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除了文化啟蒙之外，還有商業文化的啟蒙。很多學者發現，商業的發展，對西方世界走出宗教神權的愚昧時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商業使人變得理性，因為商業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可以量化的經濟分析。人們無需求助於神和上帝，就可以算計和預測經濟活動。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發生了商業革命。但中國的商業革命不但沒有使人變得理性，反而使人變得瘋狂。 

商業一旦產生，就拋掉了所有的道德和價值，GDP主義和貨幣主義橫行，就以貨幣來衡量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靈魂。金錢至上貨幣崇拜的現象，本身就與精神領域的供給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實際上，一些宗教領域本身的高度商業化更能說明這個問題。）沒有多少人會否認，今天的中國盡管具有一個越來越巨大的經濟體，但文化則是虛空的。

顯然，中國商人群體里面為數不少的人是最需要“巫術”、最相信“巫術”的。底層商人穿金帶銀，恨不得把所有財富都貼在臉上，穿在身上。中高層就收斂一些。不過，不同商人階層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信“巫術”，只是所去的地方不同罷了，有去廟堂求神拜佛的，也有去找“高人“的（例如王林），或者乾脆財大氣粗把“高人”請到家里來的。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中西商人盡管都是賺錢，但過程則是相反的。 

在西方，經商被認為是一個凈化心靈的過程。人是具有原罪的，賺錢就是一個洗清“原罪”的過程。因此，商人發了財，就要發揮功德精神，做慈善。中國似乎相反，經商的過程往往使得經商者具有了“原罪”。盡管也有不少商人學習西方，做功德，但大多數商人根本上只關心自己，對社會毫無關切之感，對窮人沒有關懷心。

如果把中國商人的行為，從他們今天所面臨環境的角度考慮，也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人所處的任何環境，都是可以加以科學分析，並通過科學方法來解決其問題的。然而，對於當今中國商人來說，環境有時候並非他們所掌握的科學知識所能解釋的，於是他們中的很多人轉而求助於“巫術”。諷刺的是，“巫術”能讓他們“安心”，卻依然不能改變和控制環境。更為可悲的是，盡管很多商人明明是通過自己的辛勞和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的，但他們往往傾向於把自己的故事“巫術化”，好像自己和別人有什麽不同，而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