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陳楨的詩·山野
兩頁黃紙奔突而成
一座山野的險峭
同頁的字句在互丟石頭
不同頁的字句也互扔焦土
每株林樹每片葉子
各有迴響的紋路
是最美的邊緣流走
也是懊悔空氣稀薄
兩種時光奔突而成
我的山野陡袤
早已習慣空洞的呼嘯
我一直在林野裏
一邊梭巡一邊閃避
習慣了迴響與呼嘯
太安靜了反而睡不好
(Photo appreciation: Golden bay by Julia Popova
http://vk.com/id8840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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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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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後來,文中這樣寫道,被交換了,同樣消失了(報紙上幾乎肯定說「他走向毀滅了」)。現在我禁不住問自己,為什麼在這場戰爭中,一再偏偏是那些恐怖行為可能的主要見證者看樣子被毫無例外地釋放用於交換了,一個幾乎出現在所有這樣的報道中的事實,而每一次都毫無疑問地繼續傳遞 下去:如果這一個和那一個證人知道如此慘不忍睹的事情、如此暴露真 相的罪行——為什麼後來還要交換並且放走他呢?為什麼所提到的那篇文章裝模作樣,仿佛那個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塞族狼隊在1992年的維舍格勒完全隨心所欲地橫行了數月?整個城市成了區區幾個光腳的人玩弄貓鼠游戲的慘無人道的空間,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受害者?(又像報道中司空見慣的,塞爾維亞-塞族軍隊在邊境那邊不動聲色地觀望著,又像報道中更加顯而易見的,根本就是隔岸觀火。)
當時的波斯尼亞,不是已經全面爆發了內戰,到處都在爭戰嗎?面對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早就為了戰爭武裝到牙齒的,而且也是當權的人民,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 恐怖怎麼會恣意肆虐呢?那個立在橋頭上的伊沃·安德里奇紀念雕像不是就在戰爭爆發前一年被炸掉了嗎?作為戰爭的一個先兆,又是被誰炸掉的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幾乎是通過銀行越洋而來或遠道飛來的信息收集人關心的只是他們的故事、他們引起轟動的新聞、他們的戰利品、他們可以出售的東西(其實這壓根兒也沒什麼可鄙視的) ———「目擊者稱」,「幸存者說」,就這樣,連篇累牘,似乎蓋上了真實 的印章。但是,他們幾乎不關心任何來龍去脈,而進一步的、針對問題 說明和澄清,根本別提了,早就不復存在了。
就連那些昔日嚴肅的「世界報刊」也不再關注對波斯尼亞和南斯拉夫特有的歷史,一個又一個來歷了——一種問題表現,它以另外一種意義去打動人,就像那個被雇傭來到維舍格勒、並且深入波斯尼亞山區的曼哈頓記者撰寫的拙劣的文學 式結尾一樣(全然不會打動人,而只是厚顏無恥地追尋著這個目標)。
他在文中讓一個從城里逃出來的女證人說出田納西·威廉斯式的話:「就是這座橋。就是這座橋。就是這座橋……」因為她最近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和妹妹被人從橋上推下去。五月里的週日清晨,德里納河左岸零零星星地已經有人開始垂釣,在岸邊的灌木叢中,不一會兒就烈日當頭。
我又想起了維舍格勒的另一 篇戰時報道,不是一個扮演成作家,恨不得就是第二個阿爾伯特·加繆的記者寫的,而是一個無名無姓的游客。
在他的報道中,與其說意在搜集證據、追蹤或者編造故事,倒不如說要把當初一些無可懷疑的、也未受到懷疑的個別現象進行分門別類,最終發現中間的空白——因此,他並沒有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只有私下里傳來傳去:其中有這樣一個維舍格勒的德里納河垂釣者,已經截肢了,只能從橋上高高地把魚竿甩下去 ——因為在下面的斜坡上,他根本就無法支撐身子——,所以,作為一個殘疾人,他只能靠釣魚為生,可這樣的機會少之又少。後來,我終於踏上了穆罕默德-帕夏古橋。帕夏是來自伊斯坦布爾的穆族人後代,曾經是這個地方最有權力的首領。我走過那矗立在橋中間的紀念碑,高得出奇,就像紀念堂的牆一樣,上面刻著奧斯曼帝國文字。
之後,來到平時空蕩蕩的河對岸,那里聚集著一群人,一動不動地站在一個十分平常的大街廣場上,面前就是崖壁;那些人在等早班公交車,可是要去哪兒呢?因為離這里最近的另一座城市就是上游的戈拉茲德,可它此間不是已經成為敵國的領土了嗎?(已經被炸倒的安德里奇雕像還躺在那邊的橋頭上,連同掉落的腦袋。當然就在近在咫尺的旁邊,矗立起了一個新的、就像是認同的紀念雕像。)
其實,越過德里納河古橋,我更打算沿著對面荒山上的羊腸小道登高爬山;我想起了剛才提到的那個維舍格勒作家的一篇短文,一種童年時期的召喚。
按照這個召喚,他一心向往的既不是傳頌五洲的,也不是層次複雜、歷史豐富的伊斯蘭-東正教-天主教-猶太教的,可對於這位已近暮年的作家來說意味著世界的德里納河居住區,自始至終是這荒野世界中偏遠的、滿是塵土的攀山小徑;那里是開闊的世界;世界之愛也源自那里。據說直到不久前,這些羊腸小道還布滿地雷,現在可能已經排除乾淨了(別制造緊張了)。於是,我後來在那里深一腳淺一腳地上上 下下,揮霍屬於我的時間,穿行在可憐巴巴的植物之間。在這位本地作家,也就是這個生活在波斯尼亞內陸而渴望大海的人的另一篇短文中,這種植物被稱作「無名草」;因為對他來說,往西過了七道或者或多或少的山梁後,在杜布羅夫尼克河亞得里亞海附近,這種植物才會過渡到所謂的「棕櫚樹」和「迷迭香」的本質。
