒服。我擔心她會讓我走回頭路，回到康特爾的那個時代。可是，前一年她去阿瑪依埃街看我時，就告訴過我她已經與其他人分道揚鑣了。 

“一間名副其實的閨房啊……”衣櫃上擺放著讓-皮埃爾·舒羅的一幀照片，照片放在石榴紅色的皮制相框裏。她站起來，朝相框俯下身子。“他長得還蠻帥氣的……可你為什麼要和他分房睡呢？”

她重新躺回到床上，睡在我身邊。於是，我對她說我更願意在別的地方而不是這裏見到她。我擔心她見到讓-皮埃爾·舒羅時會跼促不安。因為他在場的話，我們就不能無拘無束地聊天了。 

“你擔心我帶其他人來看你嗎？” 

她笑了一下，但笑得沒有剛才那麼爽朗。是真的，我很害怕，即使是在諾伊利，害怕撞見阿加德。我很奇怪，我住在阿瑪依埃街的那家賓館時，他並沒有發現我的行蹤。

“放心好了……他們離開巴黎已經很久了……他們現在在摩洛哥……”她撫摸著我的前額，仿佛想安撫我一樣。“我猜想你沒跟你丈夫說起過卡巴素的派對……” 

她剛才說的這句話裏沒有絲毫嘲諷的意味。恰恰相反，她那傷感的語調讓我震驚。“派對”是她的男友馬里奧·貝使用的詞藻，就是那個戴著有色眼鏡、長著一雙鋼琴家的手的家夥，他和阿加德帶我們去巴黎附近的一家名叫卡巴素的酒店過夜時，就是這麼說的。 

“這裏，真安靜……跟卡巴素不一樣……你還記得嗎？”

對於這些細節，我很想把眼睛閉起來，就像一束強光射過來的時候一樣。然而，那一次，當我們離開居伊·德·威爾的那些朋友，當我和羅蘭一起從蒙馬特回來的時候，我卻把眼睛睜得非常大。一切都更加更加清晰，更加犀利，強烈的光線令我目眩，但我最後還是適應了。在康特爾的一天夜裏，我和亞娜特一起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張桌子旁，發現同樣強烈的燈光。除了墨塞里尼和其他幾個在柵欄後面的小廳裏打牌的顧客外，那裏沒有一個人了。當時我母親一定回到家裏很久了。我心裏尋思著我不在家她會不會擔心。那天晚上，她到大采石場警察分局來接我，我是有些懊悔的。從現在開始，我已經預感到她永遠也不會再來接我了。我跑得太遠了。我感到一陣恐懼，我想把它掩飾起來，但它不讓我呼吸。亞娜特把她的臉靠近我的臉。“你臉色煞白……不舒服嗎？”我想朝她笑笑，讓她放心，但我覺得像是做了一個鬼臉似的。“沒事……不要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