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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oooi on November 29, 2021 at 7:47pm

(續上)如果將轉義視為詩性表達或比喻性語言的基礎,那麼,反諷與其他三個主轉義具有很明顯的不同之處。隱喻、轉喻和提喻,只是關於實在的真實陳述,而反諷則構成了關於實在的比喻性描述或詩性表達的界限。因為反諷言辭不僅僅像其他三個主轉義那樣,是「關於實在的陳述,而且它還至少假定,人們末人了陳述與它所再現的實在之間的分歧。反諷言語隱含地利用真實言談和虛假言談之間的區別,並因此指向字面再現和比喻再現之間的區別。」[40]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分析了古典反諷觀念的諸種內涵,從修辭的角度而言,反諷的基本修辭方式用詞不當。然而,這種修辭方式是為了使言辭具有一種自我否定的功能。「修辭上的疑慮(aporia)姿態,即作者對自己所陳述之事的真實性表現出一種真真假假的不信任,可以看成是反諷式語言偏愛的風格上的構思。……反諷式陳述的目的在於暗中肯定字面上斷然肯定或斷然否定的東西的反面。它假定讀者或聽眾已經了然於胸,或有能力識辨就某種事物所做的描述的荒謬性,而該事物通常由隱喻、轉喻或提喻賦予其形式,並在其中被指定。」[41]換言之,反諷所代表的意識階段意味著,言述者自覺意識到了言述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問題以及修辭性語言的誤用。因此,反諷以及反諷所標識著的反思,所指向的就是「所有關於實在的語言描述之潛在的愚蠢性,就如其諷刺模範的信念一樣荒謬。」[42]從這個角度而言,反諷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元修辭,它所針對的不僅是外部實在世界與言述者的關系,更針對言述本身,因為它是言述者自覺意識到修辭自身的可錯性和界限之後所進行的修辭和言說。

而轉義模式與歷史發展模式的結合,是被維柯整合於循環論的歷史觀之中的。這種循環論的歷史觀,將關於文明由開始到結束經歷劃分為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在其中,反諷標誌著的最終崩潰的意識模式。按照維柯的描述,羅馬帝國晚期就是反諷這一意識模式所表征的典型歷史階段:

隨著民眾政體的腐化,各派哲學也腐化了。它們落到懷疑主義那裏去了,淵博的愚夫們落到誹謗真理了。從此就興起了一種虛偽的修辭術,對是非兩面的意見可以隨便時而擁護這一方面,時而又擁護對立的一方面。這就是修辭學的濫用,例如羅馬的平民派的護民官們就這樣濫用修辭術。當時公民們不再滿足於用財產作為做官的階梯,就把修辭術當做獲得權利的工具。於是像狂暴的南風掀動了大海,這些公民們也在他們的政體裏掀起了頻繁的內戰,導致綱紀的完全廢弛。這樣他們就使政體由完全自由墮落到無政府狀態下的完全暴政或自由人民的毫無約束的自由,這就是最壞的暴政。(《新科學》1102)

按照維柯的理解,「反諷式語言結晶的證據便是哲學中的懷疑論的興起、公共言論中詭辯的興起,以及政治話語中柏拉圖稱之為『辯論術』的那種論證的興起。這種言論模式的基礎是,認識到社會存在的碎化本質、政治家的奸詐和自私、共同利益中自我中心支配了一切重要行業,以及認識到赤裸裸的權力(dratos)統治,其中法律與道義(ethos)都被用來證明行為的合理性。」[43]

這種解釋歷史的模式,實際意味著,通過確定反諷的話語模式,研究者深入到與這種話語模式相關的意識層面。這一模式並非如同克羅齊所說「混淆了心靈的詩性形式的哲學概念和文明的粗陋形式的經驗概念」,[44]而是將作為修辭術環節或詩性話語的反諷,進行了多多少少帶有現象學特征的還原。通過這一還原,我們才能看到修辭格本身對於思維和反思意味著什麼。因為在前語言意識層面上,先於被理性分析、邏輯推衍以及嚴格的概念化等思維環節之前,那個經驗性的歷史世界就已經被詩性語言模式組建起來了。

