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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triste chateau 11 hours ago

此視野一方面把中國看成是具有一貫的、恆常不變的特質概念或實體, 以「民族國家」為本體論的視野隸屬之。民族國家的實體邊界是清晰的、僵固的和封閉的,任何外人都難以隨意獲得中國的身份或代表中國發言, 只能由中國代表自己發言。① 雖然這樣的視野最流行於美國, 但包括中國在內的當代國際關係知識界與政策實務界也多半會援用這一視野來認識自己。

第二類是敘事者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份屬性相同, 且群體歸屬也能相同的關係。華人學界晚近提出的「天下觀」屬之, 因為中國的本體是混雜於天下之間的。在這一視野下, 中國的國家概念或身份是可臨摹的, 是可以被穿透、參與和超越的。各國包括越南、韓國與日本都有天下觀的信仰者。他們在天下觀之下, 可以取得與天下其他成員求同存異的階序關係。②

第三類是敘事者視中國與「非中國」為屬性不同且群體歸屬也不同的關係,即中國與「非中國」是具有不同本體特質的存在形式,且這些實體之間是不能相融混同的。③例如,近代印度知識界始終有這樣的觀點,中國和印度的文明交流不輟,④但並但未匯於一流,可稱之為「文明觀」。① 在日本知識界也有以文明界定中國的論述脈絡。②

①這種視角是當代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無論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或建構主義)與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完美結合。主流理論一概接受「國家」作為「統一行為體 (unitary actor)」的假定, 並認為只有如此假定, 才能有效進行國際政治分析。「國家」在方法與本體上都是某種「實體 (entity)」。在此視角下, 任何國家, 特別是其「文明」與西方差異如此之大的「中國」, 自然容易被看成是封閉的、恆定的實體, 並具有與「西方文明」不可調和、不可跨界的特征。參閱David A.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參見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簡介》, 台北: 台灣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

③ 西方學界近年出現的「自由帝國主義」倡議即認為, 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屬於「現代國家」, 它們沒有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the Westphalian System)的框架。但西歐與北美諸國則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以其所謂的人權等觀念超越了主權, 可謂「後現代國家」。這兩者間的區別是文明性質的, 暗示著前者無法自力升華成後者,而有賴「自由帝國主義」之「政權改造」。例見 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The Observer, http: / /www. observer. co. uk/Print/0, 3858, 4388912, 00html >。

④ [印度 ]沈恩 (Amartya Sen)著,陳信宏譯:《好思辯的印度人》,台北:先覺出版社 2008年版,第八章之內容。

但它與著名的「文明衝突論」大不相同, 因為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謂的「文明」, 必須依附於現代主權國家方可行動。

第四類是敘事者視中國與「非中國」為屬性不同但群體歸屬相同的關係, 即「中國性」與「非中國性」雖是不同的, 但「中國性」可以加入吸納「非中國性」(或者相反,「中國性」可以被吸收到一個更大的群體中)。人們可以透過某種機制, 不斷充實「中國性」的內涵, 因此中國的本體是一種不斷豐富與吸納的過程, 主要以長期主導日本思想界的「亞洲主義」為代表。盡管亞洲主義流派分殊且多元 而且, 在韓國和中國都有亞洲主義的信徒, 但他們共同采取的亞洲視野或曰東亞視野皆消解了中國的民族國家性質, 並以此與歐美或西方相對。一方面,「亞洲 /中國」與西方迥異; 另一方面, 亞洲不斷吸納西方並相互融解,③ 成為差異但同群的本體性質。

(二 )四種視野分析

1. 民族國家。觀察中國崛起最常見的第一個視野是將中國視為國際體系內另一個典型的國家成員,受到國際體系權力平衡法則的制約。④ 這種角度傾向認為,當國家實力相對不足的時候,它應憑借加強軍備與參加結盟來制衡強權的侵犯。在國家實力相對強大的時候,透過裹脅與擴張來鞏固自己的優勢。根據國際政治學的體系理論,國家行為體之間的唯一差別在於它們的權力大小, 而國際體系的性質則是根據國家之間權力分布的狀況而決定的。因此,某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屬性總是相同的,也不因為國家領導階層的信仰、種族或階級而出現差異,並且各個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互斥的,一國相對實力的增長就必然會構成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

① Victor M. Fic, The Tantra: Its Origin, Theories, Art and Diffusion from India to Nepal, Tibet, Mongolia, China, Japan and Indonesia,New Delhi: Abhinav, 2003.

② 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Tokyo: Kenkyusha, 1941.

③ 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版;吳展良編:《東亞洲近世世界觀之形成》,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 [日 ]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譯:《文明的生態史觀》,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

④ 典型分析參見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S:Addison- Wesley Press, 1979;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ism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5,No. 1,pp. 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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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視野之下, 中國崛起的意義是國家間相對實力的分配出現變化, 美國作為國際體系霸權的地位受到挑戰, 中國將擁有更強的能力「裹脅」或「并吞」外圍國家。①

即便有中國國內因為推動改革開放而浮現的市民社會、政府的執政理念更加「與時俱進」、中國追求的市場利潤與西方日益趨同、執政黨執政方式有所改變等, 但這些都不足以掩飾中國日益成為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中的主要競爭對手。其結果是, 就連中國本身都可能會意識到, 中國自己的「崛起」正成為令其他國家感到的所謂「威脅」, 並面臨其他國家某種明示或默契的圍堵。反之, 一旦發生「被威脅」的情感, 權力平衡就是最容易被援引用來解釋中國崛起的理論, 民族國家在無形之中就成為愈加鞏固的身份。

