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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24, 2023 at 11:16pm

多彩“海絲”故事詮釋“天涯若比鄰”

新華社福州10月15日電（記者鄧倩倩）福州馬尾，東海之濱。歷史上世界各國的海船紛至沓來，看到馬尾港的羅星塔便知到了中國。如今，來自美國、法國、英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海洋文化研究專家學者相聚馬尾，在日前舉辦的世界海洋文明交流互鑒論壇上，共話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歷史與未來。

福州曾以茶港馳名中外。以馬尾羅星塔爲比賽起點、終點在倫敦或紐約等地的船塢，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的“運茶比賽”至今爲海內外熟知。

1871年抵達福州參與運茶比賽的英國快速機帆船“卡蒂薩克號”，如今停泊在英國格林威治碼頭，已接待逾170萬名遊客。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卡蒂薩克館館長露易斯·馬可法萊恩在論壇上發表了自己對卡蒂薩克號的研究成果。根據船舶日誌、報紙、外交部通信等材料，她還原了卡蒂薩克號到訪福州的過程。她認爲，從福州出發的運茶比賽也成爲英國運茶快船發展進入高潮的標誌性事件。

“德化的白、武夷的綠，南下東南亞，北上恰克圖，遠銷世界各地。”中國航海博物館副館長王煜説，“海絲”遺珍因此打上了許多福建印記，源自福建的媽祖信仰，已經廣佈海內外，至今香火旺盛；從廈門港出發的“泰興號”古船，以及衆多的海底沉船，依然像時間膠囊一般，等待着探尋和發掘。

隨舟所至，華人足跡遍佈全球。“中國東南沿海的先民早在16世紀以前，就已有組織地下南洋，形成‘海絲’沿線的各地華人聚落。他們以中華傳統文化作爲集體認同，並將信俗生態帶到當地。”馬來西亞道理書院院長王琛發説。

“海絲”沿線的文明互鑒比比皆是，明清時期中國與琉球的交流往來便是其一。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賴正維在論壇上回溯了這段歷史：通過琉球使團、閩人三十六姓及其後裔、中國冊封使團等人員密切往來，福建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及商品、文化源源不斷傳入琉球，極大促進了琉球海外交通和中介貿易的發展，同時促進了福建造船工藝的提高及商品經濟的繁榮。

海上絲綢之路串聯起的國度和地域，至今仍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在日本，有與福建同名的黃蘗山、萬福寺，以“黃蘗”爲名的事物40多種。其源頭正是1654年福清黃蘗山萬福禪寺隱元禪師從福建東渡長崎，在日本開創黃蘗宗，其影響跨越四個世紀。

本次世界海洋文明交流互鑒論壇是2023世界航海裝備大會分論壇之一，2023世界航海裝備大會於10月12日至15日在福州市舉行，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主辦，福州大學與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承辦。論壇期間，以“潮起東南 海歌閩聲”爲主題的福建海洋文化展也在中國船政文化城拉開帷幕。

（2023-10-15；來源：新華社客戶端）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25, 2022 at 2:22pm

陳明發〈壯哉，我遊南海〉

過去的旅遊沒有打卡、拍照與上傳社媒的問題，才是真正的“自由行”、“逍遙遊”。看陸遊怎麼說：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衣服沾塵灑酒都一樣玩得銷魂。[陳明發〈濾思場〉58]

現代人的“自由行”是極不自由的：忙看網紅怎麼個玩法；忙打卡；忙找Wi-Fi、上載照片、留意有多少網友關注、贊......。陳明發〈濾思場〉82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29, 2022 at 11:55pm

李南林·釋「風下」

（按：《國際時報》“風下副刊”第一期在1989年4月9日星期四刊出，李南林特撰《釋風下》一文，今副刊上網，特附此文以明之一旨意。)

我出生在砂拉越，也在砂拉越長大，是道道地地的砂拉越人。

是砂拉越人，便會熱愛砂拉越。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樣，對砂拉越存有一份特別的感情，熱愛自己的家鄉。然而，我們身為砂拉越人，能完全和真正了解砂拉越嗎？砂拉越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們真正懂得多少？如你對砂拉越懂得越多，你一定會更熱愛這赤道邊緣的國土。所以，我多年來一直想聯合一群誌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從事有關砂拉越的研究的工作，開辟一個副刊，來發表富有地方色彩的稿件。