因此,維柯的詩學論說,對於我們重新審視思維與實踐的關系,就具有兩點啟示性意義。

第一,維柯的思想針對啟蒙主義的反動,其意圖在於對懷疑論和決斷論的雙重反駁:他通過詩性邏輯模式的構建,使得理性依賴於非理性,並堅持了詩性的再現方式與理性的反思方式之間的連續性;而同時又將這種思維和心靈本身發展的詩性邏輯,與外部世界歷史發展階段相結合。這樣一來,維柯以轉義模式為中介將詩性邏輯的統一性賦予歷史,從而將一個被歷史化的外部世界和心靈世界設想為交互展開的過程。這是一種希望揭示出關於人類一般真理的認知類型。伯林指出,這種認知類型是後來由赫爾德以及他之後的德國浪漫派和歷史主義者所繼承的種子——維柯「揭示了一種以往未被明確區分出的知識,它後來成了一棵德國歷史主義的參天大樹」。[45]

盡管至今都沒有證據顯示赫爾德閱讀過維柯的著作,但是他們二人的觀點尤其是歷史哲學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正如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所看到的,一方面,人類語言與反思都是作為人類特質,純粹理性所具有的優先性地位需要得到質疑;另一方面,人類歷史分化為多元的文化和價值的發展階段,而所有文化都具有其自身所固有的同一性結構。這一結構與主體的自我實現的歷史主義信念相結合。由於這種歷史主義信念是對以民族的傳統、語言、習俗和共同歷史記憶為根基的有機性群體或文化的意識形態信奉,從而對於主體的自我實現所具有的決定性價值。[46]
(下續)

Comment by moooi on November 23, 2021 at 12:25pm

匡宇《詩性邏輯、歷史的轉義模式與反諷 :論維柯對思維與實踐的詩學重構》

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續上)這種對啟蒙主義進行消解的認知類型,在哈曼(Johann G. Hamann)這位「最不系統的德國浪漫主義之父」[47]那裏得到了激化和發展——並且正是由於哈曼的影響,赫爾德才迸發出思想的靈感。雖然哈曼對理性純粹主義立場的批判,針對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學說,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對其思想中的上述認知類型加以辨識。在《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勞斯的信》[48]中,哈曼對康德那篇關於啟蒙的著名文獻中所運用的隱喻進行了戲仿、歸謬和質疑,「通過使用黑暗和光明、盲目和明視、夜晚和白天等一系列反諷式的暗示」直接攻擊了啟蒙的計劃,並表明了康德關於啟蒙的「見解中的辯證張力最終如何致使它崩潰成為它的對立面」。[49]哈曼這種對啟蒙觀念的批判,在《對理性純粹主義的元批判》一文中獲得了認識論角度的深化和支撐。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強調了啟蒙主義和康德學說中對理性進行的純化,通過連續三個層面的行動,使得理性具有了一種空洞的特性。理性純化的第一步,就在於嘗試使理性不依賴於一切傳統以及在它們之中的習慣和信念;第二步純化,則在於對經驗及其日常歸納之獨立性的超越;第三步純化,即最高一步的純化則是關系到語言——理性的這個唯一的、既是最先的又是最後的推理工具和標準——,語言本身的感受性和概念的自發性對於理性的生成和應用,在這一步中遭到了低估。[50]因為,如果『思想的能力是如何可能的?』這個問題仍然是一個主要問題,那麼就不需要用任何演繹來證明語言及其紋章在譜系上優越於邏輯命題和邏輯推理的那七個神聖職能。」[51]對於哈曼而言,感覺之於知性的優先性意味著語言和經驗是理性的根據——這一觀點與維柯詩性邏輯的學說有不謀而合之處,並預示了20世紀語言學轉向之後從語言中解決思想疑難的後來者。哈曼認為,語言又依賴於身體,而思想的全部力量又依賴於語言,而且語言本身還是理性及其自身發生誤解的關鍵。這種對思想的身體基礎的揭示,並非是要把感覺擡高到理智之上,而是要恢復受到啟蒙主義和康德的理性純粹主義學說所威脅的那種原始完整性[52]因此,這是一種源始哲學(philosophy of origins / Ursprungsphilosophie)的思想取向。我們將會看到,這種思想取向在浪漫主義哲學和20世紀的哲學話語中會有怎樣的變形與進一步深化。此外,哈曼在《值得思考的蘇格拉底紀事》(Sokratische Denkwürdigkeiten)一文中明確宣稱了對蘇格拉底哲學風格的推崇,但這種復歸蘇格拉底哲學的取向,是以柏拉圖對話錄為中介的。因此,哈曼所運用嫻熟的所謂「個性化」(Prosopopoeia)思考方式,實質就是將柏拉圖對話錄所模擬的多元世界和多元意見陳述進行二重的模仿與改造。這種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是一種自覺的反諷。因為通過偽飾和扮演其他的思想角色,從而對所觀照的對象進行一種多聲部的揭示。