2. 天下。第二種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天下觀。天下是一種迥異於主流國際體系理論的認識方式。在「天下」裡,「國家」身份可有可無,即中國與「非中國」是否擁有某種「國家」身份不是重點,但中國與「非中國」之間沒有不可消弭的疆界。天下成員永遠是相互學習的, 天下形同一種放之四海皆准的范式, 其主要關切在於維系成員之間的某種尊卑秩序。至於尊與卑的劃分標准不在於物質力量, 而在於成員彰顯特定正當價值的程度, 如儒家「以德服人」, 所謂的「德」乃是一種無私無我的道德氣質。但這樣的氣質仍傾向透過物質實力豐沛的成員來展現, 這樣才最有說服力。畢竟愈繁榮穩定的強者在放棄以自己為中心, 而致力維持各成員之間的和諧階序時, 愈能顯得天下為己任,故德性又不是與實力全然無關。②

「天下」視角裡真正的領導信用無法純粹從權力來衡量, 還要靠每個成員透過自己的努力提升道德號召力, 然後吸引其他成員近悅遠來。因此競爭不發生在成員之間的衝突過程中, 而發生在對其他成員提供范式的吸引力上, 因而必須由「以天下為己任」的成員承擔責任、自我砥礪, 而不是去打敗對手, 否則就只能成為霸道。

理想上,以這樣的「天下觀」來觀察天下,每個成員理當可以通過自我提升臻於至善, 每個成為學習對象的成員都是其他成員的啟示。③當中國因為自身的振興而達成某種足可成為范式的境界, 並透過無私無我的展示吸引各國的推崇和臨摹時,則中國的崛起就會成為其他成員自我砥礪的范本, 即經典中「有為者亦若是」、「人皆可為堯舜」的理念。但是，這種狀態也因此導致其他成員同時要面對可以依附學習的機會，從而產生必須淪為邊陲的焦慮。所以中國崛起之際，天下之尊卑再度發生變化，機會與威脅同在其中。理論上，「天下觀」讓每個成員都在不斷相互觀摩學習中演進，與現實主義的「權力」相較，威脅不是成員互動的主題，因為成員的屬性與角色各有不，但它們的尊卑地位則因中國崛起而可能受到貶抑的「威脅」。所以，威脅感的發生也可能在天下觀之中形成，觀察者對自我的角色期盼因是否會降至邊陲而產生焦慮。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Press, 2001;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ct with China, New York: Vintage, 1998;其他類似的中文文獻之分析可參見蔡東傑:《美國霸權變遷與兩岸關係發展》,載《政治學報》,2003年第 36期,第 83- 114頁;陳重成:《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沖擊》,載《遠景季刊》,2005年第 4期,第 101- 137頁;王元綱 (Wang Yuan- kang),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Vol. 40,No. 1,2004,pp. 173- 201。

② 關於「天下」秩序,參閱趙汀陽:《沒有世界觀的世界:政治哲學和文化哲學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相關學者對「天下」秩序的批評,可參閱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 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No. 4,2008; Chih- 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London: Macmillan, 1990;中文文獻的批評可參見相藍欣:《傳統與對外關係:兼評中美關係的意識形態背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7年版。

③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3. 文明。第三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文明政治」。這時的中國與「非中國」的身份屬性彼此殊異，而中國的文化與制度因其悠久歷史實踐而形成深厚的脈絡，不但賦予大多數具有中國身份的人形成某種相互認同的歸屬感，更透過社會化的價值教育，同化各種因為文明間交流而輸入的外來文明特質。「文明」的內聚力量一方面象征著不能與其他文明混淆的某種特殊性，因而既不會因為某個文明累積了更多的物質力量就自動消滅其他的文明，也不會因為流失物質力量就轉化為其他文明的附屬; 另一方面，文明的傳播力量則由於出自不同的文化默認與價值前提，往往只能從旁促成其他文明進化，而不能徹底同化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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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中國一旦崛起，產生的效果是: 它會給固有文化的表現形態帶來多樣化，為自認屬於中國文明范圍的成員感到自信與自豪，也因而對外來文明的輸入與采納有更大的寬容度。②「文明」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在於器物方面，而不在精神方面，因為各種文明彼此深知，消滅其他文明是不可能的。以保護固有文化之名而行動的政權或人物，不論其潰散還是取得成功，都不能決定文明之間的存亡。簡言之，文明之間的差異與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最大的分野在於，文明成敗的核心不是物質力量。因此，當以文明之名擴張的政權或團體看似取得勝利時，這些勝利只是政權的勝利，不屬於文明的勝利，因而是短暫的。對於采取這種文明視角的當事人而言，在歷史長河中，這樣的勝利似乎改變不了文明之間的不可轉換性。因此，在文明的視野之下，文明彼此的差異如此巨大，中國文明作為一個崛起者，它沒有構成對他人任何有效的威脅，也沒有提供他人深入參與的機會。

① 參閱 Samuel P1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1996; J. Ramesh，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2005; [日 ]濱下武志著 ，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年版。

②  Tan Chung and Ravni Thakur，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98.

