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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9, 2022 at 2:52pm

Kim（2002, p. 260）曾進一步將跨文化適應的相關研究區分為「問題導向的跨文化適應觀點」（adaption-as-problem）與「學習─促進成長的跨文化適應觀點」（adaption -as-learning/growth）兩種取徑。「問題導向的跨文化適應觀點」將適應的經驗看作是旅居者或移居者遭遇困難的經歷，而其研究乃在以科學方式減輕當事人的不適與困擾。最著名的例子是 Oberg 於 1960 年所提出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概念，他認為這是每一個進入新文化環境中的個人，在適應過程中所必然有的經驗，其起因是當事人失去所熟悉的符號和社會交往的象徵─如我們將自身定位於日常生活情境的方式、使用的語言或所接受的信念，因而引發的一連串焦慮之積累所致（Oberg, 2006, p. 142）。

 

Berry（1997, p. 13）則用「濡化壓力」（acculturative stress）一詞來解釋相關的適應問題，並認為應以此取代「文化衝擊」的概念，理由有三：（一）其指的是對於環境壓力源的回應，與壓力的心理模式之連結較強，具理論基礎；（二）「衝擊」一詞僅呈現了跨文化接觸的負面經驗和結果，然而在濡化過程中，僅有中等程度的困擾是時而被個人感受到（如身心症的問題），在此同時，其他心理的過程（如對問題的評價和處理的策略）才是當事人更常經歷的；（三）問題的來源通常不是因為單一文化引起的，而是濡化過程中跨文化的交流所造成。 

「學習─促進成長的跨文化適應觀點」則強調適應過程中之學習和促進成長的特質，早期 Lysgaard（1955）曾提出 U 型曲線模式，此模式認為調適是普遍性的而非特定性的，要麼調適順利，要麼調適的不好， 從時間歷程來看，其呈現高－低－高的 U 型心理曲線。該模式指出， 初來乍到，旅居者多是以樂觀和高興的心情置身於地主文化中，然隨之而來的是情緒的跌宕和適應上的低潮，但最終則會慢慢恢復與達至舒適的狀態（Kim, 2002, p. 264）。 

正是在此基礎上，後來的學者相繼提出對適應過程更為仔細且深入的解釋模式。 如   Adler （ 1975,  pp.  15-16 ）曾以「變遷經驗」（transitional experience）的五階段模式探討適應的歷程，勾勒經驗學習所產生的正向發展及深度。所謂變遷經驗，指的是從一個低度自我與文化覺察的狀態向高度自我和文化覺察狀態發展的趨向，他指出   U  型曲線模式反映出在適應的歷程裏，人的感受會如登高峰也會宛落深谷，但其並未對文化衝擊過程中接踵而來之認同變化與正面的變遷多作說明。

Adler（1975, pp. 16-18）的模式則將跨文化適應的過程分作：接觸、失依、拒斥、自主和獨立等五個階段：在接觸階段，人習以第一文化（原生文化）來看待第二文化（地主文化），此時其個人態度及行事，有強烈的「我族中心取向」（ethno-centrism）；失依階段─旅居者覺察其原有的行為、價值、態度無法適用於新的環境和文化，益發覺得自己不合時宜且孤立無援；拒斥階段─對第二文化產生強烈排斥感，逆行性的找尋自己與原生文化的關係，選擇性的尋求重要他人的指引。自主階段，旅居者習得了與第二文化互動的技巧，並對其有所理解，能愉快和安然的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分置身於兩種不同的文化之中，也日益適應第二文化；獨立階段，此時旅居者的態度、情緒、行為能獨立於文化影響，但不是與文化影響無干，個人能接受和獲取不同文化之差異和相似性所帶來的滋養，對文化有高度的信任和敏感性，也瞭解人與其文化息息相關，具自我實踐能力，能主動選擇，也為其選擇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此模式並不假設在變遷過程中的階段是相接續或有連貫性，因為不同的個人會有不同的經驗及資源來處理文化的差異。Adler 的變遷經驗五階段模式的特色，是把文化衝擊當作是一種個人內在成長過程，而不只是對地主國文化的回應而已，此可說明為何每一個旅居者都有不同的對應方法，以及相應之選擇往上爬升的機會。（陳國明，2003，頁 287） 

