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虛與實”、“幻與真”、“奇與正”三組重要小說觀念

【內容提要】 百回本《西遊記》的橫空出世，為明代的小說批評提供了新的范本。圍繞著對《西遊記》的評論，陳元之、謝肇淛、李卓吾（？）、袁於今、張譽、淩濛初、睡鄉居士等都發表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他們的批評文字基本解決了困擾自古以來無數研究者的小說創作“虛與實”的關系問題，肯定了小說這種特殊體裁的虛構性特征，基本澄清了對以神魔鬼怪為題材的奇幻文學的傳統偏見，肯定了奇幻小說存在的合理性；從“真與幻”的辯證關系上，強調奇幻小說要“幻中有真”，更進一步強調小說要描寫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完成了文學向人本位復歸的理論探索；在“奇與正”的探討中，他們把“奇”定位於“文勝”，定位於取材於現實生活，客觀地反映現實生活，又要表現出奇的特色，是對古代小說理論的重要貢獻。在這些理論探索的每個環節中，《西遊記》的范本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明代中葉，伴隨著市民階層的興起和思想解放啟蒙思潮的產生，百回本《西遊記》橫空出世。這部作品一經產生，就以它巨大的思想內涵和無與倫比的藝術魅力征服了當時小說界——既讓那些堅守“一據實錄”小說觀念的人瞠目結舌，大叫“俚妄”；也讓一切有識之士為之歡欣鼓舞，並對其進行了深入探討。在這一過程中發展演進的“虛與實”、“幻與真”、“奇與正”這三組重要的小說觀念，就是《西遊記》研究乃至明代小說研究遺留給我們的豐厚文學遺產。總結這三組小說觀念在明代的演進軌跡，有著重要的歷史認識意義和現實借鑒意義。

一

先民們在“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農耕生活中，逐漸形成了重現實而輕虛妄、重實際而黜玄想的務實精神，即所謂“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王符《潛夫論•敘錄》）、“志盡於有生，語絕於無驗”（章太炎《駁建立孔教議》）；我國豐富的史官文化，更要求治史要“秉筆直書”，不為強權所左右，並形成“實錄”這一重要的治史觀念。所謂“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正是務實、實錄等觀念的表現。這當然有其進步性的一面，然而對於從根本上帶有虛構性質的小說創作來說，卻不能不起到阻礙作用，以至於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干寶等人創作《搜神記》等志怪小說，仍是要“明神道之不誣”（干寶《搜神記序》），以證明“仙化可得，不死可學”（葛洪《神仙傳序》）。隨後唐代韓愈的“以文為戲”（裴度《寄李翺書》）、宋代洪邁的“稗官小說家言不必信”（《夷堅志丁序》）和羅燁的“隨意據事演說”（《醉翁談錄•小說引子》）說雖然已經初步接觸到了小說的虛構性質，但對此觀念響應者不多，還不足以改變傳統的“實錄”觀念並形成系統的小說理論。

到了明代中葉，隨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通俗小說的出版和流傳，小說的虛構與史實的關系才引起人們普遍關注和論爭。在理論的初起階段，這種論爭主要是圍繞著《三國演義》展開的。由於傳統觀念的巨大慣力，這時人們還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猶抱琵琶半遮面”——雖然承認小說的地位，卻仍然擺脫不了“實錄”觀念的影響。林瀚《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序》要求歷史演義小說創作要“為正史之補”；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要求演義小說要“事紀其實”；修髯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引》要求歷史小說要“羽翼信史而不違”；余邵魚堅決反對“鑿為空言以炫人聽聞”，要求演義小說創作要“一據實錄”；他的《列國志傳》就是“謹按五經並《左傳》、十七史、《綱目》、《通鑒》、《戰國策》、《吳越春秋》等書”敷演而成（《題全像列國志傳引》）。這說明傳統的惰性是如何頑固地禁錮著人們的思想觀念，也說明單純圍繞《三國演義》等歷史演義小說來談論小說創作“虛與實”的關系問題，對人們的理論視野是有一定限制的。

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西遊記》以它恢宏的幻想筆墨出現在世人面前。這部作品所敘述的唐僧取經故事，雖然具有歷史上玄奘取經的影子，卻完全打破了按照歷史真實描寫的局限。且不說其中一個個動人心弦的降妖故事的虛幻性，就連其中歷史人物玄奘的出身，也不是按照歷史的真實來描寫，而是杜撰了一個江流兒的故事，甚至玄奘的家鄉也由洛州被搬到了海州。這樣一部完全虛幻化的通俗小說，對舊有的小說觀念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沖擊。因此，不少人就驚呼其“俚妄”，直斥其為“東野之語，非君子所志”，認為《西遊記》“以為史則非信，以為子則非倫，以言道則近誣”，甚至大叫“吾為吾子之辱”（陳元之《刊西遊記序》），即為《西遊記》的作者感到恥辱。但是，也正是這樣一部虛幻性的通俗小說，才更能引起人們對傳統“實錄”觀念的深刻反思，並在反思的基礎上重建嶄新的小說觀念。因此，關於小說“虛與實”的論爭，雖然開花於對《三國演義》的研究，卻結果於對《西遊記》的理論探索。

現存的百回本《西遊記》最早刊本世德堂本卷首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就針對著指責《西遊記》“非信”、“非倫”、“近誣”的觀點說：

否，否，不然！子以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倫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倫，則子、史之誣均；均誣則去此書非遠，余何從而定之？故以大道觀，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觀，何所不有哉……是故必兼存之後可，於是兼存焉。

作者這里慷慨陳詞，為維護《西遊記》的合法地位而大聲疾呼，認為《西遊記》和子、史“誣”則“均誣”，把小說和子、史相提並論，提倡“兼存”。特別是這一段話，實際上牽涉到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通俗小說的問題。正統文人總習慣於用子、史的標準來評價一切文學作品，在陳元之看來並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因為“以天地之大觀，何所不有哉”，如果硬要確定一個標準，無疑會窒息文學創作。這種觀點在當時當然是難能可貴的。但我們也不能不遺憾地發現，作者這里也有強詞奪理之嫌。雖然子、史也有個別“非信”、“非倫”之處，但從總體上來說是“可信”、“可倫”的，和《西遊記》完全虛構是不同的。這說明陳元之雖然強調通俗小說的合理性，但並沒有認識到小說和子、史的本質差異，沒有真正認識到小說的虛構性特征。

隨著對《西遊記》研究的深入，人們的認識也在逐步提高，到了謝肇淛便產生了質的飛躍。謝肇涮有關《西遊記》的評論文字，主要見於其著作《文海披沙》和《五雜俎》中。相對來說《五雜俎》卷十五中的文字更為重要。作者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