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的初興（下）

　　鮑特採取莫特肖的一個題材而加以改變的《火車大劫案》，劇情較有獨創之處。這部影片的剪輯技術雖然比不上G．A．斯密士和阿爾弗萊德·柯林斯的作品，但這部作品卻給美國電影帶來一種新的氣氛，即美國西部的氣氛。鮑特把這一社會新聞攝成一部象排演的新聞片，這種作法打破了梅裡愛的戲劇式的規則（最低限度在攝取外景方面是如此）。鮑特遵循著英國人所開闢而已被齊卡走過的道路，把某些特技當作一種技術來使用。例如他用「遮擋法」代替我們今日的「背景放映法」，用「搖拍」來表現一群戲劇性的形象（如盜匪即將騎跑的馬群）。但在影片《聖誕節之夜》或《湯姆叔叔的小屋》裡，他又顯露出那種忠實於梅裡愛美學的戲劇手法的束縛。

　　他的《嗜食奶酪者之夢》，有一部分倣傚了齊卡的《夢遊月球》一片中的故事和特技，而《盜竊狂》這部影片，則又模仿了英國的所謂「社會電影」。由此可以看出鮑特的個性是極易受人影響的。

　　比沃格拉夫公司初期攝制的影片，雖然沒有鮑特的影片那樣受美國電影史家的重視，但最低限度卻具有和鮑特的影片同等重要性。麥卡瓊在梅裡愛之前就拍了一部叫做《海底兩萬里》的影片；他並導演了以後為鮑特所模仿的《犯過罪的人》，攝制過幾部關於大西部的影片，同時還以他那部受英國電影影響而為法國影片《十美爭夫》所模仿的《徵婚廣告》，使喜劇式的追逐片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美國電影初期，維太格拉夫公司所作的研究最具獨創性。這個公司當時由斯圖亞特·勃拉克頓主持，他長期以來是該公司唯一的導演。1905年勃拉克頓的《紳士強盜拉弗爾斯》一片獲得成功以後，維太格拉夫公司修建了一個很大的製片廠，在那裡不久就有了好幾個導演同時工作。勃拉克頓他們象辦事員那樣僱用，自己則做他們的藝術指導。由於他的建議，維太格拉夫公司開始和意大利影片公司同時攝制了幾部莎士比亞的名劇。但結果似乎沒有獲得多大成功。1908年，勃拉克頓開始從事一項獨創性的工作，攝制了一系列有名的描寫現實生活的影片，美國的電影藝術由此才開始走上真正發展的道路。

　　在這一系列影片出現後四年，維克多蘭·雅塞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在此以前，美國影片只是一些不成熟的作品，攝影技術很壞，表演不好，人物沒有神氣，劇本莫名其妙或者令人可笑。莎士比亞的戲劇被美國佬糟蹋得不成模樣，只有西部片因為帶有真實的地方色彩，所以獲得了成功。但自從描寫現實生活的影片開始以後，美國就產生了很多傑出的影片，這些影片不僅使藝術家驚異，而且也使廣大的觀眾驚異。在技術方面，這些傑作也使法國的攝影場中開始有系統地使用中近景來攝制影片，法國人給中近景取名為『美國景』。同時一般觀眾對這些影片中的演員們（他們第一次組成劇團）嚴肅的演技，以及那種不用戲劇式的線索和變化而力求接近現實生活並以大團圓來收場的劇情，也大加讚賞。」

　　維太格拉夫公司就是這樣替格裡菲斯的成功準備了條件，並為合理地應用英國人所發明的蒙太奇開闢了道路。

　　與維太格拉夫公司同時，愛迪生公司和比沃格拉夫公司分別在紐約修建了製片廠。山立格公司也模仿他們在芝加哥設立了製片廠，而愛賽耐公司此時則專門從事攝制一些表現大西部的影片。

　　很多演員開始前往各地，在天然背景中拍攝影片，他們起初是利用紐約和芝加哥的郊外，不久就遠達佛羅里達州、大鹽湖、落基山脈、加利福尼亞州等地。

　　「爭奪鎳幣的浪潮」把美國電影製片商從「專利權的戰爭」的絕境中解脫了出來。然而這一戰爭這時仍未停止，愛迪生的律師仍在繼續進行訴訟，到了1907年10月，終於在芝加哥得到了這樣一種判決：連未侵犯愛迪生專利權的影片實際上也被禁止上映。

　　感到惶惶不安的製片商們，只好接受愛迪生公司那位嚴厲的營業主任基爾莫提出的條件，在他的監督之下，組成了一個真正可稱之為「卡特爾」的企業聯合組織。

　　愛迪生的宿敵比沃格拉夫公司，不久也迫使它的敵人讓它加入這個聯合組織。當時美國參加這一組織的有8家大公司，即「比沃格拉夫」、「愛迪生」、「維太格拉夫」、「愛賽耐」、兼營影片輸入和發行的「喬治·克萊恩」、「劉賓」、「山立格」和「卡勒姆」。此外，美國唯一的兩家外國製片商，即百代公司和梅裡愛公司，也加入了這個由精明強幹的比沃格拉夫公司經理J．P．肯尼第領導的企業聯合組織。

