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個例子來說明「野根莖」的另類組織與戰爭機器，當然是遠遠不足以說明「另類組織」的多樣性，因其為難以歸納為一的多元體。特別是三個例子，似乎皆接近「事件」而非一般分類中的「組織」。然而，相較於今日藝術「組織」或「機構」與國家補助的明顯側翼關係，互為表裡、欲蓋彌彰的姿態，我們可以說高俊宏的「大豹社」計畫是一種另類組織嗎？

如果就「登記立案」的角度來說，當然毫無疑義一個藝術家怎麼可能成其為組織？但是，環繞著《上山》這部片子、「拾月」這個劇展、「意識部落」這三個月的事件型臨時組織，它們後來產生的組織與再聯結，它們所接續與所斷開、所集結與所分岔出來的力量線、逃逸線，對於當代藝術的場景，又當如何計算呢？ 

我們驚訝於高俊宏的「大豹社隘勇線調查計畫」過程中所提交的一部影片《地誌：大豹》。它以卡夫卡的地底鑽洞製圖中的鼴鼠為第一人稱聲位，把駐守著隘勇線而身分不明的聲音，做了一個現代性焦慮身影的轉印。這部影片讓我難以辨認，這聲音究竟是孤守山頭的日軍、漢人、原住民，還是藝術家自身的處境訴說，它幾乎無法用任何系譜與封閉符號系統去解讀。

然而，跟隨著高俊宏上山踏查的過程中，我們逐漸在他不斷重新自由串連至當代藝術界熟悉領地以外的山地人事物與歷史的過程、尋求湮滅的殖民屠殺歷史的行動中看到，要避開國家裝置系統的收編與治理，今日的另類藝術組織，正是以這種嶄新的精神地理學行動的製圖者步履一步一步在廢墟中踩踏出來的。

在踽踽獨行的異質腳步聲中，招引異質聯結，打造真實感性分享的彈性聚集，讓當代藝術像野根莖般從每個參與者的身體與精神暗面中，自由綻出，這或許是厭倦了種種樣板化藝術組織與機構的創作集團，在每一個時代，皆如野根莖一般的漫生組織，它乃是在雜草荒湮中走踏出來的非組織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