接著,在左岸維舍格勒郊區,在德里納河畔一個山澗河谷里,分布 著一排排的簡易住房,其間露出了一些空缺,那是些當年的住宅:那里高低不平,上面搭起了塑料棚,還留有窗戶,是為那些「新遷來的人」的臨時居住點,他們大多來自以前的薩拉熱窩塞族人區。
簡易房前是同樣簡陋的園子,就像是打工者自己開墾的,只是為了一個季節——然而, 從外面山澗小路上朝上透過塑料棚布縫隙打聲招呼,得到了那里已經差不多是習慣了的人的回應——有可能,因為今天是星期天吧?山上的教堂里傳來第一聲破鑼似的鐘聲。我站在河邊,天氣又開始變得悶熱。
我當機立斷,順著一道灌木叢,從德里納河岸斜坡走下去,直到河水淹到下巴——想想那些水屍故事吧,千萬別讓水灌進嘴里! ——潛入冷冰冰的、快速流動的河水中。這時,那十一個橋拱往遠處漂去,一種奇怪的觸手可及的遠方;打眼看去,感知十一個橋拱是個數字,一個個躍入眼簾,單數,雙數。接著,回到上面岸邊的路上,碰到 一個難民,半大的孩子,從臨時棚屋里出來順流而上,顯然漫無目的,當著我的面隨地吐痰?路上還有好幾個「這樣的家伙」在走動,各走各的。
石坡站旁又有人在等公交車,讓人吃驚,他們到底要去哪兒?不要問。回到橋上,教堂里的金屬鐘又響了。但是,為什麼沒有別的教徒跟我一起爬上草坡和果園去教堂呢?(在這里問誰呢。) 到了山頂上,穿過那扇顯然早就打開的大門,進入東正教教堂。這 座從外面看上去不大的建築,里面就像在巴黎郊區我所習慣了的那個俄 羅斯小教堂一樣,盡管司祭室前的聖像有一道隔離牆,可空間顯得非常寬敞。
和那個正沉浸在准備做聖禮的司祭及其助手為伍,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擅自闖入的人,便趕緊又退到外面去:教堂下方是陣亡者公墓,四周雜草叢生,長得像莊稼一樣高,此間黑壓壓一片,不僅因為彼此連環套在一起的墓碑石塊,而且因為來祭拜的人,開始幾乎全是婦女,老年婦女,蹲在墓碑前後,與這些墓碑形成了一個動態的統一體。
她們用海綿和抹布認真擦拭著親人的墓碑,把墓碑擦得鋥亮,就像在家里幹家務一樣。然而,她們清理那些有縫隙或者被腐蝕的肖像時,動作顯得異乎尋常的輕柔,時不時也很用力。然後,有一個母親,或者祖母?蹲在兒子的墓後,或開始吟唱,或禱告,或呼叫,或甘脆悲泣。在整個過程中,雖然墓碑及底座早就擦得乾乾淨淨,可她仍然一個勁地擦來擦去:絕對不是我們有人也許想象的南部的「哭靈女人」那種又哭又鬧、大喊大叫和號啕痛哭,更多是因為悲痛而生、伴隨著悲痛和憂傷、十分克制的停屍床前的獨白,不是對著某個人說,也不是對著屍體;幾乎無聲無息,哪怕是輕聲或囁嚅;簡直就 是在深深地吸氣,僅此而已——沒有多餘之舉,也沒有過分之處,每一 個聲音、每一個音節都這樣穿過嘴唇,一絲氣息都不多;既不隨心所欲,也不刻意為之,只是這個上帝造物的表達;她不用費勁,或者「不 用大聲」,呼出,時而也嗚咽出悲傷,不,失去的痛苦。
就這樣,也許還受到了這週日早晨的寧靜的寵愛,迥然不同地飛向空中,彌漫在那里,就像一個詠嘆調,當然不是那種男女升天的詠嘆調。這也是一個少見的時刻,因為我在維舍格勒不能贊同伊沃·安德里奇的說法;在《德里納河上的橋》一書中,他把這樣一種幾百年來在這個地區一再流傳的詠嘆方式描寫成哀思者對自身痛苦的一種愛慕。我並沒有從中聽到這樣的說法;此時此刻,在這里也聽不到這樣的東西。
難道在這里還需要補充說明,在這個塞族-東正教墓地上,那樣的哀思當然也包括在其他地方一模一樣、只是表達方式不同的痛苦?
聖禮終於開始了:盡管教堂里漸漸地出乎意料地擁擠,但大家都奇怪地陷入沉思之中,沒有真正的齊聲歌唱,也沒有所謂的斯拉夫人的胸腔音。在偏僻的巴黎遠郊,在那藍色的洋蔥頭教堂塔頂下,我自己已經習慣了這個和那個年老的俄羅斯流亡者及其後代發出的這種聲音。
在這個幾年前還是由穆斯林伊瑪目掌管命運的小城里,這種情形來自那個之前的少數派宗教嗎?或者這種陷入沉思的氣氛自古以來就是塞爾維亞東正教一個特點?它從來都沒有企圖俘獲其他民族的心靈,比如它也與克羅地亞的天主教截然不同,就看看「二戰」期間數千塞族人被天主教強迫皈依的事實吧(即使不是殺戮)。
經歷了維舍格勒的這個早晨之後,我才得知:如果說在這個此間已經成了純塞族人居住的地區,除了星期天彌撒其間的擁擠和保持寧靜之外真的還有類似群體生活的東西的話,那麼,確切地說,就是做完聖禮之後一起去墓地——甚至連我的兩位同伴也參與其中,一個是茲拉特科,從他在塞爾維亞東部摩拉瓦河附近的坡洛丁村度過了童年時期以來是第一次;另一個是扎克,他是鐵托共產主義時期一名共產黨領導人的兒子,也是第一次。
聖禮持續了很長時間,快到了中午時分,恐怕到了東正教徒誦念神聖信條的時刻,對當今的天主教徒來說,應該是唱彌撒曲祈神賜福了。此時此刻,女人們在墓碑前的悲泣聲聽起來有好多聲部,即使每個女人的聲音從墓碑到墓碑各不相同。這期間,用來擦拭墓碑的海綿和抹布又拿來擦眼淚。
此刻人群中也有很多較年輕的、甚至是非常年輕的女子,斗士們的遺孀?姐妹?接著,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男 人,父輩和兄弟,還有一些局外人(局外?)、從前戰爭的退伍軍人, 墓地越來越被大多都穿著白襯衫、運動鞋和外套的年輕人照亮了。在狹長而無靠背的長椅上,越來越顯而易見地擠滿了人。托盤上端著自釀的瓶裝燒酒傳來傳去,酒杯如頂針大小,配上專為聖禮活動特制的小吃,有切得薄薄的黃瓜片、西紅柿和生火腿片,也有乳脂做的奶酪等。
哭聲 一片(漸漸地,無聲,抽泣或嗚咽,零零星星),擦拭墓碑,相互祝酒,咀嚼食物,走到一旁,轉身回來,繼續哭泣。我的兩個同伴,作為移居國外的塞族人,身處這遭受苦難的人群中,我看到他們正在問她們什麼。哎,問來問去問什麼!我已經看到他們舉起手中的小酒杯,與維舍格勒當地人親切地碰起杯,還招呼我也過去。
