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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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德勒茲而言,六八事件的解釋困難對他刺激很大。1968年5月,在沒有任何明顯的政治或經濟危機的前提下,法國毫無徵兆地突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達到了革命的臨界點。
即使到了今天,整個事件也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淌而消逝,反而一再地被提及和詮釋。保守派視之為一次社會性動蕩和混亂,試圖從青年的教育、福利社會等各條進路解釋它,但無法取得統一且讓人信服的結論。激進派視之為一次革命活動,但這次革命活動沒有明確的綱領、組織領導和路線,或者說,這是一次眾聲喧譁的革命活動,是讓以往的革命理論集體失語的運動。
既沒有統一的革命主體,也沒有統一的革命對象和目的,人們各自反抗著自己認為應該對抗的東西。「為何68年五月的事件,是由學生發動與領導,而非工人,則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于治中 15) 于治中還處在尋找革命代言人的傳統革命理論邏輯中,而德勒茲卻懸置了這些革命理論的預設,從人的存在狀況開始思考,或者說,思考應該使用什麼概念繪制人的存在狀況。
對於人的存在之認識,德勒茲在斯賓諾莎的身心平行論基礎上重新論述二者之間的關聯性,「一方面是身體、物理實體、『事態』———德勒茲所謂的實際性(the actual) ; 而另一方面是一個非肉體的層面,包括這些事態所產生的非人格效應和潛能,即他所謂的虛擬性」。當肉體和非肉體層面的存在交織為一體,「它進入了一種生成,一種虛擬性的實際化。[……]處於純粹形式中的生命———『一種生命』———正是這個虛擬維度上的眾多情動與感知,此外,個體化便是對實際時間內該維度之眾要素的組織」(貝克曼 103—104)。
任何人都是肉體和非肉體維度的相互捕獲,而且人總是存在於具體的歷史時刻,不存在純粹的零狀態。德勒茲認為,人的存在狀況有兩種狀態:一種是世俗性的人或者社會人,社會中的各種權力線條貫穿交叉和纏繞著人們,在各種場域中賦予人特定的位置以及權力和責任;一種是塊莖式的人,這是和樹狀的層級結構相對立的存在方式,這樣的人沒有被固定的結構和秩序俘獲,他們和毗鄰者只有臨時性的地理性的差異關係,沒有主次從屬和主客關係。這種判定方式的依據不源自外部,而是內部,即自我欲望和自我感覺的自治。這樣的存在樣式就是游牧民。社會人和游牧民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社會人是人進入具體社會場域時刻的「登記」狀態,而游牧民則是內在欲望衝動下的自我法則狀態。在登記狀態下,你是父親、母親、職員、男人、美人等,以及與之對應的常識和固定權責。游牧民則自我立法,沒有完全被社會的各種秩序與規則捕獲,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理解的困頓和表述的障礙。無論是社會人,還是游牧民,都是此在的存在狀態,德勒茲沒有由此倒推出人應該具有一個原初狀態,而是從此在入手,討論人的存在潛能。此時,情動可以發揮作用,「感受(affect) 不是從一種體驗狀態向另一種體驗狀態的過渡,而是人的一種非人類的漸變。
[……]是一種極度的毗鄰性,發生在兩個不相似的感覺的彼此相擁之時,[……]能夠明確表達這個東西的只能是感覺。這是一個不確定的和模糊的地帶」②( 《什麼是哲學》451—452) 。德勒茲情動理論所指的「不確定的和模糊的地帶」,暗示了人的流動性與生成的性質,人的存在處於流動和持續生成差異中,一部分被社會力量捕獲,通過回溯形成存在的軌跡,但這個軌跡就像「飛矢不動」一樣,是靜態和間接性的,而非生命的全部; 另一部分與前者不同卻與之共振,它持續生成著,竭力讓生命敞開,呈現出非固定主體和非統一主體的分裂性特征。
德勒茲視野中的人的形象,已經不以認知主體的核心形象出現,而是在社會運行中作為要素被裝配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人的社會性存在不是孤立的,是事件性和被動的,被各種法則定義和限制,雖然號稱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但作為社會人,「我們被給予一個自由選擇,附帶條件是你要做出正確的選擇」(齊澤克,《暴力》140)。情動
