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動物之一種。

按“社會行為”來分類，則動物又可分為群居動物和非群居動物兩大類。

像黃蜂、螞蟻、鴻雁、企鵝、鴿子、海狗，乃至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為群居。它們必須生活在一起。個體是不願離群獨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誘而失去了自由意誌。

至於其他動物如獅虎、豹子、熊貓，乃至鷂鷹和龜鰲等等，則是非群居動物。它們多半是單幹戶，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顧的。這是現代動物學上，研究“動物社會行為”所發現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現象。

人類則是屬於前一類的群居動物。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個人是可以真正地離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則群居動物就分群而居。這在初民的社會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8.1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征

但是人類畢竟是“萬物之靈”。他靈的地方是他會利用經驗來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個體，它也包括整個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間，他們也就有優劣強弱之分。

再者人類也是群居動物中，在社會行為上比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種。他們殘酷自私、好殺好戰好貨，也無限制的好色。他們不但個體之間如此；團體之間也是如此。不但人獸之間如此，人人之間也是如此。不但異族之間如此；同族之間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勸民為善，也是勸人如此行為的。

因此現代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都發現，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間不但沒有和平共存的習慣，也沒有和平共存的觀念。強淩弱、眾暴寡，是他們價值觀念的基礎，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戰爭既然打不完，則彼此之間就必有勝負之分。有勝負之分，也就有了統治與被統治之別。這樣發展下去就發生了不同型類的奴隸制度；再進一步，不同型類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現了。

以上是初民社會中所發生的大同小異的現象。因為人總歸都是群居動物之一種。人的“社會行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們早期的社會生活方式，是有其類似之處。

但是人畢竟是“異於禽獸”。在他經驗累積愈多愈復雜的長期過程中，“性相近、習相遠”，由於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之不同，他們的社會發展起來也就漸漸的南轅北轍，不是一個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8.2 “國家強於社會”的東方模式之形成

試看我國古代社會的形式與發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為其他文明所未嘗有。

我國在西周時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個蒙古族中，武力較強、人口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強加於其他落後部落的結果。文武周公強迫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從周室規定的封建等級，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勞役、貢獻財貨，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長，改奉“姬姓諸侯”為本部落的領導。——總之它是以半獨立部落主義，作為當時政治社會的基層結構的。但是這個結構歷時數百年，經千萬場部落戰爭，彼此兼並的結果，到戰國時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無法積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東亞大陸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這種以部落主義為基礎的封建制度，就徹底崩潰了。

為著適應新時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據他們原有的比較有效、更有進步意義的“秦制度”，從事一個全國性的改革開放和變法改制。這就是我們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上所說的“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後者是經濟開放，化公為私，根據供需規律，提高農業生產。

這是我們中國——不是，是我們東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們東方民族，第一次社會生活的大“轉型”——從一個高等群居動物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轉上一個以自由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制度；和中央集權，而以高度科學化的文官制度為骨幹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宇宙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這個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繼續不斷的統一了千百個還生活在部落主義方式下的“少數民族”。把他們通統納入一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混合民族“大熔爐”中，去稱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樂，也共其患難。各民族之間的畛域終於漸次消滅，而至於天衣無縫。

這項諸民族不斷融合，文化不斷成長，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經濟制度卻一成不變的觀念與實踐，竟歷兩千年而未稍衰。兩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對西南少數民族實行“改土歸流”，還不是“廢封建、立郡縣”的延續？兩周之前，臺灣剛選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員”，不也是這項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國初年在“五色國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反對“五族共和”這個概念，就是因為這個概念不符史實。縱然時至今日，中國境內還有“少數民族”五十個以上，則秦漢時代的數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余？“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國”不是像英法德義或愛爾蘭、烏克蘭那樣單純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漢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專指某一特定民族。“漢”原是個地理名詞，後來發展成一個朝代的名稱而已。正如“亞美利加”原是一個人的名字，後來變成西半球兩個大陸的名字；最後竟變為擁有數百種民族的“美國人”（Americans）所專用的共名。當年東亞大陸上的“漢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陸上的“美國人”一樣，它並不代表某個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種民族大融合之後的一個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終於使用一種共同語文，形成了今日所謂“漢語民族”。正如二次大戰前後，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爾所強調的“英語人民”（English-speaking people）一樣，是個“書同文”的文化現象。只是到目前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語人民”，還沒有真正地融合成一個“英語民族”罷了。

我的老朋友張綏教授最近證明今日中國境內並沒有個“猶太民族”。但是張教授也不否認猶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國的歷史。只是時歷千年，猶太民族己與漢語民族融合得天衣無縫罷了。——這可能是三千年猶太移民史中極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況之下，猶太人是絕少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過秦陵兵馬俑不早就說明，遠在兩千年前，我們的國防軍已經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隊了嗎？