就這樣,我也不知不覺地加入了碰杯的行列,也是一起問來問去。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必要問什麼。居住在波斯尼亞鄉間的塞族人面 對我們這些陌生人和外國人雖然心里有那樣強烈的戒備,但同時也很容易消除。消除?不,在這樣的時刻,它干脆就從他們身上離去了;這時,又可以看到,有人來到他們這個地方,即使不是懷著特別善良的願望,但至少也不是帶著惡意,就像最近幾年那些反正稀稀拉拉來這里的人一樣,幾乎所有的人都如此;或者甘脆就是一個沒有先入為主,也不 是別有用心的人;他不是聽到他們說每一句話時暗地里就開始琢磨著,他過後要把什麼東西記錄下來當作他的證據鏈:「啊哈,他們又說謊了。啊哈,他們終於說出來了。
啊哈,他們現在又開始想入非非了。啊哈,這就是塞族-波斯尼亞的狂妄!」或者甘脆就是:「啊哈,他們又沒有認真看我們這些西方記者所做的抽樣調查,對信息了解不夠。」為什麼要反對首先或許也不僅僅繼續充當證人,為什麼恰恰相反呢?首先或許也繼續不僅要充當證人,在另外一種意義上,畢竟不是可以用來針對所有戰爭各方的「目擊者說」,而且要保持沉默,至少暫時要保持沉默,要充當沉默的證人,閉口不談這種如此顯然無處不存在的、讓這個國家所有人切身感受的、特別是如此咄咄逼人的、從所有的身體細胞里滲透出來的、對理解也尤為重要的痛苦。
進退兩難的瞬間,那些當地人充滿懷疑和不信任的瞬間,我們特別關注的是那一個根本還不太顯老的逝者母親。這時,她剛擦拭完墓碑,正凖備向這幾位陌生人哭訴,可她的親人似乎阻止她說:「算了吧——這些人對我們這里的情況一無所知!」這位母親面對這幾個外國人,不由自主地審視著我們,然後大聲喊道:「不,他們懂,他們懂!」
就這樣,轉瞬間,防御沒有了對象:從這個時刻起,人們從維舍格勒墓地的各個角落跑過來力勸我們,訴說著,咒罵著,告知信息(是完 全另外的信息,與那些在別的地方給我們染過色加過工的信息完全不 同)。大概如此,只是暗示,比如說:「德國人曾經長期在我們這里很受歡迎,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甚至之後也是如此。如今他們成了我們最可惡的敵人。
我們是一個如此弱小的民族,可整個世界(邊說邊用手 指著空中,整個「世界」指的是北約轟炸縱隊)都針對我們——你們告訴 德國吧,它應該感到羞恥!我們再也不會有歡樂,再也不會有慶祝,再也不會有節日。
我們大家如今能夠一起去的地方就只有墓地了,維舍格 勒一帶還有很多這樣的墓地。教堂,禮拜,是的,不過只是形式而已, 宗教已經死了。唯一的生活、唯一的群體生活就發生在我們的公墓里。
體育運動,就這樣:最優秀的運動員都死了,無論是足球還是籃球—— 戰前,我們曾經有一支非常優秀的籃球隊!貝爾格萊德那邊的當權者背叛了我們,但是他們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像我們這樣的弱小民族早就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了。那又是誰來決定呢?決定?誰把這些小小的民族捏在手里?捏在拳頭里?摁在拇指下?如今,對操縱最高權力的司法機構來說,追求的是這樣一種權力和專制,而不是權利。審判,是的!但是,同時針對的是來自所有三個交戰民族的人,而首先不是針對 一個塞族人——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完全另外猛烈地指向那樣一個被告,而且他還是第一位被告,這將會影響世人了解真相,將會繼續歪曲歷史!這輩子,我不止一次躲過了槍林彈雨,躲過了納粹,躲過了烏斯塔沙。我馬上就八十歲了,最後還是我自我了結吧(這位退伍老兵握著拳頭使勁敲打自己的額頭,如此猛烈,他蹣跚著倒退了幾步)。只有一死 我才能從這里解脫。再也不跟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了,當然,我在他們之中也有朋友。」(我記得最後這句話是一個年輕人隨口說出來的,現在 書寫時我就在想:他說「再也不」是不是實際上就是這樣認為的,他如今顯然再也沒有一個穆斯林朋友了:下一次,在合適的時刻,要問問他! 因為這句話讓人難以置信。)
當然,相比所訴說的,這些人對待我們這些陌生人的方式和方法則給我留下更為持久的印象:你一言我一語,久久地被壓抑,激動,解脫;毫無惡意,頭腦簡單,那些話就像是終於喊了出來——與其說是來 自一個居留地,倒不如說來自一個隔離站。與此同時,也沒有針對西方世界的仇恨之音,至多不過是一些憤怒而已。如果是一個民族的憤怒, 那(也許之所以如此,因為它終於發洩出來了)也是一種幾乎開心或者快樂的憤怒,同時又是一種悲傷、平靜的(是的,有這樣的)憤怒,一 種不太嚴肅的憤怒:一種幾乎只有零零散散的表演者的民族憤怒。
這些零零散散的塞族人,這些居住在波斯尼亞的塞族人是多麼需要我們這些傾聽者!後來我還一直在想,我們中的這個和那個有朝一日還會動身去那里,首先什麼都不用做,只需靜靜地聽他們訴說。
已經遠遠地離開維舍格勒和波斯尼亞之後,有些事情我事後才恍然大悟,回想著他們的哀訴,不僅僅是那些母親的哀訴,還有在群山之後的人的哀訴:他們所哀思的人並不是早已死去了,升天了,對那些親人和受到打擊的人而言,他們剛剛才死去,就在眼前,就是現在、現在、 現在、現在,歷歷在目的現在。
死亡一直在公墓里上演。這不是我們的死亡,我們的死亡不是這樣?懂了嗎?真的懂了嗎?或者理解,理解過去,壓根兒就不理解,五十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死亡在當時的波斯尼亞到底意味著什麼。