視角的確立,使「我們能夠通過一種前個人知覺的形式來思考感受,[……]在我思考或進行概念化之前,存在著一個先於任何決定的反應的要素」。許多外在的力量作用於身體,通過視覺、聽覺、光線、溫度等,人們意識到某種存在但「不是將一個事物對象化和量化,[……]德勒茲因此訴諸強度」,對於德勒茲而言,「它有助於解釋作為
身體的我們是如何去回應和欲求各種形式(例如法西斯主義) 的,即使這些是我們不感興趣的形式」(科勒布魯克 46—49) 。在人被社會這個強大的外在力量裝配的過程中,德勒茲認為符號充當了權力輸送的毛細血管,符號與意識形成了複雜連接,符號進入人的意識且進行非肉體轉化後,在具體社會場域法則的支持下形成社會實踐。所以,德勒茲從語用學入手探索瓦解權力的模式,這里用瓦解而非對抗一詞,是因為對抗本身就是在強權之外再樹立另一個強權,而瓦解則不包含再樹權力的意圖,瓦解的方式就是描繪除了人的理性圖像之外,還有一個強大的生命情動之力的存在。
三、情動和生成文學
情動的關鍵之處在於顯示生命的流動性,提出情動理論的意圖在於衝破社會場域規則對人的捕獲所形成的僵化、重覆的生命圖像,讓它搖晃、破裂、敞開,生成新的、流動的生命圖像。從情動視角審視文學,文學場域現存的所有法則都是突破的起點和對象,德勒茲則聚焦於兩點: 一是人的流動維度,即如何讓人的存在流動起來,生成全
新的生命圖像,形成游牧民形象;另一個是語言的表達維度,讓語言流動起來,形成了語用學理論。
德勒茲稱這樣的文學為生成文學,他一再強調生成就是生成弱勢,是因為生成突破了現有規則的捕獲,制造了解域和逃逸行為,卻沒有預設具體的目標,逃逸路線面向的是敞開的生死未卜之地。這里的弱勢是與既有規則的強勢之力相比較而言的較弱之力,是一種新的力量。由此可知,生成文學就是生成弱勢文學,就是打破文學規則形成全新面貌的文學現象。
「一種承受情動的力量,實際上就是一種強度或一種強度的閾限。[……]實際上正是想要以一種強度的方式來界定人的本質。」(《德勒茲》15) 情動雖然是非表象性的,但是它無法脫離一定的形式,即使伴行著表象或者概念形式。伴行,是因為情動就在表象或概念形式旁邊。從德勒茲舉的皮埃爾和保羅的例子可知,情動作為一種流
變伴行在皮埃爾和保羅的觀念邊上。「正是此種連續流變的旋律線將情動既界定為它與觀念之間的相互關聯,又同時界定為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7) 德勒茲生成文學理論指向的就是情動的流動和流動過程中某個時刻的驚鴻一瞥。生成文學分析具體文本和現象,都是回溯性的,吊詭的是,生成文學中呈現出來的閱讀障礙和理解困難,恰恰彰顯了對既有文學規則的挑釁與突破,消解了回溯性分析與闡釋造成的對流動性的靜態描繪。
生成動物是德勒茲生成文學理論中最典型、最具有可觀性的部分。生成動物不是人變成動物,而是人和動物的毗鄰,人和動物的無限多重互動。德勒茲的生成動物在文學中的應用主要有兩類: 一類是被動物所吸引從而生成一條逃逸線; 另一類是人無限接近動物,或者已經在表達式中處於動物的位置。
德勒茲嘗試用「聯盟( alliance) 」「共生(symbiose) 」「纏捲(involution) 」進一步描述生成動物活動,他在圖騰崇拜中發現了更多的生成動物,以此指明生成動物並非刻意為之,而是一種歷史現象,甚至是一種日常現象。
德勒茲以《白鯨》為例,文中熟悉亞哈船長的人都認為他是為了復仇才瘋狂地追捕白鯨莫比·迪克,而其他人出海捕鯨是為了賺錢。這里出現了兩種與鯨魚的關係: 復仇與賺錢。無論復仇還是賺錢,都是對既有社會關係的重覆。文中的莫比·迪克已經不簡單地等同於其他鯨魚,它是鯨魚的另類,甚至不僅僅是鯨魚,人們「宣稱莫比迪克不僅是無處不在的,而且是不朽的(因為不朽就剛好是無處不在的) ; 認為盡管它身上插遍了簇簇的槍頭,它還能無恙地游走了,或者萬一它確會弄得濃血猛射,這種情景也不過是一種鬼蜮伎倆而已,因為再一會,它那潔白的噴水,又會在幾百英里外的毫無血跡的波濤中再度出現」(麥爾維爾 174) 。
(葛躍·德勒茲的情動理論與生成文學,原見:文藝理論研究 2021年第4期,109-116頁,作者:葛躍;作者簡介: 葛躍,文學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文論與當代文化批評研究。通訊地址: 安徽省亳州市亳州學院中文與傳媒系,236800。電子郵箱: 948011804@qq.com。本文是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重繪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路線」[項目編號: AHSKY2016D128]的階段性成果。)[參考文獻請參閱原文]