而不論是 U 型曲線模式或是五階段模式都是將個人的跨文化適應視為累積與進步的過程（a cumulative-progressive adaption process），其特徵在以線性和前進的角度，看待旅居者的調適狀況與適應過程。Kim（2002,  pp.  265-266）同意這基本上是社會適應及心理適應增長的過程，但她嘗試用更為辯證而非線性的方式來精緻化相關的跨文適應過程描述，因此提出了「壓力─適應─成長」動力模式。在此模式中，旅居者的跨文化適應首先是在壓力與適應兩者間呈現環狀之跌宕與升起的關係，但此一關係並非封閉亦非不可後撤，而是會隨著時間螺旋狀的產生逐步向上的心理位移及個人成長，此過程中陌生與熟悉、連結和分離、進步及退後、整合與失諧、建構和解構並行同驅。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8, 2022 at 11:56pm

當然，目前對跨文化接觸及適應過程的探討與研究取徑分劃，學者各有不同側重面向，並未定於一尊，不過，Anderson（1994, pp. 303- 320）從社會心理學的調適理論出發，整合不同取徑的適應模式之洞見，提出跨文化適應研究的六項原則，仍值得研究者作為參考，其包括：

（一）跨文化適應與調適有關；

（二）跨文化適應意謂著學習；

（三）跨文化適應必然包含陌生人與地主（stranger-host）的關係；

（四）跨文化適應是環狀的、連續的、互動的；

（五）跨文化適應是相對的；

（六）跨文化適應包含了個人的發展。

二、跨文化敘事與認同發展

如前所述，在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旅居者對於所屬之第一文化（first culture）、乃至其後所寄居其中之第二（second culture）文化的認同調適，對當事人能否成功適應地主文化，影響至關重大。因為在此過程中，其面對新文化的衝擊，對自己的文化開始有了對比、審視、甚至懷疑，此時必須決定如何處理與地主國文化認同間的關係。若認同了地主國文化，是意謂著對自己原有文化的丟失遺棄？還是仍能保存自己原來的認同，而使多重文化認同（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y）成為可能？ 這些攸關認同的問題，是旅居者無法迴避的。（陳國明，2003，頁  295-296）然「文化認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對自身的文化接觸經驗的理解與再建構，依Polkinghorne（1988）的看法，人的「體驗∕經驗」充滿著各種意義，如果想要探索這些意義，一個直接而立即的方式就是去探究人的「敘事∕敘說（內容）」（narrative），因為這是人將自身經驗加以意義化的主要形式，而敘事同時也是一種認知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將自身的經驗賦予時間性和情節。由於敘事提供人們意義建構的工具，透過分享彼此對事實的詮釋，亦有助於凝聚社群，因此敘事的概念對於文化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Bruner, 1990; Hammack, 2008）。

而將個人的經驗、遭遇以事件及情節方式與自我概念相連結的敘事，稱為生命故事（life story），生命故事在認同發展過程中充任個人和社會心理功能，從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由於認同的發展，與敘事息息相關，學者甚至以「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 稱之（McLean, 2008）。為了使個人認同與其親身經驗和遭遇相協調， 生命故事並非一成不變，一方面其必須與時俱進地發展新的故事主題來接納陌生經驗，另一方面也會以既有的認同來同化對新事物的理解，個人認同的問題與生命故事的創造乃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期發展的兩大特色（Pasupathi, Mansour & Brubaker, 2007, p. 86）。從個人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事人對生活經驗如何做首尾相連的解釋，並對其行為之意義及目的有所瞭解。

也因此我們常看到面臨文化認同問題的旅居者或移居者，會將其旅程中的經歷寫成故事，特別的是，在這類旅行書寫中，移居者傾向深度闡述與跨文化適應有關的概念，旅行的經驗反倒成為邊緣，因此其亦可稱為「跨文化敘事」（intercultural narrative）。Beaven（2007, p. 191） 指出，其通常僅在故事一開始作一簡短的事件交代，文本旨在強調和探討和其他文化的遭遇，在開始的事例中，典型地敘述為揭露文化衝擊的議題，如跨文化調適過程中的衝突與壓力，以及經驗中其他較為正向的例子。閱讀移居者的作品，讀者將目睹居留在新環境的行動如何使混合的認同成型，包含了新與舊，自我與他者，亦即，讀者被引介及得見文化認同的流動性，以及一個新的、第三文化的建立。

