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20世紀初小說考據學的省思之一

【內容提要】 百年輪回，有關上個世紀中國小說研究發軔期的回顧，在少數學者中引發了全盤推倒、一切由“我”重來的沖動。然而，以《西遊記》著作權的發現為例，平靜地省思可以發現，第一代小說研究巨擘的有關考據容有思慮欠周、方法未密、結論欠當的地方，但他們將文本和文獻結合，確立從文學審美角度去研究文學的原則，在夢囈、臆說為學復行大暢的今天仍然不失路向意義；他們從社會異文化的淪陷中將小說的審美屬性搶救回來的良苦用心和功勞，不容後人簡單抹殺。

作為新文化運動向學術領域延伸和擴散的一個表現，20世紀20年代，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進入了自覺時代。眾所周知，其標志就在於胡適一系列個案考據成果的發表與集個案考據與恢弘視野於一體的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書的刊行。時間過去了接近一個世紀，對第一代小說研究大師地位的解構，在一部分學者中似乎形成了一種全盤推倒、由我重來的沖動。是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學術史最初也都是當下的學術史。但這是否意味著，當你在鍵盤上跳舞著書立說的時候，前人的所有勞苦與用心都要予以抹殺？


讓我們重新回顧一下《西遊記》著作權的發現歷程吧。


《西遊記》是最為家喻戶曉的明代“四大奇書”之一，它和其他三大奇書在傳播上有諸多相似和不同。相似之一是傳播的廣泛和持久。以持久論，早在今存最早最完整的刊本即有萬歷二十年陳元之(1592)序的金陵世德堂本之前差不多兩百年，已有一部平話體的《西遊記》傳世，如《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韻“夢”字類《魏徵夢斬涇河龍》條，注明所引即平話體《西遊記》中的一節，與現通行本《西遊記》第十回十分相似；同時朝鮮人的漢語學習教科書《樸通事諺解》，亦有買“那一等平話”“《唐三藏西遊記》”、“《西遊記》熱鬧，悶時節好看”[1]111等記載和對《西遊記》全書情節的介紹，還在多處直接引用了《西遊記》平話中齊天大聖大鬧天宮、車遲國鬥聖等精彩情節，亦與現通行本極為接近。而在那之前，以戲曲形態傳播的《西遊記》故事，如元人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佚名《陳光蕊江流和尚》戲文等等，自然為小說《西遊記》的出現做了更長久的鋪墊。無論如何，比較成熟的小說形態的《西遊記》，至遲從元末明初就已產生，則是確定無疑的，這一點也不比另兩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晚。以廣泛論，《西遊記》小說自產生以後，除了在文學創作內部引發一系列反應，如開創神魔小說類型，更新小說審美觀念，推進形象塑造手法多樣化等等之外，還對知識分子話語、庶民百姓生活、上層宮廷娛樂等社會文化各方面產生深刻影響。就對知識分子話語的影響而言，明弘治間孫緒的如下言論就顯示，《西遊記》一定程度上擴大了佛教的社會影響力，引發了正統儒者從衛道角度對它的種種有趣闡釋，顯示了明代儒者通過曲解異端文化從而加以吸收的“與時俱進”：“謬悠之說，本非儒者所宜言。然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歸於正，亦吾儒辟異端之所當留心者也。……釋氏相傳，唐僧不空取經西天，西天者，金方也，兌地，金經所自出也；經來白馬寺，意馬也；其曰孫行者，心猿也；這回打個翻筋斗者，邪心外馳也，用咒拘之者，用慧劍止之，所謂萬里之妖一電光也；諸魔女障礙，阻敵臨期取經、采藥，魔情紛起也；皆憑行者驅敵，悉由心所制也；白馬馱經，行者敵魔、煉丹、采藥，全由心意也。”（卷十五）[2]①所謂“唐僧不空取經”，所謂“孫行者”“打個翻筋鬥”，都非任何佛教典籍所言，而為小說《西遊記》所有。

