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2年起，墨西哥電影的藝術水平開始下降。它的影片出口完全在美國人詹金斯的控制之下，這位前美國領事改行經營電影生意，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墨西哥電影生產的大部分。好萊塢掌握一部分設備最先進的制片廠。從1948年到1952年，在488部影片中有301部歸美國大公司發行。墨西哥各銀行最後通過它們對影片的投資來普遍提高全國影片生產率：在多數情況下，一部墨西哥片的拍攝只需三個星期（在好萊塢要十二個星期，法國與西德要八個星期，在意大利則需七個星期）。由於這些金融界的利益——同時也由於作家們的馴順服從——使得1935—1950年間雜亂無章、質量好壞不均而產量頗多的墨西哥制片業變成一個有條不紊的工廠，一個專門為拉丁美洲觀眾生產一系列影片的好萊塢式的工廠。今天大部分墨西哥影片是一些小歌劇片、說教的宗教寓言片，和一些按照上世紀的傳統表現母親的隱痛和女兒的失足、最後由於愛而獲得新生的鬧劇片。這些影片或是追求服裝的華麗，或是表現一個適合於旅遊者口味的民間故事，男演員們手執吉他、頭戴闊邊草帽，女演員們則濃妝淡抹，扮演艷麗的農婦，在牧場或莊園里演出一些荒唐輕浮的戀愛故事。

喜劇演員康丁弗拉斯（原名馬里奧·莫蘭諾）出身於民間巡回劇團。他以獨特的方式顯示在西班牙語的美洲國家中一種正在增長的力量。在影片《關鍵所在》初次獲得成功之後，他飾演的印第安傭工、歹徒小說中的人物、滿口說俏皮土話的無賴漢，在拉丁美洲獲得廣大觀眾的歡迎。聲譽之廣堪與夏爾洛相比。

古巴

這個有700萬人口的大島於1897年攝制第一部新聞片

《撲滅火災》，從1908年開始攝制故事片。但古巴電影的真正開端應該是1913年8月6日長故事片《馬努艾爾·加爾西亞》的上映，這部影片，由恩里克·迪亞斯·克薩達導演，敘述獨立戰爭期間一個民族英雄的光輝事跡。這部影片的制片人是巴布羅·桑托斯和傑蘇斯·阿蒂加斯，他們是一個馬戲團的老板。以上三人合作，一直到1920年，拍攝了一些社會題材與革命題材的影片（《血與糖》、《在叢林中》——又名《古巴女人》和《桑吉里隊長》等等）。

在20年代，古巴攝制了30多部影片，其中有埃斯特萬·拉米雷茲導演的影片（如《惡神》、《面向生活》、《阿羅亞托》等），尤其是拉蒙·貝翁導演的影片為數更多。拉蒙·貝翁在離開本國前往墨西哥前拍了《慈悲的聖母》，這部影片盡管劇情幼稚可笑，可是導演卻很傑出，演員的演技和民族典型人物的處理上都很成功。這是古巴最後一部有價值的無聲片。

為紀念解放運動領袖何塞·馬蒂誕辰一百周年，獨裁者巴蒂斯塔組織了一次強制性的募捐活動。募捐所得的款項除去揮霍浪費之外，剩余的被用來攝制一部紀念性的影片《白玫瑰》，由墨西哥人費南臺茲導演，他很不註意歷史的真實性，結果使影片充滿官樣文章那樣沈悶令人生厭的氣氛。

鬧劇片、哀情片、歌舞片、為美國旅遊者攝制的“地方風俗片”、對西班牙後裔及黑人進行粗野挖苦的滑稽片，這些片種組成了從1938年起直到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革命發生前在古巴生產的有聲影片的大部分。

1959年，電影協會（簡稱I．C．A．I．C）成立，它被授權管理唯一的一家制片廠、幾家電影院和一個放映網。它開始拍攝一些受新現實主義與紐約學派的影響的紀錄片，其中應當指出的有托馬斯·G．阿萊亞導演的《土地屬於我們》和加爾西亞·埃斯皮諾薩導演的《住房》，後者就是當年曾被巴蒂斯塔禁映的那部《沙洲》的作者。電影協會向外國導演發出廣泛的呼籲邀請他們到古巴工作，其中有法國人克利斯·馬爾凱（拍了《要古巴！》一片）、阿涅斯·瓦爾達（拍了《向古巴人致敬》、阿芒·迦蒂（拍了《另一個克利斯托巴爾港》）、蘇聯人卡拉托卓夫和葉甫圖申科（拍了《我是古巴》）和荷蘭人尤里斯·伊文思（拍了《古巴紀行》和《武裝的人民》）。

在1961—1965年間，青年導演完成了近20部長片，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加爾西亞·埃斯皮諾薩導演的《古巴在跳舞》和由柴伐梯尼編劇的《青年反叛者》、古蒂埃雷斯·阿萊亞導演的《革命的故事》、《十二把椅子》和《古姆比特》。

中美各國

中美洲的小國（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薩爾瓦多）一共只有1000萬人口，有350家放映35毫米與16毫米影片的電影院，其中頂多有100家每天放映影片。

在巴拿馬，第一部故事片似乎是在1949年攝制的，這就是卡洛·魯伊斯和胡利奧·埃斯皮諾索導演的《幻想破滅之時》。

在危地馬拉，1950年攝制了《帽子》；1952年攝制了《加勒比海的女兒》；更值得註意的或1953年攝制的《黎明》，導演J．M．德莫拉在片中以歐洲殖民者虐待印第安人為題材。但在1954年發生的軍人政變之後，一切影片的生產都中斷了。

薩爾瓦多在1950年左右也許拍過一部彩色長故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