 

哈曼(Johann G. Hamann)

第二,就觀念史的角度而言,維柯上接古典反諷觀念的歷史脈絡,同時這種接續也意味著一種轉向。反諷不再僅作為修辭術或演說術的某一技術環節而被加以把握,也不再僅僅是口頭語言的某一種言述形式。由於維柯將意識與思維對人類所提出的要求——對外部世界與人自身,及其關系進行認知和真理性的揭示——,落實到四個主轉義模式所組建起來的詩性邏輯之中;而此種詩性邏輯又貫穿於人類思維發展的階段性時間序列,由此,維柯所進行的工作,實際上揭示了語言狀態所擁有的前語言狀態的意識與思維之可能性。因此,維柯對反諷的解釋,雖然上是為了對詩性邏輯進行說明並將其整合進一種歷史哲學的框架當中,但是卻在客觀上極大地擴充了反諷的內涵:反諷主觀從古典修辭學的話語系統框架中抽身而出,上升為一種詩學理論話語的組成部分,並初步具有了形而上學意義的根苗。而反思作為一種思想樣式,根本上而言是前修辭狀態的意識狀態。於是反諷可以被把握為意識狀態中的反思,在言語修辭層面促成的某種結果。在此意義上,維柯的這種解釋,實際上已經隱約包含了以下觀點:反諷是一種超越修辭的修辭格,因為「其他的修辭格基本上都是比喻的各種變體,立足於符號表達對象的異同涵接關係,反諷卻是符號對象的排斥衝突……兩個完全不相容的意義被放在一個表達方式中」。[53]

維柯的意義在於,他提示出這樣一種狀況:德國浪漫派反諷之所以出現並成為浪漫派意識哲學和詩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並不是偶然的——它的意識哲學化,並非只具有德國觀念論哲學影響的因素,還是修辭學自我意識發展的邏輯性結果。

[43] [美]海登·懷特:《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第289-290頁。

[44] [意]克羅齊:《維柯的哲學》,第38頁。

[45] [英]以賽亞·伯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第139頁。

[46] 參閱:約翰·哥特弗雷德·赫爾德,《反純粹理性:論宗教、語言和歷史文選》,張曉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47] [英]以賽亞·伯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第202頁。

[48] [德]哈曼:《致克裏斯蒂安·雅科布·克勞斯的信》,見:《啟蒙運動與現代性:18世紀與20世紀的對話》,詹姆斯·施密特編,徐向東、盧華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7-156頁。

[49] [美]加雷特·格林:《現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對啟蒙的根本隱喻的對立看法》,同上書,第303頁。

[50] [德]哈曼:《對理性純粹主義的批判》,同上書,第158-159頁。

[51] 同上,第160頁。

[52] [美]加雷特·格林:《現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對啟蒙的根本隱喻的對立看法》,同上書,第309-310頁。.