其中旅居者（sojourners）和移居者（settlers）會因其出行之目的及與母文化的連繫關係，而產生對地主文化不同之情愫，此處的旅居者指的是因工作、求學、旅遊……等原因，在第二文化作暫時之居留者，而移居者則是指常駐或移民第二文化，作長期居住或有成為永久公民之打算的個人或家庭。O’Reilly（2000, pp. 94-98）曾指出，旅居者因為傾向返家，因此會理想化其家鄉，移居者則會自覺與移居國有所連結並產生隸屬感，且有推翻母文化所有浪漫或正面印象的舉措，這便是所謂的「一去不返的迷思」（the myth of no-return）。（胡紹嘉《旅歷台灣，返想中國：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 頁43-87 / 胡紹嘉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hsj@cc.shu.edu.tw。）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8, 2022 at 8:50pm

胡紹嘉·旅歷台灣，返想中國

台灣與中國大陸一衣帶水，不僅地理位置接近，在歷史上兩地間的往來與文化聯繫亦遠較其他國家密切。儘管自十七世紀以來，除了中國文化外，尚有原住民、荷蘭、西班牙、日本等諸文化的湊會，期間社會亦因殖民統治而有顯著變化，但不論從人口的組成（漢人占九成以上） 或宗族傳統而言，均可視為中國大陸的一部分，因此有學者將台灣視為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的自然實驗室（陳紹馨，2004），與中國大陸、港澳、新加坡等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同屬文化中國下的第一類型意義世界（杜維明，1999）。

然而自 1895 年，大清甲午戰敗，割讓台灣予日本以來，兩地已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因軍事和政治的對峙，不相統屬且無正式往來，惟台灣人口和社會的變遷又與中國大陸人口的遷徙息息相關，特別是 1949 年前後，國民黨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相繼有近 120 餘萬軍民（李棟明，1971）及相關物資遷移台灣，更成為影響戰後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同時也給日後的群際身分認同問題埋下伏筆。

現時在台灣，「台灣」與「中國」之為群體的標示，混雜了族群與國族的概念，也摻揉了文化與政治的意涵，社會成員早已各自形成數種不同的認知：就前者而言，有「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與「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蕭新煌， 1987）；就後者來說，包括：「文化中國，政治台灣」、「文化中國， 政治中國」與「文化台灣，政治台灣」（李美枝，2003，頁 41）。多次的民意調查，大抵反映出民眾對此一認同問題的回答呈「山」字型分布狀態，「山」字左右的短豎為具有排他答案的群際關係與文化認同， 而「山」中間的長豎，則為「我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方孝謙， 2001，頁 11）且強調台灣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親近性，而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建立具有特色的台灣文化間，兩者則非完全互斥（章英華，2005，頁 195-196）。

這也使得檢視中國大陸與台灣社會的成員如何進行互動，成為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同質文化」（homogeneous cultures）的有意義對象。1 因為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這兩個華人社會，雖皆以漢文化為主體，但各自有其封閉性及變異性，尋索其成員在進行跨文化接觸時之適應歷程與認同發展，將有助於進一步地剖析因兩岸分治而致文化發展的異同之處，並對更廣泛的歷史變遷、社會發展與文化融合過程做深入的探討及分析（胡紹嘉，2009，頁 5）。