因此在兩千年前，由漢語民族所推動的那一次社會“轉型”運勤，原是一種自發性的、起自社會內部，而具有世界規模的社會模式大轉型。推動這一轉型的主觀、客觀、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種基因，是說不盡的。它和發生在西歐、北非、中東、南亞，結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會的轉型程序一樣，不是起於某一單純的社會，或某種特殊的基因，而單線發展出來的一種所謂“歷史的必然”。

更具體一點的說，這次東方民族社會的大轉型，是起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的“商鞅變法”，而完成於公元前二世紀末由漢武帝所落實的“鹽鐵專賣”。由這次轉型，從封建社會轉變到“國家強於社會”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國”，其後竟變成一種“定型”。一延兩千余年，沒有發生基本上的改變！——在這兩千余年中，朝代興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產升降、商業脹縮……千變萬化，更是說不勝說。但是換人不換馬，運行於這個定型之中的政治經濟的組織原則，社會各階層成員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識分子的思維邏輯、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基礎等等，卻穩如泰山，絲毫未動。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則社會的上層建築縱有劇烈的變動，也萬變不離其宗。

8.3 從“千年不變”到“十年一變”

再把範圍縮小來說。那約束人民社會行為的“三綱五常”，不但絲毫未動，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習俗、“守孝三年”的喪葬舊禮、“三考取士”的科舉考試、之乎也者的晦澀文言、五言七言的舊體詩歌、載歌載舞的表演藝術、水墨為主的傳統國畫、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於痛苦呻吟的裹腳纏足，哪一項不是千年不變呢？

生活方式不變，並不是說社會沒有進步。其實兩千年來，就科技發展來說，至少有一千年是“東風壓倒西風”的。中國的“四大發明”不用說了，就是內外科醫術、制瓷、繅絲、造船等，直至現代前期，中國都是領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進步與生活方式之變化是互為表裏的。從常理推測，或根據白種民族的歷史經驗，則科技進化必然會導致生產力的遞增；生產力的不斷上漲，勢必要引起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動。從而產生出“資本主義”。但是在那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中國裏，這種社會自然進化的力量，卻克服不了本社會中已經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會惰性。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進生產力方面的發展。相反的，它卻發生了抑制生產力的反作用，而遷就其一成不變的傳統生活方式。

換言之，人工制造的社會惰性，為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設限；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產力有了極限，則生產力就不能促進社會本身作性質上的變化。如此一來，則社會發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轉，兩千年不變。資本主義也就永遠出不來了。

但是話說回頭，“不變”又有什麼不好呢？因此我們的哲學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沒有覺得不變有什麼不好。相反的，大家對現狀不滿，卻認為是今不如古，變壞了的結果。把烏托邦、理想國，建立於四千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大家就裏應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東方文化的體系來。——這個文化體系與“西方文明”、“中東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別的。他們分別發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單純的社會模型或發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們這個就地打轉、千年不變的社會發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紀中葉，突遭沖擊。既經沖擊，我們這個“靜如處子”的古老社會，忽然就“動如脫兔”的變了起來——簡直是十年一變。一變則面目全非。女大十八變，一百五十年來，我們那個千年不變之習，一下就變了至少十五變。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談了，就看蔣毛二公逝世後的最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各自在政治社會上的性質變化，就何止三變？

慢說“三變”，就是一變——如臺灣的“言論自由”和大陸上的“一國兩制”，在傳統中國都是一千年也變不出來的花樣啊！讀者可能不以為意，因為你“身在此山中”。我們搞歷史的一翻歷史書，就大驚失色了。

兩岸今天還在變啊！大陸上要變出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臺灣要變出個“沒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窮則變、變則通。變“通”了，則可以維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兩千年不再變了。這就是所謂“定型”。變而未通，就只好繼續變了。歷史原是沒有底的嘛！時間反正多的是。——但是生為“華裔”，我們總希望這個“通”和“定型”早日到來。

8.4 “突破”與“轉型”的規律

反過來再問一句：中國歷史原是千年不變的嘛！為什麼一旦變起來，便十年一變，變得沒個底呢？簡單的說來，就是個“瓶頸”的問題了。文化和社會的發展都會發生瓶頸淤塞的現象。瓶頸一旦淤塞，則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就要像上節所述，只能就地打轉，盤旋不進。永遠沖不出瓶頸，則只有老死、橫死或老而不死，帶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這項沖出瓶頸的程序，在哲學上叫做“突破”，在史學和社會學上則叫做“轉型”——由某種社會模式轉入另一種社會模式，以圖繼續向前發展。可是不論“突破”也好，“轉型”也好，二者都有“窮則變”的規律。換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個社會，當其面臨崩潰，滑坡至山窮水盡之時，人心思變，它就變。相反的則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或一個居高臨下、傲視四方、自滿自足的文明，它也不會庸人自擾，主動的去求變。把這一歷史現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說是衰世文化就要變；優勢文化則不變。

