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主體的地方性和語境性概念和強調自然與文化的二元主義截然對立。 在概念上，宣稱自然是文化的產物， 不可能學習處於文化之外的自然，這對於地方文化甚至是危險的。 ③ 這種論述使未然文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文化與它特有的地方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得不重要。



另一方面，對文化在語境安置上的理解也可能會和自然科學、自然保護的看法相沖突。 為了保護自然環境，我們也應該保護它的非物質成分，即文化傳統，因為它支撐著這個環境，並增加了它的價值，這種思考方式有別於建立在荒野概念上的、二元式的自然保護。 在《風景和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一書中，西蒙·沙瑪（Simon Schama） 勾勒出了不同文化和自然環境中的各種關係，特別是討論了地方的自然環境被納入文化記憶、被文化采用並在文學、藝術和神話中得以反映…

符號學理論將語境作為某種類型的一般抽象物來進行檢視，由此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疑慮：將和語境有關的某種適應性作為較之於對其他語境而言的某種語境偏好來談論，這樣做是否切題。因為，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說，語境總是圍繞著所有的符號結構，即使在語境意味著符號結構的缺失時也是如此。 而且，當我們想到符號結構的自我組織能力時就會明白，這樣的疑慮是無法駁斥的。



主體通過符號活動建立了與語境相關的、對冗餘的限制，從而使周圍的語境變得有價值。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客觀的角度來描述主體與語境的關係，還要考慮到個體的、現象學上的、質性的關係。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和語境、或者說環境的價值性源於具體語境中主體的存在和主體在其間的符號活動。 對環境而言，存在於其間的時間是一個價值標准。

四、地方身份與環境…

在布拉格符號學派的著作中，語境的概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雅柯布森發展了卡爾·比勒（Karl Burhler） 的語言模式， 在他的語言交流模式中，他將文本和語言的指涉功能聯系在一起。 在雅柯布森的學生、 美國著名的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 對動物交流的符號學研究，也就是動物符號學中，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④



作為圍繞文本或符號的一種結構，語境對符號的形式以及主體可能賦予符號的意義都有影響。語境存在於符號之外，同時通過符號關係規定著符號的局限和特征。 如此，新的詞語在形態上的形式和意義不僅取決於語言中已經存在的概念，還取決於語言中意義與形式之間罅隙的存在。在不同的語境中，一個詞語的意義會有所不同，行為是否合宜也取決於它的語境。…

環境規定了生命體的一些代表性特征，由此，作為主體的生命體可以對環境因素賦予自身物種特有的意義。在其他環境因素的情況下，整個意義系統就會有所不同———它們和符號載體相互關聯。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也為符號過程產生的次現象作出了很好的定義：經驗（從之前的符號過程中積累而來），記憶（使得之前的經驗可以被辨認出來）， 物種層面上的累積以及在進化過程中得到部分發展的特征（後者可以被稱為符號選擇）。



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每一個以反應為基礎的交流模式都可以被作為結構方式進行檢驗，這種結構方式允許了主體及其環境之間一致性的發展，或者說允許了適應。或許最廣為人知、被引用最多的就是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主體在其間通過感覺和行為與對象發生關聯。（見前圖）



在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中，主體和對象經由感知世界…

後文將會提到，主體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互為條件性是生命體與人類起源的符號系統的典型特征，並且，我們是從理論生物學和理論符號學——即產生生態符號學的兩門主要學科——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因此，在這裡提出的方法認為，對生態符號學而言，自然是特征性的，而且，這種方法能夠運用於更廣意義上的，對文化與自然之關係的研究。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我們將會討論在文化認同的塑造中，作為安置的地方性在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作為生命體特征的地方性

每個生命體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適應於它所在的環境，這一理念是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生物學的主要觀點，屬於生態學的核心部分。但是，在現代進化論生物學中，生命體及其環境仍然是相當抽象的，它是在某種間接的、抽象的指標，比如適應性、適應價值之上被定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