當年?對於那些活下來的人來說,死亡就發生在現在,就是現在。在此也許有必要補充說:我覺得,這樣一種不同的時間觀念不僅僅是斯拉夫人或塞族人對死亡的特別崇拜的後果——同樣,在其他被波及的人那里也可以確切地感受到,也許流傳著一個傳言,比如說,在穆斯林看來,他們的墓地不是參觀之地:我不相信這樣的說法。在那天下午,我還去看了星期天的足球比賽,在一個位於維舍格勒小城的很遠的高高的看台上。
這是第二賽季的波斯尼亞-塞族聯賽的一場比賽,對陣特雷比涅隊。特雷比涅市位於亞得里亞海附近,在杜布羅夫尼克山區。
特雷比涅隊運動員坐大巴車來參賽,一路上要繞過戈拉日代飛地,所以花了七個小時;而在戰前,則可以直接穿過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只要三個小時就能到達。天氣悶熱,比賽乏味,所以,眼睛有時間環顧維舍格勒的丘陵山區——就在這個時候,跟歐洲到處同樣乏味的比賽一樣,有一個觀眾站起來大聲喊叫,一邊罵髒話一邊喝倒彩;也跟所有其他地方一樣,其他觀眾肯定都參與進來一起喊,不再關心下面的綠茵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是的,即使在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波斯尼亞,也有某種東西像球場的草坪綠色一樣在閃亮)。
在一片陡峭的丘陵坡地上,坐落著一個穆斯林公墓,立著一根根木樁一樣的白色墓碑。 然後,我覺得依稀看見一個女人的身影向山上走去,頭上戴著頭巾。這是白日做夢吧?然而,在維舍格勒不就真的有一些「穆斯林女子」與「東正教男子」通婚,形成了「異教婚姻」嗎?緊接著,一個早年生活在這里的人突然走到水泥座位上,加入觀眾之中;他頭上戴著錐形氈帽,向四周的人打著招呼!——不,我看錯了,這顯然是個幻象……
後來,我畢竟還是問了一個問題:問起當地那兩個清真寺為什麼被毀了。答復是:必須毀掉。一個清真寺里存放著大型武器,另一個則存放著彈藥。那些清真寺平時空空如也,這好像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盡管如此……就像在那篇已經提到的,兩年前出自一個非職業記者之手對維舍格勒的形勢報道中說的:當地人雖然都很坦誠,但是他們似乎還守著一個秘密,一個對誰都不好的秘密。
然而,無疑不僅僅因為這樣,啟程離開這個城市之前的最後印象就像一個走進死胡同的印象,漫無目的的印象,不知何去何從的印象,心情沉重,憂傷,幾乎不能克制自己——週日的傍晚也使得這種痛苦和憂傷更加強烈,又跟在歐洲各處一樣,也許不僅僅在這里。
在傍晚的光亮中,我們越過邊界又回到塞爾維亞,沿著山路一直往上,深入塔拉山脈,在那里穿過在整個植物學圈里被稱為「塞爾維亞雲杉」的森林,那些經歷了冰河時期仍然存活了下來的參天大樹,那些原始細長和高聳岩石的參天大樹,而且還能聞到高原樹林蘑菇的香味。
之後,在深深的星期日夜色里,拐過一道又一道彎,一直下山又回到巴伊納巴什塔。跟之前的波斯尼亞小城相比,此刻是難以描述的反差,一派「活靈活現的」雅致(而在戰前,情況應該完全相反)。自從戰爭結束以來,沒有一個當年喜歡維舍格勒的塞爾維亞人從巴伊納巴什塔再去昔日的朝聖和觀光之地看看。為什麼?聳聳肩。
在我們返回的路上,我們 也真的了解到,從其他塞爾維亞地區,比如貝爾格萊德、諾維薩德、尼什,也沒有人願意去。看樣子,仿佛對於大多數生活在塞爾維亞的塞族人來說,生活在波斯尼亞的塞族人都是外國人。這種情況也許不是在那 場戰爭以後才出現的。
在伊沃·安德里奇以前生活過的城市待了一個漫長的週日後,直到 夏日深夜里,我們還在回味著白天的經歷,或者更確切地說那沖向我們 的東西,或者那撞擊我們的東西,那沒完沒了的雜亂,那粗俗的語言,還有新學來的波斯尼亞語罵人話,比如「jebo te miš」(狗日的!),「老鼠會操你的」,「你媽傻逼,操你媽,操死她!」「你家房子上CNN新聞了!」(意思是:起火了,爆炸了,等等)。
之所以聊這些,因為這是 為第二天越過邊境,再回到波斯尼亞准備的;我們從另外一個地方,沿著德里納河順流而下,去斯雷布雷尼察——一個多麼好聽的名字, 去「銀城」,去「阿爾根塔利亞」。然而,這個「斯雷布雷尼察」幾乎無法從 我們口中說出。可以感覺到,我的兩位塞爾維亞朋友壓根兒就沒有興趣去那兒。但是,必須去。誰說必須去?最後,我們每個人都同意去。
又是一個美妙的夏日清晨,小燕子在藍天下高高地飛翔。我們晚些時候從巴伊納巴什塔出發,沿著德里納河邊的公路一路向北。在兩岸灌木叢的映襯下,河水泛著綠色。又是漫天楊絮,已經好幾個星期了。一簇簇的金合歡花已經逐漸發白。一直到山頂的針葉松林邊緣,盤山公路兩旁都五彩繽紛。一陣陣的花蜜香氣從完全敞開的車窗飄進來:縱深的塞爾維亞。
(續上)與此同時,德里納河一直以來都是天然的邊界和國界。然後過橋就到了布拉圖納茨,回到波斯尼亞塞族共和國。河這邊的邊界關卡結實,很典型,可謂南斯拉夫特色;河那邊的界欄更多只是做做樣子,也沒有全部攔上,甚至連一半都沒攔上。
到了那里,又是例行檢查:父親叫什麼?母親叫什麼?此外,邊檢人員那些幾乎耳熟能詳的簡潔表達,無論是言語,還是表情或者眼神,此間已經被我感受為就像這裏一些充滿詩情畫意的山區風光的一樣的東西。一位邊檢人員在審核材料期間示意讓我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
椅子就放在大橋邊上的露天,上面有一個椅墊:我一屁股坐上去,身子往後一靠——椅子沒有靠背——,險些掉在斜坡上。看架勢,那個邊檢人員發現了,可同時又視若無睹。
又是夏日正午的悶熱,風吹到臉上都熱辣辣的。我們沿著德里納河一側山谷繼續往上走,它的盡頭就是斯雷布雷尼察了。此時此刻,又是一陣陣熱風。山谷開始挺開闊,近乎平原,四周形成一片片微微隆起的高地——地理學家稱之為「山谷地貌」。