[53] 趙毅衡:《反諷時代:形式論與文化批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頁。

(匡宇《詩性邏輯、歷史的轉義模式與反諷 ——論維柯對思維與實踐的詩學重構》本文為四川省比較文學基地項目「表達主義與審美現代性研究」(SC16E035)階段性成果。刊於《文化與詩學》2017年第2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

Comment by moooi on October 30, 2021 at 9:43pm

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

席勒通過對英、法等國現代化轉型路徑的批判,提出德意志現代化轉型面臨的多重任務:反對封建專製、抵製異族入侵、塑造民族認同。他從歷史及現實出發,提出一條“文化現代性”建構先於“社會現代化”的獨特路徑。他的“文化現代性”思想集中體現於“古今之爭”中秉持的時間觀念中。在藝術史研究方法上,他用“共時類型”研究反撥“歷時進步”崇拜,力圖勾畫出德意志同古希臘的精神聯系,以恢復德意志人的文化自信,塑造文化認同及民族認同。

[ 關鍵詞] 席勒 德意志現代化轉型 文化現代性 “古今之爭” 時間觀念稱為“遲到的民族”,席勒所生活的18 世紀,正是這個民族被裹挾進現代化進程卻苦無出路的艱難轉型期。直到18 世紀中後期,啟蒙運動的接力棒才從英、法傳到德意志。此時的德意志甚至沒有完成國家統一,分裂是它的主要特征。

首先是政治領域的分裂,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有名無實,沒有形成強大的中央集權,無力統一由314 個邦和1475 個騎士莊園領地組成的鬆散聯邦。其次是文化領域的分裂,主要體現在語言和文學層面。直到18 世紀啟蒙運動早期,德語在與法語的競爭中仍處下風。德意志第一、第二等級狂熱崇拜法國文化,將法語作為日常交流和文學創作的主要語言。在民族語言受到歧視、排斥的情況下,何談統一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文學領域也存在著分裂,不僅有宮廷文學與市民文學的對峙,更有民族文學與英法外來文學的爭奪。德意志處在現代化轉型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成為有教養的知識階層思考的核心問題。當意識到分裂是導致落後的根本原因時,他們為扭轉這種狀態做了長久而不懈的努力,席勒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員。

恩格斯曾談到:“1750 年左右,德國所有的偉大思想家——詩人歌德和席勒、哲學家康德和費希特都誕生了;過不了二十年,最近的一個偉大的形而上學家黑格爾誕生了。這個時代的每一部作品都滲透了反抗當時整個德國社會的叛逆精神。”筆者認為,恩格斯並不是從純文學的角度肯定席勒等人的成就,而是從民族文化建構角度點明審美意識形態、哲學意識形態參與政治意識形態建構的積極作用。席勒從來不是閉鎖於書齋中的知識分子,他希冀為遲到的德意志找到現代化轉型的路徑和支撐力量。這個路徑和支撐力量無法照搬任何國家的現成經驗,只能從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去探求。

在艱難求解的過程中,席勒註意到英、法走的是一條社會現代化優先的路徑。在他看來,這種路徑的思想基礎是主體性哲學、線性歷史進步論和暴力革命論〔2〕,三者都存在問題。主體性哲學片面強調理性力量,輕視感性參與建構完整人性的重要作用;線性歷史進步論片面強調“現代”高於“古代”,輕視前現代社會中促使共同體產生“共通感”的重要資源;暴力革命論片面強調流血戰爭是社會變革的有效手段,忽視正義的實現有賴於健全的社會秩序及德性的完善。基於德意志的現實局限,席勒從萊辛、赫爾德、溫克爾曼、盧梭、康德及古希臘思想中汲取資源,力圖建構一條從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的特殊道路,這是一條“文化現代性”建構先於“社會現代化”的道路。

二、對英、法等國現代化轉型路徑的批判

德意志在歐洲現代化轉型進程中的“遲到”,恰恰給席勒這樣有教養的知識階層,提供了客觀審視英、法等國轉型路徑優勢與局限的機會。

盡管有觀點認為他具有庸人氣息,墜入了遠離現實的烏托邦王國,但通過對其美學、歷史、戲劇、詩歌等文獻的細致研讀,筆者認為,席勒雖沒有像歌德、洪堡那樣在某個公國中身居要職,真正發揮政治作用,但他對政治的參與熱情並不低。在享年不高的一生中,他通過美學研究、歷史書寫、戲劇創作等方式,無時無刻不在思考德意志現代化轉型的可能路徑。

席勒敏感地意識到,英、法等國的現代化轉型,都遺留了未曾解決的問題。1789526 日,他在耶拿大學做了題為《什麽是和為什麽要研究普遍歷史?》(Was heiβ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的就職演講,從行文中我們能體會到他對現實政治問題的關切。