目前，這個時機已經成熟，我們決定開辟這個副刊，在幾個朋友的支持下，第一期的稿件己有了，但是要用什麼名字呢？我考慮了幾天，決定把這一個副刊稱為「風下」。

「風下」並不是我發明的名字，在幾十年前就有人使用了，據手頭上的資料，砂拉越的別名，除了「犀鳥之鄉」之外，還有一個，那就是「風下之國」。至少已有三位著名的作者，把砂拉越稱為「風下之國」。

卅年前，新加坡著名報人莫理光前來本州訪問，後來寫了一篇報導砂拉越情況的長稿，題目就叫做「風下之國紀行」。

再過一年，新加坡的另一位名報人王如明也前來砂拉越訪問，也寫了一篇長稿，題目叫做「風下之國紀行」報導砂拉越課題。

本州著名史學家劉子政先生，一九七三年間在詩巫大眾報上辟一專欄，以「風下雜筆」為名，寫有關砂拉越出版業、人物、掌故的文章。一九八○年，編成「 風下雜筆」一書，由新加坡群島文化社出版，列為「劉子政文史叢稿第七種」。

為什麼砂拉越會有「風下之國」的別名呢？劉子政的「風下雜筆」一書的前言中有一段文字可以找到答案，茲引錄如下：

張禮千著：「東西洋考中的針路」一書，新加坡許雲樵教授撰該書序，序中有一段云：「至東西洋之分界，據東西洋載：汶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然則兩洋何以必須以汶萊為之分界，則未詳也。昔高桑氏於其「赤土國考」引克勞福氏（Crawfurds）及玉爾氏（Yule）之言，謂馬來人稱其東方諸國曰：「下風之地」，西方曰：「上風之地」，而波斯航海家則以印度半島尖端以西曰：「上風之地」，以東曰：「下風之地」，逐以為明人之分東西洋者，亦依馬來，波斯之俗，以風向為準則。然則與汶萊何涉？而必以為兩洋之分界哉？或以為兩洋之分，實兩大貿易航線耳，即所謂東洋與西洋……」

上面的一段引錄，可知「風下之國」，泛指婆羅洲島，而砂拉越亦包括在內。因之，「風下之國」為砂拉越的另一名稱，是不容否認了。

作為「風下之國」的子民，實在有必要多了解「風下」，也有必要盡量協助他人了解，因此，我們希望「風下」能夠受到讀者和作者們的歡迎，協助我們搞好「風下」。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13, 2022 at 9:42pm

愛墾評：瓮罐葬民 ( Jar-Burial People)對照沙巴族群習俗

中國與菲律賓的文化接觸 , 據說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開始 , 當時的新石器文化從中國南部直接傳到菲律賓沿海 , 菲律賓史前祖先使用的圓形或橢圓形石斧就是在這個時期引進的。 菲律賓著名的考古學家拜也教授 ( H. Otley Beyer) 是持這種觀點的權威 , 他認為 , 公元前1750年之前使用的脊狀石斧和公元前1500年使用的梯形石斧都是從中國南部傳進來的。後來他從菲律賓的考古研究中又發現 , 可能有一個早期的移民浪潮從福建 (或者是中國中部沿海的其他地區 ) 經過巴塔內斯—— 巴布延群島進入菲律賓北部 , 並分散到菲律賓東部 , 遠至西里伯群島。

他提出: 「這次移民是由所謂的『瓮罐葬民』 ( Jar-Burial People) 發起的 , 他們大約從公元 3世紀至 8世紀似乎已經沿著東部沿海向南分布 , 這就是菲律賓人所說的 `原始鐵器時期’ ( Protohistoric Iron-Age)。這次移民的出現起源於福建省 , 它作為中國人南移的一部分而進入群島 , 時間主要是發生在隋朝和唐初。」③ 有趣的是 ,這種用大瓮埋葬死人的習俗 , 在菲律賓的巴布延、巴塔內斯群島、呂宋北部、塔亞巴斯南部、索索貢、薩馬 (三描 )、民都洛東部、卡拉棉和巴拉望的早期居民中都普遍存在。④