變也有“量變”、“質變”之別。量變則是“改良”；質變則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別。文改則為“變法”；武改則為“革命”。革命亦有“畢其功於一役”的“一次革命論”；也有積小革命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論”，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試看今日美國。美國是以都市為靈魂的現代化國家。可是它今日的靈魂已變成匪窟、毒區、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這個墮胎國家的社會，已被個人主義的濫用而頻臨崩潰的邊緣。它如果不能實行一項徹底的“變法改制”，它這個“瓶頸”便永無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國佬如今忙於捍衛他們的“美國生活方式”（TheAmericanWayofLife）之不暇。他們的嬉皮大總統正為著“中國的人權問題”、前南斯拉夫境內和中東北非等地的“部落問題”忙得不可開交。他們怎會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國生活”也急需搞個“變法改制”呢？我們這些外國來的旁觀者清的教授老爺，偶在課室之內講講笑話，鼓吹變法改制，說得黑白學生起立鼓掌、歡騰一片，而我們的美國土生上司們，還以為你在危言聳聽、鼓動學潮，要加以杯葛呢！本來嘛！一個正處於巔峰狀況的優勢文明，怎會想到它的燈紅酒綠之間也已經暗藏殺機呢？美國今日之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頸，正和我國兩千年不變的道理如出一轍。

8.5 “漢族中心主義”與婆媳循環

兩千年來，我們的朝代嬗遞、農民暴動，中原板蕩、夷狄交侵，老百姓慘不忍言呢！但是我們這個“文化”卻始終沒有喪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滿自足、居高臨下、傲視四夷的崇高地位。——再用一個文化學上的術語來幫肋解釋，這就叫做“漢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我們這個滾雪球式不斷擴大的“漢語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時甚至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我們皇帝對異族的統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務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們這個“漢族中心主義”卻始終沒有動搖過。君不見當十三世紀邊疆少數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時，他們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漢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見他們把一向“以天下為己任”的漢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謂“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幾何時，元朝大皇帝不也要開科取士。滿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還是“四民之首”？

總之，我們傳統“中國”淩駕“四夷”的中心主義的觀念，蓋遠在商周時代即已萌芽，至秦漢大一統之後而變本加厲。自此以後漢家制度在東方人的觀念中就成為天下的通制。——什麼君臣父子、貧富貴賤、男尊女卑、士農工商等等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人人視為當然。不用說明君賢相、公卿大夫不想去變動它，縱是被壓迫階級出身的私鹽販黃巢、小和尚朱元璋、貧下中農李自成、張獻忠也不要去改變它。——滿腹怨恨的媳婦，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婦。因此我們傳統社會的發展，便在婆媳之間作惡性循環，兜了兩千年的圈子！

或問：婆媳之間為什麼不能搞點“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權”呢？

答曰：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與群居動物社會行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傑弗遜說：“人人生而平等。”其實嬰兒呱呱墜地，智愚兩分、強弱互見，有什麼生而平等呢？

8.6 “自由平等”是社會力量平衡的結果

平等是一種首見於西方社會發展經驗中，兩種社會力量相爭而互不相下，結果和平共存、平等相處的結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它們都是先有此社會經驗而概念化始隨之而來的。（筆者曾另有專篇詳論之，此處不再多贅。）

我國通俗笑話書上有一首打油詩嘲笑歡喜在墻上寫詩的詩人。詩曰：“滿墻都是屁，為何墻不倒？兩邊都有屁，所以撐住了！”

所以所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等這些現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麼神聖先知的告誡，或聖主明君的恩賜。它們是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偶然出現的“兩個屁撐住了”的結果。——而兩千年來，我們“漢族中心主義”所發展出來這個“國家強於社會”的模式，則始終是個“一邊倒”的模式。只是“一邊墻有屁”，則一座平等之墻就永遠不能出現，社會永遠不能“轉型”；宇宙觀也就永遠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模式裏，媳婦終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兒也未始不可點狀元……，社會也不無公平合理之處。胡適曰：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無意求變了。

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發展是生產的社會關系變動的結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馬氏的老師黑格爾則認為群眾的集體意誌，也足以決定群眾的集體行為。把他們師徒二人的智慧交互為用，則歷史家對我們“漢族中心主義”兩千年不變的認識，雖不中，亦不遠矣。

8.7 “十年一變”是“轉型”的階梯

以上各節是說明我們東方“漢族中心主義”的宇宙觀，何以數千年無法“突破”（breakthrough）；“國家強於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何以兩千年沒有“轉型”（pattern change）？

以下則要說明，我國“千年不變”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紀中期，也就是“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後，忽然來它個“十年一變”？

君不見鴉片戰後，不及十年（一八五〇），便出了個儒釋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後在政制上又冒出個兩千年未嘗有的外交部（總理衙門）；其後接踵而來便是李鴻章的洋兵洋操、康有為的君主立憲、義和團的扶清滅洋（一九〇〇）、孫中山的建立民國（一九一一）和胡適的全盤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變。而每一變都是傳統中國千年也變不出的新花樣。