“看一下同一塊土地上不同階段的人,我們會發現他們的差異有多麽的巨大。同一個性別,但是在不同的國家,也同樣具有非常明顯的差異,而且風俗習慣是何等的豐富多彩千變萬化。我們只需考察歐洲這一小片土地,我們就會發現黑暗和光明、無政府狀態和秩序、幸福和貧窮的變化是何等的迅速。泰晤士河畔得到了自由,但卻為自由背下了債務!這裏的阿爾卑斯山不可征服,那裏的河流和沼澤不可逾越!維斯瓦河畔,紛爭造成的是衰弱和淒慘,比利牛斯山脈的對面,造成衰弱和淒慘的則是寧靜無事!阿姆斯特丹沒有收獲卻幸福富庶,埃布羅河畔純潔的天堂卻貧困不幸!”(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9, 2021 at 3:02pm

“在這裏兩個相隔遙遠的民族被海域所分開,可以由於需要、人為努力和政治聯盟而成為了鄰國;在那裏同飲一河水的鄰居則由於不同的禮拜儀式而變得迥然有別!是什麽使西班牙的勢力越過大西洋直達美洲的心臟,而且不止一次地到達了特茹河和瓜蒂安那?是什麽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蘭得到那麽多次王位,而在法國則放棄了一切,直到在一個王位上消失?”〔4〕

席勒的這番話道出了包括德國在內的當時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治困局,他的視野非常寬廣,所涉及的問題有:國家內部現代化發展的悖論(英國)、國家外部異族政治擴張及侵略造成的亡國(波蘭)、資產階級蓬勃發展導致的王權式微(法國)、宗教戰爭引起的現代化進程阻滯(德國)。

以泰晤士河為代表的英國是席勒提出的第一個典型政治案例。英國雖在17、18 世紀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在現代化進程中高歌猛進,但工業化、城市化卻摧毀了許多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失去土地的農民被迫湧向工廠,在可怕的條件下勞動。自由主義思想的兩面性由此體現出來:

一方面,它是英國新興資產階級奪取政治權力的有效思想武器(政治上的自由競爭是經濟上自由競爭的投射);另一方面,自由主義並不能成為現代人道德重建和異化的解毒劑

“維斯瓦河畔,紛爭造成的是衰弱和淒慘”指的是波蘭,這個由維斯瓦河川流而過的民族國家被席勒作為典型政治案例提出。波蘭地理位置重要而複雜,第一共和國時期(15 世紀中葉——1795 年)極端的民主和無政府狀態導致國家意志得不到體現,無力抵抗周圍強國的武裝入侵。該國最嚴重的政治危機發生在1772—1795 年間,它被俄、普、奧三次瓜分導致亡國,在其後長達123 年間消失於歐洲地圖之上。

席勒寫下這篇就職報告時,法國大革命已經山雨欲來,距離“第三等級”〔5〕的“網球場宣誓”〔6〕不到1 個月。席勒雖無法預見大革命的爆發,但他還是將法國作為一個典型的政治案例提出。他觀察到封建王權在資產階級和啟蒙運動蓬勃發展後的日益衰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世界史可以助力解決本國的現實政治問題。在“三十年戰爭”〔7〕中,德意志各新教諸侯國與天主教諸侯國在政治私利的驅動下同室操戈,淪為歐洲各國政治野心的犧牲品。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均嚴重滯後的“遲到民族”,如何在強敵環伺中走上正常的現代化進程?

如何不復演波蘭的悲劇?這一切都令席勒憂心忡忡。

在席勒看來,德意志現代化轉型面臨多重任務:不僅要反對封建專制、抵製異族入侵,更要找到合適的共同體建構模式。他國的經驗證明,君主立憲制或人民共和制雖已被建立起來,但“人”的現代化問題並未解決。“人”的現代化轉型無法通過革命一蹴而就,它更多體現為文化領域漫長的細致建構。在此過程中,有諸多問題困擾著現代人。

〔4〕 席勒:《什麽是和為什麽研究世界史?》,張玉能譯,見《席勒散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版,第328 頁。