行駛在山谷里,起初並不覺得身在山中。隨著山谷越來越窄,高度落差越來越大,在短短幾個波斯尼亞 里的路程中,最大落差竟然將近四百米。這時,1992年4月到1995年7月 期間發生的那場戰爭的痕跡漸漸映入眼簾:先是這兒和那兒有幾個彈孔和熏黑的牆壁,再往前走,兩邊的山越來越靠近,一幕幕徹底摧毀的慘景,起先更多是田間的糧倉、倉庫和廠房、變電站、工廠,然後便是城郊的住房,其實是村莊的民居;比較小的彈孔變成了越來越大的穿透孔,整個房子牆壁現在都變成了天底下唯一的彈孔;槍擊變為炮轟,熏黑的面積也越來越大。山谷愈深地變成峽谷,建築就愈發顯現出城市的 樣子,高高聳立,像是高樓大廈,最後籠罩圖像的是,沒有留下斑痕,沒有留下正面,也沒有留下牆壁。
如果說路上有其他車輛的話,那麼幾乎只有迎面而來的。我們下車的地方大概以前是斯雷布雷尼察市中心:現在不過是焦土、煙塵和灰燼 的中心。在熱浪陣陣襲來時,那句斯洛文尼亞鄉下的俗語也同時襲上我的心頭:「在你們那兒,冷得就像在火場里一樣。」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講述、如何描寫圖像、如何描寫、如何排列圖像:仿佛在一個個像S城61這樣的地方,是可以再次經歷那樣一些像伊斯蘭或東方世界禁止的畫面的東西,或者至少是一種從某些現象出發的圖像-警告,一種拒絕,無論如何拒絕那些那些大幅的、涂 過色的、描寫到頭的、雄壯和全景式的圖像;一種拒絕,它因此似乎會 賦予或者留下空間,為地地道道的小圖像,為那些幾乎再也不能辨認為圖像的、同時幾乎再也沒有什麼意義的小圖像——再說,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圖像與別的小圖像連接成一幅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整體上也許 會表明這個和那個的「阿拉貝斯克」62 。
是的,阿拉貝斯克。
就這樣,S城中心那里就像到了深谷的盡頭,在峽谷陡峭的山坡上,曾經是茂密的森林,如今卻滿目荒涼,到處都光禿禿的。在數年之久的封鎖中,樹木都用於取暖了?在這兒和那兒的高坡上,只能看到零星的小樹。從這些零星的小樹那里,不管從那個遠處聽去,現在持續地傳來呼嘯聲,更像是怒吼。
然而,在這個平日更多無聲無息的,但是被不計其數的人,絕大多數情況下昨天還在維舍格勒,今天就無所事事地竄來竄去光顧(?)的地方(?),這種緊迫的響聲,就是那些幾乎完全被震碎玻璃的、只剩下周圍一片黑乎乎的、成千成萬個窗洞前蒙著的塑料布隨風譁啦譁啦、 噼里啪啦、嘎里咔嚓地響動。
透過棲身之地——這是一個詞語——上的縫隙和裂口,可以看到這 個和那個一動不動地站著或者坐著的人,也有夫妻或全家(?)人,還 有戰後返回他們(?)家鄉的人,完全就像是從別的什麼地方流亡到此的人。
又是來到一個被燒毀的房屋門面——沒有一個房子正面看上去只是 近乎安然無恙——就像前一天在維舍格勒那些等公交車的人一樣,甚至要多很多倍,而且不少人拎著大箱子。
我們三個S城拜訪者早就無聲無息地分開了,因為面對這密密麻麻的彈孔和被燒焦的痕跡,為之震驚;我們變成了單獨行動;我們分別站在下面的廢墟谷里,猶如山脊上那幾棵小樹;每個人走在廢墟堆之間各自跌跌絆絆的路上。斷牆殘壁之間那些鞋子和破布片屬於「阿拉貝斯克」的一部分嗎?
又是塞爾維亞-東正教教堂,幾乎完好無損地矗立在一個陡坡平台 上,有一扇嶄新的、當然也很薄的木門。(下續)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冬日旅行之夏日補遺》;劉學慧譯。作者漢德克1942年12月6日出生於奧地利克恩頓州的格里芬。被奉為奧地利當代最優秀的作家(小說、劇作),也是當今德語乃至世界文壇始終關注的焦點之一。主要作品有《罵觀眾》《無欲的悲歌》《痛苦的中國人》等。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在下面,在其深深的腳下,是清真寺的殘跡,穹頂部分還依稀可辨,即使它像其他建築部分一樣垮塌了;在這個其他部分徹底毀成瓦礫的廢墟堆上,只剩下這塊有形的殘片。正值下午清真寺里傳來宣禮聲。這聲音是從地下傳出來的,從穹頂 的破洞口之間,穿過破碎的瓦礫,中間還夾雜著S城的山澗小溪流水聲。
不,絕對不,沒有什麼呼報聲,也沒有曾經在這里流淌的山澗聲。
小溪被掩埋了嗎?它在地下流動?它改道了?流向別的山谷了?——然而,順著山勢往上,它當年的發源地不是被稱為聖水泉嗎?——不管怎麼說,後來,可以得知,對S城的居民來說,每隔一天才會有水。水都是從別處送來的,並不是山泉水。
山谷中,除了塑料布的噼里啪啦聲,什麼都沒有。
教堂旁邊,我用手狠狠地抓了一把野生蕁麻,那些正在開花的,現在也是刺得人火辣辣地痛,再抓一次。
在一處陡峭的斜坡上,上面光禿禿的,此刻有幾個人正在刨地,在如此狹長的,時而只有一壟的菜地里,就是統統湊在一起也遠遠不夠一個菜園子。這些刨地的人比起小城谷底下面的刨地人是些十足的懶漢,或者茫然晃來晃去的人,不僅因為人數少,而且幹起活來也沒有章法。
與這整個旅程中在對面塞爾維亞到處看到的那些在田野里刨地勞作的人群不可相比,這不僅僅僅因為這里的勞動場所陡峭,那兒是平原和緩緩的波浪形地勢。
在另一面峽谷斜坡上,從一小塊殘存的森林里閃耀著光芒,又是那些閃亮細長的穆斯林墓碑。
然後,從教堂一走一滑地下山來,來到一片沼澤地。在這個聖水和銀礦之城當年的療養院——想象著,它就叫「歐洲酒店」——旁邊就是蜜蜂之家。不,在殘破的牆壁之間只有一個小蜂箱,真的還有幾只蜜蜂嗡嗡地繞著蜂箱飛來飛去,數量與上面荒地里刨地的人幾乎不相上下。
這時,從中間一棟黑魆魆的高樓里,終於有一位年長的男子從半中間的一個窗洞里招手示意(後來才弄明白,他的年齡比我還小)。
他這麼一招手,我們三個同伴又聚到一起去他「家里」做客(我忘了提及第四個人,也就是我們一個陪同,來自巴伊納巴什塔,我們在此稱他為「修道院圖書管理員」。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就在去年冬天,他是唯一敢於從家鄉塞爾維亞來到之前並不如此遙遠的S城的人。
那麼與眼下的五月相比,這里有什麼變化嗎?「沒什麼變化——在過去的半年時間里,這里一點變化都沒有。唯一不同的是:當時是雪天,大雪天,城里顯得更為寧靜。」)。