再看我們“五四”（一九一九）以後出生的這個“老輩”——打我們記事時起，不是每十年一個不同的中國？且看二九（國民黨的統一和內戰）、三九（抗戰）、四九（人民中國建國）、五九（大躍進）、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會）、八九（六四）、九九（？）。——也不是十年一變，而且每一變都面目全非；每一變還不都是老中國千年也變不出的新花樣？

古語云：“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筆者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於這段人不如狗的亂世。跟著時代翻了七八個觔鬥，被翻得家破人亡，還不知伊於胡底？幸存海內，哪家沒有一本“難念的經”，偷生海外做“美國人”做“臺灣人”，日子也不那麼好過。

痛定思痛，生為現時代的中國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們是不幸地生在中華民族史上第二個“轉型期”中，而“十年一變”正是轉型的階梯啊！社會轉型是痛苦的，是長期的——尤其是這個第二次轉型。它不是自發的、漸進的。它是西方帝國主義欺逼之下，突發的劇烈的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吾人親身卷入這場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話，也應該自慶“命大”了。

8.8 “定型”和帝國主義的關係

但是我們社會這個“第二次轉型”，要轉出個什麼樣的“定型”來呢？

那樣我們就得搜搜那些壓迫我們轉型的西方帝國主義的老根。筆者不學，不想效顰先賢再寫一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只是數十年來在多民族的大學課室裏所說的話，而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漢語簡述之，以就教於海內賢達耳。

原來也以部落生活為基礎的古代白人社會，最初在羅馬共和，尤其是與我們東漢同時的羅馬帝國的幅員之下，也有逐漸統一的趨勢。不幸羅馬帝國本身就始終沒有擺脫部落的傳統。西羅馬帝國便是內亡於藩鎮跋扈；外亡於蠻族入侵。西羅馬既亡，西歐為蠻族（今英法德義人之祖宗）所盤踞，而此諸多蠻族雖終為天主教廷所統一，在精神生活上漸漸趨向於“行同倫”，但在政治組織上卻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紀以後，這些原始部落始逐漸進入略同於我國春秋時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時代他們也很快的進入一個相互兼並的戰國時代。由於國際間的激烈競爭、生產力之不斷增長，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現，他們在戰國末期也出現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現象，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藝復興”（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種種，中古的歐洲和先秦的中國，在社會發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維妙維肖的相似之處；只是西歐較東亞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後”（post-feudalism）的發展中，東西雙方就完全南轅北轍了。在東方，我們形成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大帝國。在這個模式裏我們迂回了兩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後的歐洲則出現了無數個“民族國家”——燕趙韓魏齊楚秦平等競爭的局面，而他們的民族王國之間，卻始終出不了一個秦始皇來削平群雄、統一歐洲。

就在這諸多民族國家競爭最激烈的時候，他們的航海技術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達伽馬於一四九八年繞過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開對東南亞的通路。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也發現了美洲。不旋踵之間，原先那些不見經傳的歐洲海盜小國，一個個都變成向海外無限殖民、無限掠奪的大殖民帝國，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國主義。

亞非拉的無限財寶，無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養肥了歐洲，刺激了生產，引起了工業革命，壯大了城市，也培養了迅速成長的城市中產階級。它對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會、奪取政權、解放思想、爭取自由。對中層的自己夥件，則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競爭、按理出牌。對下層工農，則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個“社會強於國家”的模式，便在西歐各國出現了。資本主義也就隨之而來。以此為基礎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宇宙觀，也就囊括了世界。凡與這一宇宙觀抵觸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蠻”（barbarian），就是“異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這個地球就是“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古老中國的大門被英國的鴉片毒販所沖開。那宗老弱無力而昏聵自大的“漢族中心主義”，就和來勢洶洶而新興的“歐洲中心主義”短兵相接了。

8.9 向“歐洲中心主義”逐步讓位

眾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經接觸，我們那經歷兩千年無勁敵的“漢族中心主義”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的不斷讓位史。——也就是由傳統中國的社會模式，向現代歐洲的社會模式讓位的“轉型史”。

有許多現代史家，為顧全我民族的尊嚴（其實只是面子），乃把這段歷史美其名曰“中國現代化運動史”。其實“五四”以前的中國現代化運動與西化運動本是一個銅元的兩面。“西化”就是“現代化”啊！

在這歷時八十年的“西化”過程中，我們首先向西方讓位的是以“船炮”開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說的“師夷之長技”之謂也。在這項科技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得最起勁，工作最有成績，失敗也最慘的，要算是李鴻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軍”了。

可是縱在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務、有學識、有眼光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看出科技現代化而沒有政治現代化相配合是徒勞無功的。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張之洞畢竟是個做事謹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雖早已看出“西藝（科技）非要、西政為要”，他卻不願挺身而出，大力謀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張小二十一歲的康有為遠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顧一切，直接向皇帝寫信，呼籲變法改制了。