〔5〕 第三等級,是指18 世紀末法國政治社會中由農民、工人、軍人、商人、手工業者、地主、城市貧民、資產階級等構成的沒有貴族、教士身份的法國公民。他們占總人口的95%,但是享有的政治權力非常有限。

〔6〕 網球場宣誓,發生於1789 年6 月20 日,法國第三等級代表成立國民會議,對他們的意圖宣誓,絕不離散,直到一個新憲法頒布。

〔7〕 三十年戰爭,始於1618 年,終於1648 年。由神聖羅馬帝國內戰引發的全歐範圍大規模國際戰爭。肇始於波西米亞人反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結束於《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該條約的簽訂雖然結束了“三十年戰爭”,但條約規定德意志各邦諸侯在其領地內享有內政、外交自主權,愈發加劇了德意志自“黃金詔書”(查理四世於1356 年頒布的神聖羅馬帝國基本法)頒布以來的政治分裂局面。(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8, 2021 at 10:15am

怎樣看待既往傳統?表面看來,這不過是學術領域的“古今之爭”,但它背後隱含的恰恰政治學強調“善的政治”,善的政治要求公民具有正義、勇敢、忠誠等美德,這種美德人無法先天具備,乃是後天“教化”的結果。近代以降,馬基雅維利、霍布斯開創的現代政治學將“德性”問題與政治問題拆解開來,其秉持的“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觀念異化出“個人化”和“大眾化”的單向度的人。同時,“工具理性”對人類“生活世界”的侵入亦造成現代人的普遍異化及精神貧困。

席勒以美學、歷史研究和詩歌、戲劇創作積極參與到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路徑的思索中,他從德意志的歷史及現實出發,提出了一條“文化現代性”建構先於“社會現代化”的獨特路徑。也因此,他成為繼盧梭、維柯、克洛卜施托克、萊辛、赫爾德、溫克爾曼之後,在文化現代性思想大路上舉足輕重的思想家。

這些秉持文化現代性思想的理論家雖然思考的側重點不同,但都涉及如下問題:(1)對現代性時間觀念的批判;(2)對永恒進步線性秩序的批判;(3)對感性能力的重視;(4)對更為正義的共同體的審美建構;(5)對現代人教育的崇尚;(6)對政治認同、民族認同及文化認同的重視。這些都成為席勒文化現代性思想的重要資源。筆者認為,席勒正是從通過對“古今之爭”的積極參與從而為社會層面現代化進程遲滯的德意志確立了文化上的優越性。(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7, 2021 at 12:05am

“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

在新舊交替的啟蒙時代,每個思想家都不可避免或顯或隱地思考時間問題。法國、德意志思想界對於時間問題的關注更引發了文學領域的“古今之爭”。筆者認為,每種時間觀念的背後都有著“進步論”或“退步論”的深層背景。作為西方現代性發生以來的一個經典哲學、美學話題,“古今之爭”意味著“人們意識到‘古’與‘今’的區別,也就是說‘現代’要求進行自我確證。”〔9〕“古今之爭”恰恰體現出思想家對於民族國家地位、民族語言及民族文化的強烈關切,是其對於國家現代化路徑在文化層面的深沈思索。

“靜止世界觀”和“神創論”在中世紀以前一直是西方人頭腦中各種意識的主導力量。韋勒克提

出,“十七世紀以前,大家都認為,希臘和古羅馬大致處於和法國或英國相同的水準。維吉爾和奧維德,賀拉斯,甚至還有荷馬,論者在探討的時候,幾乎視為同時儕輩。時代之間存在的時間鴻溝,很少為人意識到,盡管年鑒的客觀史盡人皆知。歷史發展這一觀念的萌芽,包孕於進步的理念,這一理念可以上溯至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10〕“進步論”在文藝復興時期是與“循環時間觀”糾結在一起的。

古希臘、古羅馬作為異教文化在漫長的中世紀一直處於被教會壓製的狀態。文藝復興表面上看是復興古代藝術,但其深層意圖是現代要確立自身在時間序列中的優勢地位。“現代”用“古代”的權威對抗教會的權威,它自身也因為模仿、復興“古代”而獲得了文化上的優越性。