如就《西遊記》對明清以來庶民百姓生活的影響而言，可從許多其他小說人物普遍以《西遊記》故事和主人公為口頭禪觀之。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二寫黃生大喜欲狂，恨不能“把孫行者的瞌睡蟲，遍派滿船之人，等他呼呼睡去，獨留他男女二人，敘一個心滿意足！”[3]709《醒世姻緣傳》第八回寫青梅自嘆容貌不美，做不得公子王孫的嬌妻艷妾，“總然便做了貴人的妾媵，那主人公的心性，寵與不寵，大老婆的心腸，賢與不賢，這個真如孫行者壓在太行山底下一般，那里再得觀音菩薩走來替我揭了封皮，放我出去？縱然放出來了，那金箍兒還被他拘束了一生，這做妾的念頭是不消提起了”[4]62。《紅樓夢》第四十九回寫史湘云雪天穿戴一件里外發燒大褂子和一頂大紅猩猩氈昭君套，林黛玉打趣說：“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她一般的拿著雪褂子，故意裝出個小騷達子樣來。”[5]729等等。史料表明，根據《西遊記》改編的各種曲藝，還是明清時代宮廷的愛物。如出於晚明太監之手的《明宮史》記載，萬歷間鐘鼓司在盛夏接待“聖駕”欣賞“水傀儡”的劇目之一，即“孫行者大鬧龍宮”（卷二）[6]。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記載，清代諸帝在圓明園和頤年殿觀賞的承應戲，也有《請美猴王》、《水簾洞》等名目。如果說在明清時代《水滸傳》、《金瓶梅》等其他奇書還曾被禁止的話，那麼，《西遊記》則是從一問世就暢通無阻於各傳播領域，直到今天的。


與明代其他三大奇書的傳播有明顯不同的一點是，其他三大奇書的傳播總是帶有作者的有關信息，盡管仍然有些撲朔迷離，有關它們著作權的認定，不管是作為自然人名也好，還是符號化的代稱也好，基本上是明確的。例如，《水滸傳》的傳世刊本，不管是鄭振鐸舊藏嘉靖天都外臣序殘本的題法“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還是萬歷余氏雙峰堂志傳評林本的題法“中原羅貫中道本名卿父編輯”，崇禎貫華堂七十回本的題法“東都施耐庵撰”，或者崇禎雄飛館二刻英雄譜本的題法“施耐庵編輯”，在明代小說創作往往假編輯之名以行的情況下，其著作權總是有所指的；《三國演義》的傳世刊本，嘉靖壬午大字本和萬歷金陵周曰校本的題法，都是“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貫中編次”，諸種萬歷三國志傳本的題法，都直接是“東原貫中羅道本編次”，其著作權的指向更明白無誤；《金瓶梅》，雖然萬歷詞話本卷首無著作權題署，但欣欣子序既已寫明“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則其著作權亦有所歸，只不過“蘭陵笑笑生”不是作者的真名罷了。但是《西遊記》呢？

終明一代，既無任何野史筆記、文人別集像透露《金瓶梅》作者的蛛絲馬跡一樣留下點有用的線索，除了萬曆書林劉蓮臺刊十卷《唐三藏西遊釋厄傳》（應為原著節本）卷首有“羊城沖懷朱鼎臣編輯”的題署外，其他完整的傳世刊本今存四種，均不明作者為誰；雖然三種晚明一百回本，即萬歷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本、萬歷閩書林楊閩齋刊《鼎鍥京本全像西遊記》本，與原藏日本帝國圖書館《唐僧西遊記》本，卷首均有“華陽洞天主人校”，但“校”不是編輯，更不是創作，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謂“華陽洞天主人”當然不是作者的化名。然則問世之早不晚於其他三大奇書，受社會歡迎的程度亦不絲毫遜色於其他三大奇書的《西遊記》，其作者到底是誰，竟一直無人知曉，也無從問津，豈非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