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裏達這一頁似乎要被匆忙地翻過去，這充分顯示出當代理論和批評的輕狂。解構主義在西方畢竟已經有三四十年的歷史，而且廣泛地被人文學科所吸收。當代多元主義變得油嘴滑舌，這不過是從解構主義那裏搞了點皮毛。而一元論和獨斷論依然盛行，這說明解構的任務並沒有完成。相反，當代思想文化對解構主義完全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不折不扣的拿來主義。這種情況就是在西方當代理論和批評中，在文化研究這門超級學科中也隨處可見。解構（尤其是德裏達）只剩下一些觀念和語錄片斷，解構主義始終被神秘化，要麽變成當代詭異的前現代的諾斯替教義，要麽變成後當代的思想文化的啟示錄。但二者都是將解構簡單化的結果。在中國，情形顯然更難恭維。解構曾經被看成妖魔，現在則被看成常識。解構的命運與其他現代西方理論的命運一模一樣，都是被匆忙瀏覽留下只言片語而後被扔到一邊。現在解構被幸運地變成常識，仿佛誰都在解構，誰都身藏這把暗器，或者默記著這句咒語。

解構在中國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這不應該是解構在中國的遭遇，尤其在起源與中心如此堅固的當代場域中不應該被如此輕易地打發。解構是後現代思想文化建構的基礎（盡管這二者都反對基礎的存在），但經歷過一段歷史的清理之後，後現代文化也走向建構性，解構本身的建構性也可以發揮出效力。盡管說當代中國的後現代文化建構不可避免要與現代性纏繞在一起，但應該是現代性的那些積極的價值取向融入後現代的文化中，而不是現代性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整合力量在起著絕對支配作用。這需要我們重新回到後現代文化的最初的基地，也就是回到解構，回到解構的那些最有活力的思想中去。

一、解構的文學性方法

1987年，比利時人奧特溫•德格雷夫就德曼在1941年2月至1942年6月發表於比利時《晚報》上的92篇文章指責德曼在德國占領期間有反猶主義傾向。德裏達又寫了《猶如貝殼深處的海濤聲——保羅•德曼之戰》一文，對此事的來龍去脈作了交待，當然也是在為德曼打抱不平。（早在1984年，在保羅•德曼去世一周年時，德裏達作了關於記憶的講演。不用說，這個講演是紀念他的好友德曼的。這些講演以“memory”為題，於1986年在美國出版。但在1987年，比利時人奧特溫•德格雷夫就德曼在1941年2月至1942年6月發表於比利時《晚報》上的92篇文章指責德曼在德國占領期間有反猶主義傾向。德裏達又寫了《猶如貝殼深處的海濤聲——保羅•德曼之戰》一文，對此事的來龍去脈作了交待，當然也是在為德曼打抱不平。該文後來匯同”memory”續集出版，題為《多義的記憶——為保羅德曼而作》，1988年出法文版，由Editions Galilée出版。中文版由蔣梓驊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出版）。關於這篇文章對德曼的多方面闡釋這裏不談，其中有一處提到德曼與解構的關系時，德裏達說到：“戰後過了20余年，德曼發現了解構”（參見《多義的記憶——為保羅德曼而作》，蔣梓驊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242頁）。他最初談論解構是在《盲視與洞察》這部論文集，但這部論文集直到1971才出第一版，1983年再版，其中的論文如果有談到解構的話，也不會早於1966年。如此說來，德裏達稱德曼“發現了解構”，只能理解為他把德裏達的“解構”引進到美國。1966年，他們在美國的赫甫金斯大學一見如故，開始了他們的堅定同盟。但很多研究者把他們看成只是同盟軍，力圖抹去德曼的解構標簽。一位德曼的權威者林賽•沃特斯認為：除了德裏達在《白色的神話》的開頭就“印刻文字”的物質性所作的論述外，德裏達對德曼沒有什麽直接影響（林賽•沃特斯《美學權威主義批判》，中文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24頁）。這個見解可謂是極端了。魯道夫•加謝（Rodolphe Gasché）就寫了一些系列的文章來區分德曼和德裏達不同的文學活動。但德裏達本人顯然不這樣看問題，他認為德曼是解構在美國的中堅，是他的真正的同道，是解構的開創者和實踐家。德裏達說道：如果沒有保羅•德曼，在美國的解構就不可能是其所是（參見：《多義的記憶》第129頁。德裏達同時寫道：在德曼著作內部發生了什麽事呢，如果可以將這個“內部”分離為：1，他不談論解構的時刻；2，他談論解構象談論一種正在其他文本中進行的操作這樣的時刻；3，他像描述解構那樣描述自己的工作這一時刻？）。在德曼的著作的內部，他描述解構就象描述自己的工作一樣。