盡管菲律賓考古學家把中菲文化接觸的時間推到那麽早 , 但是 , 我國史籍有關福建與菲律賓交往的最初記載卻是在南宋寶慶元年 (1225年 ) ,當時任福建路市舶提舉的趙汝適在其撰寫的《諸蕃誌》 一書中 , 把菲律賓的民都洛島稱為 「麻逸國」 , 把卡拉棉、巴拉望、布桑加島稱為 「三嶼」 , 並分別敘述了福建海商到那裏貿易的情況。⑤

到元代至正九年 ( 1349年 ) , 江西南昌人汪大淵在其著作 《島夷誌略》 中記載了三島土著附舶至泉州貿易的情況 ,他寫道: 「男子嘗附舶至泉州經紀 , 罄其資囊 , 以文其身。既歸其國 , 則國人以尊長之禮待之 , 延之上望 , 雖父老亦不得與爭焉。習俗以其至唐 , 故貴之也。」⑥ 這種貿易往來一直至15世紀中葉 , 西班牙殖民者占領菲律賓之前仍在繼續。據一位在 1521年跟隨麥哲倫到達菲律賓的幸存者安東尼奧· 皮加費特拉 ( Antonio Pigafetla ) 說 , 每年大約有六至八艘中國船到達民都洛 , 在一些菲律賓頭人的家裏也看到瓷器和絲綢 , 多數可能是來自中國。⑦

馬尼拉首任總督利牙實比 ( Mig uel Lopez de Leg azpi)在 1567年 7月 23日從宿霧致信西王腓立普亦談到: 「在我們住地的北部 , 也許是西北部 , 離不了多遠 , 有一些大島嶼 , 稱為呂宋和民都洛。中國人和日本人每年都到那裏貿易 , 他們帶來的貨物是絲綢、織物、鐘、瓷器、香、錫、印花棉布和其他小東西 , 載運回去的是黃金和蠟。這兩個島上的人是摩爾人 (摩爾人是伊斯蘭部落 , 他們來自南方 , 其要塞在民都洛和蘇祿群島 ) , 他們把中國人和日本人帶來的貨物購買下來 , 然後轉運到群島各地販賣。」⑧

④ Eufronio M. Alip: The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 e Relati ons, Manila, Alip & Sons Inc, 1959, p. 94.

⑤見馮承鈞: 《諸蕃誌校註》, 中華書局 1956年版 , 第 80- 82頁。

⑥蘇繼顧: 《島夷誌略校釋》, 中華書局 1981年版 , 第 23頁。

⑦ Jim Has kins: A Concise Hist ory of th e Philippine, Grolier In ternational, 1982, p. 25.

⑧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 e Six teen th Century, London, 1953, p. 39.

(李金明·閩南人與中華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本文作者系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30, 2022 at 10:03am

鄭海麟·建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與戰略思考 

2013年10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中提到：“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習主席有關共同建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設想，為中國—東盟未來的合作和共同發展描繪了一幅宏偉的藍圖，為發展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的關係指明了方向。習主席的這段講話，既有深刻的歷史內涵，又有豐富的現實意義。事實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源遠流長的歷史交往中，確實曾經建立過友好睦鄰的“海上絲綢之路”。誠如習主席在演講中的另一段提到：“早在2000年前的中國漢代，兩國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開了往來的大門。15世紀初，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七次遠洋航海，每次都到訪印度尼西亞群島，足跡遍及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佳話，許多都傳誦至今。”

 

習主席的這段話，對我們總結以往中國—東南亞各國建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思考未來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宏偉目標，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我們有必要對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到的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共同建構的“海上絲綢之路”作些回顧。

 

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

 

從史籍記載來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建立關係肇始於秦漢時代。據《漢書·地理誌》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先民便從廣東的徐聞、合浦(今屬廣西)港口出發，前往南海活動，進行開發。由徐聞、合浦至南海諸島及東南亞各國皆有航海紀程和針路可達。至於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據明代張燮所著的《東西洋考》記載，早在唐代以前，就有華人在南洋一帶開疆辟土，休養生息。

（原載：太平洋學報 2014年1月 第2卷 第1期，作者：鄭海麟(1957—)，男，廣東梅縣人，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中日關系史與中國近代史、國際關系與兩岸問題。）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9, 2022 at 9:43pm

（續上）該書卷三《下港》條云：“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阇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曰社婆。”“下港”即今印度尼西亞爪哇萬丹(Bantan)。在“下港”有一地名“新村”(舊名廝村，中華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粵人也。賈舶至此互市，百貨充溢)，足證華人在東南亞一帶拓殖已有相當長的歷史。此外，位於加里曼丹島北岸的“文萊國”國王，曾於唐總章二年(公元669年)遣使入唐，與唐朝建立外交關係。“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總章二年，王旃達缽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自後久絕。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並貢方物。賜王及妃文綺。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