招待我們的人世代居住在這里。在戰爭期間,他「逃離」了穆斯林佔主導地位的S城,又回到了原來的住處,一個在這棟大樓里為數不多的 可以居住的房子。樓下入口過道上無人看管的信箱上,大多都寫著「土耳其語」姓名,個別上面上又覆蓋上了「純塞爾維亞語」的名字 (izbeglice,也就是難民,被安置的人)。
桌上鋪著中歐風格的鉤織桌布。我們喝著「你可以猜一猜」燒酒。而這個患有糖尿病(沒有藥)而不能喝酒的主人坐在一邊,拖著虛弱的聲音——可是他有一雙多麼親切而又無助的眼睛——講到他的妻子,她正好去近在咫尺卻又非常遙遠的塞爾維亞看望孩子,他那種口氣,仿佛他幾乎就不相信妻子還會回來。在熏得黑乎乎的大客廳里,有一個半是完 好的角落,那里的牆上掛著一只巨鹿,當作壁畫。鹿角正對著釘在窗前的塑料布。
在旁邊的電爐上,咖啡已經熱起來——這里畢竟又通電了,不過電力很弱。還沒有等到煮好咖啡,我們就得動身離開了,去約見那 個從S城來的人。據圖書管理員說,這個人可能上了國際法庭的戰犯名單。可在去之前,我們還要在下面,也就是在一個通過平整而開闊的廣場上買點小禮物。我們繞道去那里的一個小木屋:中國產的剃鬚刀片, 還有一袋菠菜種子。
我驚訝地發現,菠菜種子的包裝上大寫著產地 Viroflay,就在我居住的巴黎郊區旁邊——我平日去那里,只需要出門過條馬路就是了(種子是在伏伊伏丁納省的諾維薩德市包裝的;在S城這個廢墟廣場的售貨員以前是德國施瓦本地區的奔馳公司的工人)。 見面是在一家餐館的側房或者里屋進行的,有不少人坐在一起,都 是當地人,有老師、工程師、政府職員等。門前就是黑灰色的戰後廢墟,熱風撲面,而屋里則可以說得上是裝潢華麗,也很涼快。餐廳老板 和我們在一起,他就是那個上了海牙戰犯名單的人。
他不怎麼說話,只是一再懇求我們多待一會兒,也不停地讓人給我們斟酒。這期間,在座的其他生活在臭名昭著的S城的塞族人,又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對美國、尤其是大德國表示出極度的不信任以及無比憤怒——特別是對後者,只是對這個!好像深信不移地寄予一種救贖的期待。
事實上,德國外長先生剛剛訪問了塞爾維亞,這畢竟意味著,對於生活在波斯尼亞這里的他們,對於斯雷布雷尼察的塞族人來說,這預示著轉機,特別是經濟上的轉機;德國似乎會幫助他們重開礦場,重振療養業——戰前不就有許多人從德國,從歐洲各地來到斯雷布雷尼察,因為溫泉療養,還有狩獵,全是高級獵物和熊。
有德國人,有奧地利人,也有意大利人。這些男人像孩子一樣,尋求好兆頭,希望在來訪者的臉上看到贊同的表 情。可是,當他們更多聽到的是反面的東西時,總是會那樣自在地嘲笑自己。
當然,最後還要問餐廳老板。據說他戰前是一個了不起的獵人:為什麼呢?為什麼在戰犯名單上?而回答不過是:這就是戰爭。奇怪的是:看樣子,仿佛他並不是以此要轉移話題,而他之所以不願意多說,更多是因為他壓根兒也沒什麼可說的,說多了甚至是誇誇其談,或者也許只是主人的禮貌而已:「你們想想吧,你們事先是怎麼想的!」
而就在同一時間,傍晚時分,窗外駛過國際維和部隊的吉普車和坦克,空中有戰機飛過,聲音震耳欲聾。他們大多是身穿黑色軍裝的美國士兵,架著機槍和其他武器對著燒焦的房屋以及被洗劫一空的銀城山丘,上下揮舞著轉了一圈,穿過依然滾燙的煙塵,這樣盯著成百上千的當地野蠻人、罪犯、人類的敵人,遏制他們,痛斥他們。他們終於又收起武器,重新裝好,蓋上坦克艙蓋,向山谷下開去。
然後,里屋又是越來越熱切的懇求:「留在這兒吧,等吃完晚飯再走!平時也沒什麼人來我們S城。即使有許多人來,也是為了其他目的。」——「不行,我們得走了,過邊境有時限。」就這樣,我們走出屋子,出發前,外面還很亮,不過已近黃昏,可能是由於山谷里的太陽落山早吧。
在這種雙重光芒下,有一個不再年輕的,但此時此刻因為兩眼充滿憤怒的絕望而看上去還很年輕的男子走在當年的主干道上,如今已經變 成了廢墟小道。他從我們身邊走過,腦袋揚得高高的,雙眼瞪得大大 的,就像兩個空洞。
我們聽見他在說話,像是對我們說,又像是對著其他人喊,同時揮舞著手臂:「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什麼都不是了,我再也不想當塞族人了,什麼也不想是了。這個山谷里再也不會有蘋果成熟了。斯雷布雷尼察再也不會有露水光顧了。
這里再也不會有球踢進球門。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不知道我是誰。你們別看著我。聽到沒有?!滾!滾一邊兒去,問別人去。世界已經把我們忘了。世界應該忘記我們。結束了,一輩子就這樣結束了。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
現在記憶告訴你什麼呢,事後,在S城的幾個小時里?——當然,那里也出現過小孩子,可是記憶既沒有留下他們的畫面,也沒有留下他們的話語。當然,就像之前和之後在對面穿過整個彌漫在五月色彩中的塞爾維亞和在這里穿過波斯尼亞一樣,在S城里也是楊絮漫天飛舞,漫山遍野的金合歡花先是白茫茫一片,然後慢慢變成了灰白色。可是,記憶對此也沒有留下任何畫面和話語。
同樣,對於遠在下方的山谷里以及 臨近的山谷里可能發生大屠殺的地方,也沒有留下什麼畫面(然而,從中卻留下了不少別的、不同的畫面:荒野上那些死人頭骨,從眼洞、鼻 孔以及嘴巴里長出了鮮豔的花朵——而荒野其他地方根本就看不到一朵花!———,與那些恰如其分的灌木枝條交相輝映。
從一個選好了照相機拍攝高度的上方定好位,選取同樣的背景,加上更卓越的照明燈光,調高亮度,精心佈局色彩,為了獲得由星際攝影家協會每周日頒發的戈雅最佳攝影獎、沃利策獎或者「無國界攝影獎」)。
記憶中,沒有留下一絲鳥兒在S城上空飛行的畫面——即使那里真的還有鳥兒飛行,其中肯定不只是晦氣的烏鴉、渡鴉或寒鴉;記憶中,也沒有雞跑、兔跳、驢叫的畫面——即使那里真的…… 我又在這樣想,要是在那里,不管什麼地方,有孩子可憐巴巴地哭喊的話,要是有母親或父親或父母一起近乎氣急敗壞地衝著孩子發怒的話:這樣一來,對一個證人,一個第三者來說恐怕至少有事可做了。
