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文化的“巫術化”及其後果(1)

在西方,除了文化啟蒙之外,還有商業文化的啟蒙。很多學者發現,商業的發展,對西方世界走出宗教神權的愚昧時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商業使人變得理性,因為商業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可以量化的經濟分析。人們無需求助於神和上帝,就可以算計和預測經濟活動。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發生了商業革命。但中國的商業革命不但沒有使人變得理性,反而使人變得瘋狂。 

商業一旦產生,就拋掉了所有的道德和價值,GDP主義和貨幣主義橫行,就以貨幣來衡量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靈魂。金錢至上貨幣崇拜的現象,本身就與精神領域的供給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實際上,一些宗教領域本身的高度商業化更能說明這個問題。)沒有多少人會否認,今天的中國盡管具有一個越來越巨大的經濟體,但文化則是虛空的。

 

顯然,中國商人群體里面為數不少的人是最需要“巫術”、最相信“巫術”的。底層商人穿金帶銀,恨不得把所有財富都貼在臉上,穿在身上。中高層就收斂一些。不過,不同商人階層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信“巫術”,只是所去的地方不同罷了,有去廟堂求神拜佛的,也有去找“高人“的(例如王林),或者乾脆財大氣粗把“高人”請到家里來的。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中西商人盡管都是賺錢,但過程則是相反的。 

在西方,經商被認為是一個凈化心靈的過程。人是具有原罪的,賺錢就是一個洗清“原罪”的過程。因此,商人發了財,就要發揮功德精神,做慈善。中國似乎相反,經商的過程往往使得經商者具有了“原罪”。盡管也有不少商人學習西方,做功德,但大多數商人根本上只關心自己,對社會毫無關切之感,對窮人沒有關懷心。

 

如果把中國商人的行為,從他們今天所面臨環境的角度考慮,也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人所處的任何環境,都是可以加以科學分析,並通過科學方法來解決其問題的。然而,對於當今中國商人來說,環境有時候並非他們所掌握的科學知識所能解釋的,於是他們中的很多人轉而求助於“巫術”。諷刺的是,“巫術”能讓他們“安心”,卻依然不能改變和控制環境。更為可悲的是,盡管很多商人明明是通過自己的辛勞和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的,但他們往往傾向於把自己的故事“巫術化”,好像自己和別人有什麽不同,而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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