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東萬律（Mandor）的蘭芳公司在羅芳伯領導下逐漸擴展，他們包括來自中國各宗族和不同團體，甚至有上千達雅人參加他們的蘭芳公司，組成了一個龐大的村社領導，在凝聚的組織下以尋求保護，避免遭受外來的攻擊。又由於他們對村社制度的熱愛，使他們能夠通過協商途徑，將許多小公司組成聯盟。羅芳伯領導的蘭芳公司村社制度，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Veth 教授援引一位在西加觀察華人的作者說：“古人善於移民，但我們這個時代，談到殖民不應忽略華人。看看他們在那困難重重的地方，如西婆羅洲，處於該島所有沿海地帶馬來人與散居內地土著的壓迫下，還是通過勤奮努力有規律的定居下來，建設了相當大的村落，開墾了大批土地，並且克服了後來我們接管時設置的種種障礙。在絲毫得不到祖國政府的保護、沒有任何資本的條件下，僅僅憑著機智與事業心創造了富裕的生活，並把大部分收入寄回給中國的親人。他們與土著婦女通婚，卻能讓後代接受自己的風俗習慣。無論村莊大小，他們首先注意到建立學校，要在華人中尋找文盲，只能白費心機。況且，他們並沒有校監，也沒有政府資助！多麼令人驚異的民族，他們身上有著許多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的地方。”14

我們可以從外國歷史資料里，閱讀到西加華人在外國人眼里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勇敢堅強，勤儉耐勞，即使荷蘭學者、或其他外國人研究西加華人歷史證明，印尼華人能自力更生，能適應極艱苦的環境，能融入各民族而建立友好關係，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傳承印華文化。

第 3 節.  蘭芳公司華人村社制度

華人村社制度對新開辟地是不可缺少的組織，村社制度是華人互助的主要支柱，他們每人都有會社誓言與規章，其中有關保持團結、保護弱者、幫助每個會友是結盟的宗旨。有這緊密的村舍管理制度，因此他們的村社生活都井井有條，毫不淩亂。

當羅芳伯從中國來到西婆羅州時，東萬律還沒受到荷蘭殖民主義的統治，一切法律和公司體制都由他一手制定。

以下是“蘭芳公司”在羅芳伯領導下的村社自治制度的結構：

14 《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高延（J. J. M. de. Groot）著 40 面

（1） 總廳一位大哥是最高領導人；總廳副頭人；尾哥；老大。各礦廠設夥長、財庫等負責人。

（2） 選舉制度：總廳大哥每 4 年進行一次普選，大哥一定由梅縣（嘉應州）人負責，副頭人由大埔人負責。屬下各地的頭人也是有嘉應州人選出，而且必須從中國來的，當地出生的華人不能當選。

（3） 法制管理制度：重犯者如命案、叛逆之類則斬首示眾；爭奪打架以打藤條、坐腳罟（坐監牢）；口角是非責以紅綢大燭。他們犯上較嚴重的案件，由全公司的長老、老大、組成村社法庭進行審案。只有極少的人命案送往官府，但即使村社對犯人處死刑官方也不過問。

（4） 稅收制度：開金湖的人居多，也有耕種、做生意、技藝等，他們也有稅務，開金湖者交納貨幣，耕種者納米煙錢，做生意者出口貨沒抽餉，入口貨就要抽餉。

（5） 管轄區：東萬律是蘭芳公司首府，萬那（Ngabang），沿海有喃吧哇（Mempawah）、松伯港（Sungai Pinyuh）、烏山（Peniraman）、蜘蛛港、淡水港（Sungai Purun）、水冊（Sungai Purun Kecil），坤甸新埠頭（Kampong Baroe）等地。從坤甸沿卡江（S.  Kapuas）到中遊有戴燕（Tayan）、勿廖（Merliau）、上侯（Sanggau）等地。

哥羅特寫道：“總長幾乎對各種大問題，皆須於次級官吏磋商”。公司頭人和地方領袖有權推舉和罷免次級官吏，這顯然促使他們在整個公司里處於最有權勢的地位。第二個重要特征是，公司的權力乃由鄉村起，一層一層委托上去，不是源自最高當局，由上而下。

當選的官吏在各自管轄的區域內，負責維持法紀與秩序，並處理各種糾紛和違法事件。各地方管理的會議，由地方族長主持；地區層次和公司層次的會議，則由官吏主持。對於重要事項的裁決，事先須與公司頭人磋商。搶劫、謀殺和政治罪行的案件，則由公司頭人和其他官吏組成的栽判廳提審。提審地點在東萬律公司總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