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學術語境中，“意識形態”是個非常熟悉、甚至是非常通俗的概念。在美學和文藝學研究中，對審美經驗和美學理論的研究也常常與意識形態問題聯系在一起。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絕大多數《文學概論》或《藝術概論》之類的教材都毫不猶豫地把文學藝術活動歸入意識形態的範疇。盡管如此，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進入中國的學術視野後，仍然造成了很大的歧義和困惑。這一方面是因為自盧卡契（George Lukacs）以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解釋與中國大陸學者的傳統理解多有不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意識形態批判所關涉的是中國美學和文藝學界開始研究不久的新問題——當代文化問題。重新審視近年來美學和文藝學界所使用的“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在中國學術語境中的意義，應當有助於理清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的審美文化與意識形態關系研究中存在的許多矛盾、歧義和含混。

一、Omo說了些什麽

研究意識形態問題，當然需要搞清楚“意識形態”這個概念的含義。從特拉西（D· Tracy）首創這個術語以來，已經有大量學者對這個概念進行了自己的闡釋，因而產生了許多不盡相同的意義。近年來運用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研究中國當代文化的學者所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較多地受到了法蘭克福學派以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為依據對意識形態所作的解釋，把意識形態理解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即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統治階級對整個社會進行精神控制的權力，是對現存秩序的理性的合法化。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必須當作真理來體驗的謊言”[1](P18)。從這個立場出發，意識形態批判的矛頭所向就是揭示我們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現象背後隱藏著的意識形態陰謀。從盧卡契到傑姆遜（Fredric Jameson），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談論意識形態問題時，關心的都是當代資本主義文化問題，他們所研究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就是特指當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顯然，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社會意圖非常明確，就是旨在揭露當代資本主義的權力是怎樣通過意識形態運作的。這種批判傾向對中國學者產生了很大影響，因為自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研究所要面對的最重要的新問題，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的影響。對於接受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中國學者來說，盧卡契和傑姆遜們所面對的問題，也是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因而，人們常常借用他們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研究中國當代的文化問題。這種研究的科學性和價值如何，不僅與這些理論原型有關，也與這些理論進入中國語境後產生的新問題有關。

意識形態對社會的精神控制是意識形態批判所關註的重點，批判的工作就是揭示這種控制作用是怎樣發生的。學者們可以通過文本分析，在各種各樣文化現象或者說文化文本中找到隱藏在背後的意識形態。這類分析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表示，這就是伯明翰的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提出的“編碼/解碼”模式。按照霍爾的觀點，大眾傳媒所傳播的信息都經過了傳播者的編碼，從而附加上了意識形態意義，只不過不同的接受者會有不同的解碼方式，使得意識形態的傳播效果不盡相同。[2](P59～76)談的只是傳播學的問題，但意識形態“編碼”的觀點可以適用於大多數意識形態批判理論。換句話說，認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通過當代各種文化現象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控制大眾心理的觀點就是建立在“編碼”的觀念上；而對這種意識形態影響進行解析和批判的工作實際上就是一種“解碼”的工作，只不過不是霍爾所說的第一種解碼方式（主導霸權），而更可能屬於第三種（對抗解讀），即通過暴露隱藏的意識形態意義而顛覆這種影響的權力。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大眾審美文化所作的符號學分析和闡釋是這種解碼工作的一個典型。比如他在一篇分析 Omo（“奧妙”商標）肥皂粉廣告的文章中是這樣對廣告意義進行解碼的：

在Omo的意象里，灰塵汙垢是種矮小的敵人，不但發育不全，而且呈烏黑色，遇到Omo正義當道，就會從潔白無瑕的亞麻中溜之大吉……Omo運用了兩種在清潔劑類型中算是相當新的特性：深層和泡沫。若說Omo可深度清潔（見公關影片廣告），也就等於假定亞麻是深層質料，過去沒有人如此想過，而結果是毫無疑問地贊揚它的功效，因為這種說法便將它美化為有如人體般可包裹、可輕撫的模糊物體。至於泡沫，眾所周知，它代表著一種奢華……將清潔劑飾以既輕柔又深刻的美妙意象手法，已偽裝了它磨損性的功能，反而使它看來足以控制物質，如分子般微細的清潔秩序，卻不會造成任何損害……[3](P33～35)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宣稱“第一屆世界清潔劑會議（巴黎）完成了授權全世界向Omo安樂鄉屈服的任務”，上面的分析則是具體地對廣告制造的消費“安樂鄉”意象進行的解碼，揭示這個廣告引誘消費者“屈服”的意識形態意圖。在文章的最後作者點題說：“這個安樂鄉，卻不能令我們忘掉，Persil和Omo在某個行星上是同樣的東西：Unilever（聯合利華公司）。”意思是說，雖然兩種清潔劑的廣告形象不同，其實都是同一公司的產品；不同的形象不過是不同的宣傳手法而已。