回顧過去對於兩岸三地（中國、香港和台灣）之華人文化的相關實證研究多從「文化比較」的角度，以量化方式蒐集資料，試圖透過量表和問卷找出不同地區的華人在傳播行為或文化構面上所顯現出的差異： 如葉蓉慧和陳淩（2004）採用 Singelis 及 Brown 的自我構念量表，與Infante 及 Rancer 的爭辯行為量表，試圖瞭解並預測中國、香港與台灣三個華人社會文化中，大學生之個人價值的「自我構念」趨勢及其對於爭辯行為之影響；而涂榮宗、劉昇雯和丁美靜（2009）則以兩岸三地之上市公司的執行長、業務員及採購經理為研究對象，以 Hofstede 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模式做為依變數並設計問卷，藉此驗證該三個地區文化是否有顯著差異。但鮮少有研究者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對此三地華人社會中成員彼此的跨文化接觸及人際互動進行探討，更遑論提供質化且具詮釋豐富性的溝通經驗文本。

（胡紹嘉《旅歷台灣，返想中國：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 頁43-87 / 胡紹嘉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hsj@cc.shu.edu.tw。）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13, 2021 at 9:24pm

王賡武《新絲綢之路》

王賡武，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管理委員會主席，從事20世紀以來的中國政治、外交及海外華人歷史研究，1986~1995年任香港大學校長。

1930年出生於印尼泗水，祖籍江蘇泰州，受父母傳統中文家學而兼擅中英雙語，早年曾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

涉及海外華人研究的主要著作包括：《南海貿易：南中國海華人早期貿易史研究》；《南洋華人簡史》；《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南洋貿易與南洋華人》；《社團與國家：中國，東南亞與澳大利亞》；《中國與海外華人》；《海外華人：從土地束縛到爭取自治》；《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集》；《移民及興起的中國》等。

「如果中國的經濟真正起飛，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投資，興趣將會減少，同時也不再多依賴。今天，整個世界似乎熱衷於對華投資。總有一天，中國對本區域的發展，將扮演重大的角色。這一來，每一個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都可能成為發展本國經濟的可貴資產。他們將協助每個東南亞國家在日益增長的中國經濟中，取得一份利益。」

1994年，王賡武曾在一篇演講文稿中如此寫道。

20年後，中國提出要與周邊國家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在今年3月由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裏，也提到要「發揮海外僑胞……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王賡武20年前的預言正在成為現實。不久前，圍繞華人華僑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話題，澎湃新聞通過郵件采訪了王賡武教授。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華人華僑在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中的作用？

王賡武：對於新絲綢之路來說，當地華人可以直接投資相關項目，他們可以向他們國家的企業主以及官員提供建議和幫助。簡單說，作為忠誠和被信任的國民，他們可以成為他們所屬國家政府與中國投資者、官員之間的橋梁，幫助絲綢之路的項目落地。中國企業家也可找到他們，就當地情況征詢建議，並增進雙方相互信任與尊重。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您的用詞，「local Chinese」以及「as loyal and trusted nationals」。經過了這麽多年的融入，在您看來是不是現在和未來仍有必要厘清中文所說的「海外僑胞」這個概念？厘清的關鍵區別是入籍與否嗎？

王賡武：不僅是入籍與否。當地生長，受教育，自認、也被認是本地人，他們已經不是「僑胞」。

澎湃新聞：之所以仍有必要厘清與明確，是因為在東南亞當地政府與社會族群、社會輿論仍存在對華人的提防、排斥、猜疑

澎湃新聞：但實際上，中文裏的「海外僑胞」，即您所指的「local Chinese」或者海外華人、東南亞華人，現在他們與中國發生的經貿和投資行為，純粹是出於商業和利益目的，是互惠互利的行為，而不再是早年那種「愛國情結」了。這是您的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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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續) （對話王賡武：東南亞各國希望當地華人為本國利益參與一帶一路 2015-06-30 來源： 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記者 焦東雨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13, 2021 at 12:47pm

王賡武《新絲綢之路》

王賡武：歷史遺留下，存在一些問題難免。個人現今的態度、動作、行為仍受注意，這是事實。

澎湃新聞：在我前面介紹的八千多字的中國官方文件裏，提到發揮海外僑胞獨特優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其實只有20多個字。但是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以及海外對一帶一路仍存疑惑的情況下，在談及發揮「海外僑胞」作用時，您是否認為仍是一件需要慎重的事情？