[續上]在亞哈船長的帶領下面對莫比·迪克時,捕鯨者使用得最多的詞匯是「可怕」和「金幣」。對於亞哈船長而言,他「從來就不思考,他只是感覺,感覺,感覺」,他用他所有人類關於海洋和抹香鯨的知識去感受莫比·迪克,他在眾人眼里就是個惡魔。莫比·迪克是鯨魚中的異常者,「它是一種現象,但卻是一種邊緣現象,」位於鯨魚和神性之物的中間地帶,「這是一個邊緣位置,它使得我們不再清楚異常者是仍然還在集群之中,還是已然外在於集群」(德勒茲、迦塔利,《千高原》345—346) 。而亞哈船長似乎和莫比·迪克訂立了無聲的盟約,他的行動和感覺,都和他心里的莫比·迪克密切相關。亞哈與莫比·迪克的連接形成的張力場,制造了一個特定的情動景觀。
這種人和動物的混雜感在卡夫卡的小說里並不鮮見。《變形記》中,薩姆沙真的變成了一隻蟲子,「那堅硬的像鐵甲一般的背貼著床,他稍稍一抬頭,便看見自己那穹頂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塊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幾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來。比起偌大的身驅來,他那許多隻腿真是細得可憐,都在他眼前無可奈何地舞動著」(卡夫卡 106) 。但他依然可以像人一樣思考。變為蟲子的薩姆沙改變了家庭的格局,他不能賺錢、不能勞動甚至不能像人一樣活動,即使他的妹妹堅持了一段時間,最後大家還是接受了他是個蟲子的結果。無論薩姆沙怎麼強調和聲明自己是父母的兒子、妹妹的哥哥,在其他人眼中,他就是一隻蟲子。或者說,他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從人位移到蟲子,所以他只配擁有蟲子的待遇。生成蟲子不再像亞哈船長那樣處於人和白鯨的深度糾結及搖擺中,社會身份並不以自我認識為依據,而是根據社會對個人的認定和定位。
被認定為蟲子後,無論你承不承認,社會都會自動給你匹配蟲子享有的待遇。生成情動和生成甲蟲的被動性鯨魚的主動性情動告訴人們,生成動物的關鍵不在於到底是人還是動物,關鍵在於形成一個感覺的聚塊,一個有待進一步探明的存在,把人帶離「正常」狀態,呈現出全新的生命狀態和形象。
如果說生成動物現象挑戰了人的封閉性和完整性的設定,那麼生成外語則是對語言秩序的挑戰。德勒茲認為: 「語言的基本單位———陳述———就是口令。[……]語言不是用來被相信的,而是用來被服從和使服從的。[……]語言不是生活,它向生活發號施令; 生活不進行言說,它傾聽並理解。」(《千高原》100—102) 就當下而言,語言先於人而存在,人們生活在語言中,對於未學會說話的人而言,所有的語言都是外語,一旦學會說話,就墜入像徵秩序之網,拉康稱這個像徵秩序為大他者,「大他者的這些無意識的欲望與願望,經由語言而流進了我們的骨血」(霍默 96)。
社會中流動著看不到的規則和秩序,它們通過語言沉淀進入人體並塑造著人的意識與行動,「要想維持自己的存在,現實永遠需要服從某種超我的命令,需要某種『就這樣做!』」(齊澤克,《斜目而視》224) 。德勒茲在文學作品中發現了許多語言的異常現象,「它恰在語言中勾勒出一種陌生的語言,這並非另一種語言,不是重新發現的方言,而是語言的生成他者( devenir-antre) ,[……]是逃離支配體系的魔線」(德勒茲,《批評與臨床》10—11) 。在文學語言的譫妄現象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複雜的雜語現象,「魯塞爾構建了一種與法語同音異義的語言,布里塞構建了一種近義的語言,沃夫森則構建了一種與英語近音的語言」,目的是「摧毀母語」(20)。把現有語言高度分子化後進行重組實驗,在支離破碎的表達中抽空了語言的意義基礎,形成了表達的空殼。
揉碎的語言中既沒有自由間接引語的位置,也沒有表述的主體,喪失了一切主體化的可能。「你越是服從佔統治地位的實在的陳述,你在精神實在中就越是作為表述的主體而進行統治,因為,最終是你自己服從於自己,你所服從的正是你自己! 」(《千高原》180) 有人會憂慮這種對表達的肆意實驗與破壞,會不會導致出現通篇的胡言亂語。對語言的破壞是基於這個事實: 人是被拋進語言的,也無法選擇拒絕語言,對語言口令功能的挑戰和破壞,就是在語言內部讓語言結巴、短路或者雜交等等千奇百怪的實驗,打破人們面對語言時的習以為常和麻木狀態,讓人們在語言實驗中看到新的可能性。德勒茲的生成理論就是巧妙地以一切成型的存在為跳板竭力一躍,從而提醒置身於微觀政治場域中的人,在被口令時刻規訓的情況下,在語言的內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契機,讓語言無法完成傳輸權力的功能,同時折射出權力的毛細血管運行的軌跡。
