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想起來，雖然生性懦弱，一旦關乎名譽和責任，我還是敢擔當的，並有出人意料的表現。

 這件事後，加上我的學習成績好，我在班上的處境慢慢地得到改善，我也完成了由鄉下人向城裏人的轉變，完全融入了這個集體。 

 三 家住城裏的日子 

從一九五二年來西安，到五六年秋搬到大華紗廠家屬院，我們在城裏住了四年多。搬過四五次家：和平門裏的東五道巷，建國路的仁壽裏，南院門的盧進士巷住得都很短暫，在太陽廟門和解放路的東三路住得長一些，留下很美好的印象。西安和老家的環境完全不一樣，但感受是相同的——那就是快樂的無憂無慮的童年。

 爸爸的工作單位在南院門的市政府的時候，我們就住在離它不遠的太陽廟門一號。那是個緊貼城墻的院子，由於城墻是用磚一層層往裏收著壘起來的，每層有三——四公分的外沿，象陡陡的梯子，我們不用出門從後院就能手腳並用的爬上城墻。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城墻還是西安的制高點。登上城墻，滿眼風景：我們俯視著街上那熙熙攘攘的人來車往，鱗次櫛比的院落只能看到它深灰色的屋頂和黃昏時的裊裊炊煙，一些小夥伴都在指認著自己的家，想象著家裏正發生什麼樣的故事。那時天特別藍，還能看到老鷹，它是最能吸引我們目光的了。藍天下翺翔的雄鷹總是從容不迫有時甚至一動不動的定在高空，讓人感到很神聖。還有成群的哨鴿在低空環繞掠過頭頂，思緒好像也隨著那悠揚的哨音飛向了遠方。而雨後初晴，碧空如洗，遠遠的終南山那原上的村落清晰可見。白墻青瓦、綠樹紅霞象畫兒一樣美麗。

 城墻外的護城河就更好玩兒了。雖然城河裏每年都有兒童溺水而亡的紀錄，甚至有一年還有位交警為救落水兒童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家長們都眾口一詞地宣布護城河是禁區不準涉足，但是我們都抵擋不住水的誘惑經常溜到哪兒去。這是比家鄉小溪更豐富的世界，它有十來米寬，水泛著一種濃濃的綠色，河心處有兩三米深。膽大的孩子在水深的地方遊泳，循規蹈矩的我們就在河邊捉蝌蚪、釣魚。

 釣魚是簡單又有趣的遊戲，而且完全自力更生：只要用大頭針彎個魚鉤（雖然得到一顆大頭針頗費周折），一根粗點的棉線做釣線，用釣線穿上用大蒜瓣的芯子剪成兩分長小段當浮子，離魚鉤半尺遠，再到樹上折根直直的樹枝做釣竿，到河邊後拿樹棍兒挖上幾條蚯蚓做魚餌就一切都齊了。到時只要屏心靜氣地盯著浮子，在魚兒咬鉤浮子下沈的瞬間適時起釣就行。有次我竟然釣到一條巴掌大的鯽魚，能有二、三兩重，因為不敢拿回家，只好玩一會就把它放了。

 城墻和護城河之間是樹林，那又是捉迷藏玩打仗的絕佳場所。那時的物質貧乏，但有更多的時間讓我們親近自然，有更多的時間和小夥伴玩耍，大家在遊戲中學會了合作，在同心協力地去爭取勝利和成功中得到無窮的樂趣。遺憾的是我的性格使我永遠是個兵，總是處於跑龍套的邊緣地帶，沒有孩子王們擁兵自重指揮若定的成就感，也沒有主力幹將所向披靡的凜凜威風。

東三路和太陽廟門這兩個地方還有個共同之處，附近都有新華書店和電影院。那裏又是一片故鄉沒有新天地。

 和弟妹們相比，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我早早的就能識字。家裏寬裕的經濟條件和絕佳的地理位置讓書和電影成為我課外的忠實夥伴。

 電影院離家很近，除了學校經常的包場，每個星期天一場電影是少不了的。那時除了《祖國的花朵》《雞毛信》等兒童片和《白雪公主》《青蛙王子》等動畫片外，銀幕上還有太多悲壯的英雄和悲慘的小人物，他們的命運讓人熱淚盈眶。《卓婭和舒拉.》《八女投江》《趙一曼》《普通一兵》《白毛女》《流浪者》《兩畝地》《偷自行車的人》……我都是流著眼淚看完的，記得看《流浪者》時看到拉茲的母親被他父親拋棄，在滂沱大雨的曠野中生下拉茲時，我竟然大放悲聲，引起全場觀眾的騷動和不滿。小時候的我是那麼多愁善感，為電影流過太多的眼淚。