又據黃省曾所著《西洋朝貢典錄》卷上《爪哇國》記載，早在北宋淳化年間(公元990—994年)，爪哇國王(今印度尼西亞)便對宋朝推行“王道”深表認同，並主動遣使前來朝貢：“淳化間，國王陀湛言，中國有真主，乃修朝貢禮。”不過，由於宋朝的對外政策因過分強調“德”(王道)而忽略“威”(武力)，不僅止不住北方不斷遭受的外族侵入，也無暇顧及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系。及至南宋時期，高宗試圖與真臘、爪哇等東南亞國家建立關系，但沒有得到他們的積極響應。


元朝建立後，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過分強調“威”而不重視“德”，特別是忽必烈統治中國後，屢屢耀武海外，要求東南亞各國“臣服”。這種依恃武力的單邊政策遭到東南亞各國拒絕後，又頻頻對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最後皆以失敗告終：“故元世祖命史弼、高興發舟千艘，持一歲糧，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鈔錠四萬，費大且勞矣，而卒敗沒以歸。”明朝統治者吸取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敗教訓，采取“德”與“威”並重的對外政策，結果與東南亞各國維持了長達150多年的友好邦交(即朝貢關係)：“至高皇帝(太祖朱元璋——筆者註)以來，不煩一旅，朝貢且百五十餘年，曾不厭怠。不遇真主，則彼高忱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遠泛以臣下於方內哉！”可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明朝的對外政策是最為成功的，其中許多經驗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借鑒。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偉大壯舉，近代以來有許多學者做過深入研究，但傳統的歷史學者大都認為其目的是為了宣揚國威(即展示權威與實力)，或者是為了與東南亞國家建立朝貢貿易關系。對於鄭和先後七次航海壯舉後面隱藏的更深層次的意涵，向來鮮有論者涉及。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對鄭和下西洋背後隱藏的明代對外政策的深層次內涵略作探討。

首先，明洪武帝對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爭端采取保持中立的政策，同時對遠邦和近鄰，不論其國或大或小、或強或弱，只要是認同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即“王道”者，皆一律平等對待，將其納入中華朝貢體系即文明秩序中(所謂“示無外”)。

據《西洋朝貢典錄》卷上《渤泥國》記載：“高皇帝時命都事沈秩、禦史張敬之往諭其國，至於撤王座令列拜於庭。且曰：‘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詞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卻其金刀貝布之贈，則其慕中國而樂賓服者，非一日矣乎!”由此可見，明朝對東南亞國家施行“仁政”(王道)，致使周邊國家深表認同、心悅誠服。

其次，明朝對外政策最成功之處在於顯示“權威”和“實力”的同時，卻沒有任何擴張領土的野心和占有欲。明朝對於向其朝貢的東南亞各國，不論大小，一視同仁，實施一種普遍平等的公平政策，即所謂“無間內外，均視一體”。

據《西洋朝貢典錄》卷上《彭亨國》引明太祖訓示云：“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聖主之謨言也，乃復列不征諸夷國名示諸將來。”在這裏，朱元璋明確告誡日後的王位繼承者不能用武力征服東南亞各國。誠如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分析指出，明洪武帝的這些舉措屬典型的傳統帝王施行“仁政”的做法，而公平對待東南亞各國則是發揮中國的“權威”和“實力”的一種手段。

由於明洪武帝的對外政策方向正確，因而獲得了東南亞各國甚至整個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及至永樂帝派遣鄭和率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憑借優越的文明和超強的實力，對東南亞各國采取“恩威並施、王霸雜用”的方針，將東南亞大小三十多個國家納入朝貢貿易體系即中華文明統治秩序中。

例如，《西洋朝貢典錄》卷下《古里國》詳細記載了鄭和船隊與東南亞國家進行朝貢貿易的具體方式，即首先敕封其王，頒授銀印，向其國大小官員賞賜物品；然後按當地風俗習慣進行貨物交易。

