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 您放心吧, 我堆上書之後, 還在樓板上跳了好些下, 沒塌, 還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 相應天花板上也沒看到裂縫。再從美國打電話來, 是姐姐, 說老媽做夢把書箱子從一個屋子挪一些到其他屋子, 累慘了, 心臟病犯了。除了房子, 還有寬帶網, 我跟英國大使館的半大老頭說, 還是留著吧, 北京也沒有《閣樓》賣, 你老婆也不在, 他說, 是啊是啊。還有手機, 申請了一個語音信箱, 中英文各錄一遍, 大意說, 我到南方去了, 有話就撂下。反復聽了好幾遍錄音, 才勉強接受, 電話里那個公鴨嗓的男聲是我自己的。 

然後是處理身外之羈絆。頤和園的西堤和故宮後屁股上的筒子河, 我帶不走, 但是要使盡全身力氣, 惡狠狠地看一眼, 聞一鼻子, 能摸的地方慢慢摸兩把：一棵是桑樹, 另一棵也是桑樹。古玩城帶不走, 但是壞蛋仗義行俠的玉商小崔勸慰我, 香港有個荷里活道, 道上也有壞蛋玉商, 如果我眼力比他們毒辣, 這些壞蛋玉商偶爾也被迫仗義行俠,…

我原來以為, 換個工作, 換個城市, 就像換個褲頭那樣簡單。

當時一個人從北京去美國, 四六不懂, 也就是簡單托運兩個巨大的箱子, 隨身書包里幾十張盜版光盤, 貼肉錢包里幾張薄薄的百元綠色美鈔, 我首都機場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體如高粱飴的女友, 向老媽老爸揮了一下手, 在飛機上曲折婉約地睡了一覺兒, 就到美帝國主義的地方了：多數人講英文, 花草整齊, 地上沒痰和煙頭, 咖啡和可樂都散發著資本主義的味道。

所以想像從中國的北京轉到中國的香港, 我想應該像換個褲頭那麼簡單：舊的褪下來, 扔進洗衣機, 新的從衣櫃里拿出來, 踹兩下腿套上身體。

但是,…

這兩點, 突出表現在貝爾納·里厄和帕納盧神甫的對話和交鋒中。這種吵嘴和臭貧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 類似的還有《紅樓夢》開始三十回賈寶玉和林黛玉鬥嘴, 以及格非《相遇》里蘇格蘭傳教士約翰·紐曼和西藏扎什倫布寺大主持之間的牛皮。 

貝爾納·里厄不相信上帝, 帕納盧神甫堅信上帝。 

在鼠疫剛剛發生的時候, 帕納盧神甫進行了第一次佈道：“我的弟兄們, 你們在受苦, 我的弟兄們, 你們是罪有應得。”“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災難是為了打擊天主的敵人。法老違反天意而瘟疫就使他屈膝。天主降災, 使狂妄自大和盲目無知的人不得不屈服於他的腳下, 有史以來一直如此, 這點你們要細想一番。跪下吧。”

 …

然後是憤怒和悒郁：“貝爾納·里厄讀著省長交給他的官方電報, 一邊說：‘他們害怕了！’電報上寫著：‘正式宣布發生鼠疫。封閉城市。’”“但是此時此刻, 鼠疫卻使他們無事可做, 只好在這陰沈沈的城市里兜來轉去, 日復一日地沈湎在使人沮喪的回憶中。”“這樣, 鼠疫給市民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流放之感。” 

也涉及通信, 當時沒有GSM, 用的是電報, 相當於現在的短信：“人們長時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愴的情緒只能匆促簡短地概況在定期交換的幾句現成的套語里, 例如：‘我好, 想你。疼你。’等等”。

也提及廣州：“七十年前於廣州, 在疫情蔓及居民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