[續上]抄寫員巴特比用「I would prefer not to」應對所有與他的溝通,無論別人說什麼,他只會說: I would prefer not to。這個句子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別人也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意思。有趣的是,文章的結尾處看似無意地提及巴特比曾經的職業是郵局死信處理員,代表著溝通渴望的死信在他這里走到了盡頭。他面對著一堆現成的語言,但沒有一個的陳述對象是他,他也無法與之對話。交流的死局使他註定無法登陸到合法的表述位置,「這不是一種渴求虛無的意願,而是意願的虛無性的增長」(《批評與臨床》146)。與此不同的是,卡夫卡正是通過雙重主體的身份給父親和女人們寫信,而盡量避免面對面的交流,因為書信「保持著兩個主體的對偶性: 此刻,可以區分出一個作為寫信者的陳述主體,和作為一個書信內容形式里言說的表述主體。[……]兩個主體的對偶性交換或反轉,作為表述主體承擔的工作一般情況下也是表述主體的權屬范圍,產生了主體的雙重性」(Kafka 31) 。主體的對偶性本來意味著一個主體的問題同時也是與之對應的另一個主體的問題,但在具體的表述中呈現了主體的雙重性甚至多重性,德勒茲稱之為「卡夫卡作品中的分身手法」(31) 。在特定行為關係中的身份把看似整體的人分裂,就像在書信行為中的表述主體和陳述主體,離開特定的情境,那個退位的身份還能負責嗎? 或者說,作者能為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負責嗎? 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是什麼關係? 這種雙重性僅僅是信件最直觀的對偶性主體現象,如果把一個人複雜的身份鋪陳開來,例如一個壞爸爸卻是一個好職員。如果把一個壞爸爸和好職員視為一個整體,那麼該如何評價? 這里呈現了情動的線條,巴特比奇怪的表達既有生命的抑郁,也有通過表達消極抵抗的嘗試,他內心需要這樣的嘗試,通過喃喃自語頑強地給自己爭得一個位置,即使這個位置在別人眼里十分怪異。卡夫卡通過內容里的表述主體去完成陳述主體不敢做的事情。
身份的多重性或者說分裂性給生命撕開了一個裂口,創造了逃逸的機會,逃離單一主體無法行動的困境。看似奇怪的表達不是生成文學追求的目的,對強勢語言的污染和巧妙處理制造出新的視角從而引發全新的感受才是目的。有時是故意拋出去挑戰特定社會場域人們的承受閾限,當用意第緒語大聲朗誦的時候,朗誦者的快感和聽眾的反感或驚奇是共存的。德勒茲認為觀念和情動是兩種不同的思想樣式,情動預設了觀念,且情動的轉化與流變由觀念所確定,但觀念並不可還原為情動。
情動和觀念是不同的兩種思想樣式,就生命的肖像而言,觀念的流變和情動的流變體現了兩種生命樣態,觀念的流變是認知的轉換,情動的流變是生命力的起伏。這樣便可以解釋《一條狗的研究》中那條狗為什麼為了成為一條音樂狗而固執地昂著頭,冒著不能進食而餓死的風險。它只有昂著頭才能和音樂連接,從而成為一條音樂狗,它的生命情動是愉悅的。當船長摒棄了捕鯨者的利益追求,瘋狂地追尋莫比·迪克的時候,他已經偏離了所有世俗觀念和普通生活的邏輯軌道,進入了情動的生命力之增強和愉悅狀態。雖然情動是不表象任何對象的思想樣式,但這不表示它和任何表象無關,它預設了某個表象,一個尚未存在的表象或觀念。《審判》和《城堡》的無限延宕,前者對審判結果的期盼,甚至讓他不再考慮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後者的求職之路變得無限漫長,漫長到一眼看不到頭。但二人都期盼著,期盼著一個自己並不能明確的、模糊的表象。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德勒茲的生成文學和情動的一致性。生成文學首先體現了生命力的流變和起伏,在愉悅和悲苦之間。其次,情動是敞開的,面向未來的。人們無法根據既有的知識和經驗,對這條和音樂連接的狗進行識別和歸類,只好勉強在狗的前面加上一個限定詞進行命名。而遲遲不來的審判,把約瑟夫·K卡在罪與非罪之間。
[續上]意識流小說就像情動的交響樂,最大限度上模糊了表述者和傾聽者,在回憶的各種觀念構築的形象和輪廓中,情動起伏流轉,複雜的是,以往覺得悲苦的事在回憶裡反而有了某種快樂,而往日悲傷的事在回憶中反而有了些許甜蜜。甚至很多回憶模糊不清,只有殘留的味覺或嗅覺痕跡,但相應的歡愉或悲傷依然隨之起伏,流轉無礙。情動和觀念伴行卻不重疊,它在理性思考的旁邊直接感受,並不是所有的感受都能還原為觀念或理性思考,所以德勒茲在斯賓諾莎研究中批判了「目的因之幻覺」「自由命令之幻覺」和「神學的幻覺」(《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23—24)。即使理性思考給你提供選擇和「好」的行動方式,也無法遏制情動的波動: 快樂或痛苦。