“永樂三年，鄭和統大舟寶船賫詔敕封為古里王，及頒誥命銀印，升賞頭目品級冠帶，建亭刻石。其略曰：‘爾王去中國十萬余里，民物咸若，皞熙同風。刻石於茲，永垂萬世。’寶船至彼，王遣頭目、哲地、米納凡見正使，擇日論價，將中國錦綺百貨議定，乃書合同價數各存之。頭目、哲地與正使眾手相拏，其牙人言曰：‘某月日眾手拍一掌無悔。’哲地始攜珊瑚、珍珠、寶石來議價，二三月方定。原經手頭目米納凡算番物若干纻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貨交易。”(下續)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8, 2022 at 11:49pm

（續上）正是因為鄭和船隊與東南亞國家交往中施行“仁政”並采取了公平原則，致使這些國家不但認同而且仰慕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所以才紛紛投入中華文明的大家庭，甚至將其國的山川河流一並納入中國版圖，與中國同享祭祀（例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羅等國納入廣西，三佛齊、爪哇納入廣東，琉球、渤泥則納入福建）。據《東西洋考》卷三《大泥》記載，大泥國(在今泰國南部馬來半島中部之北大年一帶)國王上表明朝請求冊封“長寧鎮國山”，並且願將境內山川納入版圖，雲：“永樂六年，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表為一方之鎮。王卒，子遐旺復以為請。封為長寧鎮國山，禦制碑文，刻石其上。”類似這種請求冊封鎮國山並且願將境內山川歸入中華版圖者還有馬六甲等國。據《東西洋考》卷四《馬六甲》記載：“馬六甲，即滿剌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漢時已通中國。......永樂三年，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上表，願內附，為郡縣，效職貢。七年，上命中使鄭和封為滿剌加國王，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山，禦制碑文賜之，勒石其上。”

 

至於鄭和船隊在拓展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系過程中，之所以能使周邊國家紛紛上表歸附，遣使來朝，要求冊封，除以上提到的推行“王道”和實施公平政策外，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采取“恩威並施、王霸雜用”的策略亦是其外交政策成功的重要因素。據《西洋朝貢典錄》卷上《三佛齊國》記載：“廣人陳祖義，國初竄舊港為酋長，以寇鈔為業，舶人苦之。鄭和至，有施進卿者白和，乃執祖義歸，之京師誅焉，而章紱進卿於其土雲。然則和豈貿易珍寶之使哉！除異域之患，為天子光，和亦賢矣。”從這條史料可以看出鄭和下西洋之目的，並非單純為了與東南亞各國發展朝貢貿易和搜求奇珍異寶，實乃含有為維持東南亞諸邊各國局勢和平穩定而除暴安良、宣揚明朝國威，即建立中華文明統治秩序之使命。對此，黃省曾在《西洋朝貢典錄》卷中《蘇門答臘國》中發表評論說：“鄭和在舊港執陳祖義，至蘇門又執蘇幹剌，雖古之義人烈士，何以加焉!蘇幹剌者，漁人子也，因蓄聚而圖蘇門王之子。和發兵執之，且不敢專殺，檻車京師，兩除島夷之害，和其賢臣也哉!和其賢臣也哉！”鄭和二度以武力平亂，解除島夷之害，彰顯“權威”與“實力”的同時，亦是為了有效貫徹落實永樂帝對東南亞推行的“恩威並施”策略。正因如此，黃省曾才反復稱贊其為“賢臣”。

 

對於鄭和船隊采取“恩威並施”政策拓展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系所取得的成功，主持出版《西洋朝貢典錄》的清代書商伍崇曜曾對鄭和作過這樣的評價：“然要之以一介之使，遠涉鯨波，能令陸懾水栗，憬琛贐，固國家之聲靈，亦由持節者撫馭得宜，恩威並施，羈縻勿絕，使永為外磗，其功不在傅介子、班定遠下。”伍氏此論概括了鄭和下西洋的意義和影響，總結了明朝對外政策的成功經驗，推崇鄭和用“恩威並施”的策略，將東南亞各國納入朝貢體系，固其屏藩，功績不在漢代平定西域、維持絲綢之路暢通的傅介子和班超之下，評價可謂甚為中肯、公允。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明朝的實踐表明，只有中國的內部政權穩定，綜合實力持續增長，才有可能推行其“王道”和落實其“無間內外，均視一體”的公平政策。因為要維持萬國來朝的局面，必須承擔巨大的外交成本。如果沒有持久的實力，或者其內部統治和國家安全受到挑戰，就不可能保持穩定的朝貢體系，甚至還會出現“進貢國有一天也許會變成索貢國”的現象。永樂帝之後，明朝與東南亞部分國家的關系便出現如此的情況。