早年的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雖然也是個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變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經看出舊瓶不能裝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推翻滿清專制，徹頭徹尾，重新來過。

在清末這三位政改專家是一個比一個激烈的；一個比一個徹底的。也可說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讓步，愈讓愈多。到孫中山名下，簡直就變成政治制度全盤西化，徹底轉型了。

但是他們三位先哲卻拖著一條共同的尾巴——他們都不願和這個古老的“漢族中心主義”一刀兩斷；而偏要婆婆媽媽地來個藕斷絲連。

張之洞搞的是“中學為體”，不必談了。康有為鼓吹的分明是個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他卻偏要搬出傳統的“今文經學”作陪襯，以表示他所致力的“變法改制”，是“為往聖繼絕學”，不是以夷變夏。

孫中山本是領導我們搞政治全盤西化的華盛頓，但是他老來也偏要自認是“承繼文武周公的道統”。什麼是文武周公的道統呢？三綱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貴賤有別？士農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這樣承繼下去，哪還有什麼“民國”呢？

凡此並不是表示我們老一輩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徹底。天下並沒有什麼“徹底的思想家”；甚至沒個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們都是他們自己時代的發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輩的時代裏，我們的社會，我們“漢族中心主義”的宇宙觀，對西方模式的讓步還沒有讓到最後階段。衰勢文化對優勢文化的讓步，原是步步為營的，能不讓就不讓。它不被逼到山窮水盡、渣滓全銷、無懈可擊之時，它這個“對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兒。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彈的。

8.10 “對立”、“統一”和“階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爾和恩格斯辯證法上的術語，一個“正”（統一，thesis）向一個“反”（對立面，antithesis）加壓力，這個“反”只有到無懈可擊之時，它才能發出有效的反彈，與“正”重行組合以產生一個“新的統一”（合，synthesis）來。

再舉個最具體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學最為激進的思想家康有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漢族中心主義”和孔孟道統之中，都是名正言順的。但是在一個優勢文化的“歐洲中心主義”挑戰之下，這位新人物就是個行同禽獸的異端和蠻族了。孫中山後來便在這項西俗挑戰之下讓步到底。也只有讓步到底，我們今日才能向愛滋橫行的西方社會，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彈，而再來個東風壓倒西風。——此是後話。

所以過去一百五十年我國的社會轉型運動——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它都顯示出清晰的“階段性”，它從科技改革開始，進步到政治體制的改制；再從君主立憲的構想，通過“辛亥革命”落實到議會政府的實習。每一階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進步（也可說是對“歐洲中心主義”作更多更大的讓步）。當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覺到“民國不如大清”。

不過這些十年一變的小階段都是過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沒有永恒或較長時期存在的屬性，則每一階段的發展就必然以失敗結束。這也就說明了近一百五十年來，我國出了無數個“失敗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這種帶有明顯階段性和進步性的失敗，也正是成為引發和推動次一階段發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階段一階段地向前推移。窮則變、變則通，終於推入其“最後階段”，百川匯海，發展出一個百年，甚或千年不變的“定型”來。只有在那個“雖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後，中國文明才能恢復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The Post Western Era）。

筆者作此妄語，是否是“國學大師”式的自豪自信，認為中國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們東方社會這次“轉型”己轉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經驗已替我們累積足夠的數據（data）。就根據既有的數據，把“過去”看清楚，一個社會科學家不需有太多的“數學矩陣分析”（Mathematic Matrical Analysis）的訓練，也可據以推算“未來”，用不著像陳摶（？～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樣去尋找超自然的象數了。

8.11 從全盤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國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現代化）過程裏，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應該是個分水嶺。五四之前我們的現代化運動的重點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被迫讓位的問題。迨“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我們這個“讓位”過程已在文化上一讓到底——是所謂“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謂“全盤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後，已經不是應否西化的問題，而是如何西化和選擇那樣西化的問題了。“新文化運動”原是個“啟蒙運動”，則繼之而來的便是“啟蒙後”的問題了。

“全盤西化”之初次提出是驚世駭俗、全國嘩然的，但是它也是勢如破竹，當者披靡。讀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閣下與我都不妨對鏡自窺，你我除掉黑眼球、黃皮膚之外，我們上自網球帽，分裝發；下及洋襪、皮鞋，我們身上還有哪一點沒有“西化”？西化原是個生活方式。試問我們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學，到晚上看電視、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飯之外，我們的傳統生活方式，還剩下幾兩？西化是個價值觀念，是一種文化心態和教育內涵。讀者試思，我們從九年國教到四年大學，我們學了一身本領，有幾項本領是來自傳統國故？有幾項不是來自西方？我們連中國語文的教學，都徹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們的生活和思想，至今還有幾項沒有西化？嗚呼哀哉，我們都早已“全盤西化”了。只是其來者漸，我們都不知不覺罷了——這種全盤西化的過程，只是五四以後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這個分水嶺上，左手承先、右手啟後來推動這項全盤西化的“啟蒙大師”，我們就不能不公推胡適為首了。