德曼“發現了”解構，這一陳述意味著什麽？是德裏達出於友情與紀念，把解構的發現功勞歸功於德曼嗎？但是誰發明了解構了呢？這裏使用的是“發現”，當然也不是德裏達——德裏達從來不會這樣認為，解構這個詞來自海德格爾，德裏達一直是在閱讀海德格爾的文本中來展開解構的。但是德曼發現了解構，這個陳述是真實的，是德裏達發自內心的訴說。解構是一項發現，而不是發明。不是發現誰，而是發現解構本身。這就是德曼的功勞。這是德裏達與德曼一拍即合的地方，而且也是德曼鼓舞了德裏達的地方。重要的問題就在於：解構就在那裏，德曼發現了它。德曼一開始就說，“沒有必要解構盧梭”，因為他本人已經在解構。這是換一種方式說：解構總是已經在作品中，尤其在文學作品內工作。解構並不像現代性技術工具，在事後和從外部起作用。文本自己解構自己，要記得這一點或這些文本就行了。對於德裏達來說，這一陳述是一項生動的隱喻，它表示著德曼的歷史本身就象他閱讀的所有的文本一樣，本身是解構的，解構就存在於他的歷史中。德曼發現了解構，解構也解構了德曼的歷史性。這樣，德裏達為德曼找到了逃脫1941—1942年的歷史牢籠的最佳方式。歷史是解構的，沒有總體性，也沒有本質。它是延異、替換和非中心化的過程。

但是德曼“發現了”解構——不是一項應急措施，不是臨時性的證詞，那是對解構之存在方式的發現。解構就在那裏，就在文本內，就是在文學作品內。這是對解構的簡要陳述。解構尤其在文學作品內，這意味著解構天然歸屬於文學。德裏達之所以對德曼感激不盡，就在於德曼說出了真相，解構就在文學作品內。這使德裏達終於擺脫了哲學的夢魘。因為德曼，因為在文學批評領域裏建立的聯盟，德裏達的解構主義開始大行其道，德裏達越過了哲學的界線，變得更加理直氣壯。

1966年，德裏達與德曼相遇，這確實是解構主義的僥幸。解構找到，或者說回到文學的家。海德格爾的最後只有孤軍奮戰在荷爾德林的詩性世界，那是存在之最後境界。但是，德裏達遭遇了德曼，這就是解構時代的開啟。解構回到了文學，文學是哲學的家園，康德、尼采、海德格爾無不如此，但都沒有德裏達這麽幸運。德裏達青少年時代就在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和作家之間徘徊，他結果選擇了哲學。但是，在正統哲學界，他一直被看成一個批評家，一個用文學方法來閱讀哲學的人。當然，什麽是“文學方法”是值得推敲的，不管怎麽說，德裏達的閱讀使用了大量的隱喻，依靠聯想，玩弄詞藻遊戲，任意跳躍，隨便轉折。甚至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評論，更象是先鋒派式的實驗文本。很顯然，在德裏達的解構策略中，拆除在場的起源性，把起源與中心看成“補充”的產物，這是他對形而上學最為有力的解構，由此也使在場的權威性，使在場處於中心的地位受到嚴重動搖。通過發現隱喻、替換和補充的遊戲，任意顛倒等級，讓詞與詞進行嫁接……，所有這些，都是德裏達式的文學閱讀方式，用文學方式來閱讀哲學的方式，他是用文學對抗哲學的人（馬克•愛德蒙森就用這一表述作為一本書的名字。“文學對抗哲學”，這倒是道出了解構策略和方法的奧秘。《文學對抗哲學》，中文版，2000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要了解他的對抗之所以有效並且進行得如此徹底，就有必要理解他的“補充”（或替補）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