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波德萊爾於1821年生於巴黎。很小的時候，他就不願呆在家裏。五歲時，父親死了。一年後，他母親再度結婚，對於繼父，波德萊爾沒有好感。他被送到多所寄宿學校讀書。由於不守校規，他一再地被這些寄宿學校逐出校門。長大後，他發現自己和中產階層的生活格格不入。他和母親、繼父爭吵，穿劇臺上才使用的黑色鬥篷，在自己的臥室裏掛滿德拉克洛瓦的名畫《哈姆萊特》的平版復制品。在日記中，他抱怨自己深受折磨，其根源之一是"一種可怕的病魔——對家的恐懼"，其次則是"幼年便有的孤獨感。盡管有家人，特別是有學校裏的朋友，一種註定終生孤獨的宿命感總也揮之不去"。

他夢想著能到法國以外的地方，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在另一個大陸上，讓他徹底忘卻"平常的生活"——這是一個讓他發怵的字眼。他夢想到一個更溫暖的地方去，到《旅行的邀約》中的對偶詩句描述的神奇之所去，那裏一切充滿"秩序、美麗／華貴，靜謐和活色生香"。然而，他明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曾經告別北部法國的陰沈的天空，結果是沮喪而歸。他動身離開法國，其目的地是印度。在海上航行了三個月後，他乘坐的船遭遇了海上風暴的打擊，停靠毛裏求斯檢修。毛裏求斯島林木蔥翠，環島都是熱帶棕櫚樹，這正是波德萊爾曾經夢想一遊的地方。但槽糕的是，他始終不能擺脫一種傷感和無精打采的狀態，因而對未竟之旅產生懷疑，認為即便是到了印度，情形也不會更好。於是置船長的一再勸說於不顧，他堅持返航回到法國。

這段旅行使他終其一生對旅行又愛又恨。在《旅程》中，他充滿諷刺意味地想象從遠方歸來的旅行者的敘述：

“我們看見星星，波濤；

我們也看到了沙灘；

盡管有許多麻煩和突如其來的災難，

就像在這裏，我們總覺厭煩。”

盡管如此，他還是盼著能出外旅行，也覺察到旅行對自己強烈而持久的吸引力。結束毛裏求斯之旅回巴黎後不久，他便夢想著再到另外一個地方旅行："現實的生活就像是一家醫院，每個人都疲於更換自己的病床。有人喜歡靠近暖氣片的病床，有人喜歡靠窗。"好在他並不因為自己是這眾多病人中的一個而感羞愧："對我而言，我總是希望自己在一個我目前所居地以外的地方，因而到另一地方去永遠是我滿心歡喜的事情。"波德萊爾有時夢想著旅行到裏斯本，那裏氣候溫暖，他會像蜥蜴一樣，躺在太陽下便能獲得力量。裏斯本是個水、大理石及光的都市，讓人自在從容，敏於思索。然而，對葡萄牙的幻想還未及完結，他又想，也許在荷蘭，他會更快樂。接下來，他馬上又想為什麼不是去爪哇，波羅的海？甚至為什麼不是北極，在那裏，他可以在極夜的黑暗裏觀察彗星是如何劃過北極的天空！目的地其實並不重要，他真正的願望其實是想離開現在的地方，正如他最後總結的那樣："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它在我現在的世界之外！"

波德萊爾看重對旅行的幻想，認為這是一種標記，代表高貴的追索者的靈魂，對此類追索者，他稱之為"詩人"：他們從不滿足於故鄉的所見所聞，盡管他們清楚他鄉也並非盡善盡美；他們情緒多變，時而希望滿懷，看待世界如孩童般理想;時而絕望無從，憤世悲觀。像朝聖的基督徒，詩人註定生活在一個陷落了的世界裏，但同時，他們又不肯認同一種變通的、較少妥協的世界。

同這些觀點相反，在波德萊爾的傳記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終其一生，他都為港口、碼頭、火車站、火車、輪船以及酒店房間所吸引；那些旅程中不斷變換的場所讓他覺得比家裏更自在。一旦感受到巴黎的壓抑，覺得巴黎的生活似乎"單調狹窄"，他就會離開，"因為想離開而離開"，旅行到一個港口或火車站，在那裏，他能聽到內心的吶喊：

“列車，讓我和你同行！輪船，帶我離開這裏！

帶我走，到遠方。此地，土俱是淚！”

在一篇關於波德萊爾的論文中，T·S·艾略特指出波德萊爾是19世紀展示現代旅遊地和現代交通工具之美感的第一位藝術家。艾略特寫道："波德萊爾……創造了一種新型的浪漫鄉愁。"這包括："告別之詩和候車室之詩。"或許，我們還可以加上"加油站之詩"和"機場"之詩。

在家不開心的時候，我常搭上去希思羅機場的火車或機場巴士。在機場2號大樓的觀光走廊上，或者從機場北面跑道一側的萬麗酒店的頂樓，我觀看飛機連續不斷地在機場起降，十分暢意。

1859年對波德萊爾是艱難的一年，在經歷了《惡之華》的審判過後，他和情人詹妮·杜瓦爾的關系又宣告破裂。他於是到母親的家鄉——翁弗勒爾看望她。他在翁弗勒爾呆了兩個月，常在碼頭邊找一個椅子坐下，看各種船只停靠、起航。"那些高大壯觀的輪船，平穩地停在止水上；還有那些看似充滿夢幻和閑適的輪船，它們難道不是在對我們無聲耳語：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快樂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