 

經驗總結與戰略選擇

 

以上的分析表明，明朝由於采取了正確的對外政策，並且通過鄭和七下西洋的行動，把東南亞大批新國家納入朝貢體系，並且在亞洲地區建立起以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為主體的統治秩序。對於明代的這一歷史經驗，筆者認為有必要作深入剖析和認真總結。

 

永樂大帝的對外政策與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有三個特點格外值得重視：

 

一、不占有他國領土，即不做殖民主義者；

 

二、通過傳播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體系，從而建立起中華文明的統治秩序；

 

三、以強盛國力和軍事實力為對外政策提供堅強後盾。

 

以上分析表明，永樂大帝對外政策的經驗，首先是以“王道”開路，其次是采取“恩威並施”的方式，在維護周邊國家局勢穩定的基礎上，與周邊國家共同建立起互利互惠的朝貢貿易關系，最終使周邊國家心悅誠服，紛紛要求納入“朝貢體系”，甚至主動要求把自已國家的山嶽河流納入中國的版圖，所謂“悉歸職方”。這種以推行“王道”和實施公平原則致使“萬邦來儀”的外交政策，使中國與周邊國家建立起友好睦鄰的關系。在這裏，我們總結永樂大帝對外政策的成功之處，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對周邊國家有吸引力的核心價值體系，否則很難使人認同；一個沒有核心價值體系的國家必然“行之不遠”，也無法讓周邊國家信服。

 

回顧歷史，審視現狀，總結明朝對外關系的歷史經驗，無論對認識和理解習近平主席有關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建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設想，抑或是處理當前錯綜復雜的南海問題，都是有幫助的；即便是對未來中國崛起後的戰略選擇以及角色定位也是有幫助的。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的決策層在落實習近平主席有關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建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設想時，確實有必要通過深入研究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史，從而進一步深入探索未來中國將要扮演的角色。當中國和平崛起之後，在展示“權威”與“實力”(即所謂“綜合國力”)的同時，有必要強調堅持以國際法來處理對外事務和南海紛爭。只有將傳統中華文明中的“德”與“威”放在現代國際關系的框架內，才有可能使中華民族的元氣復蘇。

 

明朝的對外關系與日、美的東南亞政策之比較

 

明朝進入中期後，經濟實力急劇下滑，加上吏治腐敗，導致民怨四起，國力開始衰退，昔日的朝貢國也逐漸脫離中華文明統治秩序。而位處東亞的日本，正好結束了戰國時代的混亂局面，進入由關白豐臣秀吉為首領的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0年)。日本各大藩主在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引領下，趁著明朝的國力衰敗，在東亞悄然崛起，並且開始構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華夷秩序，試圖取明朝而代之，成為東亞的龍頭老大。（下續）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7, 2022 at 1:40pm

愛墾評·歷史也可以是體驗產品

（續上）1588年，豐臣秀吉通過薩摩藩主島津義久送達文書給琉球國王尚永，威脅琉球國王向日本稱臣納貢：「方今天下一統，海內向風，而獨琉球不供職。關白方命水軍，將屠汝國。及今時，宜遣使謝罪，輪貢修職，則國永寧，茲特告示。」①

1591年秋，豐臣秀吉又委托商人帶書到呂宋（今菲律賓）：「自壯歲領國家，不歷十年而不遺彈丸黑子之地，域中悉統一也。由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也欲征大明國，蓋非吾所為，天所授也。如其國者，未通聘禮———不移時日，可偃幡而來服。若匍匐膝行於遲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不宣。」②顯然，豐臣秀吉這通文書也是在威脅呂宋加入到朝貢日本的藩屬國家體系中。

從以上豐臣秀吉致琉球和呂宋的兩件文書可以看出，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關白不僅以上承天命自居，而且還試圖「以小星巨而霸天下」，用征討明朝來威嚇東亞國家向其稱臣朝貢。顯然，此時的豐臣秀吉已清晰地認識到，要在東亞地區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首先必須打敗明朝和取代其在東亞地區的上國地位。