4. 亞洲主義。第四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亞洲主義，這與前述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中國迥然不同。在國際體系理論之下的「中國」，除了與其他國家身份同質，同樣重要的是它們彼此之間沒有共同的群體歸屬。在亞洲主義視角之下，「中國」不再被視為是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可以重組的漫長、多重社會過程。這個社會過程可以是民族的，因此「中國」被視為是多民族的綜合體，而且因為與各個亞洲民族甚或亞洲以外民族的不斷互動，形成不斷跨越中國傳統疆界的社會過程。「中國」又可在各個經濟地理資源的分布中，被消解或重組成非關主權與國界的區塊。「中國」更是在全球化流通中可以不斷加入或退出的臨時身份。①

與中國共屬於亞洲相對應的是，亞洲其他國家與歐洲 (或西方)存在明白的地緣區隔，這種區隔讓融入亞洲的中國與「非中國」、中國與非亞洲之間形成具有各自群體歸屬的主體。一方面，中國與亞洲之間的差異日益模糊化，亞洲成為它們互動的場域，或進行不斷更新的過程; 另一方面，亞洲與非亞洲之間的差異成為不能跨越的界線，中國與亞洲是相互構成的，亞洲更可以不斷吸納歐洲，其結果是，亞洲與非亞洲之間的差異在於可共存或不可共存，因此具有了本質性。②

至今，采取亞洲主義主張者在地域上都出自亞洲范疇之內。在這一視野下，「中國」與所有其他亞洲民族身份一樣，變成某個因為不斷混雜、重編而失去本質的實踐過程。當以中國之名的主張獲得大量資源挹注而形成崛起之勢時，亞洲便同時得到更多的刺激而加速流通，其中因為多元並存，與以改造亞洲為目的的歐洲或西方之間便形成差異，甚至具有了吸納並超越歐洲或西方的大好機會。
二　思考中國崛起的實踐

(一 )實踐中的變異

在實踐的過程中，當代中國所熟悉的是天下與民族國家兩種視野都分別受群體歸屬與自我中心的兩種群己情感所影響(參見表 2)。一方面，居於天下中心的霸主可能因自我中心而橫征暴斂，以天下共主自居; 居於邊陲的小國也會恃寵而驕，桀驁難馴; 中心與邊陲訴諸暴力皆無顧忌，上下交征，儼然霸權地位的爭奪。相反，居於天下中心所強加的，國家主權充其量只能成為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標。

① 陳光興:《「亞洲」做為方法》，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5年第 57期;石之瑜:《近代日本思想與中國》，台北:鼎文書局 2008年版; [日 ]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宮博史編: から考え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4年版。

 ② 參見俞新天:《東亞認同的發展與培育》，載《當代亞太》，2007年第 4期，第 3- 10頁;何雪梅:《認同缺乏與亞洲意識的形成》，載《湘潮》，2008年第 9期，湖南社會學網，http: //www. hnshx. com/Article_Show. asp? Arti2 cleID =3966。

實際上，中國在過去一再受到不平等條約與列強劃分勢力范圍的侵犯。在由外而內所強加的西方國家主義中，接受方無論如何都想讓國際體系接受自己，乃是一種屬於群的情感，因此仍努力臨摹西方主權者的一言一行，於是主權也具有一種角色扮演的性質，而不是歐美主權那樣以國家利益為導向。倘若有朝一日真的取得平等的主權身份，因為不再擔心國家遭到入侵，從而化解了不被承認的焦慮，所以這時主權思想便可能失去吸引力，不能提供國家行為的動機，回歸天下觀便成為可能。但假若以自我中心的情感在主導國際政治實踐，中國便成功轉型成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內核的民族國家。（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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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種既存的實踐

1.滿足自我中心的國家權力實踐。從清末以來，中國的領導者在戰敗中認知到了喪權辱國的意義。「九一八事件」曾促使當時的中國政府以主權之名向國際聯盟求援。時至 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以後，中國逐漸進入國際政治叱咤風雲的世界舞台，成為權力均衡理論分析的對象。

到了 20世紀 80年代，進入美國政治學界的諸多華人學者從論述上將國家中心主義的思想傳回祖國，爾後形成多極化、一超多強以及和平崛起等敘事，其間推論或彼此相容，或彼此不同，國家新思維則已不限於現實主義者。① 一旦擺脫了帝國主義百年侵略的歷史記憶以及冷戰以降帝國主義謀我日亟的圍城氛圍，國家中心主義下的國際政治理論，提供了以國家利益與權力競逐為內涵的政策理由。於是，國家利益遂能在相當程度上主導外交思維，猶如從意識形態禁忌中解放出來，一切以權力平衡為考慮，無可無不可，在國際上爭取盟邦，抗拒敵對陣營，捍衛價值，富國富民。

① 王逸舟:《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年版;任曉、沈丁立:《自由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5年版;金燦榮:《多邊主義與東亞合作》，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 2006年版。

表面上，國家中心主義的最高理想是擺脫道德與感情。然而其所可滿足的包括了最深層的自我中心的需要。中國崛起的印象之所以令人悸動，恰恰是因為它提供了富甲天下、睥睨世界、推翻霸權、懲罰叛逆、報復美帝的想象。如此之中國，沒有必要聽命於西方列強的規范，不跟隨歐美步調。① 權力與利益成為最高的目標與最大的誘惑，是超越所有禁忌的誘因。過去的中國外交以身為第三世界為主要的定位，然而在中國崛起的論述中，中國外交則是以大國自居，發展大國外交，② 在行事作為方面有時會提出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主張。

2. 滿足自我中心的霸道實踐。在清末以前，這種不受節制的想象有古典理論作為其基礎，此之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而容許天子無所不在的介入。朝廷在實踐上是天高皇帝遠，王官不問，草民不聞。這樣近乎虛構的天下觀經不起些微的挑戰，以免因為天子被侮蔑不再受到尊重，揭穿了天朝並非蠻陌之邦行矣，故而可能導致天下大亂。所以法家永遠是王道儒家秩序的維系所在，孟子指責的「霸道」往往是王道的潛在內涵，「家天下」則為「公天下」的潛台詞。