王賡武：這20多個字，或許表示官方所謂「僑胞」，只是改革開放後到東南亞去的，人數不多。有些國家，根本沒有。

澎湃新聞：但實際上，中文裏的「海外僑胞」，即您所指的「local Chinese」或者海外華人、東南亞華人，現在他們與中國發生的經貿和投資行為，純粹是出於商業和利益目的，是互惠互利的行為，而不再是早年那種「愛國情結」了。這是您的觀點吧？

王賡武：這是事實。

澎湃新聞：1994年您那篇演講文稿中，最後提到的第四個命題，「總有一天，中國對本區域的發展，將扮演重大的角色。這一來，每一個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都可能成為發展本國經濟的可貴資產。他們將協助每個東南亞國家在日益增長的中國經濟中，取得一份利益。」現在來看，這第四個命題是不是早已成為了現實？您如何評價東南亞華人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為所屬國所取得的利益？

王賡武：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受益不少，當地政府基本欣賞。這表示當地華人、華裔，已經願意成為效忠的國民。同時，他們對中國有感情，願意幫兩國間，建立互益的關係。

澎湃新聞：前面我們談共建一帶一路中「海外僑胞」的橋梁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從一個中立的立場在談。如果從「海外僑胞」所屬國角度來看，發揮他們獨特作用參與和助力共建一帶一路，能為華商和他們所在的國家帶來怎樣的利益和好處？

王賡武：當地政府希望它們所有的國民，是為了本國利益而參入一帶一路的活動，一切都能對本國與中國關係不停的改進（發揮作用）。

澎湃新聞：在新加坡是存在一種「因為自己基礎設施建設好了，所以會被『一帶一路』邊緣化」的擔心嗎？

王賡武：沒有。新加坡政界、工商界，腦子很靈活，有信心面對任何新挑戰。

澎湃新聞：在共建一帶一路方面，新加坡和新加坡華商兩者自身各自存在什麼相較於東南亞他國及他國華商的優勢？

王賡武：他們教育水平高，國際經驗豐富，雙語能把握，某些企業發展，能成為中國與東南亞最好的橋梁。

（對話王賡武：東南亞各國希望當地華人為本國利益參與一帶一路 2015-06-30 來源： 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記者 焦東雨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16, 2021 at 12:48am

2035年：中國將建成文化強國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文化建設高度重視，從戰略和全局上作了規劃和設計。2020年11月3日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

這是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以來，首次明確了建成文化強國的具體時間表。

根據規劃《建議》，到2035年，中國將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

規劃《建議》還專門用一部分對文化建設進行部署，指出要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並從三個方面入手，部署了未來文化建設的重點任務。

一是提高社會文明程度。具體任務包括，推動形成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思想觀念、精神面貌、文明風尚、行為規範，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製度化，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等。

二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如強調全面繁榮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事業；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體建設，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廣泛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推動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等。

三是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包括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規範發展文化產業園區，推動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創新推進國際傳播等。（延續閱讀 2020-11-03 新華網 / 新華社北京2020年11月3日電，記者余俊傑）

文獻跟進 》愛思想平臺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5, 2021 at 4:27pm

習近平談讀詩

學史可以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學詩可以情飛揚、志高昂、人靈秀。

我們不僅要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還要睜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從中獲得啟發，為我所用。——2013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22, 2021 at 2:53pm

南海振興創想考量

以問題、需求和項目三大導向為指導，藉智庫研究、區域合作以促進南海疫後重建振興的使命。民間網絡：可考慮跨界整合的相關领域包括：新工藝、旅遊、教育、研發、能源、製造、特色小鎮、地方創生、青年文創、農林牧漁、信息、服務、文化、貿易物流、基建、醫藥、房地產、金融、園區、港口、礦業、商會協會、培訓等眾多行業骨幹企業或機構團隊。建立系統的對話交流及合作機制，通過互聯網+、法律服務、政策研究、技術標準、信息服務、金融支持、文化與品牌、能力建設等專業服務团隊。

専家系统：匯聚南海諸國企業、智庫、行業協會等各領域專家學者的力量，聚焦“一帶一路”振興所涉及到的國際熱點和關切的議題，充分發揮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組織開展高層交往、智庫研討、能力建設和專題研究，圍繞“一帶一路”相關問題，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形成高質量報告，向相關單位建言獻策，其研調報告有效的轉化為有關政策措施，對南海企業振興起到重大指導作用。

