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的出現是有其時間和空間的背景的。胡適當然不能例外。所以我們要研究胡適，首先就是檢討他在“中國”（空間）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間）長河裏的位置；然後才能討論他在這段歷史河流中所發生的作用。

9.1 李鴻章的驚嘆，湯恩比的茫然

李鴻章以前曾說過，他所處的那段清末的時代，是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為什麼現代中國之“變局”為“二千年來所未有”呢？我們試為李言作註，大致可以這樣說：我國自秦漢而後，二千余年的歷史之中，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運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標準的厘定，一脈相承，實在沒有太大的變動。可是這個一成不變的國家組織和社會型態，相沿至滿清末季，忽然大“變”特“變”起來。這一“變局”，震撼了首當其沖的國家決策人李鴻章，所以他才認識到此一“變局”為中國二千年來所未有。至於這一“變局”之發生，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這一點不但我們的李中堂不懂，連那位被學界恭維為史學泰鬥的湯恩比大師，也為之茫然。

湯恩比說，中國文明自秦漢以後就“僵化”了，停滯不前了，沒進步了。為什麼停滯不前？湯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說一通了。至於李鴻章，他一不通馬克思主義，二不懂現代社會科學，說不出所以然來，就更為傻眼了。

9.2 中國歷史上兩大“轉型期”

再追根問一句，清末這個“變局”，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說穿了，這個“變”原是一種社會“轉型”的變動，而這個“轉型”之變，在中國近兩千年來的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一次發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紀，另一次便發生在李鴻章和我們所生活的現代了。

發生在我國古代的社會轉型期，實始於東周之末，而終於秦皇漢武之世。一“轉”數百年，才又產生出另一“定型”來。一“定”兩千年，直至清末，才又開始作第二次的“轉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為之驚嘆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轉”法，我們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樣變動的。

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轉變了些什麼呢？長話短說，主要的有下列三項：

一曰廢封建、立郡縣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義”的濫觴。“郡縣制”則是更高一級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葉中央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便是這一轉型的零星的延續。清末大臣且有主張把屬國朝鮮“郡縣化”，事實上也屬於這一類。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對西藏內蒙的政策，也是變相的“廢封建、立郡縣”。

由封建到郡縣的“轉型”原是人類政治管理上的一大進步。

二曰廢井田、開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國有制。“開阡陌”則是開放國有土地，任民買賣。化土地公有為私有。此一演變早見於東周之初。至秦孝公時，始為商鞅所落實。商君之後，一沿兩千年，至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始為毛君土改所逆轉。王莽當年亦嘗試行類似的逆轉土改。土改未成卻把自己的腦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優孰劣？大家去見仁見智吧！

三曰由百家爭鳴，轉變為獨崇一術。秦始皇所獨崇的是法家；漢武帝所獨崇的即是儒家。哲學不同，獨祟則一也。至於處士橫議、百家爭鳴，和罷黜百家、獨崇一術之間的是非優劣，吾不願主觀地評論之。此地只說明這個“轉型”的事實罷了。

我國古代的國家和社會就為這三椿小事而“轉型”。一轉敷百年，死人千萬，才轉出個大一統帝國制度，這個中國特有的“定型”來。此一固定的型態一延兩千年未變。到清末才再度轉型，面對此二千年所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就為之張目結舌了。

第二次“轉型”要轉出些什麼來？

我國古代的第一次“轉型期”，大致延長了三百年，才轉出一個農業大帝國的“定型”來。根據這個定型，我們再作第二次“轉型”，又能轉出個什麼樣的“定型”來呢？將來的“定型”大致也不會超出三項主要原則。這三項應該是：

第一，化君權為民權也。這一轉變，李鴻章不及見，而我們今日則看得很清楚。因為這一政治權力的蛻變是層次分明的。從滿清大皇帝、老太後，傳子傳妻的絕對權力，通過袁蔣毛三公掌權的不同形式，直到鄧小平今日的“垂簾聽政”，到李登輝的三權互制。如今己轉了八十年。可憐的“轉型期”中的中國老百姓，雖然被他們“轉”得死去活來，但是君權遞減的現象，還是很明顯的。何時才能“轉”出個民權的定型來，今日雖尚未可期，但是趨勢倒是很值得樂觀的。

第二，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也。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生產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後的生產方式，當以工商業為主流。社會經濟一變，則百事隨之而變。自李鴻章開路礦造洋船之後，我國經濟向工業化變動，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而成績不著。時至今日，此一社會“轉型”在臺灣已立竿見影；而大陸還在摸索之中。中國大陸上的經濟今天基本上還未脫離以農為主，則其黨政制度便無法擺脫中古的老套。何時始能定型，吾不知也。歷史家只是看戲的，不是演戲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軸戲落幕，才能寫戲評。