正由於對這種些微的挑戰難以處理，以至於天下體制原本應該充滿了履行各種尊卑秩序的焦慮，愈近天朝，禮儀愈細膩繁瑣。21世紀重現的「天下」觀卻立刻引發國外中國研究者的焦慮，正是他們在天下秩序的字裡行間讀到宰制的欲望，似乎延續了某種對四夷邊陲的漠視。③此何以倘若天朝擁有懲罰的實力，必不吝惜使用。透過征服，天朝享受自己的德威，在擒縱之間，表演德被天下的自我期許。要言之，在天下體制的維系中，其實交織著征服四夷的欲望與服膺禮儀的焦慮。新近流行對中國崛起描述為脆弱的超強，④依稀掌握到其間蘊藏了矛盾的情感。

然而，中國崛起的論述一旦反映了自我中心的欲望，中國知識界便可能回到天下觀的主張。這種主張雖具備固有的文化基礎，但是對於借機挑戰天下觀的邊陲力量，它不能不仰賴政權展現征服的實力，尤其是要有排除異邦惡意介入的決心，以振興「霸主」的尊嚴。這樣的統治延續了「霸主」的尊嚴，並認為中國在各種國際事務上皆應有看法、有參與、有作為，對於不合作的對象應予懲處，恩威並濟，剿撫兼施。則中國的崛起接受無遠弗界的推崇與膜拜，進而構成難以抗拒的誘惑。

① 王義桅:《打破美國霸權的神話成為可能》，載《環球時報》，2006年 9月 4日，http: //talk. 163. com/06/ 0904/11 /2Q62CUK700301IJT. html。

② 相關討論參閱張登及:《建構中國: 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出版社 2003年版; 張登及:《中國大國外交的類型學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 8期，第 76- 80頁。

③  William A. Callahan，「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 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pp. 749-761.

④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9- 104.

3. 滿足群體歸屬的主權實踐。雖然國家中心主義可以創造令人悸動的無邊的權力想象，但是現代「國家」並非中國固有文化的理念，加入現代國際政治更必須在歐美所謂先進國家的虎視眈眈下接受檢視。1971年，新中國重返聯合國，似乎並沒有享受到主權身份所隱含的某些相關權利。相反的，主權成為一種角色，猶如取代了王道成為天下的新范式。筆者認為，當時的中國可被置於世界體系的邊陲，需不斷學習方能成為現代國家，主權成為當時中國所努力臨摹嘗試的任務。到底應該用什麼標准來看待身為主權國家的中國自己，這引發了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派的辯論，① 也反映出由於主權身份而觸發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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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權制度本身認可了國家政府作為自身的最高統治機構之地位，但同時要求國家政府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這就約束了主權的暴力只能在邊境之內行使，沒有其他國家能對此輕易干涉，或即使干涉也不容易得逞，所以不必太在乎。同時主權並不能成為擴張征服的正當理由。

相反，捍衛主權不受侵犯經常引發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它不斷敏感地探測中國的主權是否受到侵犯，即使在中國崛起的論述之下，② 關於台灣問題或西藏問題總是能立刻引起強烈的質疑，誘使別有用心的勢力伺機介入，並導致中國國內發生辯論，即主權如何可以不受到外國輕視。

因此，將主權身份認真執行的唯一動機，是要剝奪帝國主義在中國為所欲為的特權，而不是像西方在 17世紀用主權保障財產權或宗教靈魂。由於擁護主權的動機與西方不同，長此以降，這也招致美國老牌「中國通」的諷刺，直指中國為「冒充成」主權國家的文明。由於中國捍衛主權主要出於一種消極的動機—抗拒西方侵犯，中國一旦崛起，這一消極的身份論述恐不足以創造激情。

4. 滿足群體歸屬的中心或邊陲。在《辛丑條約》之後，中國知識界承認中國是落後國家。筆者認為，雖然他們致力於建立中國的主權國家形象，但他們是抱持著學習的心態，「臨摹」西方主權國家的范式 (包括宣傳公民教育，建立財政機制，甚至借鑑憲政主義和在村級單位實踐選舉制度) ，但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類似西方的政治文化在華人世界建立，即使中國香港與台灣地區等受到英國或日本殖民影響的地方也不例外。

① 參見閻學通:《對中國安全戰略環境的分析與思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 2期，第 13- 19頁; 張睿壯:《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 2期，第 54- 67頁; 李朝暉:《認識中國的尺度》，載《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 2期，第 77- 91頁; 喻希來:《新興世界大國的成長之旅:光榮與夢想》，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 6期，第 1- 17頁。

6  Chih- yu Shih， 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London: Palgrave， 2003.

從西方自由主義標准來看，均難稱同類。① 不過，它們之間經常比賽衡量誰更接近西方，所以台灣地區的學者以自己有「普選」而自豪，香港地區的學者則以國際金融中心為榮而傲視內地。

相對於此，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猶如是中國進入大國的一次測驗，即測試中國能不能從世界政治的「邊陲」晉升成為西方列強所認可的現代文化，或在西方發展的體育活動中擊敗西方體育大國。換言之，中國不願意居於天下觀的邊陲，競相努力，爭取西方國家的認可，以躋身先進國家之林。

在國際競爭的比賽中，中國有不斷被西方檢視的感覺，使得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過程充滿焦慮，也不斷以「中國威脅」來理解中國並試圖阻撓之。愈阻撓就愈增加被凝視的焦慮與壓抑，雙方也就愈增加臨摹的挫折與自我宣傳的傾向。同時，焦慮中崛起的感覺讓人對邊陲地區是否「向心」極度敏感，成為別有用心人士得以借用西藏問題或台灣問題挑釁中國的基礎，因而有時加深了自居中原者的強勢反擊欲望(如西藏問題)，或有時轉而寬大因應難以羈靡的對象(如台灣問題)。