　　百代答應給愛迪生一筆佣金，作為百代的影片在美國銷售的酬勞。他認為這種辦法，除了梅裡愛這一無足輕重的競爭者以外，可以排除美國之外的一切競爭。

　　由於愛迪生的律師弗蘭克·L．戴葉爾的遊說而成立的這個被愛迪生的敵人稱之為「托拉斯」的企業聯合組織，實際上是給美國電影界加上了一個嚴格的控制，參加的製片商每洗印一英尺的拷貝須交付半分錢給托拉斯；發行商每年須繳納5000美元的執照費；一個放映商每星期要交付5美元。這些收入給托拉斯每年帶來了將近100萬美元的利益，而這種貢金的根據不過是因為愛迪生的實驗室在1889年到1894年這段時間發明了所費總共不到兩萬美元的東西而已。

　　製片商在交付了這些貢金之後就可以得到獨佔權和一定的利益。發行商和放映商則在一旦發生訴訟案件時可以有人替他們辯護。由戴葉爾所建成的這一聯合組織，它的基礎不是建立在對影片生產和供應的獨佔上，而是建立在一種虛構的法權上面。因此這一組織的基礎是很脆弱的。

　　在另一方面，膠片大王查爾斯·伊斯曼，答應只把膠片賣給參加愛迪生托拉斯的公司。可是這種停止膠片自由販賣的辦法，卻給敵對的安斯戈膠片公司帶來了競爭的機會。因此伊斯特曼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反希望壟斷組織所要消滅的自由競爭能夠在電影業中發達起來。例如，愛迪生想使影片出租商的數目減少，以便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而伊斯曼則正相反，他所希望的是影片出租商的人數增多，這樣就能夠使拷貝的發行量和膠片的銷售量增加。

　　伊斯曼同時又把發展方向轉到歐洲，因為當時歐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製片工業比美國還要發達。但舊大陸的情況也正像新大陸一樣，電影正在受著日益增長的危機的威脅。時間雖然很短但卻相當嚴重的經濟危機（1907—1908），使得小市民的收入大為減少，失業者充滿街頭，因此，對一般人民來說是一種奢侈品的電影，也呈現了蕭條的景象。大製片商想用嚴格限制拷貝使用期限的辦法來減少市場上影片過多的現象，另一些製片商則宣稱要把租片成為強制的制度，這一辦法對巡迴放映無異是宣佈了死刑。

　　美國愛迪生托拉斯的組成使歐洲大為震動。英國製片商聯合會首先發出呼籲，在一年當中，在當時電影工業的中心巴黎，召開了幾次籌備會議。以後，美國托拉斯事件逐漸變成次要，人們轉而主張盡速銷毀市上放映的影片。這種提議和伊斯曼的利益正相符合，因此，他表示願意出席1909年2月2日在巴黎召開的會議。這個會議由八面玲瓏的喬治·梅裡愛擔任主席。查爾·百代直到會議末期，才和英國、德國、意大利、俄國、丹麥等歐洲的製片商坐在一起開會。美國人在這次會議中只處於觀察員的地位。

　　出席會議的50個公司代表著各個不同程度經濟危機的國家。上一補救方案對放映企業很發達而製片方面卻很落後的英國來說很有利益，可是對情況恰恰相反的丹麥則很不利，因而遭到了反對。伊斯特曼答應，如同業聯盟能夠組織成功，他將給予這個聯合組織以獨佔他所生產的全部膠卷的權利。這一允諾，由於它所含的威脅，終於戰勝某些人的猶豫不決。代表們通過了一個意義含糊的聯合協定，其中唯一清楚規定的，是取消影片的銷售。

　　巡迴放映商對這個消息紛紛提出抗議，聲言要召開放映商國際會議加以抵制。他們募集了一萬法郎的國際基金來對這個「托拉斯」進行鬥爭。但在他們採取行動以前，百代給梅裡愛寫了一封很不禮貌的短信，聲明退出同業聯盟組織，這個聯合組織因此就隨之垮臺了。

　　在這次會議的幕後，實際上在進行著一種真正的企業活動。伊斯曼原是為了調查德國化學卡特爾剛發明的不燃性膠卷而來歐洲的。報紙的宣傳經過警察局的命令，足以使這種不燃性的膠卷暢銷歐洲各國，而使不相信這種膠卷前途的伊斯曼·柯達公司被排斥於市場之外。當時德國化工卡特爾已和柯達公司的宿敵安斯戈公司聯合在一起，取得了膠片原料的壟斷權。

　　在巴黎，伊斯曼獲悉他的主要主顧查爾·百代即將建立一個製造不燃性膠卷的工廠。伊斯曼立即把樊尚的董事們召集在一起，對他們發出最嚴厲的恐嚇。內瑞財團大感恐慌，準備讓步。但查爾·百代卻用他要設立一個和柯達相敵對的企業的辦法，來恢復這些董事們的勇氣。他給威脅要停止供應膠片的伊斯曼一個勝利的回擊。百代既不動搖亦不屈服，結果使伊斯曼在巴黎會議上所得到的一切利益，都變成了泡影。獨家供應膠片的壟斷權利，對柯達公司來說，已不再是一種利益，反而自此以後對它含有嚴重的危險。

　　於是，伊斯曼轉而向巴黎最有權威的律師雷蒙·普安卡雷討教，後者則給他指明，壟斷權利的條文違反了法國民法中取締獨佔的規定。喬治·伊斯曼於是決定退出了這個確可稱為「受騙者會議」的會議。歐洲的影片生產再度陷入了無政府的狀態，換言之，即陷入了自由競爭的狀態。各個企業千方百計想逃出危機，很多人想在征服新的觀眾上找出路，於是他們開始組織「藝術影片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