跨界系统：形成統籌國內外政黨、政府、議會、智庫、企業、金融機構、社會組織、媒體和國際多雙邊機構等各方戰略合作夥伴及支持機構的服務體系，以國際戰略委員會、重點國家雙主席制度和國際分支網絡為組織支撐，以多、雙邊高層交往為重要紐帶，在重大國際場合發出“南海聲音”，搭建合作、交流平臺。（海丝會初擬）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6, 2021 at 10:17am

丘啟楓·追溯文萊歷史謎團——明代王總兵其人其事

文萊首都的“王總兵路”是紀念一個與文萊有淵源的傳奇華人，但他的身世傳聞眾多，真偽莫辯。王總兵據說是明朝到達當時的渤泥王國（今文萊），後娶了公主，被封為宮廷大臣。文萊第二任蘇丹訪問中國時在南京病逝，並葬在那里，為中文奇緣。 

文萊以人名來命名的道路，都是蘇丹皇族、達官顯要或者英國殖民地高官的名字，唯一的例外是用六百年來最顯貴的華裔傳奇人物王總兵命名的文萊鎮“王總兵路（Jalan Ong Sum ping） ”。 

王總兵亦稱王三品、黃總兵或黃森屏，不但列入文萊史冊，也列入蘇丹皇室家譜，但是他的真實姓名、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至今沒有定論。

 

根據文萊文化青年體育部出版的英譯本《一四三二年以前的文萊歷史》(The Early History of Brunei up to 1932 AD)，原作者文萊歷史研究中心主任丕顯賈米爾博士引證溫雄飛(一八八五至一九七四年)在上世紀中的《南洋華僑通史》，王總兵是黃森屏(Huang Senping )，還說他是明朝皇帝的親戚，在明朝洪武八年(一三七 五年)來到渤泥王國，也就是今天的文萊：王總兵被任命為婆羅洲東北部，今天的沙巴京那巴當岸的領袖。 

神山神話與華人 

上述歷史也提到沙巴卡塔爾山杜順人廣泛流傳的神話：沙巴華人叫神山的中國寡婦山（京那巴魯山)，是東南亞第一高峰，山上有一條巨龍，守著一顆夜明珠，許多華人為了取得這顆夜明珠冒險登山被巨龍吞噬，他們身後的寡婦，有些到山上痛哭，所以這座山就叫中國寡婦山。明朝的皇帝聽說之後，派了王文光(Ong Bong Kong 的譯音；另一版本是王康，Ong Kang)和王總兵 率領部隊去取夜明珠。王文光無法找到夜明珠；王總兵將蠟燭放在燈籠內，趁巨龍覓食時掉包拿走夜明珠，可是兩人返航的時候，王文光因為官階高，表明他要獨自將夜明珠獻給皇帝，王總兵就帶了部隊到文萊，後來娶了第一任蘇丹穆罕默德沙(一三六三至一四零二年)的女兒拉特娜黛薇公主，成為駙馬爺，被封為宮廷大臣(Pengiran Maharaja Lela)。 

王總兵和公主生下一個女兒，就是文萊皇室家譜上的“京那巴當岸公主(puteri Kinabatangan)”,Kina是卡塔爾山語“中國”的意思，Kinabatangan 是指王總兵和部屬建造的 “中國城寨”；Kinabalu是指“中國寡婦”。

 

文萊業餘歷史學者、現任文化青年體育部常任秘書羅山由努斯在英文 《文萊時報》 (The Brunei Times)的專欄說，學者專家根據石碑和史料考據，確定蘇丹世系的宗譜，官方采用的手稿是王總兵的妹妹京那巴當岸公主，嫁給第二任蘇丹阿默德(sultan Ahmad ,一四零八至一四二五)；另一手稿記載王總兵繼承他的岳父，成為第二任文萊蘇丹則未被采納。 

