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的半年, 讓我切切實實地感到, 國際上的中國熱是實實在在的, 中國故事已經變成了全球故事。這種關注不是因為個人有多重要, 有多大影響力, 而是一種對一個大國正在發生的一切的關切。它源於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提高, 中國變得重要是因為我們在影響著別人, 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 無論是政治家、學者還是老百姓, 都跟中國發生著關聯。只要你在中國問題方面有所研究, 這里的人很快就能發現你, 找到你和你交流。我們已經告別自己貼著去給人家講、對外講是為了讓國內的人聽的時代,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外國人吵著要你講、必須真正讓外國人聽通中國故事的時代。 

（二）知識分子的責任。關於中國的故事, 你不講, 人家也會講, 而且在天天講。在這樣一個時代,…

這一判斷基於他的進攻現實主義學說, 即, 在無序的國際政治體系中, 沒有公認的更高權威, 也不存在秩序的守夜人, 沒有國家真正清楚其他國家的真正意圖, 也沒有國家能夠100%確定其他國家不會攻擊自己。這種情況下, 生存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目標, 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相對實力, 只有強大、有實力的國家在這一體制中才有可能生存下來。每一個大國的終極目標, 是最大化它在世界權力中所佔的份額, 並最終支配整個體系。在這樣一個體系中生存的最好的方式, 是相較於潛在的競爭者, 盡可能地強大。一個國家越強大, 另一個國家攻擊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對任何國家來說, 不可能取得全球性的霸權, 可以希望的最好的結果是成為一個區域性的霸權（國家）, 並以此來支配它自己的地理區域。獲得區域性霸權的國家會力圖防止（其他）大國在其他區域復制它們的成功。 …

經濟複雜度與產業升級。在國內時, 新政府提到最多的詞匯之一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但是, 無論是產業還是整個經濟的升級, 到底指什麽？現在是一個什麽狀況？不同區域在不同階段的差異性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一直雲繞在我的腦海中。來到哈佛後, 我也一直在找這方面的文獻和國別研究案例。也許是機緣巧合, 一次, 在肯尼迪學院讀書的我們中國留學生會主席來找我給學生講座。作為答應講座的條件, 我向他是否有人在研究產業升級問題。聰明機智的“田主席”很快打開電腦, 熟練地向我演示了豪斯曼（R. Hausmann）的經濟複雜度模型, 並如數家珍地向我介紹豪斯曼的耀眼履歷——36歲任委內瑞拉經濟計劃部長、38歲組建泛美開發銀行研究部並人首席經濟學家、其後任世行和IMF發展委員會主席, 現任哈佛國際發展中心主任。使我對豪斯曼的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田禾後來還安排了一次有他參加的中國經濟討論。隨著我和田禾交往的加深, 他來找我討論碩士論文題目, 我脫口而出,…

綜合帕金斯教授的講座和幾次私下討論, 我將他的看法歸納如下: 

第一, 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是發展階段轉換的必然。帕金斯教授認為, GDP保持每年8-10%的增長率只會發生在一個國家的追趕期, 當一個經濟體從追趕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時就會放緩。按2000年PPP美元計算, 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等經濟體在人均13000美元時, 都出現了類似的下降, 香港是12000美元。中國的GDP增速在2012-2015年放慢, 以PPP計算的人均GDP增速於2017年放慢是必然的, 如果增長率低為6%, 中國將發生更長時段的減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