【附註】本篇落筆於一九九一年，預料大陸經濟也會“起飛”，初不知其起飛若是之速也。（作者補註於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發展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也。文化的發展原是與社會經濟制度同步轉變的。社會經濟發展至某種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變動。吾人翻閱世界史，未見有文化領先而經濟落後者；亦未見有經濟落後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經濟起飛，則思想必然開放；思想開放，則經濟亦會隨之起飛。雞之與蛋、蛋之與雞，無法辨其先後也。這便是我們當前文化轉型之內涵與遠景。

在我國二千年歷史之中的“第二個轉型期”內，我們就為這三樁小事，“轉”了一百多年，死人億萬，至今還未轉出個“定型”來——雖然這定型的出現可能就在目前。

9.3 處士橫議中的“胡適學”

讀者們批閱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間：足下寫了這一大篇，究竟輿“胡適”何關呢？

答曰：這本是胡適這位思想家的“時間”與“空間”的背景。他就在這樣的背景裏，看出了問題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據這同一背景，看出了問題、想出了答案的現代中國的思想家並不只胡適一人。遠一點的有魏源、王韜、容閎、洪秀全、洪仁玕、張之洞、李鴻章等等。近一點的有康有為、粱啟超、孫文、陳獨秀、李大釗……乃至自誇為“沒有我民族就要減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認為“偉大導師”的毛澤東和黑貓白貓的實驗主義哲學家鄧小平……小一輩方露頭角的還有魏京生、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劉賓雁等等。他們都是聰明人或自作聰明人；他們對“第二次轉型期”內，中國發展之前途與方向，以至將來定型下來的永恒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與主張。嚴家其就肯定的說，那個未來的定型是個“聯邦制”。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適之先生事實上只是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卻是本篇所討論的唯一的對象。

“胡適學”如今已再度成為顯學。以後更要發揚光大。將來“註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於胡適本人的著作。筆者不學，早已不想追隨時賢，重入註疏之林。只是個人曾一度追隨胡師整理其“自傳”。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輝的一生，分為前後兩大段。三十年來拙見未改，既承盛會之中老友不棄，謹再就原論補充之，以就教於通人。

9.4 幾句瘋話，暴得大名

胡適活了七十二歲。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個“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啟蒙大師。他沒有槍桿、沒有政權，但是年未而立便把當今世界上一個影響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稱快。

青年胡適究竟“啟”了些什麼“蒙”呢？讓我們三言兩語帶過：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盤西化”也；曰“廢除文言、使語文一致”也；甚至“廢除漢字，用羅馬拼音”也……

這些話出諸一位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之口，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之中，任何一個時代裏都是罪足砍頭、甚至誅九族的瘋話！可是在二十世紀的初季，胡適竟靠這些瘋話而“暴得大名”，享譽國際；出了一輩子鋒頭，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適是在替他青年期那個時代說話！他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發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適的青年期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呢？讀者如不憚煩，且讓我們為這一時代精神的發展，再來搜搜根。

9.5 李鴻章的“四個現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國三千年歷史上，只發生過兩個社會轉型期，而這兩個轉型期的形成，卻有性質上的不同。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期”是“自發的”、“主動的”——它是我國自己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輿外族無關。

但是發生在我們現代的“第二個轉型期”則是“他發的”、“被動的”。我們原對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社會型態、生活方式十分滿意。我們原不要“轉型”，而我們終於轉型。實在是外族強迫的結果。

外族怎樣強迫我們呢？說來極簡單。在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後，西方帝國主義不斷地侵略我們，我們不停的打敗仗、割地賠款。要對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這樣我們就出了第一個夷務專家魏源。他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換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學習科技。用目前的語言來說，就是“四個現代化”。

魏源之後，把魏源思想進一步發展的便是張之洞一黟人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用句目前的語言，那就是“四個現代化”（用），加“一個堅持”——“堅持孔孟之道”（體）。

把這項體用之學發展到最高峰的，還是我的老鄉李鴻章。在甲午之前，李鴻章所搞出的一些“壇壇罐罐”（借用鄧小平語），像強大的“北洋海軍”，真是煞有介事。誰知李氏這寫壇壇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幾炮便打得精光。

9.6 魏京生、康有為、孫中山

甲午戰後，搞“四化”的人泄氣了。他們知道光是發展“科技”，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光是發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國問題之真解決，還得靠“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因此一時之間，全國的進步分子，都變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義者又分為文武二派。文派主張緩進，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他們的領袖便是康有為。武派主張激進，搞美國革命式的“建立民國”。他們的領袖便是孫中山。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兩派合流，就真把個民國建立起來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在民國初年還是徹底的失敗了——失敗到“民國不如大清”、“袁世凱不如光緒爺”……軍閥橫行。

我們搞了半個世紀的“四化”（科技現代化），救不了國。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現代化”，還是救不了國，並且愈來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國的上下階層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個胡適和胡適的時代了。七十年過去了，同樣的失敗，在大陸上又激出個“河殤派”來。

