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外婆 

在我童年及後來的日子裏，還有一個最親近的人，那就是我的外婆。她老人家對我恩重如山、影響深遠。

 一九五一年，父親響應支援大西北的號召，應聘到西北局財經委員會工作，五二年我們舉家遷往西安。為了讓媽媽能全力以赴工作，不為兒女和家務所拖累，姥姥決定讓她的弟媳——媽媽的舅媽——來照顧我們。我們都一直尊稱她叫她外婆。

 姥姥這個決定真是太英明了，外婆不僅把家裏收拾得井井有條，對我們姊妹照顧得無微不至，解除了父母的後顧之憂讓他們好一心撲在工作上；而且在一九五七年父親蒙冤去職、勞動教養；六六年又被紅衛兵遣送回老家，家裏經濟拮據陷入困境的十幾年裏，她老人家一直沒有離開我們。

 外婆也有兒女，在丈夫（我姥姥的弟弟）早年被軍隊抓作挑夫客死他鄉後，她沒有再嫁，一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孩子都是姥姥幫著一起帶大的。在我們家大難臨頭時，她兩個兒子一個在廣州鐵路局上班，一個在江西萍鄉煤礦機械廠工作。生活水平大大地優於我們家，都想把她老人家接過去過幾天舒心的日子，也替他們招呼一下孩子（那都是外婆的親孫子呀！）外婆都沒有去。不是不想去，是實在放心不下我們。她和媽媽一起撐起了這個家，心甘情願地和我們一起受苦受難，一起忍受屈辱。

 外婆低低的個子，大概不足一米五，鼻梁塌塌的，滿臉雀斑，兩只不大的眼睛也相距較遠，總是穿著南方人喜歡的七分衣褲，寬寬大大的，身材不胖不瘦，特別精幹。但在我的印象中，外婆總是慈眉善目的從來沒有脾氣。她永遠是忙忙碌碌的，除了一日三餐，還要給我們姊妹六個做鞋、做棉衣，還有每個星期的衣服換洗，全靠她老人家的兩只手，即使忙裏偷閑串串門，手裏還總是不停地納著鞋底兒。

 在父母都工作，家境寬裕時，外婆廚藝高超，滿桌的菜肴讓我們大快朵頤。而在爸爸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教後，我們家八口人只有媽媽五十幾元的工資，人均不足七元（那時一個人每月的三十斤口糧就要近五元，剩的錢每天買菜都人均不足一角錢，更別說還要上學、還有衣帽鞋襪等生活必需品開支都沒有著落）經濟上陷入窘境。更為嚴重的是，我們姊妹六人，最大的我才十二歲，最小的弟弟不足兩歲，突然的災難把我們打懵了，一落千丈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平讓我們不知所措無法面對。是外婆和媽媽一起，用他們過去如何應對突然降臨的災難的經歷教育我們（主要是我，對弟妹們媽媽瞞著說爸爸學習去了），他們處變不驚的堅強讓我也鼓起了勇氣。外婆還告訴我男孩子不吃十年閑飯，要用自己的雙手去幫媽減輕經濟負擔，她說憑力氣吃飯不丟人。外婆絞盡腦汁開源節流，帶著我們糊火柴盒、紡石棉繩、種菜，以微薄的收入補貼家用。用她的智慧和勤勞維持著家裏的正常運轉和我們做人最起碼的尊嚴。

 外婆身體不好有血壓高和老胃病，不能累著餓著，一犯病特別痛苦，可我們從未見她歇著。饑餓年代外婆和我們一樣扛著，即使胃疼得臉色蠟黃滿頭冒汗，還叮嚀我們別告訴媽媽。那看似簡單的家務活兒實際上是家裏的半壁江山，看見外婆就意味著桌上有熱菜熱飯（雖然缺肉少油），身上有幹凈的衣服鞋襪（即使是補丁摞補丁）。沒有她，我們家的境況會雪上加霜無法想象。我們都深深地依戀著她，每天和她相處的時間其實比媽媽還多。說起她老人家給我們的愛，我們姊妹每個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每當外婆讓我代筆給兩個舅舅寫信時，她那種對兒孫事無巨細噓寒問暖的濃濃親情和長長思念，更讓我體會到她的無私和為我們做出的犧牲，外婆高尚的人品也對我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記得我參加工作去南泥灣農場時外婆沒能送我（她回老家看望兒孫去了），回來後她在信中讓妹妹代筆囑咐我：好好工作註意安全，自己要照顧好自己。看到這簡簡單單的兩句話，我淚流滿面。親情是可以觸摸的，我覺得她老人家就站在身邊叮囑我，我能感受到她帶給我的無限關愛和溫暖。