 還有一次和媽媽一起看電影《祝福》時為祥林嫂不幸的命運淚流不止，從電影院出來還沈浸在悲傷的劇情之中，以至於一頭撞在迎面而來的一輛架子車拉的水泥電桿上。額角頓時鼓起了個大苞。一起去的老師開玩笑說：“嗬，真的變成祥林嫂了！”但我並不為自己的表現感到羞愧。我真心同情那些無助的弱者，也佩服為真理正義為國家民族獻身的英雄。

 那時我覺得生活是那麼美好，真不願讓任何悲劇降落在人們頭上。對那些制造人間悲劇的惡魔抱著深深的仇恨和恐懼，並為自己在生活中遠離他們而慶幸。

 四 書緣  

 我與書結緣可以追溯到六歲，從到西安時開始。那時少兒報刊只有《小朋友》、《中國少年報》、《兒童時代》、《少年文藝》等少數幾種，父親一下就給我訂了前三種，還給我買了許多小人書。那時來家的親朋好友隔三差五，凡是問我要什麼禮物，我無一例外的說：書。

 我很早就體會到先睹為快的愉悅，只要有新書我就會放下手中的一切，找個角落一口氣把它看完。這種習慣一直保持到今天，我甚至不訂報刊雜志，因為我等不得，零售的雜志總比訂閱的來得早。

 記得在東三路住時院子比較大，還分前後院，十分熱鬧。父親多才多藝，晚飯後或節假日常和同事在院子裏拉胡琴唱京戲自娛自樂。父親會拉京胡二胡小提琴，口琴吹得更好，甚至於還想叫我們姊妹幾個一人學一樣樂器，組織一個家庭小樂隊呢。對樂器我混沌無知，也毫無興趣，使父親大失所望。而對書籍的癡迷和嗜好卻令母親驚嘆不已。東三路口馬路對面就是新華書店，我們小孩子到裏面翻書營業員也不管，而我看到喜歡的書一定會叫大人來買，營業員對我還有印象。在太陽廟門住的時候，附近除了新華書店，還有省圖書館，它的後門開在馬坊門，離我家很近，暑假時還圖書館專門開辟出少兒閱覽室，都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

 母親那時已在城鄉接合部的大華紗廠教書，因為交通不便住在學校的教工宿舍裏，星期六才回來，為了減輕外婆的負擔，也把我帶在大華附屬小學上學。我記得當時是上小學三年級。

母親她們辦公室裏有個圖書角，有四個書櫃裏擺著幾百冊圖書，專供老師們借閱，玻璃門平常總是鎖著。兼管圖書的是個單身青年男教師，姓丁，甘肅人，陜師大畢業的。丁叔叔對我很好，我總是纏著他借書看。剛開始他還替我把關，借些諸如《高玉寶》《志願軍英雄傳》《呂梁英雄傳》《鐵道遊擊隊》等當代小說和《人民文學》雜志，可我看書的速度和借書的密度讓他無暇顧及，也不知道還有那些書適合我看，只好打開書櫃讓我自己拿，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後來是《家》《春》《秋》等三四十年代的小說，再後來《西遊記》《水滸傳》《隋唐演義》等古典小說也在涉獵之中。看書給我帶來了無窮樂趣，因而它幾乎成了我課外生活的全部。幾個月下來我幾乎看完了書架上所有的小說，雖然是囫圇吞棗，對不認識的字連蒙帶猜，只求情節好看。但基本上還是看懂了，書中的社會百態，世態炎涼，人心叵測，主人公的命運坎坷也過早的在我稚嫩的心中留下深深淺淺的印象。較之同齡人確實知道得太多了一些。（可惜丁叔叔五七年也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回甘肅老家。在貧病交加很早就去世了。）

 當母親知道我看了那麼多書很驚訝，遺憾的是由於沒有家學淵源，又沒人著意引導，雖然看書成了習慣，文學成了愛好，但也僅此而已，當然這都是後話。

 在家長老師鄰居眼裏我是個絕對聽話遵守紀律的好孩子，但是為了看書，我可以給同學抄家庭作業、上課老師提問時給同學“打電話”、考試時給同學遞紙條。用這些辦法取悅同學，以換取他們手裏的《十二金錢鏢》《三俠五義》《說唐》《說岳全傳》……那些跌宕起伏撲朔迷離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節讓我沈醉不已。