德勒茲在論及生成文學時,一再強調沒有固定的方法,也沒有成型的典范供人模仿,生成文學的每個具體文本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預示著它的未完成性和開放性,即不存在單一的或普遍的生成文學的方法和現象,現在不存在,以後也不存在。生成文學帶給人們的遐想和希望在於,它挑戰了幾乎所有的既有立場和觀念,它鼓勵持續不斷的遭遇和身體的連接,引入新的力量讓現有的力場變得不穩定。它導致了兩方面的後果: 一方面是「這樣一種事態可能需要努力解釋,[……]我們會感覺到一種瞬間的(有時候是持久的) 方法論或概念的自由落體」;另一方面,「照亮身體所作所為的『未完成性』,在呼之欲出的未來圖景中畫出希望的一筆(雖然也是憂心忡忡的一筆) 」(塞格沃斯 格雷格 22)。
結 語
人是被拋進具體的社會結構中的,各種符號傳輸著口令、培養著思考和行動的習慣,「習慣正是那種構成我們身份的東西。在習慣裡面,我們演出並定義我們實際上的社會存在。這種存在常常和我們的自我觀感背道而馳。正是在習慣的透明度之中,它們是社會暴力的中介」(《暴力》145) 。德勒茲把情動放在權力微觀化的背景下進行討論,把人的存在問題化,提問的不再是「人是什麼」,而是「身體能做什麼」,即作為社會關係集合體的身體,它承受情動的能力,從而探究身體和心靈中間這個模糊地帶。德勒茲在文學中發現了傳輸口令的通道被阻塞甚至截斷的方法,發現了作為關係集合體的身體被配置、被馴服的種種情況,同時也發現了身體敞開的新方式,這樣的文學他稱之為生成文學。文學因此成了一種事業,一種挑戰權力創造新的情動力量的通道。文學不再現什麼,它應該始終追問我們能做什麼,什麼是我們力所能及的。德勒茲的生成文學理論顯示了情動視角在文學研究領域的潛在功用,它迫使我們聚焦於文學的生成現象,揭示新的人類本體論是如何影響政治的。段似膺考察了詹姆遜基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情動理論後認為:「在這樣一個社會,蘊含生命哲學思想『身』及『情動』確有可能成為撼動社會固化現象的能量。」(段似膺 89)同時也應該看到,情動理論的未完成性和敞開性,預示著情動的力量並不是一種必然導致進步的力量,「這些看似飽含希望的時刻也完全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塞格沃斯、格雷格 25)。
注釋[Notes]
①在賀麟的斯賓諾莎譯文中,一般把affectio和affectus通譯為感覺、情感或情緒。
②張祖建翻譯的《什麼是哲學》(吉爾·德勒茲、菲利克斯·迦塔利合著)把affect譯為感受,這裡保持原譯文,沒有改為情動。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芙麗達·貝克曼: 《吉爾·德勒茲》,夏開偉譯。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Beckman,Frieda. Gilles Deleuze. Trans. Xia Kaiwei.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19.]
克萊爾·科勒布魯克: 《導讀德勒茲》,廖鴻飛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Colebrook,Claire. Gilles Deleuze. Trans. Liao Hongfei.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2014.]
吉爾·德勒茲: 《德勒茲在萬塞訥的斯賓諾莎課程( 1978—1981) 記錄》,《生產 德勒茲與情動 第11輯》,姜宇輝譯,汪民安、郭曉彥主編。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3—22。[Deleuze,Gilles. 「Deleuze's Lecture Transcripts on Spinoza in Vanceneuve ( 1978 1981 ) . 」 Producing ( 11) : Deleuze and Affect. Trans. Jiang Yuhui. Eds. Wang Min'an and Guo Xiaoya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Ltd. ,2016. 3 22.]
———: 《批評與臨床》,劉雲虹、曹丹紅譯。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Liu Yunhong and Cao Da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12.]