 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沖擊我們家，讓出身貧下中農的外婆檢舉揭發，讓她離開我們到他兒子那兒去，她執意不肯。紅衛兵來抄家時兇神惡煞，人們避之唯恐不及，好心的鄰居讓她老人家躲一躲，因為她不是革命對象。可外婆卻主動迎上前去，紅衛兵訓斥她劃不清界限，她老人家不羞不惱地給他們端茶倒水，甚至在紅衛兵大發淫威把我們家翻了個底朝天，臨走時外婆還客客氣氣地把他們送到門口，讓弟妹們和鄰居都誤解她。其實她想用自己的善良去感動紅衛兵，把對我們的傷害減到最小程度。雖然效果幾近於零她也願意去做，即使失去最寶貴的自尊也在所不惜。

 她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她沒能熬過那個苦難的年代，沒享過我們一天福。她是在我們姊妹都下鄉後才到江西我二舅家的，還是操勞家務，積勞成疾，幾年後因病去世了，那時她剛剛六十歲。

 一九九一年我們回老家，還專程到江西萍鄉去祭奠她。當時正值春節期間，天氣卻不太好，陰沈沈的，荒野中更顯得冷清，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在去的路上悲傷的情緒就緊緊地攫裹著我的心，讓人幾乎透不過氣來。在她簡陋的墳塋前，我們姊妹幾個放聲大哭。即使在晚輩面前，也毫不掩飾。她老人家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今生今世我們都忘不了她。

六 搬到工廠家屬區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們從城裏搬到了母親工作的大華紗廠。這個決定是父親作出的，為了母親工作免於奔波之苦，也可以更好的照顧家裏——他會騎自行車來回方便些。

 大華紗廠解放前是西北最大的工廠，有幾千個工人。解放後發展更快，光職工宿舍就有四個家屬區。號稱一、二、三、四村。我們住的是大華三村。這是個占地二十多畝居住著三百家人的大家屬院兒。它處於城鄉接合部，有著和城裏完全不同的景致和生活。

 用現在的話說三村是個充滿人性化設計的美麗家園，進了大門迎面是個圓形的大花園，直徑有三四十米，以蒼翠的柏樹為外環，裏面種著紅的粉的玫瑰、黃色的刺梅、還有芍藥和牡丹。有一個十字形小路把它隔成四塊。中心是一根高高的電桿，頂端一個房子樣的盒子裏放置著高音喇叭，播時政要聞和歌舞戲曲的一到早中晚下班就響個不停，美麗的景色讓人一進大院就眼睛為之一亮。

 職工住的房子共建了三十排，每排十家，分東西中三向縱列。有兩條馬路把它們隔開，路兩邊是高大的洋槐。東西各十四排每排間隔五六米，縱向一路排開有一百五十米長，家家門前也有棵洋槐樹。中間兩排前後相隔百米開外，由一塊足球場大小的草坪相接。兩排房前屋後種的是木槿和紫丁香。除了房子家屬院的東邊還有一片小樹林，整個院子有高高的圍墻圍著，墻裏邊是一色青青的國槐。

春天大院裏姹紫嫣紅，鳳蝶翻飛，花香肆溢，蜜蜂在花叢中忙碌著。初夏洋槐花開，滿樹雪白，醉人的清香在空氣中流淌著沁人心脾，各家忙著采摘槐花蒸麥飯（把將開未開的槐花拌上面粉蒸而食之）嘗鮮，大人小孩都興奮不已，那幾天就像過節一樣。盛夏的家屬院整個掩映在濃濃的樹蔭中，蟬兒拼命地嘶叫著，此起彼伏你方唱罷我登場，倒反襯出院內的靜謐和安詳。秋日的落葉冬天的大雪，一年四季的景致清晰而又快速地輪轉著，我們一年年的長大，大人一年年的變老。而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政治在生活中的位置越來越重要，不斷有人落進陷阱陷入泥潭，轉眼間境遇大變，幾乎每年院裏都有因運動自殺的人，記得有一年西五排第二家的男主人是割腕死的，血從床前一直流門檻下，出目驚心揮之不去。這一年年的輪回讓人發出景色相似，物是人非的感嘆。

 象三村這麼大的居住空間在城裏是沒有的，唯一的缺憾是房間太小，每家一間住房一間廚房，住房不足十五平米，廚房也就兩平米多一點。不過房子設計得蠻漂亮的：好像建築風格是仿蘇式的，青磚到頂，房頂是前短後長的大斜坡，一色的青色機制瓦，檐口還用木板包起來，和門窗一樣刷上深棗紅色油漆，整潔劃一，當時還很少見。這裏屬於窮人的世界，是社會的最底層，一般工人都是單職工，五，六十元工資由養活一大家子人，因而和房間的新穎明亮比起來各家就顯得太簡陋，家裏除了床還有一張桌子就算是不錯的了，甚至好多家晚上還要打地鋪，而有立櫃等家具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因為人口多房間小，為了空氣流通家家門窗洞開，一眼就看到底，因而這裏也是個沒有隱私的地方，即使新添個小板凳都瞞不過鄰居的眼睛。誰家吃什麼，誰家來人了，誰家兩口子吵架了左鄰右舍都清清楚楚。窮也罷富也罷都不用藏著掖著。