1592—1598年，豐臣秀吉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企圖以朝鮮為跳板進攻明朝，結果以失敗告終。豐臣秀吉亦因戰爭失敗、眾叛親離而死亡。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取代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建立江戶幕府政權。德川家康鑒於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的失敗，不得不改變以征伐明朝為目標的全方位對外擴張政策，暫時擱置了與明朝爭奪東亞龍頭老大的軍事行動。德川幕府一方面與朝鮮開展「修信使」外交，另方面通過薩摩藩加強對琉球的擴張行動，並於 1609年春對琉球王國采取了軍事行動，迫使琉球國王尚寧向薩摩藩稱臣朝貢，而德川家康也授予統治薩摩藩的島津氏對於琉球王國的控製權，造成日後琉球王國明屬中國暗屬日本的局面。其最終目的是要使琉球脫離中國向日本稱臣，繼而威脅朝鮮入貢，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等國上表輸誠，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地區國際關系體系，完成豐臣秀吉未竟的事業。③

近代以來，恢復天皇製後的歷屆日本當政者，無不以完成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的未竟事業為己任，直至今天的安倍晉三政權也不例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臺以來，曾先後到訪亞洲多個國家。首次外訪即是越南，之後又訪問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安倍這種類似戰國時期縱橫家的外交活動，體現了日本希望與這些東盟國家強化關系，以便對中國形成「製衡」之勢，實施他提出的所謂「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

安倍以上的舉措旨在表明，日本正積極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試圖通過拉攏亞洲的其他國家，聯手製衡中國。而安倍的所謂「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以及他在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中的強硬表態，足以顯示出日本在外交上試圖突破戰後「持守和平」的框框，在軍事上開始掙脫「專守防衛、不做軍事大國」等《和平憲法》規範下的政策的束縛，將戰略由防守轉向進攻的態勢。筆者認為，安倍「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目的乃是謀求利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和目前中日釣魚島的緊張局勢，以使日本在軍事和外交上崛起，實現向「正常」的大國轉型，重溫往昔「大和民族」作為東亞龍頭老大的舊夢。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7, 2022 at 1:40pm

日本試圖將自身武裝成軍事大國，其目的並非想當東方王道的幹城，而是要作美國控制東亞地區的鷹犬，這點可從美國在亞洲所采取的一系列強化東亞安全的舉措，如加強美日安保合作、公開宣布《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以及對朝鮮的軍事崛起施加壓力等行動中看出來。就美國而言，要在東亞維持主導地位，第一是要穩定目前的局勢，而朝鮮發展核武將會引起目前東亞局勢的動蕩，這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第二是要防範中國作為軍事大國的崛起，以免引起不均衡的區域衝突和
緊張。為達此目的，美國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扶持日本作為軍事大國，使之與中、朝抗衡。事實上，日本的復興和軍事崛起的確也構成對中國發展的巨大障礙。日本一直都有與中國爭東亞龍頭老大的野心，自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日本就地區安全問題上的政策與中國的崛起產生了分歧和矛盾，從而加快了它在美國的卵翼下謀求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步伐；同時，日本用於「防衛」的軍備也大幅度升高，成為目前世界上的第二位軍備大國；當美國發動對伊戰爭之際，日本也主動積極地要求派遣「自衛隊」參戰。日本的這些舉動，大大增加了中國及東亞國家對其軍事動向的警惕，特別是「二戰」時期深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東亞國家，對日本實施「周邊事態法案」、確認「日之丸」及「君之代」的法律地位、將「自衛隊」升格為正規軍和通過《有事三法》等，這些象征著為軍國主義還魂的舉措產生疑慮和關切。與日本自豐臣秀吉以來憑借武力對外擴張的亞洲政策略有不同，美國作為新興的超級強權帝國，「二戰」後汲取了英法老牌殖民主義國家以占有他人領土為目標、最終導致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的經驗教訓，並沒有以占領他人領土和建立殖民體製為目標，而是憑借其強盛國力和海軍實力作為它的外交政策的堅強後盾；最關鍵的是，美國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體系，即「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

與此同時，美國還以「遵循」國際法開路，采取「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與認同其核心價值的國家建立起「安全保障」體系。今天所謂的「國際法」，即相當於昔日中國強調的所謂「王道」。