(葛躍·德勒茲的情動理論與生成文學,原見:文藝理論研究 2021年第4期,109-116頁,作者:葛躍;作者簡介: 葛躍,文學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文論與當代文化批評研究。通訊地址: 安徽省亳州市亳州學院中文與傳媒系,236800。電子郵箱: 948011804@qq.com。本文是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重繪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路線」[項目編號: AHSKY2016D128]的階段性成果。)
喚起性自我民族志:書寫人生,講述故事
這本綜合性的著作首次將「喚起性自我民族志」(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引入人文科學領域,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一種生活方式。世界知名學者、該方法的創始人阿瑟·博克納(Arthur Bochner)和卡羅琳·埃利斯(Carolyn Ellis)通過大量自身及他人研究的案例,強調如何在描繪生活經歷的挑戰性過程中,智性與情感並重地與讀者建立聯系。本書以行動型工作坊的故事形式撰寫,基於作者曾主持的多個類似研討會,融入了小組討論、常見問題和工作坊資料。
本書內容
- 介紹喚起性敘事(evocative storytelling)的歷史、發展與目的;
- 提供成為故事作者及踐行「寫作人生」的詳細指導;
- 探討基本的倫理問題、困境與責任;
- 展示民族志(ethnography)與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交叉方式;
- 關注真相與記憶在喚起性自我民族志的作品和人生中的作用。
書系:《書寫人生——民族志敘事》
#系列主編
阿瑟·P·博克納(Arthur P. Bochner) & 卡羅琳·埃利斯(Carolyn Ellis)
南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書寫人生:民族志敘事》系列出版定性研究的敘事性表達作品。該系列的主編尋求模糊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邊界的手稿,鼓勵以新穎而富有感染力的形式表達具體的生活體驗,包括自我民族志、文學、詩歌、藝術、視覺、表演、批判性、多聲部、對話式和共同建構的敘事。
我們關注那些:
- 講述地方性故事的民族志敘事;
- 采用文學化的場景設定、對話、人物塑造及情節展開模式;
- 包含作者對研究和寫作過程的批判性反思,如研究倫理、另類探究與表達方式、反身性(reflexivity)以及喚起性敘事等。
投稿與書稿請聯系:
bochner@usf.edu 或 cellis@usf.edu
這本書及其系列作品致力於推動民族志研究的文學化表達,為研究者提供方法論上的靈感與實踐指導。
This comprehensive text is the first to introduce 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 as a methodology and a way of life in the human sciences. Using numerous examples from their work and others, world-renowned scholars Arthur Bochner and Carolyn Ellis, originators of the method, emphasize how to connect intellectually and emotionally to the lives of readers throughout the challenging process of representing lived experiences. Written as the story of actional workshop, based on many similar sessions led by the authors, it incorporates group discussions, common questions, and workshop hand outs.
e book:
• describes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purposes of evocative storytelling;
• provides detailed instruction on becoming a story-writer and living a writing life;
• examines fundamental ethical issues, dilemmas, and responsibilities; illustrates ways ethnography intersects with autoethnography;
• calls attention to how truth and memory gure into the works and lives of evocative autoethnographers.
WRITING LIVES
Ethnographic Narratives Series Editors Arthur P. Bochner & Carolyn Ellis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Writing Lives: Ethnographic Narratives publish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jects. The series editors seek manuscripts that blu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e encourage novel and evocative forms of expressing concrete lived experience, including autoethnographic, literary, poetic, artistic, visual, performative, critical, multi-voiced, conversational, and co-constructed representations.
We are interested in ethnographic narratives that depict local stories; employ literary modes of scene setting, dialogue,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unfolding action; and include the author'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process, such as research ethics, alternative modes of inquiry and representation, reflexivity, and evocative storytelling.
Proposals and manuscripts should be directed tobochner@usf.edu or cellis@usf.edu. Volumes in this series:
本系列出版作品
《情慾指導:女性在大學中的轉變》——珍妮絲·霍克·拉欣Erotic Mentoring: Women’s Transformations in the University, Janice Hocker Rushing
《親密殖民主義:西非發展工作的頭腦、心靈與身體》——勞里·L·查爾斯 Intimate Colonialism: Head, Heart, and Body in West African Development Work, Laurie L. Charlé
《最後的書寫:寫給垂死朋友的日記》——勞雷爾·理查森Last Writes: A Daybook for a Dying Friend, Laurel Richardson
《身著學術外衣的搗蛋鬼:追尋學術生活的質量》——托馬斯·F·弗倫茨 A Trickster in Tweed: The Quest for Quality in a Faculty Life, Thomas F. Frentz
《圭亞那日記:跨越差異的女性生活》——金伯利·D·內特爾斯
Guyana Diaries: Women’s Lives Across Difference, Kimberly D. Nettles
《書寫定性探究:自我、故事與學術成功的新政治》——H. L. 古道爾 Writing Qualitative Inquiry: Selves, Stori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Academic Success, H. L. Goodall, Jr.