這篇文章的分析的確很精彩，但如果認真研究的話就可能產生一個疑問：Omo洗衣粉所宣傳的深層清潔和減少磨損的效果有沒有技術根據？如果沒有，那當然這種宣傳就是純粹的欺詐，但欺詐與意識形態編碼似乎並不能等同。反過來講，Omo宣傳的效果如果有技術根據又該如何理解？事實上這幾十年來清潔劑的清潔性能和降低磨損腐蝕的效果的確在提高，第一屆世界清潔劑會議是不是在替Omo撒謊還是個疑問。這樣一來，對Omo廣告形象的解碼就出現了問題：它也可能意味著科學技術與日常生活關系的發展。羅蘭·巴特的批判性解讀可能只是若幹解讀可能性中的一種。霍爾雖然認識到解碼的多種可能性，但他所說的三種解讀立場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就是存在著主導的意識形態意義編碼，而後才產生主導霸權、協商和對抗等不同的解碼立場。然而在上面分析的這個廣告文本中，是否當真存在著主導的意識形態編碼呢？Omo聲稱可以滲入衣物深層，羅蘭·巴特則說“假定亞麻是深層質料，過去沒有人如此想過”。這話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亞麻不是深層質料？語氣似乎並不肯定。假如從技術上講，這種洗衣粉當真可以滲入到布料的深層、當真降低了磨損和腐蝕性，羅蘭·巴特的解碼還有效嗎？

當然，羅蘭·巴特可以爭辯說這個符號具有多種意義編碼和解讀的可能性。然而這等於說意識形態編碼的觀點可能並不比其他的文化解讀方式更具優越性，這種解讀方式或許只是分析者個人觀點傾向的表現。當意識形態編碼的主導地位被取消的時候，也就意味著這種文化批判理論的效力變得可疑了起來。

對當代文化現象進行的意識形態編碼解讀需要一套符號學或敘事學分析方法，這是一種相當專業化和技術化的語言操作。這種深奧的解讀技巧所產生的結果有時是令人費解，甚至是可疑的。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Jacoby）因此批評了傑姆遜對波拿文都拉酒店所作的文化符號解讀[4](P149)。傑姆遜在分析酒店里“辯證對立的電梯和自動樓梯”的敘述形式時說：“……在波拿文都拉中，我們發現這一過程被辯證地強化了，於是，這里的自動樓梯和電梯代替了人的走動，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們被看成是走動本身新的反身符號和象征。這里這種敘述性的漫步被強調了、象征化了、具體化了，並被一種機器所代替。這種機器變成了過去漫步的象征物……這是對一切現代文化自動性的一種辯證的強化。”雅各比對此批評道：

這種對波拿文都拉的馬克思主義式推崇存在幾個問題：首先的問題就是波拿文都拉本身。用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最新發展的理論來裝扮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卻不能發現這最簡單的質詢表明什麽。傑姆遜認為需要用新的方法來測量的超驗的後現代建築物顯然是前現代的……一位權威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大肆宣揚波拿文都拉“嵌入”城市之中，卻不顧它顯然排斥了城市和使城市失去活力這一事實。這一點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大爆炸”力量只用於研討會中間的休息……

對一座建築物風格的看法可能是見仁見智的事，但一套玄而又玄的闡釋術語使人無法確認話語的意義與客觀世界的關系，這可能造成解讀活動的致命傷。雅各比對傑姆遜的批評表明這種解碼方式可能與一般人的審美經驗相去甚遠。因而與其說這是在為一種隱含著意識形態意義的文化符號解碼，不如說是在對現成的文化符號進行意識形態的再編碼。

從羅蘭·巴特和傑姆遜的例子來看，意識形態批判理論在具體運用中有可能產生意識形態泛化的傾向，簡單地說，就是把所有的審美文化活動都從隱藏的動機角度進行解讀和分析。伯明翰學派關於意識形態編碼的觀點不那麽極端，他們認為意識形態編碼不會無條件地被大眾接受，因為大眾有自己的解碼策略。盡管如此，只要把注意的重點放在從意識形態動機的角度理解文化活動的符號意義，就難免產生對文化現象的意識形態隱蔽意義過度強調的傾向，也就是說，不是從現象的實證，而是從隱喻的揣測出發對文化現象進行解讀和批判。因此，“意識形態編碼/解碼”的思路可能抑止或代替對現實文化問題的真實接觸和理解。

阿波爾科隆彼（Abercrombie）的《主導意識形態命題》一書提出，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實際狀況是，有限的意識形態統一已經衰落，資本主義很大程度上在沒有意識形態的情況下運作。因為，造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活動等方面統一性的原因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經濟活動的客觀要求：

制度整合的非規範性方面是為一個社會的一致性提供了基礎，而不管其是否具有共同價值。社會的整合與制度的整合獨立地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社會各階級確實具有不同的和矛盾的意識形態，然而卻被客觀的社會關系網絡綁縛在一起。[1](P219)

阿波爾科隆彼主張多種意識形態共存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當代社會迫使每個個人或集體的活動都要遵循共同的遊戲規則，但這並不等於都具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比如說同樣是商業廣告，當然具有相似的技術和文化特征，然而不同的個人和集體對這種活動的意義期待可能並不相同。既然如此，對廣告的意識形態意義解碼就可能因為廣告作為符號本身的多義性而失去價值。

如果從《德意志意識形態》所說的意義來理解意識形態的話，多種意識形態其實也就意味著沒有了意識形態。阿波爾科隆彼的觀點未必能被主張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學者接受，但無論如何是個不得不認真研究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多種經濟所有制、多種文化層次、多種社會政治關系都介入到當今的商業活動、大眾傳播、藝術文化等各種社會活動中，同樣的文化活動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語境和意義內涵。如果用普適的抽象解碼系統來讀解這形形色色文化文本中隱含的意識形態意義，解讀的結果恐怕是有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