 那時同學們都知道我愛看書，有書也都願意借給我看。有位同學告訴我他家有一本剛出版的《野火春風鬥古城》，他哥哥正在看不能拿來借給我，但可以放學後到他家去看。平時靦腆內向的我硬是到他家，當著在我面前晃來晃去的家人，用幾天時間看完了這本書。令人欣慰的是這種愛好並沒有影響我學習，我的成績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那時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高玉寶》。我不知道這本以自己的名字作書名，以第一人稱敘事的是一部長篇小說，直至現在也沒冠以紀實文學的字眼。那讓人恨之入骨的周剝皮和作為階級鬥爭教材的“半夜雞叫”都是虛構的人物和故事，其中的細節甚至經不起推敲（如再愚蠢的地主也不會半夜三更把長工趕到地裏去松土除草，這種農活需要光明，即使小心翼翼也保不齊傷及禾苗呢。）我一直以為書上的一切都是真的，是舊社會的一個縮影。我以為凡是地主都是像周剝皮那樣，殘酷地剝削長工欺壓勞動人民，讓舊社會象高玉寶那樣的窮人家的孩子根本上不起學，而能上得起學的人一定是象淘氣（周剝皮的兒子）一樣靠剝削勞動人民血汗供養的。“我要上學”——對高玉寶悲情地呼喊和悲慘地遭遇我不知流過多少眼淚，我開始痛恨我們家是地主成份，因為它意味著吸吮著窮人的血淚而自肥；不在認為有知識有學問的人是值得羨慕的，因為在舊社會這都使用勞動人民的血汗換取的。早早就有一種對出身於剝削者家庭的恥辱感罪惡感。並對自己的處境和前途感到擔心甚至是恐懼。

 一種深深的原罪感沈甸甸的地壓在我稚嫩的心頭上，使我從小就不願意穿新衣服，特別是與眾不同的新穎時裝。記得一九五四年父親去北京出差，帶給我一件咖啡色的條絨夾克衫，漂亮極了。在電影《祖國的花朵》裏小朋友江林就很神氣地穿過。但我死活不穿，父母親當時很掃興，不明白在這件事上，一直溫順聽話的我為什麼這麼犟，而我心中的這個秘密至今對父母都難以啟齒。留到後來這件衣服給二弟穿了，好幾年裏這件衣服都是他的最愛，穿上就不想脫。甚至沒有像以往那樣衣服小了就往下傳給弟弟們，直到穿爛為止。

 在後來巨大的家庭變故中，雖然飽受屈辱，家境貧寒，我卻能坦然接受。甚至認為“一報還一報”該輪到我們過高玉寶家那樣的苦日子了，這是替我的祖輩贖罪。於是心甘情願地接受命運帶給我的一切，逆來順受委曲求全，一心要把自己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改造成紅色接班人。同時在苦難面前也向象高玉寶一樣，努力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去分擔母親肩上的重擔，顯得特別少年老成。這也算是書帶給我最初的最直接的“益處”吧？

 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在我年齡那麼小，應該是十歲左右，家庭的出身，祖輩的社會履歷等有關的政治信息是如何在我頭腦裏聚集以至於形成一團揮之不去的陰影的。其實父母倒從未正式給我說過家裏的事，或是父母不經意的談話，或是媽媽在運動中向黨交心的大字報，或是社會上政治運動的陣陣聲勢，就被我敏感接收下來了。

 我清楚地記得，父親機關來人到我家搜查過一次（應該是五五年肅反時）把抽屜，箱子都翻了個遍，甚至掀開頂棚上的蘆席，打著手電查看，就差沒有挖地三尺了（這一課文化大革命還是補上了），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搜查的人還給父親開玩笑說，沒想到你們家這麼窮，既沒有像樣的家具，也沒有像樣的衣服。父母當然都十分坦然，和他們有說有笑的，我卻心裏充滿了恐懼，總覺得會有大禍臨頭。

 小學四年級我記得就有作文課，而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師當作範文在課堂上朗讀，甚至也能展開想象的翅膀，編寫小故事。然而一碰到涉及家庭的題目，我的腦子裏馬上是一片空白。記得有一次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庭》，我一下子就懵了，提起筆有千斤分量，只寫了一句“我的家庭是地主”就再也寫不下去了，我第一次沒有當堂完成作文，面紅耳赤囁嚅著向老師說:“我不會寫------”。放學後我是一路哭著回去的，在同學們不解的異樣目光裏，我早早的懂得了什麼叫做屈辱。作文是中午媽媽代筆給我寫就的，還記得文中寫下解放前夕我家的清貧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