8.12 胡適的兩大“突破”

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這一階段中的貢獻，蓋可歸納之為兩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漢族中心主義”中所制造的瓶頸，而使“獨崇儒術”恢復到先秦時代，群經與諸子平等的地位。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後，二千年來“被扭轉的歷史再扭轉過來”。是一種文藝復古、文藝復原的文化運動。須知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原義就是文藝沖開中世紀教會所制造的枷鎖，而復希臘羅馬之古啊！不破不立。現代的歐洲文明之崛起，“文藝復興”實在是第一炮。胡適所領導的“中國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在現代中國所發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適更進而突破了“漢族中心主義”這項自我束縛的民族文化的瓶頸，而代之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宇宙觀。要中國民族文化的領導地位幹脆讓給洋人，以夷變夏。這是一樁放開小我，提高理智，極其大膽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發自十八世紀巴黎的歐洲啟蒙運動之延續。歐洲的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末期，科學知識大躍進的結果。在新興的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和人類學）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權威，整個動搖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謂“西方文明”的總根；是白種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見了，則整個社會都要惶惶如喪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們在十八世紀這個所謂“理智時代”（The Age of 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類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來的“理智”（reason）作個適當時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無事，一個史無前例、光彩輝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歷史上出現了。

胡適所領導的中國啟蒙運動，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學發展的影響，而是受西方優勢文明挑戰的結果。在占絕對優勢的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那至高無上的孔老夫子的權威，也整個動搖了。

孔二先生那個孔家老店，搞壟斷貿易，已搞了兩千多年，把我們消費者壓慘了，所以胡適要率領紅衛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縱使是國學大師，你說孔家店不該打倒？你縱是神學大師，在新興的“進化論”的科學論證之前，你還要堅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把孔家店打個稀巴爛，新的思想便無法生根。新的西方學理，就引不進來。

“胡老師，本位文化真的就一無是處？”他的不疑處有疑的學生不免要懷疑一下。

“哪個民族，能丟得掉他們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紀的歐洲丟不掉“上帝”；二十世紀的中國能丟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顧一切徹底的破壞掉？孫中山不也說過“破壞難於建設”嗎？打倒孔家店，只是個反托拉斯的運動，並不是要毀滅孔子。

果然，舊文化、舊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隨著新的文化傳播工具（語體文）排山倒海而來！

去歲余訪沈陽“帥府”，見壁上斗大金字，歌頌張少帥是“千古功臣”。這就是《漢書》上所說的“曲突徙薪者無恩澤；焦頭爛額者為上客”的標準例子了。焦頭爛額的張學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適之呢？

若論共產主義在中國之興起，“千古功臣”應該是毛澤東的老師胡適之啊！

8.13 水清無大魚

可是胡適對他自己在文化發展上所作出的成績，和歷史發展中所負的責任，卻一輩子也未弄清楚。他一會兒西化，一會兒現代化，一會兒又是世界化。說了數十年，說得不知所云。

記得四十年前，余嘗把大陸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攜往胡氏公寓，燈下與老師共讀之，其樂融融。那些批胡之作雖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見的傑作。那時我尚年輕，遇有可誦者，我即以老師不牽鼻子之矛，以攻老師被牽鼻子之盾，和他認真辯難。適之先生為筆者所親炙的最有容忍風度的前輩。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們師徒所見亦每有不同，而我學習的態度又十分認真——不被說服，即不願茍同。所以有時老師也有幾分惱火。他不喜歡一個學生，為一個有真知灼見的批胡者助陣嘛——這也是胡師很可愛而不矯情的地方。

本來嘛！一位開創宗派和山門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釋迦、蘇格拉底、耶穌、穆罕默德、馬克思、杜威等等，他們成佛作祖，往往都是無意間得之；甚或出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們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輩子在搞些什麼”？這句話就是適之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夫子自道”。老實說，這也是我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發現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穌這個小猶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後合搞出個那麼偉大的宗教來；兩千年後他的生日派對，還那樣風光？穆罕默德根本是個文盲，造反有理，當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後來竟成為穆斯林文化的總根呢？

以上所說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馬克思。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認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今日世界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年老了，動不動就說他要去見馬克思。真要見了馬克思，可要當心老馬的拐杖呢！

總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聖之時者也。他們是站在各自時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賢者。按照時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來推動或逆轉他存身的社會發展。但是他們思想和信仰的成長的程序都是複雜的；他們思想的效驗與影響亦有賴於歷史前進中的長期實證，因此水清無大魚，人類歷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體系都是朦朧難辨的。他一旦捐館，弟子信徒和新仇舊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為八，墨別為三，佛有十宗，回有兩派，耶有百種，馬有千家了。

胡適這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當他在逐漸向歷史海洋下沈的今日，他的思想體系、學術貢獻、影響大小、功過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後，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繼胡者，各覓師承，也尋之不盡了。