三　選擇中國崛起的路徑

(一 ) 戰略敘事的選擇

在當代中國國家戰略思維中，天下主義的論述後發先至，異軍突起，以和諧世界的倡議重新躍上世界舞台。不過這樣的提法除了可以通過中國固有文化的詮釋產生意義之外，又因為它進入了西方知識界所不熟悉的領域，故不得不借助社會科學的語言加以翻譯其意義，也就延伸出在固有文化詮釋中所沒有的意義，進而可能制約提出和諧世界論述的初衷。關於中國對「非中國」的戰略選擇與行為可見表 3:

中心與邊陲這兩種角色均要求抑制自我中心的國家主義，若是中國已然自感崛起，在其自信之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容忍挑釁; 若是中國認為只是自覺崛起但未完成， 則會致力於振興改革，繼續向西方「取經」。

不過，為了向西方說明和諧世界的觀念， 避免「中國威脅」所導致的圍堵，它便又試圖借用西方社會科學敘事來解釋什麼是和諧世界。比如借用軟實力或社會資本①來說明中國文化魅力的上升，一旦軟實力獲得提升，進而表示軍事已經不再是中國思考國家利益時的主要內涵，是否如此有關「中國威脅」的質疑可以不攻自破?②

不過，鼓吹軟實力與社會資本的概念反而有違和諧世界的願望。在和諧世界之下，中國是忍讓的、社會的、角色的和內斂的，③ 但是，一旦這些氣質或價值都理解成為是一種權力資源，可能就鞏固強化了國家主義的邏輯，則中國為維持和諧世界所做出的諸多努力就都變成是自我中心的。（下續）

Comment by triste chateau on July 20, 2024 at 7:44pm

軟實力與社會資本之類的分析概念，改變了制定中國外交政策時的思維，抹煞了原有的認識角度。自居在中心或邊陲中的行為者往往處在接受評價的社會關係中，然而軟實力與社會資本則是預設了自我中心的認識角度，其結果是，原本是群體歸屬的認識角度，卻被外界詮釋成了自我中心的認識角度。

照理，軟實力是文化魅力，但欲增加軟實力時，便有賴於消費中國文化的全球消費者參與其中，這時如何裝扮中華文化就不是從固有文化出發，而是從西方的消費偏好出發，這樣的文化魅力不是中華文化的魅力，而是西方消費主義訂購的魅力。

同樣地，社會資本的觀念把小我的群體主義翻譯成了唯我的個人主義，把深化改革的意志變成了跟資本主義世界拉關係。甚至倘若由華人作者以社會資本的觀念進行文化翻譯則別具信用，④所謂關係從一個原本是內生於個人生命意義的概念，淪為是一個充滿機會主義的概念。中文文獻中流行的軟實力與社會資本論述的現象，恰恰說明來自歐美的社會科學才是真正的軟實力之所在，從而導致社會關係主義或和諧世界等都反映出群體歸屬的情感，從本體論上就遭到歐美學術語言的否定，這樣會讓和諧世界滲入原社會資本類似「文化資本」，不是指有形的經濟財貨的積累，而是指社會關係、形象等的積累與增值。本不存在的競爭意識之中。

① 綜合性的分析可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編:《國際體系與中國的軟力量》，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國改革開放論壇與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的軟力量:理論與實踐座談會》，北京，2007年 8月 11日， http: / /www. carnegieendowment. org/programs/china/chinese/; 張登及:《軟權力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發展試析: 以冷戰後的中國為例》，發表於 2008年第一屆國際關係學會年會(台北) ，台北:台灣大學主辦，2008年 5月。

② 張啟雄:《東方型國際秩序原理之型模建構與分析》，載張啟雄編:《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台北: 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劃 2002年版。

③ 周紅雲:《社會資本與中國農村改革》，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7年版; 周小虎:《中國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研究報告(2007- 2008)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8年版。

(二 ) 四種既存的路徑

1. 經營軟實力。上述的群己關係取向與自我角色定位構成了四種實踐路徑，可再分述如下:1997年之後，中國的崛起逐漸成為在中文世界傳播中的普遍印象。

1997年適逢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香港回歸等事件，可謂喧騰世界。俟後遭遇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的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擊退國際投資客的大舉入侵，中國又成為經濟大國，展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並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3年「和平崛起」理論一度成為中國的世界定位。①

 「和平崛起」在 2003年提出，引發了諸多關於中國軟實力的分析。在其後的短短六年之內，中國這個身份所賦予的國家信心對中國民眾來說一飛沖天，加之中國的宇宙飛船與航天員一再突破技術瓶頸登上太空。另外，2008年北京舉辦的奧運會象征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展示達到了最高潮，北京奧運會一改過往籌辦奧運會主要著眼商機的資本主義考慮，而以做好世界東道主為自豪。就在籌辦北京奧運會的數年間，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設立，中國政府以更多資金鼓勵世界各地的中文學習，推薦中華文化，寄望提升世界對中華文化與中國文物的喜好，宣傳並實踐與鞏固和平發展的時代精神，以提供中國在全球政治中運作的軟實力。

軟實力分析所忽略的正是為營建中國的軟實力所付出的代價，這些代價主要是以吸引世界的目光以及提升中國的形象為主要動機，反而使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運作受到外界諸多的干預，西方世界各種以羞辱中國為訴求的手段此時也紛紛出籠，導致中國疲於應付，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過度展示軟實力會進一步將中國鎖在某種世界形象市場上，接受他國消費者的指指點點，因而形成對中國軟實力的極大鉗制。②