五、結 語

如果將美國自「二戰」後實施的遠東外交政策與明代的對外政策作比較，我們將會發現兩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美國奉行的遠東政策簡直就是明永樂帝對外政策的翻版。戰後，美國汲取了早期歐洲殖民主義憑借武力攻城略地、最終遭拒被逐的失敗教訓，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認同取代領土占
有，從而在遠東建立起以美式文明為主體的統治秩序或曰新宗藩關系；這與明朝以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為主體建立的亞洲統治秩序或曰中華朝貢體系又是何等相似。

比較永樂大帝與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成功之處，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套對周邊國家有吸引力的核心價值體系，否則很難使人認同；一個沒有核心價值體系的國家必然「行之不遠」，也無法讓周邊國家信服。

① 伴信友：「中外經緯傳」，轉引自陳尚勝：「論日本江戶幕府對清朝統一臺灣問題的關注———以《華夷變態》為中心」，《紀念康熙統一臺灣3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②鄭梁生著：《明日關系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頁。

③ 陳尚勝：「論日本江戶幕府對清朝統一臺灣問題的關註———以《華夷變態》為中心」，《紀念康熙統一臺灣3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鄭海麟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與戰略思考，作者鄭海麟，單位香港亞太研究中心, 原載太平洋學報第22卷第1期 ，2014年1日）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8, 2022 at 11:02pm

管彥波《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

任何一個時代有關域外知識的匯集，當與特定的國家戰略和對外貿易有一定的內在關聯。兩宋時期，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傾，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和海洋經濟要素的增長，以使節、商人、航海者、移民、地方官吏、僧人等為主的群體, 與各種不同人群的穿梭往來，作為域外世界新鮮的知識與信息的“報道人”，他們的所見所聞為宋人建構域外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演變、通商線路、山川形勢、交通里程、方位里程、風俗好尚、風物土產、奇珍異寶、人文風土、自然地理、習俗民情、山川險易、語言文化、官制刑法的圖像提供了可能。即使只是只言片語散在相關的記錄中，但也彌足珍貴。

就使節而言，肩負王朝使命出訪的使臣，大多要記錄沿途里程及所見所聞，以“行程錄”、“異域錄”、“奉使錄”、“圖記”之類的報告回朝復命。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結緣於海洋世界，兩宋時期的中國人對域外世界的認識更加多元，海外民族誌的書寫也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發展階段。正是在海外世界知識匯聚的過程中，以《諸蕃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為代表的域外民族誌作品集中湧現出來，這些作品的書寫特點、體例、內容等均對後世域外民族誌的撰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如同中國古人對世界的認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樣，域外民族誌的發展也存在著一個互為資料的累積過程。

宋之後除了在各種正史、大型誌書、類書等歷史文獻中湧現的域外民族誌作品外，單部的域外民族誌文獻也甚為豐富。如元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佚名《異域圖誌》、周致中的《異域誌》、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明代馬歡的《贏涯勝覽》、費信的《星搓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誌》等都是比較經典的。

宋代存留下來的國別域外民族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這部關於朝鮮半島圖經與地誌的作品，其書寫圍繞著兩條主線：一是人文的考察與記錄；二是通往高麗的海上航程，其最大的特點的是圖文並茂，或者說圖像與文字共同承擔歷史敘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我們可以把之列入“圖像民族誌”或“民族圖誌”系列。這部作品所涉及的29個類目300餘條中，所記制度、事物如果與中國相同，則只記文，不圖其形；如果與中國相異，則既記其文又圖其形，但對於形制簡陋，不宜圖其形者，也只是記其文。該書的作者徐兢是一個丹青高手，其之所以能夠入選使團，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其擅長繪畫。史稱其：“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

事實上，在古代使臣出使後所留下的著述中，“圖記”之類的“民族圖誌”作品也是一種特殊的不可多得的類別。如唐時期王玄策出使印度，著有《中天竺國行記》和《中天竺國圖》，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認為二者同指一書，稱其“行記十卷，圖三卷”。淳化元年正月至二年六月，宋鎬出使交趾，著有《交州山川凡俗》（據《長編》卷31引，殘存）。元豐元年九月前，羅昌皓訪問占城國，畫《占城至交趾地圖》以獻（據《長編》卷292元豐元年九月乙酉條，已佚）。但是，在傳世的此類作品尤其是有關域外的早期作品中，《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確實是非常彌足珍貴的一部。　　

（摘錄自：管彥波，2017，《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云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 作者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三峽大學民族學院楚天學者講座教授，主要從事民族歷史地理、生態人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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