8.14 “一國兩制”和“半盤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觀的；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對他自己思想的歷史背景很難有客觀的認識；他對他自己加於將來社會的影響，也絕對不能逆料。——胡適也是如此！

舉個切實的例子來說吧：胡適言必稱杜威，稱了一輩子，為什麼結果在中國反搞出個列寧來了呢？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釋的地方。但卻是我們今日要提出的“啟蒙後”（Post-Enlightenment）的問題了。

須知我國歷史上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從中世紀的東方農業社會的型態，轉向現代西方工商業的社會型態），實始於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之簽訂。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條約〉簽訂後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歐洲又出了個〈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共產黨宣言〉意味著什麼呢？〈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是“歐洲中心主義”分裂的開始。遠在文藝復興的初年（一三〇〇以後）和宗教改革的高潮（一五二〇），歐洲的文化與思想，區域性已十分顯著。在十九世紀中期歐洲中心主義開始分裂時，多少也是按老區域劃線的。

不幸的是當歐洲文明日趨分裂之時，也正是我們中國西化運動逐漸加深之日。結果呢，就在我們決定搞全盤西化之時（一九一九的五四運動），也正是他們徹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

試問我們搞“全盤西化”的啟蒙大師們（胡適和陳獨秀都是），現在“西化”一分為二，你們也只能搞“半盤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適選擇了杜威。

陳獨秀選擇了列寧。

兩位老友分道揚鑣，《新青年》也就變質了，“啟蒙後”中國也就一分為二，“一國兩制”了。——一國兩制是從一洲兩制開始的。

所以“一國兩制”不是鄧小平發明的呢！它是胡、陳二公根據“一洲兩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陳的模式是個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鄧公的模式則是個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罷了。

朋友，不是瞎說吧！七十年來的中國悲喜劇，便是列寧的“半盤西化”和杜威的“半盤西化”在中國鬥爭的結果。一九四九年列寧把杜威打敗了。這項勝利的代價，據中國之友的史諾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計是人頭六千萬顆啊！其後三十年發生在大陸上各項政治運動，還不是解放前“一國兩制”鬥爭的延續？只是到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之後，鄧公才把這樁“扭轉了的歷史，再扭轉回來”。

胡適之和陳獨秀搞一國兩制，一分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鄧氏指導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為一，再辦其啟蒙後的《新青年》了。

8.15 也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近十五年來，海峽兩岸社會轉型的速度是驚人的啊！按我們在海外所能讀到的數據，十五年前從零開始，大陸上的私營企業中，個體戶今已增至一千四百萬單位；集體戶亦有六百萬之多。其他如外貿的發展和總生產的累積，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無前例的。

筆者在資本主義國家教授資本主義歷史，前後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陳舊的教科書，對比一下手頭嶄新的數據，我還沒有發現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有過像今日大陸上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呢！我應該告訴我的學生們，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呢？按社會科學的定義，它應該是後者。按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遠景來看，則二者都無不可。

但是如此發展下去，中國就不姓“社”了嗎？非也。君不見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季的“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權政治之後，一進入本世紀，它的資本主義就開始修正了？二次大戰後，美國已吸收了社會主義國家許多主要的優良制度，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國家。美國將來的問題是在社會道德之崩潰，和法律制度之瓶頸。它自動調節的經濟制度，無膏肓之疾也。

所以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發展，大陸經濟如不節外生枝，則問題不大，而且順利發展，必能合二為一，融社資於一制；拉平沿海與寶島的差距，而引導兩岸的政治合流。

臺灣今日“金權政治”的發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國“鍍金”的模式。等到黃金不能左右選票時，它就會煙消雲散。

因此今日海峽兩岸的前途多半仍決定在大陸。大陸如經濟與政治平衡發展，則一百五十年來的“轉型運動”，很快就會合二為一，進入“最後階段”。制度出現“定型”，則百年盛世，東風壓倒西風，也是預料中事，不算是什麼奇跡了。

不過，將來社會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線上雖已頗見端倪，但是歷史發展畢竟因素繁多，中途轉向，再兜幾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當前兩岸掌舵者能多一分遠見，少一分私心，則最後十裏應該不難渡過。只是行百裏者半九十，翻車多在家門前，究不應掉以輕心罷了。

8.16 “啟蒙後”的顯學

本篇之作的原始動機，是為吾友歐陽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適思想研究》，寫篇序文。如今下筆萬言，未提歐陽一宇，豈非離題千裏哉？筆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這篇論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願草率下筆，敷衍了事。

我個人覺得，胡適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峽兩岸既已逐漸解禁，按照壓力愈大、彈力愈大的力學通則，它今後必成顯學無疑！杜甫大師說得好：“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胡適是中國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豈是暗探特務所能禁絕得了的。

