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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9, 2021 at 3:02pm

“在這裏兩個相隔遙遠的民族被海域所分開，可以由於需要、人為努力和政治聯盟而成為了鄰國；在那裏同飲一河水的鄰居則由於不同的禮拜儀式而變得迥然有別！是什麽使西班牙的勢力越過大西洋直達美洲的心臟，而且不止一次地到達了特茹河和瓜蒂安那？是什麽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蘭得到那麽多次王位，而在法國則放棄了一切，直到在一個王位上消失？”〔4〕

席勒的這番話道出了包括德國在內的當時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治困局，他的視野非常寬廣，所涉及的問題有：國家內部現代化發展的悖論（英國）、國家外部異族政治擴張及侵略造成的亡國（波蘭）、資產階級蓬勃發展導致的王權式微（法國）、宗教戰爭引起的現代化進程阻滯（德國）。

以泰晤士河為代表的英國是席勒提出的第一個典型政治案例。英國雖在17、18 世紀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在現代化進程中高歌猛進，但工業化、城市化卻摧毀了許多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失去土地的農民被迫湧向工廠，在可怕的條件下勞動。自由主義思想的兩面性由此體現出來：

一方面，它是英國新興資產階級奪取政治權力的有效思想武器（政治上的自由競爭是經濟上自由競爭的投射）；另一方面，自由主義並不能成為現代人道德重建和異化的解毒劑。

“維斯瓦河畔，紛爭造成的是衰弱和淒慘”指的是波蘭，這個由維斯瓦河川流而過的民族國家被席勒作為典型政治案例提出。波蘭地理位置重要而複雜，第一共和國時期（15 世紀中葉——1795 年）極端的民主和無政府狀態導致國家意志得不到體現，無力抵抗周圍強國的武裝入侵。該國最嚴重的政治危機發生在1772—1795 年間，它被俄、普、奧三次瓜分導致亡國，在其後長達123 年間消失於歐洲地圖之上。

席勒寫下這篇就職報告時，法國大革命已經山雨欲來，距離“第三等級”〔5〕的“網球場宣誓”〔6〕不到1 個月。席勒雖無法預見大革命的爆發，但他還是將法國作為一個典型的政治案例提出。他觀察到封建王權在資產階級和啟蒙運動蓬勃發展後的日益衰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世界史可以助力解決本國的現實政治問題。在“三十年戰爭”〔7〕中，德意志各新教諸侯國與天主教諸侯國在政治私利的驅動下同室操戈，淪為歐洲各國政治野心的犧牲品。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均嚴重滯後的“遲到民族”，如何在強敵環伺中走上正常的現代化進程？

如何不復演波蘭的悲劇？這一切都令席勒憂心忡忡。

在席勒看來，德意志現代化轉型面臨多重任務：不僅要反對封建專制、抵製異族入侵，更要找到合適的共同體建構模式。他國的經驗證明，君主立憲制或人民共和制雖已被建立起來，但“人”的現代化問題並未解決。“人”的現代化轉型無法通過革命一蹴而就，它更多體現為文化領域漫長的細致建構。在此過程中，有諸多問題困擾著現代人。

〔4〕 席勒：《什麽是和為什麽研究世界史？》，張玉能譯，見《席勒散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版，第328 頁。

〔5〕 第三等級，是指18 世紀末法國政治社會中由農民、工人、軍人、商人、手工業者、地主、城市貧民、資產階級等構成的沒有貴族、教士身份的法國公民。他們占總人口的95%，但是享有的政治權力非常有限。

〔6〕 網球場宣誓，發生於1789 年6 月20 日，法國第三等級代表成立國民會議，對他們的意圖宣誓，絕不離散，直到一個新憲法頒布。

〔7〕 三十年戰爭，始於1618 年，終於1648 年。由神聖羅馬帝國內戰引發的全歐範圍大規模國際戰爭。肇始於波西米亞人反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結束於《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該條約的簽訂雖然結束了“三十年戰爭”，但條約規定德意志各邦諸侯在其領地內享有內政、外交自主權，愈發加劇了德意志自“黃金詔書”（查理四世於1356 年頒布的神聖羅馬帝國基本法）頒布以來的政治分裂局面。（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8, 2021 at 10:15am