9.7 “西化”的最後階段：“全盤西化”

胡適（乃至今日的“河殤派”）認為只有兩位西方老頭“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國（這兩位老頭的中國名字是陳獨秀取的）。但是中國為什麼出不了自己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們民族文化裏有其內在的死桔。我們民族文化害了癌癥，已面臨死亡了。“中國不亡、實無天理”（胡適語）。與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國文化”這個病老頭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氣管抽掉，讓他早日死去。老頭死了，孔家店打爛了，然後子孫們脫胎換骨——“全盤西化”！

這就是胡適青年期，那個“五四”前後的時代的時代精神；它也是中國近代“轉型期”中，一階段按一階段，循序而來的“西化運勤”的最後階段。說“瘋話”時青年胡適，便是這一階段的發言人。他在他本階段所起的“啟蒙”作用，和魏源、張之洞、康有為及（早期的）孫中山在其各自的階段中所發生的作用並無兩樣。

9.8 科技現代化只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花樣繁多

“西化”這個東西，在魏源時代叫做“通夷務”；李鴻章時代叫做“辦洋務”。張之洞叫“習西學”；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戰後改名“現代化”。在現在大陸上叫做“向先進國家學習”或“向國際水平看齊”等等，其實都是一樣的貨色，只是時間有先後，學習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務”（正如鄧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單純科技。張之洞所倡導的只是“半個西化”。上述魏、康、孫三公所堅持的則是“政治西化”。至於二〇年代進入中國的共產主義，和三〇年代進入中國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權”、搞“民權”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澤東否定“人權”這個概念說，沒有“天賦人權”，只有“人賦人權”，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現名“現代化”）也是分門別類、花樣繁多的。當然我們如專搞“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那麼“四化”或“現代化”就只有一個。但是我們進化到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各部門來，那麼花色就談不完了。蓋“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並不是個整體。筆者即嘗為“西方”學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傳統之間，別其異同。如希伯來之異於亞利安也，盎格魯?薩克遜之異於日耳曼也；拉丁之異於條頓也……如此，再回看我國近百年來的“西化運動”又何擇何從哉？

9.9 孫中山權“變”，胡適不“變”

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孫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國模式。二次革命之後乃漸次主張獨裁，最後幹脆“以俄為師”。粗淺的看來，中山先生是因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為求速效乃舍棄溫和的美國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國辦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則是中山所采取的辦法，實在是從盎格魯?薩克遜的民族文化傳統，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傳統裏去。

須知文藝復輿以後四百年來的歐洲和南北美的歷史，原是一部白種民族的春秋戰國史，時歷數百年，民族數十種，大小百余戰（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強淩弱、眾暴寡，五霸七雄兼並的結果，最後最大的勝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較溫和有禮的盎格魯?薩克遜。邱吉爾擴大之為“英語民族”。

英語民族為什麼能建立一個“日不沒”的帝國主義大帝國，和一個“超發展”的民主合眾國呢？卑之無甚高論，實在是因為他們善於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他們搞“等富貴，均貧賤”，用不著“階級鬥爭”。他們搞“攘外安內”也不需要“西安事變”。他們要把討厭的最高領袖趕出唐寧街或白宮也用不著“三大決戰”和“苦撻打”。愛國青年也毋需打什麼“紅旗”或穿什麼“褐衫”或“藍衣”。他們的政治領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還能向外擴張，克敵致勝，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國。——他們這套本事，不但我們自高自大的黃帝子孫學不到，連和他們同文同種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諸大民族也望塵莫及。

英語民族的國度裏的富強康樂，和燦爛的文化，當初不但降服了胡適，也降服了孫中山。所以五四時代胡適所倡導的“全盤西化”（後又修正為“充分西化”），更正確的說，應該是“全盤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學家約翰?杜戚的“實驗主義”原是“英美傳統”經驗的概念化。所以胡適之就做了杜學東傳的一世祖而終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孫中山原來也是服膺全盤英美化的。可是孫先生是個搞行動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凱爭政權、搶總統。為追求政治上立竿見影的效果，“孫文主義”就發生修正從權之變了。——他從一個比較高級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傳統，轉變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義俄的偏激傳統裏去。——孫中山栽培了共產黨。

可是在過去四百年的“春秋戰國”裏，英美傳統卻是最後的戰勝者。二次大戰後，德義日三個戰敗國，均以政從“英美化”而復興。君不見在九〇年代的世界裏，東歐各國乃至共產主義的“祖國”蘇聯，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9.10 臭烘烘和香撲撲

胡適思想最大的特點便是它永遠不變。適之老師言必稱美國，也一輩子未改過口。

他四十歲以前是一位最有影響力的青年“啟蒙大師”，他啟蒙的實效便是介紹美國——介紹美國的哲學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終身治學是“圍繞著方法二字打轉”。他整理“國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國大學研究院裏寫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方法”。