2. 累積社會資本。由於中國貧困人口依然龐大，環境資源日益惡化，三農問題的解決還需進一步探索和完善。如何掌握更好的國際環境，抓住未來的發展機遇，這成為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因此，中國仍然認為自己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未能進入先進發達國家之列。至於如何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避免捲入世界性或中國周邊的區域性爭端，端賴良好的國際關係。在此自我認識的前提之下，筆者認為，睦鄰外交將是中國外交界在 21世紀的重大責任。對待中東的伊拉克戰爭與反恐戰爭，中國還是應該采取韜光養晦的態度，控制國內某些狹隘民族主義的勢頭，緩和與美國的矛盾和衝突。同時，面對「藏獨」與「台獨」的躁進，中國政府不要受其激將，而是應妥善處理之。

① 鄭必堅、葉孝慎:《「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是一回事》，載《中國青年》，2007年 9月 21日，http: //www.cyp. com. cn/News/content_Detail_6107100014. html。

 ② 關於「軟實力」的分析，有時反而顯示西方話語霸權的勝利。可參閱張小明:《約瑟夫·奈的軟權力思想分析》，載《美國研究》，2005年第 1期，第 22- 23頁; 張登及:《軟權力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發展試析:以冷戰後的中國為例》，http: //isia. ccu. edu. tw/chinese/index. php? option = com_content&task = view&id =120。（下續）

Comment by triste chateau on July 19, 2024 at 9:28pm

(續上) 在北京奧運會期間，中國作為東道主接待外賓雖然在中國固有的文化裡是天經地義的責任，但如果是想借此機會建立與國際社會的人情關係，以便未來在世界政治中獲取更大的物質好處，則這種社會交往只能被理解成是一種投資。

既然是投資，其程度端視所預期的報酬而定，一方面要營造世界對中國的基本好感，另一方面則要集中個別對象國家 (如美國、朝鮮、日本、澳大利亞等)以建立人情關係，替中國的發展爭取更長的戰略時間。因此，從這個角度理解，累積社會資本基本上是有所取的，其內容主要是追趕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對追求以國際關係或鄰邦盟友的共同利益為依歸似乎並不能兼顧。

3.無為而治。中國「崛起」之後，儼然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也成為邇後力爭上游的其他國家所模仿或挑戰的對象。此刻亟須展現某種無為而治、不與人爭的文化氣質，讓中國成為吸納與開放之國，乃是維系所有國家在內的天下體制的主要條件。這時，許多原本帶來困擾的現象都成為可以容忍的插曲而已。原本需要追著對方要求修正或澄清的事件，也都可能成為可以等待將來對方自己逐漸理解後再進行調整的一時誤解。

簡而言之，對於在中國固有文化下思維的實踐者而言，整體的和諧是天下得以持續的前提。個別事件的衝突會帶來對既有關係的破壞與挑戰，不應該斤斤計較。這樣的尊卑關係比中國基於國家本位所考慮的物質利害更為根本，離開和諧關係以後的中國等於失去繼續存在的情境。因此為了和諧而做出的忍讓，或為了強化和諧而對外推動的文化輸出，無一是在為中國增加自己的魅力以便換取其他好處，而都是在示范一種不以國家中心為本質的國際關係。

在這樣的實踐路徑下，中國將自己的崛起放在一種群體關係中，將體系中存在於國家間的競爭由自己片面承受，使得衝突的對象消解於無形，國家間利益衝突轉化為不分彼此。不可諱言，如此天下體制的維持有賴於中國龐大的實力與資源。只有已經崛起的中國在實力受到列國認可，自信心已在國人之間重建時才可能讓天下體制獲得落實的機會。

4.韜光養晦。居於世界的邊陲且在力爭上游時，中國的崛起有賴於向居於中心的文明范式學習。比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根據其規則改造國內的生產過程體現的正是一種自我改造與完善。自我改造與完善所要達到的標准不是從固有文化中得到的，也不是從社會主義的宏大理想中得到的，而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中得到的。其中雖然保留了許多社會主義或固有文化的特色，但是總的方向是朝增加宏觀的生產力與微觀的生產效益方向努力。

由於每個歷史階段所要仿效的文明范式重點不同，加上模仿對象的內涵也不斷拓展，淪為邊陲的危機意識往往造成受制於人的困境。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各種「自強運動」中，皆以器物為主、片面追求軍事現代化，直到 20世紀 80年代，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認識到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性後便開始急起直追，以致當時的「資本主義補課論」也一度甚囂塵上。

但是，作為中國臨摹對象的中心 (歐美現代化發達國家)的范式在 20世紀 80年代以後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人權開始成為「西化」的重要內容，但當時的主要針對對象不是中國。到了 20世紀 90年代，人權成為歐美國家對中國的主要政治要求。從 21世紀伊始，雖然歐美國家針對中國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再次借以人權之名提出來，但人權議題無法成為世界范式，因為上述問題是中國國內獨有的「和與戰」問題。這時，歐美等中心國家所提出的全球化與和平價值在其掌握話語權的背景下顯得極端重要，因此西方把「中國威脅」的討論放上議程。

於是，與之應對的是，中國轉而尋求軟實力與文化魅力，這就是現在中國最新一波的自強運動內容。與其說中國擁有更大的軟權力，毋寧說是中國在臨摹學習軟實力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見得真的是以追求擁有軟實力為最後目標。

四　結論

本文從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個認識角度歸納了看待「中國」與其「崛起」的觀察位置。這些位置與取向構成了四種對待中國崛起本體論上的敘事: 國家主義、亞洲主義、文明與天下。中國或者其外圍的社會都可能采取這些視野來理解中國崛起。如果忽略這些視野上的差異，我們便無法理解某些當事者何以把中國崛起視為機會，而其他人又把它看做「威脅」。