怎樣看待既往傳統？表面看來，這不過是學術領域的“古今之爭”，但它背後隱含的恰恰政治學強調“善的政治”，善的政治要求公民具有正義、勇敢、忠誠等美德，這種美德人無法先天具備，乃是後天“教化”的結果。近代以降，馬基雅維利、霍布斯開創的現代政治學將“德性”問題與政治問題拆解開來，其秉持的“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觀念異化出“個人化”和“大眾化”的單向度的人。同時，“工具理性”對人類“生活世界”的侵入亦造成現代人的普遍異化及精神貧困。

席勒以美學、歷史研究和詩歌、戲劇創作積極參與到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路徑的思索中，他從德意志的歷史及現實出發，提出了一條“文化現代性”建構先於“社會現代化”的獨特路徑。也因此，他成為繼盧梭、維柯、克洛卜施托克、萊辛、赫爾德、溫克爾曼之後，在文化現代性思想大路上舉足輕重的思想家。

這些秉持文化現代性思想的理論家雖然思考的側重點不同，但都涉及如下問題：（1）對現代性時間觀念的批判；（2）對永恒進步線性秩序的批判；（3）對感性能力的重視；（4）對更為正義的共同體的審美建構；（5）對現代人教育的崇尚；（6）對政治認同、民族認同及文化認同的重視。這些都成為席勒文化現代性思想的重要資源。筆者認為，席勒正是從通過對“古今之爭”的積極參與從而為社會層面現代化進程遲滯的德意志確立了文化上的優越性。（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7, 2021 at 12:05am

“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

在新舊交替的啟蒙時代，每個思想家都不可避免或顯或隱地思考時間問題。法國、德意志思想界對於時間問題的關注更引發了文學領域的“古今之爭”。筆者認為，每種時間觀念的背後都有著“進步論”或“退步論”的深層背景。作為西方現代性發生以來的一個經典哲學、美學話題，“古今之爭”意味著“人們意識到‘古’與‘今’的區別，也就是說‘現代’要求進行自我確證。”〔9〕“古今之爭”恰恰體現出思想家對於民族國家地位、民族語言及民族文化的強烈關切，是其對於國家現代化路徑在文化層面的深沈思索。

“靜止世界觀”和“神創論”在中世紀以前一直是西方人頭腦中各種意識的主導力量。韋勒克提

出，“十七世紀以前，大家都認為，希臘和古羅馬大致處於和法國或英國相同的水準。維吉爾和奧維德，賀拉斯，甚至還有荷馬，論者在探討的時候，幾乎視為同時儕輩。時代之間存在的時間鴻溝，很少為人意識到，盡管年鑒的客觀史盡人皆知。歷史發展這一觀念的萌芽，包孕於進步的理念，這一理念可以上溯至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10〕“進步論”在文藝復興時期是與“循環時間觀”糾結在一起的。

古希臘、古羅馬作為異教文化在漫長的中世紀一直處於被教會壓製的狀態。文藝復興表面上看是復興古代藝術，但其深層意圖是現代要確立自身在時間序列中的優勢地位。“現代”用“古代”的權威對抗教會的權威，它自身也因為模仿、復興“古代”而獲得了文化上的優越性。

盡管法國和德意志都被現代化進程裹挾，但由於地域、經濟、歷史、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差異，兩國啟蒙思想家對“循環論時間觀”和“線性時間觀”的取舍有所差異。