然而,記憶對S城說的唯一一句話是:「沒有什麼可做的。」S城不是一個可居住的地方,更談不上是一個新居住地,而是一個人口外流的地方,無論怎麼說就是如此。甚至連平整廢墟都缺少任何動力。這里不僅看不到未來,而且也絲毫感覺不到任何當下的氣息。父母能夠給予孩子 們最偉大、最美好的東西就是最好的『教育』:持續,忍受——忍受在這 里再也不存在了,無論是對那些(無論如何好像是這樣)更多為勉強的征服者,還是對那些逃回來的人來說莫不如此,更不用說那些新近流落 到這里的人,那些逃離苦難遷徙來的人,那些流亡者。
就像一個朋友突然得知身患絕症的消息時,大聲喊叫或吼叫出來的東西一樣,這在S城已經超越了個體,成為所謂的整個集體的心聲:「再也沒有希望了,我再也沒有希望了!」
最特殊的一絲記憶,也是第一絲記憶出現在我們剛一離開S城之後;返程時,我們夜里跨過德里納河大橋,又回到突然間鮮花盛開、祥和安寧的、像一個幅員遼闊的世界帝國的塞爾維亞。直到今天,也就是過了幾個星期後,在遙遠的地方,依然可以清清楚楚地浮現在腦海里:
與周圍那些大的、有人居住的、的確或多或少幸免於難的地方相比,極其渺小,似乎微不足道,這就是那個戰爭地區。在山谷盡頭那里,發生了長達三年的全面戰爭;在一個狹小的山谷盡頭,發生了世界戰火!(下續)
當整個歐洲蔚藍一片、郁郁蔥蔥和飄著雪花的時候,仿佛有人在那里扔進了一個火把,一燒就是數年之久,從未間斷,起初在整個山谷里,最終限定在峽谷的一部分,而在那里卻動用了最猛烈的火力——要說具體地點或者「現場」,那就是發生在在我們這個大陸中心一場彈丸之地的微型戰爭,同時也是另一種聞所未聞的核戰爭。
特別是這場戰爭爆發、怒號並蔓延在我們這個好像已經永遠治愈了名為「戰爭」的精神疾病的歐洲的一個角落。恰恰在這里發生了名為「戰爭」的戰爭,似乎是一切戰爭的本質所在,一些在人類歷史上或者人類意識中相當新鮮的東西?——然而,正是這樣的東西同時把斯雷布雷尼察那個小山谷弄得漆黑一片,如同時代的黑夜來臨,射進了整個山谷。
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恐怕有人現在會問:「你們這些生活在波斯尼亞的塞族人,你們在那里做了什麼呢——正是你們,這個不是最和平的、但在歷史上自古以來最強大地讓其他民族、異者、不同的東西存在、生息和發揮作用的民族,其中堪稱為幾乎所有歐洲民族的典 范!?」
還有:「塞族人,你們為什麼要待在S城?你們為什麼不離開,離開你們和昔日的鄰居這山谷盡頭的燃燒現場?」
然而,又是那個歷史淵源,甚至在S城那里也一樣——記憶無論如何會告訴你——,它在起作用,並且必然要起作用,對於歐洲以及國際上所有參戰國來說,在這種國際快照制作和觀看,即一種沒有記憶的、精神盲目的生產和觀看時,它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下去。說到「歷史淵源」,記憶不僅僅指的是幾百年前土耳其人的統治壓迫 和幾十年前納粹盟友的迫害殺戮。(與其說是「記憶」,倒不如說「浮現在腦海中」、「在腦海里」。)
首先,難道說因為歷史淵源而發生在這場戰爭開始時的事情,不,所犯下的罪行——這一次可不是塞族人幹的 ——就不算數嗎?
難道說一個,或者也許真的那個偉大的原因就是三年之後所發生的不可饒恕的報復行為的借口嗎?自從1992年以來,在塞族人村莊以及S城四周一直持續不斷地縱火和殺戮,傳遍世界,在眾目睽睽之下,同樣是日復一日,一年時間簡直就是報復性的屠殺,而且完全可以理解。
難道這也是同樣的情況嗎? 這里什麼都沒有——沒有一張圖像,或者話語圖像描述這樣的情景,至少在戰爭那一方,從一開始歐洲的觀望世界就站在的那一方沒有;或者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把那些屍體和悼念他們的人——在S城地區也有數千塞族受害者——通常都推到另一個受害民族身上。
當然,這里不是要以此來清算——只是要澄清事情真相。如果那些暗示的歷史淵源真的要通過我們這些廣泛的媒體傳播出來的話,那麼,始終不過是附帶提一提罷了,作為無關緊要的枝節,抹殺和隱藏在一筆帶過的從句里,是些可以被疏漏和忽略的東西。
「歷史是眾所周知的。 回憶歷史,只需簡而言之」:有一家當年很嚴肅的西方報紙,在紀念S城種族滅絕大屠殺一周年的文章中開頭這樣說(眼下,1996年7月中旬, 仍然是這個正確的、合法的修飾語)。 什麼是眾所周知呢?
歷史淵源也眾所周知嗎?有沒有一個人,一個機構研究這個歷史淵源,不是關注那段駭人的災難,而是意在某些別的東西?誰願意理解呢?有人願意理解嗎?
但是,又要注意的是:如果說這樣澄清歷史淵源真相與清算不相干的話,那麼自然也與相對性或弱化毫不相干。對報復而言,沒有任何寬容的理由。——研究歷史淵源,或者其實就是歷史,看清歷史,使之變得明了,雖然可以有助於說明一些問題,提升幾個層面,達到對現實的警示。但是——這至少是我個人學習歷史的經驗,是這幾年間研究南斯拉夫歷史的經驗——,這不是啟蒙,不會讓光明出現,最多不過是短暫的閃耀,或者更確切地說只是閃爍。根據(根據?)歷史研究,你最終不僅在原地打轉,或者更多是曲折運動,不是借助它的幫助看得更遠, 而是進入了一個迷宮,一個幾乎完全黑暗的迷宮?
為之,還要注意的是:現實情況是,我無疑知道一些事情——也許比其他人多一些——,但是,盡管如此,我仍然無能為力。另外,在這次旅途中,我覺得我的知識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但是,按照我的經驗,預感卻變得越來越明確,因為它預先指出了與任何知識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種預感或者恰恰就是幾乎沒有在任何別的地方出現過——不允許出現——的第三視角——為什麼不允許呢?