而如果位置是從中國出發，則情感與實踐的取向也可對應區分為四個類型: 國家權力、霸主、主權身份和「中心-邊陲」取向。這樣的分析同時表明，「中國研究」不僅是一個應該適應國情以調整的方法論問題，它實際上還涉及「知識」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國與「非中國」關係涉及的群我關係。也唯有對此進行深入反省，才可能理解中國崛起涉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互動。

（石之瑜&張登及，2010，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1期，中國與國際秩序的再思考: 一種政治社會學的視角; [關鍵詞] 中國崛起; 天下; 民族國家; 文明; 亞洲主義；[作者簡介]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登及， 中正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台北　郵編:10002]）

Comment by triste chateau on July 14, 2024 at 5:50pm

契合“說好中國故事”的國際努力

構建系統化的敘事框架。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沿歷史發展主軸鋪陳，巧妙融合各民族獨特文化、歷史淵源及攜手奮進的關鍵瞬間，編織成一張既體現多元性又彰顯統一性的文化網絡。內容編排上，注重層次分明、邏輯連貫，確保全球受眾能輕鬆追蹤故事脈絡，領悟其中深意。同時，針對國際傳播特性，提煉具象化標簽，如「多元一體」的民族結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團結理念、「共同發展」的繁榮願景、「和諧共生」的社會狀態等。這些簡明而富有深意的表述，便於跨文化傳播，增進國際社會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的理解與認同，從而在全球敘事中樹立起正面、立體的中華民族形象。

強化預評估與反饋循環機制。向世界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還需注重精細策劃與實施。在內容籌備階段，進行深度的多維度風險評估，吸納文化顧問深入剖析潛在的文化誤解，咨詢國際關係專家確保信息的外交敏感性恰當處理，同時融合市場研究，識別不同區域、國別、文化背景及年齡段的目標受眾偏好。發布前，通過小范圍預測試收集初步反饋，及時調整以增強共鳴度。內容發布後，積極監測國際媒體、社交平台動態，利用大數據分析工具搜集受眾反饋，包括正面評價與批評建議，構建快速響應體系，根據市場反饋靈活調整傳播策略、優化敘事角度與媒介選擇，確保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能夠跨越文化和國界，以更加貼近受眾心聲、尊重多樣性的面貌呈現，促進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鑑與民心相通。

培育國際傳播專業人才。需通過教育與實踐，培養出具備深厚民族文化洞察力和寬廣全球視野的傳播人才。他們要善於利用媒體工具和平台，用國際化語言和創新技巧講述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包括文化傳承、民族團結與各民族共同繁榮等。構建的故事體系要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質，並引發共鳴。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通過研究傳統文化內涵外延及參與各類實踐活動來鎚煉能力。還要強化國際合作，與海外相關機構開展交流與合作項目，舉辦研討會等活動以拓寬人才視野、提升傳播能力，從而為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打造高素質專業化人才隊伍，為增強國家文化影響力和塑造良好國家形象提供保障，有力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的全球化傳播。（摘自：唐軍旗·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的全球化傳播，2024-06-21 ；來源: 學習時報）

比較閱讀

石之瑜&張登及，2010，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

方朝暉：文化軟實力之我見

Comment by triste chateau on July 1, 2024 at 10:47am

愛墾評註：以下引文不代表本平台立場，任何引述純粹作為學術思考、辯證用途。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魂”、“體”與“用”等，似乎是處在文化主客體明顯分開的狀態，對于不採納此視角的海外社群，這無疑是值得更深探討的方向，從而找到更適宜國情民風的文化復興、文創强国的路徑。～～

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構建

在文化強國建設中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魂、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體、以西方現代文明成果為用。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既要注重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又要善於汲取世界各國文化的精華。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國式現代化以其可持續性摒棄西方現代化的弊端，走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11]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大國的發展進程，既是經濟總量、軍事力量等硬實力提高的進程，也是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等軟實力提高的進程。」[12]「文化強國」戰略是強國體系的基礎，[13]只有進一步明確中國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和實現路徑，合理借鑑世界文化強國的發展經驗，才能持續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文化強國表現為國家文化實力的提高和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大。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弱主要取決於綜合國力以及對綜合國力的調動能力這兩方面因素。[14]同樣地，文化強國的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國家文化資源存量和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資源存量是指聚合國家文化資源，最大可能地發揮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是資源聚攏的方向；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指分配調控世界文化資源，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將文化資源價值最大化的能力，是資源調配的方向。

聚合文化資源，形成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累積，尤其是異質資源的存量。先看微觀領域例證，從資源的累積特征出發，Dierickx和Cool認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資源的長期積累，資源存量帶來的規模效應和相互聯結效應會使資源發展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這個過程中時間和經濟成本較高，競爭對手短時間內難以超越，企業繼而得以維持競爭優勢。[15]同樣地，在宏觀領域，文化強國要想在文化領域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也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積累。然而，就資源的范疇而言，並不是擁有了大規模的資源存量就可以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具備有價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資源才是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16]彼德拉夫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需要具備資源異質性、不完全移動性、競爭的事前限制以及競爭的事後限制。[17]因此，挖掘中國飲食、戲曲、皮影等異質文化資源，累積資源存量並形成文化資源發展路徑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一環。