仔細梳理法國的“古今之爭”。我們發現，自然科學領域的偉大成就使法國思想家更傾向於樂觀歷史進步論，豐特耐爾、伏爾泰、孔多塞是此論調的典型代表。他們相信，“在時間長河的流淌中（le flux temps），人類發展了其理性，擴大了其自由，同樣也強化了其超越過去的能力。”〔11〕“古今之爭” 中的“崇今派”在藝術評價準則上，也把“線性時間”當作一個重要尺度。佩羅提出：“如果現在老天爺願意生下一個具有維吉爾般天才的人物，可以肯定的是，他將寫出比《埃涅阿斯紀》更優美的詩歌，因為按照我的假定，他將擁有與維吉爾同樣多的天才，同時又可以受到更多規則的指導。”〔12〕他認為人類在不斷進步，因為國王路易十四對文藝的保護以及文字傳播方式的變革，在時間序列上後至的藝術作品不僅不遜於甚至要高於時間序列上先至的藝術作品。

較之於法國的現代性時間觀念，在經濟、社會現代化層面處於落後地位的德意志啟蒙界對待時間的態度更加複雜，既存在一種與鐘擺時間相對應的線性時間觀又廣泛存在一種形而上的時間觀。

18 世紀末，康德雖然用星雲學說構想了宇宙的進化，但他否認地球上生物有自然進化的過程，並且否認人類道德會隨時間線性流逝趨於完善。赫爾德雖然結合康德與維柯的思想提出一種涵蓋宇宙、自然和社會的歷史哲學觀念，但他並沒有預見到較高形式是從較低形式發展而來的。德意志人對線性時間進步論持謹慎態度，他們從民族歷史、傳統的時間深處找尋一種文化層面的優越性。

由此可見，在時間觀念上，法國理論家大多秉持“向前看”的樂觀，而德意志思想家則大多具有“向後看”的文化自覺。（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5, 2021 at 10:32pm

席勒也以眾多的詩歌及《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人的美學教育書簡》參與到時間問題的探討中。呂迪格爾• 薩弗蘭斯基曾高度評價他“把自一個世紀來進行的關於現代和古代之關係的大討論，那由佩羅推動的‘古今之爭’，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13〕筆者認為，這個評價非常到位，因為席勒另辟蹊徑，在藝術史研究方法上用“共時類型”研究有力反撥了“歷時進步”崇拜。

席勒冷靜審視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古今之爭”，他從德意志現代化進程中建構文化認同的現實需求出發，提出了迥異的藝術史研究方法。在《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1794—1796）中，他不以國別、時代為評價尺度，而是把從古代藝術精神中提煉出的，不會隨著線性時間流逝，恒常、隱蔽的文化心理範型——“自然”——作為藝術史研究的參照系。

根據與“自然”的關係，席勒將從古至今不同地域的詩人分為兩種：“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

“詩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尋求自然。前者造就素樸的詩人，後者造就感傷的詩人。”〔14〕詩人“他們或者是自然，或者尋求失去的自然。由此，就產生兩種完全不同的作詩方法，詩的整個領域都被這兩種作詩方法詳細闡明和測定著。所有詩人，只要實際存在著，他們都是處在由時代決定的狀態之中的，他們活躍在時代之中，或者偶然的情況對他們總的教養和一時的心境發生影響，他們就要麽屬於素樸的詩人，要麽屬於感傷的詩人”。〔15〕

那麽，“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二者孰優孰劣？席勒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角度很特別。他提出，“古代詩人和近代詩人——素樸的詩人和感傷的詩人——或者完全不能加以比較，或者只能在一個更高的普遍概念之下加以比較（實際上是有這樣的概念的）。事實上，如果有人首先從古代詩人的作品”一元論模式評價“素樸的詩人”或“感傷的詩人”的優劣，而是抽離出一些範式進行交叉對比。