四十以後的胡適是咱們中華民族的“自由男神”。他這個男神和站在美國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雖然性別不同、膚色有異，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卻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來的中國卻是搖擺不定，甚至十年一變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因而“美國”這個百年不變的抽象名詞，在中國也就時香時臭；因而代表“美國”這個抽象名詞的另一個抽象名詞“胡適”也就香臭隨之。

五四時代的胡適是芬芳撲鼻，三〇年代的胡適則“臭名昭彰”（這是他最得意的共產門生，現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駒先生對老師的評語）。的確，這時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獨立了。文學界、思想界為“左聯”所篡奪；政治界為蔣廷黻、蔣中正、張學良所遺棄。胡適變成了孤家寡人，“陽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時香時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筆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時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邊罵他思想有“毒素”；左邊罵他是“買辦學者”。——永遠笑嘻嘻的白面書生胡適之，卻永不認錯，死而後已。

9.11 國民黨容忍“異黨”，共產黨“一分為二”

胡適死後，“胡適的幽靈”（胡老師生前的自挽辭）時隱時現，其遭遇和生前還是一樣的——一個思想家，升華到“胡適”的階層，也就無所謂“生死”了。——國民黨為著“異黨”問題，竟然把胡老師的第一號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誰知現時現報，目前卻被個不講理的異黨逼得走投無路，連老夫人攜點細軟出國，也要被異黨奚落得尷尬無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最可笑可嘆的卻是共產黨。“我的學生毛澤東”背叛了老師之後，把老師和老少同學們“脫褲子、割尾巴”割了敦十年。誰知毛死之後，屍骨末寒，胡適的幽靈便把他的貴黨一分為二。胡老師當年要把可教的國民黨一分為二，我曾當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誰知他剖國未成，如今卻把個不可教的共產黨一劈為二，劈得如此幹凈利落！

胡適的幽靈，不但把中共一分為二，它竟然把鄧小平也砍他個“三七分”——鄧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適，三分列寧”。“三分列寧”為的是政權也，面子也，飯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適”者，時勢也，真理也，現代化也，前途也。

鄧公如此，該黨亦然。

吾人但見許家屯、千家駒、嚴家其、蘇曉康……流落海外，走投無路。但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這七分冰山，我知其駱駝鉆針眼也。——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諸民族，在政治上鬥不過盎格魯?薩克遜的關鍵所在了——他們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內部的問題。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毛公早言之。而共產黨內乃至中國國內，以胡適、列寧為界，一分為二，分得如此幹凈利落，實出我輩臺下看戲人意料之外也。

至於他們雙方如何繼續糾纏下去，那就騎驢子看話本，走著瞧吧。好戲多著呢！

9.12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寧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適的幽靈，竟有如此力量，則非始料所及也。

其實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原為現時代的時代精神而已，何可歸功於一人。只是胡適之是這項外來思想，最有力的啟蒙大師。五四以後，大師小師之間也只有他一人，不計毀譽、不論成敗而堅持到底。時至今日“胡適”與“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開了。“胡適”這個具體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這個“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與列寧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國的將來。

胡先生告訴我，中國傳統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師。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響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運用西方邏輯推理治中國思想史，也是如此說的。胡先生說，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爾大學時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園內的鐵索橋上，俯視綺色佳大峽谷，見到山巖被水沖刷成溪的跡象，而對老子以“至柔克至剛”的哲理頓有所悟。

事實上胡適的思想也就是山峽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繞、它停滯、它鉆隙……不論經過何種阻擾，它是永遠地流下去。溪流沖石，千年萬年，巖石總會消蝕成一個大峽谷來。——這便是胡適的大方向；一個潮流的方向；中國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讀的一首宋詩，大體是：千巖不許一泉奔，攔得溪聲處處喧，等到後頭山腳盡，悠然流水出前村。這實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況，也是胡適思想終能風靡全國的道理。

9.13 瘡痍滿目的小框框

當然天下原無十全的聖人。我們尾隨適之老師順流而下，但並不是說適之先生所有的教條都是金科玉律。胡適和孫中山先生一樣，他躋身聖賢的條件，是他的宗師形象和學術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師如談起具體的小問題來，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學者一樣是瘡痍滿目的。

胡適以二十來歲的青年，一日自海外歸國，便大講其五千年文明的優劣而要以一廂情願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讀文言、毀滅方塊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為。至於他的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為社會科學前期的輔助技術而已，談不到是什麼真正的“治學方法”。不過這些都是若幹無關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筆者對這些小框框所論已多，不想重復。烘雲托月，還希望後來的註疏家去繼續發揮吧！尚感讀者賢達，不吝教之。

*為紀念適之先生百齡冥誕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