現在文萊詩里亞市區有一條中國公主路(Jalan Puteri China)，究竟這條路的“中國公主”是王總兵的妹妹還是女兒，不得而知。

丕顯賈米爾博士推算，一三九零年三十五歲的王總兵娶了二十歲的拉特娜黛薇公主，一四零八年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puni King Maharaja Kama)訪問中國，後來病死，葬在南京，時年二十八。這一年王總兵五十三歲，所以這位訪華的國王不是王總兵，而是他的妻舅麻那惹加那乃。後者死前遺言希望葬在中華大地，並傳位給四歲的兒子遐旺，因此同行的皇叔、第一任蘇丹的胞弟 Pengiran Bendahara 擔任攝政王，這個職位當時是首席宮廷大臣，等同今天的署理蘇丹或首相。當時的王總兵是宮廷大臣，和攝政王一同處理政務。

 

遐旺未成年去世，王總兵的妹夫Pengiran Bendahara繼位，即蘇丹阿默德。 

丕顯賈米爾博士分析，文萊皇室家譜漏掉第二任蘇丹麻那惹加那乃，可能因為他死在遙遠的中國，葬在南京，蘇丹阿默德因此被誤為第二任蘇丹。 

 

王總兵是蘇丹的謬誤 

追溯歷史，有傳言指王總兵“君臨異鄉”成為文萊第二任蘇丹阿默德，源頭是中國的正史。《明史•外國列傳》記載：“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萬曆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後人竟據其國而王之。”這是王總兵在渤泥稱王的出處。 

文萊與中國建交後出現的另一傳言是，王總兵是鄭和的副手太監王景弘。 

史書記載，福建漳州府龍巖縣人王景弘奉成祖之命，首次以副使太監身份協助正使太監鄭和統率龐大船隊出使西洋。永樂三年(一四零五年) 鄭和與王景弘第二次下西洋時到渤泥，那時王總兵到渤泥已經三十年了。 

王景弘入宮為宦，侍奉燕王朱棣。他與鄭和一樣，一四零五年到一西三三年五次出洋，遍訪亞洲非洲國家，文萊歷史上卻沒有這號人物，

 

這個太監王景弘以什麽分身到渤泥，如何娶蘇丹的女兒，又生下“中國公主”呢？ 

再說，王景弘一生經歷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六個皇帝，他怎麽可能長期在渤泥朝廷當宮廷大臣？ 

王總兵和文萊開國的四位回教蘇丹的千絲萬縷關係，加上他和來自中國的部屬在文萊古都哥打巴都(Kota Batu, 馬來文字義是石頭城)迚造城寨作為軍事前哨(十六世紀後期被佔領菲律賓的西班牙侵略合隊摧毀)，王總兵的事跡是否被當時的華人誇大？中國官員是否失察下筆，以至以訛傳訛，越傳越神奇？實際上這些說法都被文萊皇室家譜和歷史手稿推翻了。 

王總兵身世成謎 

截至目前的信息顯示：王總兵可能是明朝的皇室人員，可能是朝廷命官，也可能是六個世紀前在今天沙巴京那巴當岸據地為王的華人領袖。 

歷史、傳說，讓王總兵的身世益發傳奇。當我們經過文萊首都王總兵路時，好像經過歷史的書冊，一次次翻閱著從渤泥到文萊的往昔，撲朔迷離，真偽莫辨，亟待後人抽絲剝繭, 繼續研究，找出真相。 

编按：萬曆（1573年－1620年8月27日）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明朝使用此年號共48年，為明朝所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ugust 31, 2021 at 11:56am