《偶然的民族志:對家庭秘密的探究》——克里斯托弗·N·普洛斯 Accidental Ethnography: An Inquiry into Family Secrecy, Christopher N. Poulos
《修訂:關於人生與工作的自我民族志反思》——卡羅琳·埃利斯(Carolyn Ellis)
Revision: Autoethnographic Reflections on Life and Work, Carolyn Ellis
《倚靠:個人關係的詩性探究》——羅納德·J·佩利亞斯Leaning: A Poetics of Personal Relations, Ronald J. Pelias
《走出壁櫥的敘述:同性吸引的自我民族志》——托尼·E·亞當斯Narrating the Closet: An Autoethnography of Same-Sex Attraction, Tony E. Adams
《離開後的生活:婚姻虐待的殘存影響》——索菲·塔馬斯Life After Leaving: The Remains of Spousal Abuse, Sophie Tamas
《有目的的游戲:表演性社會科學的冒險》——瑪麗·M·格根 & 肯尼斯·J·格根 Playing with Purpose: Adventures in Performative Social Science, Mary M. Gergen and Kenneth J. Gergen
《批判性自我民族志:日常生活中交叉的文化身份》——羅賓·M·博伊洛恩 & 馬克·P·奧爾貝 Critical Autoethnography: Intersecting Cultural Identities in Everyday Life, Robyn M. Boylorn and Mark P. Orbe
《走向敘事:人文科學中范式變遷的個人史》——阿瑟·P·博克納Coming to Narrative: A Personal History of Paradigm Change in the Human Sciences, Arthur P. Bochner
《沉默的記錄:文化、關係與溝通》——克里斯廷·L·穆尼奧斯Transcribing Silence: Culture,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 Kristine L. Muñoz
《凝視公園:詩性自我民族志探究》——簡·斯皮迪Staring at a Park: A Poetic Autoethnographic Inquiry, Jane Speedy
《喚起性自我民族志:書寫人生,講述故事》——阿瑟·P·博克納 & 卡羅琳·埃利斯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 Writing Lives and Telling Stories, Arthur P. Bochner and Carolyn Ellis
《被霸凌:折磨、身份與青少年故事》——基思·貝瑞Bullied: Tales of Torment, Identity, and Youth, Keith Berry
愛墾APP:文化理論家Judith Butler說:「脆弱不代表受傷,而是開放你的身體,以自己的身體或情感,向不可知的他者和世界結連,將身體的界線打開,向不可知的環境探索」。「當你以身體的脆弱對抗強權,這種為弱勢的他者在公眾地方聲援、抗爭,以至集體哀慟,是一種勇於以脆弱的姿態向強權展現一種對抗、不畏懼的叛逆表現。」
這兩句話,反映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身體政治的思考,主要源自她的著作《危脆生命》(Precarious Life)。在這本書中,巴特勒探討了生命的脆弱性以及這種脆弱性在政治和倫理領域的意義。
巴特勒認為,脆弱並不單純意味著受傷,而是指我們以身體或情感向未知的他者和世界敞開,打破身體的界限,探索未知的環境。這種開放性使我們能夠與他
者建立聯系,理解他者的痛苦和需求。她引用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哲學,指出當我們面對脆弱且痛苦的他者面容時,作為情動身體,我們會被激發出某種責任,即無盡的回應能力。這種責任感促使我們傾聽他者的表達,盡管這種表達可能難以辨認或言明。因此,面對他者的脆弱性,我們的自我被納入傾聽的位置,他者則以其痛苦的面容向我們表達,這種互動構成了我們的倫理責任。
在政治層面,巴特勒強調,當我們以身體的脆弱對抗強權時,這種為弱勢他者在公共場合聲援、抗爭,乃至集體哀悼的行為,體現了一種勇於以脆弱姿態向強權展示的不畏懼的反叛表現。她認為,生命的脆弱性和易受傷害的身體感受,促使人們發現並強化彼此間的關聯和依存狀態。這種脆弱特質及依存屬性可以構成集體聯系及抵抗行為的紐帶,有助於重新構想全新的國際正義及全球民主政治。
