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秋天來得比往年都早,秋雨綿綿,枯葉雕零,上索省河畔籠罩著蒙蒙輕霧。我仍住在富尼埃爾山腳下的父母家裏。我得找份工作幹幹。一月,克魯瓦·帕凱廣場附近的一家絲織品公司雇用我當了六個月的打字員。工資微薄,但我省吃儉用,假期我去了西班牙南部的托雷莫利諾斯度假。那年,我十八歲,生平第一次離開法國。

在托雷莫利諾斯的海灘上,我結識了一個名叫米爾·馬克西莫夫的法國女人,棕發女郎,非常漂亮。她和丈夫在許多年前就定居在那兒了。我在他們經營的一家小旅店裏租了一個房間。她告訴我明年秋天她將去巴黎的朋友家裏呆很長的一段時間,還把她朋友的地址給了我。我也答應她,如果有機會就去巴黎看她。

回來之後,我仿佛覺得裏昂顯得更加陰沈。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在聖巴德勒米路上坡的右邊,有一所天主教遣使會的寄宿學校。山坡上建了幾幢房子,…

這是我的一位朋友講述的故事。

當我還在莫斯科上學的時候，我的鄰居是一位——我不說你也明白的——女人。她是波蘭人，他們都管她叫“特蕾莎”。她高挑的個兒，身體壯實，皮膚稍黑，一張粗糙的胖臉像是用斧頭砍就而成，抑郁的眼睛裏射出可怕的微光，聲音低沈沙啞，走起路來活像趕車的馬夫。她總是給我一種恐懼感。我住在頂層，她住的閣樓就在我的對門。只要我知道她在家裏，我是從來不會敞著門的；但到底也還是有一兩次例外。有時候，我在樓梯上或者在院子裏遇上她，她便對我報以一笑。但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狡獪而且玩世不恭的獰笑。偶爾我也撞見她蓬著頭發，淚眼模糊地喝酒，露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每當這種時候，她總是招呼我道：“你好，大學生先生！”然後就對著我傻笑，這更增加了我對她的厭惡感。我真想換一個住所，以避免和她相遇，躲開她的這種恭維。可是我的小房間實在太好了，從窗口可以極目遠眺，而且樓底下的街道總是那樣的寧靜，所以我也就忍下來了。…

每次去羅馬尼亞，我都覺得像是去另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裏，我從來搞不清楚什麽事情是湊巧發生的，什麽是事先策劃好的。因此我每次公開發言都要求查閱自己的檔案，結果每次都遭到拒絕，理由五花八門，而每次都有跡象表明我又被監控起來了，或者說對我的監控從來就沒停過。

去年春天，我應新歐洲學會的邀請去了布加勒斯特。到那裏的第一天，我跟一位女記者和一位男攝影師一起坐在酒店大堂裏，突然走來一個虎背熊腰的保安，問我們，拍照有沒有得到批準，他還想奪走攝影師的相機。“這兒不準拍照，拍人也不準。”他吼道。我約了一個朋友第二天晚上吃飯。我們電話裏約好，朋友下午六點來酒店接我。結果他拐進酒店所在的馬路時，發現有個男人跟蹤他。他到酒店前台要小姐打電話給我。小姐要他先填一張來客登記表。他大吃一驚，因為從沒發生過這種事，連齊奧塞斯庫時代都沒有過。…

今天早上起得早，想做出決定是否把我們的大腦遺贈給母校，他們在收集這類東西。我們突然感到古怪的是，這個決定將必須由大腦本身做出，我們別的任何一部分——腳或者膽囊——都無法參與，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說全都有關。我們的腦袋小，我們擔心把我們的大腦和別人的大腦一起放在架子上，它會自慚形穢。上午花了一部分時間來為我們的大腦寫說明，但只是寫了這段：

看吧，活著的朋友，這堆安靜的面條，

從整體中取出的這一套。

一個終於摘除的大腦在此擱放，

許多思想曾在上面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