他認為“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在駕馭藝術類型、詩人同材料的關係等方面各有千秋。在前者擅長的領域，後者必然落敗；而在後者擅長的領域，前者也要認輸。比如，“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中都不乏天才，但采用何種藝術類型展示天才則要受到時代的限制。“古代詩人憑借有限物的藝術而成為強有力的，而近代詩人則憑借無限物的藝術成為強有力的。”〔17〕這裏“有限物的藝術”指的是以敘事為主要表現手法的史詩和雕塑藝術。“無限物的藝術”指的是以抒情為主要表現手法的詩，包括諷刺詩、哀歌詩和牧歌。如果說“自然人通過絕對地達到一種有限來獲得他的價值，文化人則通過接近無限的偉大來獲得他的價值”。〔18〕“感傷的詩人”雖然在“有限物的藝術”中敗給希臘人，但他們卻在“無限物的藝術”中捍衛了自身的尊嚴。

同時，席勒認為“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在感受方式上雖然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並沒有高下之分，僅是由詩人同材料的關係決定的。

“素樸的詩人”因摹仿自然，所以他與對象只構成單一關係。無論采用何種藝術類型，他給予欣賞者的審美印象沒有太大差異：“我們的感情是始終不變的，完全由一種要素構成，所以我們在構成要素中看不出任何差別。甚至語言的差異和時代的不同在這方面也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原因和結果的這種絕對的統一正是素樸的詩的特點。”〔19〕“感傷的詩人”因表現內心，所以他會在“作為有限物的現實”和“作為無限物的觀念”兩者的混合中產生多種可能的配比關係：“他所引起的混合感情始終證實這種源泉的雙重性。既然這裏包含著不止一個原則，所以問題是，二者之中哪一個在詩人的感情中和他所創造的形象中占據優勢，因而可能有處理的差別。”〔20〕詩人可能諷刺現實，也可能塑造理想，顯示出多樣化的風格。

因此，“素樸的詩人”和“感傷的詩人”、“古代詩人”和“現代詩人”不因時間序列中的先後而有高下之分。二者的優勢與局限並存。素樸詩人的優秀在於他能夠再現真正美善合一的自然；感傷詩人的優秀在於他能夠張開想象力的翅膀，有節製地表現心中的理想。

筆者認為，席勒在藝術史研究中摒棄歷時維度、訴諸共時維度的深層原因在於：勾畫出德意志同歷史上偉大希臘的精神聯系，恢復德意志人的文化自信，塑造文化認同及民族認同。他要向世人宣告，德意志雖然在現代化進程中是“遲到的民族”，但她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共同體所擁有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德意志的藝術必將邁向輝煌的明朝，但在這個歷程中，時間序列上的“過去”從來不會真正地離場，在長期的文化演進中積澱下來的心理模型、審美範式、經驗視野和美感趣味將在建構德意志現代文化認同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藝術將回歸“自然”，但肯定是在更高的層面上遵循螺旋式上升的軌跡回歸“自然”。（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4, 2021 at 9:57pm

四結語—席勒借藝術領域的“古今之爭”參與到德意志現代化轉型的思索中，他對時間問題的思考與其建構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理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筆者認為，席勒在時間上的“向後看”不是一種“倒退”，而是要通過汲取民族傳統文化的有益資源助力德意志現代化轉型。當下的中國亦走在現代化轉型的大路上，在政治、經濟層面現代化轉型的同時，文化層面的現代化轉型亦不能滯後。席勒懷著深深的“文化鄉愁”，把在時間的長河中尋得的精神血脈與他所處時代的籲求熔鑄為一體。因此，能否從其寓於“時間觀念”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汲取有益資源助力我國轉型期的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這無疑是具有強烈現實針對性的文化理論問題。正如曹衛東所說，文化現代性思想的重要意義不在於構建美學烏托邦，而是“試圖在教育過程中使個體的人和整體的人達到一種成熟狀態（Mündigkeit），最終實現人的徹底解放和社會的全面進化”。〔21〕

〔21〕 曹衛東：《權力的他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6 頁。
弗里德里希·席勒（德語：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年）

（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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