盡管法國和德意志都被現代化進程裹挾,但由於地域、經濟、歷史、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差異,兩國啟蒙思想家對“循環論時間觀”和“線性時間觀”的取舍有所差異。

仔細梳理法國的“古今之爭”。我們發現,自然科學領域的偉大成就使法國思想家更傾向於樂觀歷史進步論,豐特耐爾、伏爾泰、孔多塞是此論調的典型代表。他們相信,“在時間長河的流淌中(le flux temps),人類發展了其理性,擴大了其自由,同樣也強化了其超越過去的能力。”〔11〕“古今之爭” 中的“崇今派”在藝術評價準則上,也把“線性時間”當作一個重要尺度。佩羅提出:“如果現在老天爺願意生下一個具有維吉爾般天才的人物,可以肯定的是,他將寫出比《埃涅阿斯紀》更優美的詩歌,因為按照我的假定,他將擁有與維吉爾同樣多的天才,同時又可以受到更多規則的指導。”〔12〕他認為人類在不斷進步,因為國王路易十四對文藝的保護以及文字傳播方式的變革,在時間序列上後至的藝術作品不僅不遜於甚至要高於時間序列上先至的藝術作品。

較之於法國的現代性時間觀念,在經濟、社會現代化層面處於落後地位的德意志啟蒙界對待時間的態度更加複雜,既存在一種與鐘擺時間相對應的線性時間觀又廣泛存在一種形而上的時間觀。

18 世紀末,康德雖然用星雲學說構想了宇宙的進化,但他否認地球上生物有自然進化的過程,並且否認人類道德會隨時間線性流逝趨於完善。赫爾德雖然結合康德與維柯的思想提出一種涵蓋宇宙、自然和社會的歷史哲學觀念,但他並沒有預見到較高形式是從較低形式發展而來的。德意志人對線性時間進步論持謹慎態度,他們從民族歷史、傳統的時間深處找尋一種文化層面的優越性。

由此可見,在時間觀念上,法國理論家大多秉持“向前看”的樂觀,而德意志思想家則大多具有“向後看”的文化自覺。(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5, 2021 at 10:32pm

席勒也以眾多的詩歌及《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人的美學教育書簡》參與到時間問題的探討中。呂迪格爾• 薩弗蘭斯基曾高度評價他“把自一個世紀來進行的關於現代和古代之關係的大討論,那由佩羅推動的‘古今之爭’,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13〕筆者認為,這個評價非常到位,因為席勒另辟蹊徑,在藝術史研究方法上用“共時類型”研究有力反撥了“歷時進步”崇拜。

席勒冷靜審視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古今之爭”,他從德意志現代化進程中建構文化認同的現實需求出發,提出了迥異的藝術史研究方法。在《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1794—1796)中,他不以國別、時代為評價尺度,而是把從古代藝術精神中提煉出的,不會隨著線性時間流逝,恒常、隱蔽的文化心理範型——“自然”——作為藝術史研究的參照系。

根據與“自然”的關係,席勒將從古至今不同地域的詩人分為兩種:“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

“詩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尋求自然。前者造就素樸的詩人,後者造就感傷的詩人。”〔14〕詩人“他們或者是自然,或者尋求失去的自然。由此,就產生兩種完全不同的作詩方法,詩的整個領域都被這兩種作詩方法詳細闡明和測定著。所有詩人,只要實際存在著,他們都是處在由時代決定的狀態之中的,他們活躍在時代之中,或者偶然的情況對他們總的教養和一時的心境發生影響,他們就要麽屬於素樸的詩人,要麽屬於感傷的詩人”。〔15〕

那麽,“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二者孰優孰劣?席勒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角度很特別。他提出,“古代詩人和近代詩人——素樸的詩人和感傷的詩人——或者完全不能加以比較,或者只能在一個更高的普遍概念之下加以比較(實際上是有這樣的概念的)。事實上,如果有人首先從古代詩人的作品”一元論模式評價“素樸的詩人”或“感傷的詩人”的優劣,而是抽離出一些範式進行交叉對比。