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根據維基百科（Wikipedia）的定義，樞紐（Hub）本意為連接軸和車輪之間的核心部分，後引申為發揮連接外圍作用的中央核心結構。《辭海》中也將其解釋為「重要的地點，事物的關鍵之處」。樞紐一詞的應用最早可追溯到我國南朝著作《文心雕龍》，書中寫到「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雲極矣」。此處的「樞紐」一詞意為「關鍵」，指事物的關鍵之處。可見，「樞紐」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重要的地點或部分，二是指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關鍵之處。基於樞紐一詞衍生出了交通樞紐、樞紐經濟[18]、高等教育樞紐[19]、旅游樞紐[20]、文化樞紐等概念。文化樞紐（Cultural Hub）可大可小，從社區場館、博物館、城市到國家都可以作為文化樞紐，發揮著展示、調配、集散文化資源的作用。文化樞紐不僅可以在橫向的地理空間尺度調控文化資源，還可以跨越時空起到縱向信息交流軸的作用，具有形態多樣、多維融合的特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借鑑弗利德曼、薩森與卡斯特爾思的世界城市中心理念，判斷一個世界城市的標准不是其擁有多少資源，而是全世界多少資源是由其調配。[21]作為一個文化強國，「強」不在於擁有多少文化資源存量（Stock）而在於擁有多少流量（Flow），即調配世界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樞紐作為文化強國的重要標志，能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推動文化強國聚合異質文化資源，而成為先進文化的發源地、文化要素（人、財、物）的調配與交易中心和文化資產（地標、企業）的聚集地。由文化強國的理論邏輯構成可知（見圖1），文化強國具備以下5個特征：世界先進文化的發源地、世界文化市場交易中心、文化人才高地、文化地標聚集地、文化產業總部基地。縱觀世界文化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向世界源源不斷地輸出本國先進文化；美國、日本、韓國等國作為文化交易中心不斷推動文化成果交流；英國、法國吸引了世界級的文化人才；中國、意大利等國聚集了眾多世界文化地標；多數文化產業將總部基地建在美國，等等。總體來看，不同國家的文化發展之路可以為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提供經驗。（見：鄒統釺，文化強國的科學內涵與路徑探索； 原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11月下。）

Comment by triste chateau on June 28, 2024 at 6:42pm

愛墾整理·互相增强～新思維結合好故事

一個社會為什麼不一樣？為什麼能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關鍵就在於新思維能結合好故事。二者密不可分，讓世界和我們彼此讀懂。 

只有把新智慧基本原理同社會具體實際相結合；同在地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新智慧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新智慧是講好我們故事的原則遵循，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有機結合、故事與世界話語的相互融通的原則，既要展現獨特文化魅力，又要傳遞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

這意味著我們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不僅要堅持挖掘和傳承千年文明所積淀下來的深厚文化底蘊和悠久歷史智慧，更要積極融入現代社會的發展成果與先進理念，使傳統與現代在故事脈絡中和諧共生，互為映照。這樣既能夠生動展現我們獨特的文化基因和美學特質，也能體現這文化與時俱進的生命力和創新力。

體現對傳統文化的深刻認同，乃彰顯民族的根和魂，是涵養核心價值觀的源泉。可能的多元選項包括——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並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我們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講述故事時，應該深入挖掘這些文化的精髓，如仁愛、誠信、天下大同等，讓這些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理念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聲。同時，要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結合，推動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展現傳統的時代價值。

在全球化的今天，叙事已經成為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議題。我們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生動鮮活的故事，向國際社會展示本身文化的獨特魅力和價值追求。同時，要注重與國際接軌，借鑑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成果，推動我們故事與世界話語的相互融通，增進國際社會對的理解和認同。

我們在挖掘和傳播本土叙事時，既要立足本土，堅定文化自信，深耕本身的肥沃土壤；又要放眼全球，把握時代脈搏，尋求跨文化的對話與溝通。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既突出各自故事的獨特性，又確保其具有廣泛的共同國際影響力，進而有效地提升國際傳播效能，讓世界聽到並聽懂彼此聲音，看到並認可彼此形象。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擁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的國家，其故事無疑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講好各自故事，不僅是傳播彼此文化、展現獨自形象的重要方式，更是強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國內發展與國際交流的有效路徑。

故事的豐富性往往在於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多樣的社會實踐。從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詩詞歌賦，到各國現代的科技創新、社會變革，其故事既有歷史的厚重，也有現實的活力。講好這些故事，可以讓世界更加深入地了解新舊文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增強對相互的認同感和理解。

優秀傳統文化歷經悠長的歷史積淀而形成，是各民族歷代文化傳承與匯聚的精華所在。在理解各自歷史進程的過程中，深度挖掘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及其蘊含的智慧與理念，並將其提升為全球化化時代化大成智慧的獨特思想品質與理論架構。

基於深厚的歷史延續性和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新性、創造性的發展轉化，我們將把文化被動轉為主動，進而顯著增強時代化大成智慧的引領力、影響力、感召力以及親和力。

把好故事講好，需要創新傳播方式。是一項展現真實、立體、全面國度的重大任務，對於增進國際社會對彼此發展道路、價值觀念、文化魅力等多元層面的理解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個過程中，創新傳播方式顯得尤為關鍵。隨著全球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傳統的單向度、單一媒介的傳播方式已無法滿足現代受眾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因此，我們需要借助新媒體技術，如短視頻、直播、虛擬現實、社交媒體等新興平台，以生動活潑、直觀易懂的方式講述故事，讓世界看到一個鮮活、立體的形象。

數字媒體、社交網絡等新型傳播渠道為講好故事提供了廣闊的平台。通過這些平台，我們可以將聲音傳遞給世界，讓更多的人聽到、看到、感受到互相的魅力。

延續閱讀：

講好廣袤大地的故事

是新思維，就立足新時代

構想中的漢字思維研究

「錢學森之問」與「錢學森之痛」

在地復興迎機遇

文化創意產業應該被列進大健康領域？

新思維結合好故事

（延續閱讀：池榮迪；踐行「兩個結合」 講好中國故事；2024-04-22;　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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