 這個以工人為主的家屬區是個充滿活力的地方，人們都忙忙碌碌的：早班中班晚班常日班，什麼時候都有上下班的工人，尤其是紡織廠女工多，清一色的白帽子白圍裙，眉發上還掛著柳絮般的飛花，有著別樣的風采，說說笑笑唧唧喳喳的滿熱鬧，中午和下午還有學生上下學夾雜其間，馬路上幾乎是熙熙攘攘了。這個廠的工人幾乎全是河南籍的，舊社會河南經歷了太多的天災人禍，逃荒要飯成了老百姓的生活常態。而流落到西安能進大華紗廠是最好選擇了。於是口耳相傳，老鄉親戚的幫扶拉扯，都向這裏聚集；而相對富裕穩定的陜西本地人覺得工廠的勞動強度大，環境惡劣，幾乎無人問津，而到了解放後分了城市農村戶口，老陜再想進廠時大華已是人滿為患了。那時我對廠裏的工人印象極好：他們閱歷豐富，歷經坎坷，對人的貧富榮辱見怪不驚，非常包容。既不仇富，也不懼貧窮，質樸實誠，對生活積極進取，對勞動非常尊敬。即使是家屬為了生活有撿破爛的，拾煤渣的，紡石棉繩的，糊火柴盒的，春天有人結伴去挖野菜捋榆錢摘柳芽柳絮的；夏天去拾麥穗的，秋天到地裏刨拾農民遺漏的下來的紅薯蘿卜的，都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沒人瞧不起。受其影響我們家經濟寬裕的時候豐盛的餐桌和光鮮的衣服，落魄時糊火柴盒紡石棉繩，我們安之若素鄰居們都能包容沒什麼壓力。

 我們除了像城裏的孩子一樣的彈彈球，煽洋片，滾鐵環，跳皮筋外，夏天到小樹林裏捉知了，秋天到野外逮蛐蛐，還參與到大人的春夏秋冬為生活的奔忙中。每天都興趣盎然的忙著。

 由於三村住家多，鄰裏間吵家也時有發生，看吵架也是一項活動內容，記得有些老工人舊社會娶不起媳婦，解放後政府和廠裏安排了一些從良妓女給他們成了家，這些人是非較多，吵架甚至動手是常事，罵起架來不堪入耳，且全與性事有關——賣*，千人*萬人*的爛貨臟話滿天飛，動手也是往胸脯和下身走，心狠手辣不依不饒的，不過都不上臉，據說是過去的妓院的行規，怕影響接客打架都不準傷臉的。看熱鬧的人裏三層外三層有勸架也有喝彩的。還有夫妻打架的，記得有對夫妻打到大院裏，男的耍威風抓住女的頭發往地下按，情急之下女的一把把男的褲頭給撕開了，男的狼狽的捂住褲襠就往廁所跑，把人都笑得岔了氣。還有婦女敞胸露懷的哺乳，相熟鄰裏男女間不雅的玩笑等等，這大概也是那時對我們最初的性啟蒙吧。

 說到這裏還不能不提起大華紗廠的福利：它有自己的職工子弟學校——附小和附中學生只收書本費；它有自己的職工醫院和澡堂，而且還對家屬開放，看病只交五分錢的掛號費，藥費全免；洗澡每周家屬男女各一下午，免費憑家屬證進去，雖然洗的人多的和下餃子一樣，但也是泥水洗出白蘿卜，何況各家裏冬天根本沒有條件洗。

 我們家在這裏住了近三十年，在我們最艱難的時候，我想若不是大華的福利，不是環境的寬容，不是這窮人的世界——誰也不笑話誰；如果還住在城裏，我們會受到更大的傷害，對這裏我一直心存感激——雖然回憶沾滿了辛酸的淚水。

 除此之外，在大華上學也和城裏有很大的區別：城裏一個班的孩子年齡都是整齊劃一的，在這裏我們班雖然是三年級，還有十六，七歲的大孩子，而高年級和初中的學生在我們眼裏都是大人了。（當然從我們以下班裏學生年齡就逐步整齊起來），記得我們班一個叫光明的學兄，小學一畢業就輟學上班娶妻生子了。那時工人和管理人員的子弟區別也有比較大的，我們班有個女同學家裏六姊妹，從老大起就是領弟，招弟，來弟，引弟，換弟，盼弟；重男輕女卻最終也沒有弟弟，父母不高興也懶得收拾，姊妹個個衣衫不整，蓬頭垢面的。而另一家也是六姐妹，父親是廠裏的工程師，女兒個個高挑的個頭，靚麗的面容，整潔的衣著，叫著婉呀敏呀琨呀等等很雅的名字，在學校十分搶眼。

 那是班裏同學關系還是個強者為王的時代，當然這個強者包括拳頭硬，學習好等，我因為學習不錯又是老師的孩子，是屬於第一集團的。雖然家庭變故卻在同學中沒有感到什麼壓力，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初中畢業。

(愛思想網站 2013-0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