他認為“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在駕馭藝術類型、詩人同材料的關係等方面各有千秋。在前者擅長的領域,後者必然落敗;而在後者擅長的領域,前者也要認輸。比如,“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中都不乏天才,但采用何種藝術類型展示天才則要受到時代的限制。“古代詩人憑借有限物的藝術而成為強有力的,而近代詩人則憑借無限物的藝術成為強有力的。”〔17〕這裏“有限物的藝術”指的是以敘事為主要表現手法的史詩和雕塑藝術。“無限物的藝術”指的是以抒情為主要表現手法的詩,包括諷刺詩、哀歌詩和牧歌。如果說“自然人通過絕對地達到一種有限來獲得他的價值,文化人則通過接近無限的偉大來獲得他的價值”。〔18〕“感傷的詩人”雖然在“有限物的藝術”中敗給希臘人,但他們卻在“無限物的藝術”中捍衛了自身的尊嚴。

同時,席勒認為“素樸的詩人”與“感傷的詩人”在感受方式上雖然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並沒有高下之分,僅是由詩人同材料的關係決定的。

“素樸的詩人”因摹仿自然,所以他與對象只構成單一關係。無論采用何種藝術類型,他給予欣賞者的審美印象沒有太大差異:“我們的感情是始終不變的,完全由一種要素構成,所以我們在構成要素中看不出任何差別。甚至語言的差異和時代的不同在這方面也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原因和結果的這種絕對的統一正是素樸的詩的特點。”〔19〕“感傷的詩人”因表現內心,所以他會在“作為有限物的現實”和“作為無限物的觀念”兩者的混合中產生多種可能的配比關係:“他所引起的混合感情始終證實這種源泉的雙重性。既然這裏包含著不止一個原則,所以問題是,二者之中哪一個在詩人的感情中和他所創造的形象中占據優勢,因而可能有處理的差別。”〔20〕詩人可能諷刺現實,也可能塑造理想,顯示出多樣化的風格。

因此,“素樸的詩人”和“感傷的詩人”、“古代詩人”和“現代詩人”不因時間序列中的先後而有高下之分。二者的優勢與局限並存。素樸詩人的優秀在於他能夠再現真正美善合一的自然;感傷詩人的優秀在於他能夠張開想象力的翅膀,有節製地表現心中的理想。

筆者認為,席勒在藝術史研究中摒棄歷時維度、訴諸共時維度的深層原因在於:勾畫出德意志同歷史上偉大希臘的精神聯系,恢復德意志人的文化自信,塑造文化認同及民族認同。他要向世人宣告,德意志雖然在現代化進程中是“遲到的民族”,但她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共同體所擁有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德意志的藝術必將邁向輝煌的明朝,但在這個歷程中,時間序列上的“過去”從來不會真正地離場,在長期的文化演進中積澱下來的心理模型、審美範式、經驗視野和美感趣味將在建構德意志現代文化認同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藝術將回歸“自然”,但肯定是在更高的層面上遵循螺旋式上升的軌跡回歸“自然”。(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4, 2021 at 9:57pm

四結語—席勒借藝術領域的“古今之爭”參與到德意志現代化轉型的思索中,他對時間問題的思考與其建構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理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筆者認為,席勒在時間上的“向後看”不是一種“倒退”,而是要通過汲取民族傳統文化的有益資源助力德意志現代化轉型。當下的中國亦走在現代化轉型的大路上,在政治、經濟層面現代化轉型的同時,文化層面的現代化轉型亦不能滯後。席勒懷著深深的“文化鄉愁”,把在時間的長河中尋得的精神血脈與他所處時代的籲求熔鑄為一體。因此,能否從其寓於“時間觀念”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汲取有益資源助力我國轉型期的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這無疑是具有強烈現實針對性的文化理論問題。正如曹衛東所說,文化現代性思想的重要意義不在於構建美學烏托邦,而是“試圖在教育過程中使個體的人和整體的人達到一種成熟狀態(Mündigkeit),最終實現人的徹底解放和社會的全面進化”。〔21〕

〔21〕 曹衛東:《權力的他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6 頁。
弗里德里希·席勒(德語: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年)

(盛百卉《席勒與德意志現代化轉型——論“古今之爭”中的文化現代性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年第3期(總第41期)/ 本文作者盛百卉[1978—],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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