從斯雷布雷尼察返回途中,我們碰到了國際和平條約執行部隊的吉普車和裝甲車隊。大家不約而同地一致決定,超過去;在那些十分陌生的士兵面孔和我們之間,留下了一道長長的滾滾塵煙,一直綿延到德里納河上。 界河這邊的塞爾維亞依然是——經過了波斯尼亞的幾道山脈,然後又走過了塞爾維亞上百英里的丘陵和平原——一個孤兒的巨大房間,跟去年冬天一樣。
然而,這個房間現在卻噪音肆虐,充滿了刺眼和不同尋 常的顏色和形狀。在我們這個緯度,人們把它稱為「拜佔庭風格」,而我覺得更像是蒂羅爾風格、巴登符騰堡風格、諾曼風格或美國的內華達風格。夜間在通往貝爾格萊德的高速公路上,又是那樣瘋狂地超車,又是坦然絕塵而去。(下續)
我們超過了一輛插著旗子的鋥亮公務車,它來自我們幾 小時之前剛剛離開的「塞族共和國」:車後座上坐著一位權貴,正在趕去參加一位波黑塞族將軍的葬禮。
第二天的報紙上有報道。
這位將軍身患絕症,被關在國際安全委員會法院的監獄里,在他死亡前幾天未經審判就被釋放了,正好讓你去死吧,很仁慈——誰的慈悲呢?———,同時 依然作為戰犯受到起訴。
從斯雷布雷尼察直到薩瓦河邊的沙巴茨,一路上我們沒有怎麼說話。之後,大家的話匣子才打開了,就像當初去往維舍格勒的途中,首先是咒罵、宣洩,力量的表達。力量?更多是虛弱,還是虛弱。
接下來,我到現在至少這樣清楚地記得,一路相當沉默,直到進入嘈雜的貝爾格萊德。而且後來,在離開貝爾格萊德前往南方的科索沃那幾天里,依然是一路沉默(關於科索沃,這里就不用贅述了——如果沒有科索沃的那些天,那麼這些迄今為止所講述的東西、所問到的東西似乎就會是另外的樣子)。
看樣子,仿佛我們在那里又一次走進一個不同的歷史里——在這個歷史里,我們恐怕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我這個外國人沒有,那兩個塞族同伴也沒有。
回到另一個歐洲之後,那些所提到的波斯尼亞地區也滲透到這個歐洲里,維舍格勒附近的德里納河的一個小山谷就這樣深入到海德堡附近的內卡河河谷里——不是溫和的交匯,更多是這里的安然無恙和那里的截然相反之間的碰撞。
或者在巴黎郊區打眼望去那些廉價的高層住宅,跟斯雷布雷尼察的幾乎不相上下,黑乎乎的旗幟和塑料篷布也混合到這個圖像中,使之變黑和被覆蓋;或者在我們這里,森林密佈的塞納河高地突然間變得光禿禿的。
這一切絕對不是交流溝通的地方,不是那種「同步空間感」,因為這種空間感通常作為當下,對在場的東西的補充,作為強化世界的認識會令人高興——而更像是一種地方掠奪,某些撕裂世界的東西。
我現在看到報紙上的天氣衛星照片或月球隕石坑照片 時,也會這樣不由自主地與每天看到的萬人坑照片混淆起來。或者一看到奧地利巴德加斯泰因溫泉療養院的航拍照片,(一定會)同時意識到波斯尼亞的斯雷布雷尼察與之何其相似。
除此之外,恰恰也是在所提到的在「西方」的圖像缺失中,可以讓人感受到一種呼喚,呼喚你再次啟程「去那里」,而且待更長時間,在斯雷布雷尼察要待到吃晚飯,住一個晚上,不僅僅一個晚上。
而且,在那里盡量先不要問什麼,要等到合適的時機再問——首先只是坐在那兒,蹲在那兒,用手托著腦袋。
的確如此:在維舍格勒,只有在墓地才能看到生活的氣息;而在斯雷布雷尼察,看樣子不再有任何生活的氣息了——然而,或許在那里能夠發現別的什麼,一種用我們的概念難以企及的東西?
一位塞爾維亞讀者看了我的《冬日之行》之後,寫信問我:我是否意識到,對我來說,再也沒有退路可走了。 我曾經在腦海中想象過一張我們這個大陸的新地圖,S城濃煙滾滾的山谷正好位於地圖中心。
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如果這個地球上不管什麼地方亡靈復活還是願望,或者迫切的白日夢,或者放蕩的妄想的話,那麼在那里,在S 城至少一個失去家園的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那里也會有復活,首先是那些先民的復活,或者至少其中一個人的復活,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的復活。
不,果真如此的話,這也只會發生在願望、妄想或夢想的彼岸!或 者,難道這不僅僅是突破悲哀的想法,或者突破到悲哀的想法?
在記憶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圖像,在S城中心的廢墟中,罌粟花綻放,在熱風中不斷地向後搖擺;真的在那里見過嗎?「真的嗎」? 這里所說的應該是一個當今的故事?今天誰會讀它呢?——一個沒有敵視人類的惡人、也沒有敵人-圖像的故事?
那你為什麼要說這一切呢?——因為,要不然,就沒有人說,可是人人都可以說。「為什麼德里納河上空最終沒有晴朗?」
這是一首古老的 歌曲曲名,其中有一個塞族人在河對岸整夜等候他的兩位穆斯林朋友 ——幾乎是白等了。
「最後一個問題」:你是怎樣看待生活在波斯尼亞的塞族人的斗爭的呢?——為之,也許又得看看「地理」:上面的自由戰士——在高山上 ——,山谷里的壓迫者,就這樣被「預先-看成」犧牲品——然而,在西部片里,那些邪惡的印第安人不也生活在山岩頂上,襲擊、屠殺無辜的 美國人商隊——他們不是也在為自由而斗爭嗎?
「真的是最後一個問題」:有朝一日,很快會有人,誰呢?發現波斯尼亞的塞族人也跟這樣的印第安人一樣嗎?
從現在開始什麼也不問了,如果非要問的話,無論如何要以完全另 外的方式開始,而不會用下面的話,即《紐約客》雜誌上一篇較長的波 斯尼亞故事的開頭第一句話開始:「哈里斯XY和他的朋友打牌時,便經歷了種族清洗。」
怎麼開頭?比如像這樣:「在所有橋梁和道路開始的地方,也就是我對此所描繪的圖像起源的地方,都有條條小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我就是自由地從那里邁出了第一步。這就是在維舍格勒,而那些路面堅硬,凹凸不平,就像被啃過一樣……」(伊沃·安德里奇,《小 路》) (1996年6月—7月)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冬日旅行之夏日補遺》;劉學慧譯。作者漢德克1942年12月6日出生於奧地利克恩頓州的格里芬。被奉為奧地利當代最優秀的作家(小說、劇作),也是當今德語乃至世界文壇始終關注的焦點之一。主要作品有《罵觀眾》《無欲的悲歌》《痛苦的中國人》等。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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