但是“胡適研究”這門顯學，在下世紀的發展，又有個什麼樣的趨勢呢？

記得往年胡公與在下共讀海峽兩岸之反胡文學時（那時在大陸上叫做“反動學術”；臺灣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寫過隻字反駁，但是也未放過一字不看。他看後篇篇都有意見。只是當時沒有袖珍錄音機，我沒有把話錄下就是了。大體說來，他對那比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適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專家。他的專家的火候往往為各專業的專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專家如只從本行專業的角度來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窺豹、見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為通人所笑，認為不值一駁了。

最糟的還是胡適死後，他的遺囑執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亂挑學術大梁、妄下雌黃，不特使佛面蒙塵，也把個活生生的博士班導師，糟蹋成“春香鬧學”裏的學究，實太可惜。

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後不會再發生了。可是新興的胡學又將何擇何從？

有一次在他公寓裏，我記得胡氏興致甚好，向我大談民國政治。他表示對“民初國會”之失敗深為惋惜。因為那些議員“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對國民黨沒聽他話去“一分為二”，表示遺憾。否則中國當時不就有兩黨制了嗎？

聽後，我嬉皮笑臉的反駁他說：“胡老師呀！您提倡的抽象學理，無一不對；您所作的具體建議，則無一不錯。”

胡公聞言頗為光火，大罵我“胡說、胡說”。但他還是留我晚餐，餐後還和我這位學生清客聊到半夜。

我當時所說的雖是冒犯座師的一句戲言，但是四十年後反芻之，則覺學生之言，未始沒有三分哲理。蓋“抽象學理”每多出於智慧，可於參禪打坐中求之；而“具體建議”若無長期“實驗”安知療效。這原是“實驗主義”之精義嘛！

至若“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之實驗主義的抽象學理，豈非“黑貓白貓”哉？微黑貓白貓，焉有今日一千四百萬之個體戶？

余訪大陸城鄉，聞工農傳語，今日之“萬元戶”只算“貧農”；小康者以十萬元起碼也。今歲春節，舉國爆竹喧天、鑼鼓動地，恭禧發財，萬眾歡騰，真是黑貓白貓不出，如蒼生何？但是黑貓宗，實胡學之正宗也。鄧子之徒或有異言曰：吾黨“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也，與胡適何有？曰：無傷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不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兩者究有什麼區別？申韓法家豈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國共又何分軒輊。分久必合，此其時矣。

以上所說的實是石破天驚的胡學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質無名。可是有實有名的胡適研究亦已在大陸每一地區嶄露頭角，而這一新陣容竟以青少年為主。蓋大陸上老一輩的胡學家已所餘無幾，而五四以後出生的中生代知識分子，則成長於一個“大陸不知胡適，臺灣不知魯迅”的沙漠時代。他們雖經惡補，亦難知三昧。蓋胡周二人在此時期都被曲解。去其臉譜，重識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於胡適死後（一九六二）的這個新生代的中國知青，就不同了。他們有自由意志、安定環境和求知的欲望和訓練。他們如今陣容之大，排山倒海而來的聲勢之猛，真使老輩瞠目結舌。一個新的中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正山雨欲來。一種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東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筆者嘩眾取寵；實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幾十轉的實際心得！試看大陸上的社會科學院一處即有研究人員六千人。生活雖苦，個個都在孜孜不倦，埋頭鉆研。統治者如停止文字獄，對學術自由不加幹擾（現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讓他們各自成家，那還得了！我輩偷生海隅，老大徒傷悲的陳腐高知，面對此一陣容，真有滴水被卷入錢塘巨浪之感。——這也是我對我的小友歐陽哲生博士特別看重的道理之一。

8.17 吾友歐陽哲生博士

歐陽還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這本優秀的博士讀文已使他超遷而升任至少三十七歲始能擔任的副教授。前年在兩岸胡學論文競賽中，竟然在胡學老巢的臺北也壓倒群雄，高掛榜首。我們算是有緣，在海外一次胡適思想研討會上不期而遇。讀其文、執其手、觀其人、聽其言；一表青年儼然又是一位小胡適。

哲生要我替他行將出版的博士論文寫篇序。我雖是個無事忙，也自覺不能不從命。哲生是他們這一代（胡適逝世後才出生的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適，我所認識的第一人。他這本書也是他們這一代紮紮實實的第一本書。作者今後至少還有六十年的著作時間。十本八本更有分量的專著會接踵而來。在他背後，我也知道更會有幾百幾千和他類似的青年學者，相率出現。在他們推動之下，胡適學將有一番光輝燦爛的新天地。對他這本處女作作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評，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這第一本書，在這個啟蒙後胡適學中所占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寫一篇無關痛癢的序文。我想趁此機緣來談談我們這一輩對胡適的看法——胡適的出現是有個什麼樣的時代和文化的背景；在這一時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麼作用，把中國文明又推向另一個新時代。

胡適是個很全面的人。各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他，他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於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這一代的朋友們能對拙見有所匡正，那就是拋磚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