中國人自主移民· 第三波移民浪潮 (20 世紀初 - 20 世紀 50 年代初)20世紀初以後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掀起第三次高潮 ，其直接動力是東南亞的經濟繁榮。西方宗主國的工業革命所帶動的新興產業的發展也陸續波及其東南亞的殖民地。20 世紀初以來 ，來自東南亞各殖民宗主國的工商資本紛紛湧入東南亞 ，投資於鐵路、港口、電力、航運、制造業、金融業等 ，引發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傳統的采礦、種植、原料加工、商貿等行業也有較大發展 ，廉價勞動力仍從中國南方不斷湧入東南亞。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東南亞各殖民宗主國均卷入世界大戰。一方面 ，各殖民宗主國受戰爭牽制 ，對東南亞的投資幾乎中斷 ，商品輸出也大為減少 ，東南亞的華商資本乘機崛起 ，紛紛投資銀行、航運、五金機械、橡膠、農產品加工等現代產業。另一方面 ，戰爭期間 ，各交戰國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尤其是與戰爭相關的橡膠制品、錫、糧食、食糖、各類五金制品、小型船舶等的需求激增 ，進一步刺激東南亞華商企業的發展。戰爭期間 ，英國政府禁止國內資本向海外領地投資 ，其對馬來亞的出口減少一半 ，在海峽殖民地的英國商船也大批被移為軍用。原長期被英國資本壓制的華商紛紛藉機發展 ，金融業中的新加坡華僑銀行、航運業的林秉祥和豐輪船有限公司、陳嘉庚的以橡膠業為主的多種企業 ，其實力均在一戰期間得到飛速增強。在一戰前的印度尼西亞 ，華人企業主要集中於采礦和農產品加工行業。到 1921 年 ，在荷印的碾米廠、油脂廠、酒精廠、木材廠、水泥廠、車輛廠、糖廠、煉油廠、皮革廠、橡膠廠等 34 類共約 9 000 家工廠中 ，華人企業共 3 253 家 ，占 36. 1 %。  一戰前後 ，泰國(暹羅) 現代民族企業不斷建立 ，首都曼谷成為現代商業和經濟中心。在曼谷和其周邊地區 ，由暹人和華人建立的水泥廠、肥皂廠、卷煙廠、皮革廠、造船廠、碾米廠不斷出現。華人資本在金融業、碾米業和木材加工等行業 ，取得長足進展。

東南亞華商企業大多雇傭華人 ，華商企業的發展導致對中國移民的更大需求。此外 ，戰爭期間 ，各殖民政府忙於支持歐洲戰事 ，疏於防範中國移民進入 ，這也使中國自主移民更容易進入東南亞。在南越、泰國北部、緬甸、印尼外省和菲律賓外島 ，都出現規模較大的新華人社區。

東南亞華人民族主義興起和發展 ，也促進了中國人向東南亞移民。興起於 19 世紀末的東南亞華人民族主義 ，經中國政府、南來中國知識分子和當地僑教、僑刊的不斷宣傳引導 ，基本上成功地將東南亞華人對家庭、宗族、家鄉的傳統認同，引導到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上。其中 ，南京國民政府在對南洋華人的民族主義教化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國民政府在保僑育僑方面不遺餘力 ，尤其重視通過僑教培育華人的中國意識 ，先後頒佈約 50 項僑民教育的政策和法規 ，規範海外僑教。其關鍵是將國內教育宗旨作為海外華僑教育的宗旨 ，要求海外僑校的管理、備案等方式與國內學校基本相同 ，也就很大程度上使南洋華僑教育成為中國的國民教育。據 1940 年 6 月的統計 ，南洋僑校共 2 605所 ，國民政府立案者 351 所 ，僅占 13. 4 %。  雖然立案學校在數量上占少數 ，但這些立案的學校多屬於師資、設備、經費較好的學校(這也是能立案的條件之一) ，在南洋僑校中影響較大。這些向國民政府立案的學校著重培養華人的中國國民意識 ，僑報僑刊鼓吹中國國民意識也不遺餘力。此外 ， 以東南亞各地中華總商會為主的各種類型華人社團 ，也紛紛向國民政府注冊 ，東南亞華商的中國意識得到增強。這一期間 ，也有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加入移民隊伍 ，這是中國移民史上的新現象。遍佈東南亞各地的華校需要大量師資 ，僑報僑刊和華商企業也為南來的知識分子提供謀生機會。尤其是抗日戰爭爆發後 ，大量知識分子避難南下東南亞 ，加入移民行列。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移民東南亞 ，不但增強東南亞華社的中國意識 ，而且也提升了中國移民的文化層次。各種因素的推動 ，使南洋華人社會某種程度上有如中國社會的海外延伸。對主要來自中國閩粵的移民而言 ，前往東南亞華人社會謀生 ，宛如到中國其它地方 ，少有異國他鄉的感受。東南亞華人社會很大程度上重新中國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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