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屏東去看媽媽，還沒到時先給她電話：“你知道我是誰嗎？”

她愉快的聲音傳來：“我不知道你是什麽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歡的人。”

“猜對了，”我說，“我是你的女兒，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說，帶著很濃的浙江鄉音，“你在哪裏？”…

香港仔是“我村”。“我村”的意思就是，在這一個小村裏，走路就可以把所有的生活必需事務辦完。

早上十點，先去銀行。知道提款機在哪個角落，而且算得出要等多久。兩三個月一次，你進到銀行裏面去和專門照顧你的財務經理人談話。坐在一個玻璃方塊內，他把你的財務報表攤開。他知道你什麽都不懂，所以用很吃力的國語認真地對你解釋什麽是什麽。有一天，他突然看著你說：“我走了，你怎麽辦？”好像一個情人要去當兵了，擔心女朋友不會煮飯。原來他要跳槽去了。

十一點，到二樓美容院去洗頭。長著一雙鳳眼的老板娘一看到你，馬上把靠窗的那張椅子上的報紙拿開，她知道那是你的椅子。她也知道你的廣東話很差，所以不和你聊天，但是她知道你若是剪發要剪什麽發型，若是染發用的是什麽植物染料；在你開口以前，她已經把咖啡端過來了。…

三個兄弟，都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這回擺下了所有手邊的事情，在清明節帶媽媽回鄉。紅火車站大廳裏，人潮湧動，大多是背著背包、拎著皮包、推著帶滾輪的龐大行李箱、扶老攜幼的，準備搭九廣鐵路北上。就在這川流不息的滾滾紅塵裏，媽媽突然停住了腳。

她皺著眉頭說：“這，是什麽地方？”

哥哥原來就一路牽著她的手，這時不得不停下來，說：“這是香港。我們要去搭火車。”

媽媽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認得這裏，”她說：“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聲提醒哥哥，“快走，火車要開了，而且還要過海關。”…

海倫一個禮拜來幫我打掃一次。看見我成堆成堆的報紙雜志，擁擠不堪的書架，床頭床邊床底都是書，她認為我“很有學問。”當她看見有些書的封面或封底有我的照片，她更尊敬我了。

她一來就是五個鐘頭，因此有機會看見我煮稀飯──就是把一點點米放進鍋裏，加很多很多的水，在電爐上滾開了之後用慢火燉。

海倫邊拖廚房的地邊問：“你們台灣人是這樣煮粥的嗎？”

“我不知道台灣的別人怎麽煮粥的，”我很心虛：“我是這麽煮的。”

我想了一下，問她：“你們廣東人煮粥不這麽煮？”…

收到安德烈的電郵，有點意外。這家夥，不是天打雷劈的大事──譬如急需錢，是不會給他母親發電郵的。不知怎麽回事，有這麽一大批十幾二十歲左右的人，在他們廣闊的、全球覆蓋的網絡裏──這包括電郵、MSN、FACEBOOK、Bebo、Twitter、聊天室、手機簡訊等等，“母親”是被他們歸入spam（垃圾）或“資源回收筒”那個類別裏去的。簡直毫無道理，但是你一點辦法都沒有。高科技使你能夠“看見”他，譬如三更半夜時，如果你也在通宵工作，突然“叮”一聲，你知道他上網了。也就是說，天涯海角，像一個雷達屏幕，他現身在一個定點上。或者說，夜航海上，茫茫中突然浮現一粒漁火，分明無比。雖然也可能是萬裏之遙，但是那個定點讓你放心──親愛的孩子，他在那裏。

可是高科技也給了他一個逃生門──手指按幾個鍵，他可以把你“隔離”掉，讓那個“叮”一聲，再也不出現，那個小小的點，從你的“愛心”雷達網上徹底消失。…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歸罪於我的出身──我是一個外省女孩；在台灣，“外省”其實就是“難民”的意思。外省難民家庭，在流離中失去了一切附著於土地的東西，包括農地、房舍、宗祠、廟宇，還有附著於土地的鄉親和對於生存其實很重要的社會網絡。

因為失去了這一切，所以難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註一擲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頭。他們仿佛發現了，只有教育，是一條垂到井底的繩，下面的人可以攀著繩子爬出井來。

所以我這個難民的女兒，從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飯，筷子一丟，只要趕快潛回書桌，正襟危坐，擺出讀書的姿態，媽媽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聲機轉小聲了。背《古文觀止》很重要，油米柴鹽的事，母親一肩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