情動理論關注情感和身體體驗在社會和文化中的作用。從情動理論的角度來看,巴特勒對脆弱性的闡述強調了身體作為情感和社會互動的媒介,其脆弱性使個體能夠感知和回應他者的情感和需求。這種對脆弱性的開放態度,促進了情感的流動和社會關係的建立,強化了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Judith Butler認為集體哀悼是公共情感的表現,情感並不那麼私人,也應該有其公共面向。在集體聚會裡,大家透過分享詩歌,一同流淚、手牽手,形成互相感染的力量。集體哀悼活動的意義,並非只是行禮如儀。Judith Butler說生命的哀悼為何重要呢,因為哀悼裡湧現的不可知,往往多於可知。什麼意思呢?她用佛洛伊德的講法——當人失去一些東西時,很多時不知道真正失去的是什麼,但倒過來當你思考自己失落了什麼,反過來會令人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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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符號學中的指稱/指涉~~
在符號學中,指稱/指涉的對應面主要涉及符號與其所指對象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說,它探討符號(如語言符號、視覺符號)如何與實際的或抽象的對象、概念建立聯系。這一對應關係在符號學的不同理論中被賦予了不同的定義和重要性。
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將語言符號的功能分為六大類,其中與指稱/指涉關係最相關的是指稱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雅各布森認為,指稱功能指向符號與其描述的對象或情境之間的關係,是語言用來傳遞關於世界事實的信息的一種功能。例如,在陳述句中,語言的指稱功能尤為突出。此外,雅各布森還強調了語言的符號特性,即語言中的符號不僅僅是簡單的指稱工具,還在溝通過程中承擔其他功能,如情感功能、呼喚功能等。
克里斯蒂瓦的理論
朱莉婭·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在符號學領域提出了一些顛覆傳統符號學概念的重要理論。她的符號與能指的互動概念特別值得關注。克里斯蒂瓦主張將語言分為兩種層面:
1. 符號性(the Semiotic):指的是語言中非理性、情感和身體驅動的部分,通常與無意識和本能相關。
2. 符意性(the Symbolic):代表語言中的邏輯和秩序,是符號的規則化使用,與社會結構和規范相關。
克里斯蒂瓦認為,指稱/指涉關係不僅僅是符號與對象之間的簡單連接,而是受語言的符號性與符意性相互交織的影響。她特別強調語言的生成性和流動性,認為語言符號在表達指涉對象時,始終處於一種不斷生成和變異的過程之中。這種觀點打破了傳統的靜態語言觀,突出了語言和意義生成的動態性。
總結: 雅各布森強調語言的指稱功能在傳播信息中的作用,而克里斯蒂瓦則更關注語言符號生成過程中符號性與符意性的互動。這兩種理論各自從不同角度豐富了對符號指稱/指涉關係的理解。
丹納《藝術哲學》~~人類生活的第一個階段是,作為一種動物盡量抵抗同類和自然界的侵襲,因此我們組織家庭,國家,訂立法律。此後人類才開始一種高級的生活,靜觀默想的生活,關心人所依賴的永久與基本的原因,關心那些控制萬物,連最小的地方都留有痕跡的,控制一切的主要特徵。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共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科學,靠著科學找出基本原因和基本規律,用正確的公式和抽象的字句表達出來;第二條路是藝術,人在藝術上表現基本原因與基本規律的時候,不用大眾無法了解而只有專家懂得的枯燥的定義,而是用易於感受的方式,不但訴之於理智,而且訴之於最普通的人的感官與感情。藝術就有這一個特點,藝術是「又高級又通俗」的東西,把最高級的內容傳達給大眾。(引自〈什麼是以及為什麼需要藝術〉
這個病稱為世紀病~~這種形勢對思想和精神影響很大。由此造成的中心人物,就是說群眾最感興趣最表同情的主角,是郁悶而多幻想的野心家,如勒南,浮士德,維特,曼弗雷特之流,感情永遠不得滿足,只是莫名其妙的煩躁,苦悶至於無可救藥。這種人的苦悶有兩個原因。——先是過於敏感,經不起小災小難,太需要溫暖與甜蜜,太習慣於安樂。他不像我們的祖先受過半封建半鄉下人的教育,不曾受過父親的虐待,挨過學校里的鞭子,盡過在大人面前恭敬肅靜的規矩,個性的發展不曾因為家庭嚴厲而受到阻礙;他不像從前的人需要用到膂力與刀劍,出門不必騎馬,住破爛的客店。現代生活的舒服,家居的習慣,空氣的暖和,使他變得嬌生慣養,神經脆弱,容易衝動,不大能適應生活的實際情況,但生活是永遠要用辛苦與勞力去應付的。——其次,他是個懷疑派。宗教與社會的動搖,主義的混亂,新事物的出現,懂得太快,放棄也太快的早熟的判斷,逼得他年紀輕輕就東闖西撞,離開現成的大路,那是他父親一輩聽憑傳統與權威的指導一向走慣的。作為思想上保險欄桿的一切障礙都推倒了,眼前展開一片蒼茫遼闊的原野,只顧撲向絕對的真理與無窮的幸福。凡是塵世所能得到的愛情,光榮,學問,權利,都不能滿足他;因為得到的總嫌不夠,享受也是空虛,反而把他沒有節制的欲望刺激得更煩躁,使他對著自己的幻滅灰心絕望;但他活動過度,疲勞困頓的幻想也形容不出他一心向往的「遠處」是怎麼一個境界,得不到而「說不出的東西」究竟是什麼。這個病稱為世紀病,以四十年前(一八二零年代)為最猖獗;現在的人雖則頭腦實際,表面上很冷淡或者陰沉麻木,骨子里那個病依舊存在。(丹納《藝術哲學》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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