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家:馬來西亞檳城攝影家 Wang Cheang Lim
作品題目:喬治市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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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April 23, 2022 at 10:25pm

四庫館臣指出其著作內容在於地理形勢(山川險易)與民俗(民風物產),然其寫作筆法「隨筆」性質濃厚,雖是有敘有論,但欠缺實證的客觀精神,「未可盡據為考證也。」一般研究者據此,往往視此書為參考文獻,僅擇取此書關於某地之論述以作為論證,或如周振鶴指出其書在地理學上的貢獻,並指出其深入細緻的觀察與縝密獨到的思想,對於明末清初的學者有巨大的影響。尤以顧炎武之《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為甚。甚至《肇域志》第一卷〈輿地山川總論〉更是全文照錄王士性《廣遊志》裡的〈地脈〉、〈形勝〉、〈風土〉三節文字17。要之,對於王士性在地理學上的成就以及明後期地理學群體及相關著作,都有詳盡的陳述,卻少從文學的角度加以考索。如果我們從王士性的《五嶽游草》自序探尋其寫作意圖:

太上天遊,其次神遊,又次人遊,無之而非也。……若士汗漫于九垓,是天遊也。軒轅隱几於華胥,是神遊也。尚子長敕斷婚嫁,謝幼輿置身丘壑,是人遊也。即可發現他對於「遊」的觀點,分為天遊、神遊、人遊三種層次,並自言「吾視天地間一切造化之變,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無不于吾遊寄焉。當其意得,形骸可忘,吾我盡喪,吾亦不知何者為玩物,吾亦不知何者為采真。」所謂「不知何者為玩物,不知何者為采真」說明了遊的活動,交綜了「真實」與「想像」的可能,恰可呼應四庫館臣「其體全類說部,未可盡據為考證」的說法。顯示了其著作依違於文學(說部)與自然地理(考證)之間的特質。

研究王士性的學者群中18,龔鵬程注意到他的文章「介乎客觀地志與抒情文章之間」,「既有自然景觀的遊賞,也有人文的觀察。」並以其......(下續)


1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5。

2 陳長房〈建構東方與追尋主體:論當代英美旅行文學〉,中外文學第26 卷第4 期(1997 年9 月),頁30。

3 廖炳惠〈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中外文學第29 卷第2期(2000 年7 月),頁289。

4 宋美王華〈自我主體、階級認同與國族建構〉,中外文學第26 卷第4 期(1997 年9月),頁4-5。

5 「旅遊」一詞最早出現在南北朝沈約所題〈悲哉行〉:「旅遊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到了唐代,「旅遊」一詞開始被大量運用。參見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頁2-3。

6 參看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考察〉,東華人文學報第1 期(1999 年7 月)。

7 楊雅惠〈行旅與問道:宋代詩畫中由地理經驗到意蘊世界的轉換〉,「旅行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主辦(2000 年5 月)。

8 龔鵬程〈遊人記遊:論晚明小品遊記〉,中華學苑第48 期(1996 年7 月)。

9 參見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第三章第四節〈山水與紀遊〉(台北:麥田,2005)頁84

-92。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第八、十章(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10 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3。

11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台北:新文豐,1980),頁37。

12 同註10,頁5。

13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第三章第四節〈山水與紀遊〉(台北:麥田,2005),頁87-89。

14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 期(2003 年9 月)。另可參氏著《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第四章〈消費品味與身分區分-以旅遊文化為例〉(台北:聯經,2007),頁177-213。

15 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3 期,(2000年9 月)。

16 1993 年周振鶴編校王士性的著作《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上海古籍),均以地理學的角度審視此書。周振鶴說:「(三書)所體現出來的地理學思想和成就以及所保存下來寶貴的地理資料,足使他躋身於我國歷史上的大地理家之列而毫無愧色。」見是書頁3-9。

17 【清】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蘇州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285。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April 22, 2022 at 8:06pm

18 目前對於王士性的研究以大陸學者居多。專書著作為徐建春、梁光軍《王士性論稿》(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年)。研究的視域或為「遊觀」,綜論者如陳建勤〈論游道-明清文士旅遊觀研究之一〉,旅遊學刊(2000 年4 月)。專論者如李躍軍〈淺論王士性的旅遊觀〉,台州師專學報,第21 卷第4 期(1999 年8 月)。或為歷史文化地理,如覃影〈王士性對滇雲史地的考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6 卷第6期(2004 年11 月)。或與徐霞客之比較研究,如徐建春〈徐霞客與王士性〉,浙江學(1992 年第4 期)。徐建春另有〈王士性研究三題〉,浙江學刊(1994 年第4 期),與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2005 年第1 期),均可同時參看。


「遊觀」來證成王士性不但個人喜歡旅遊,而且還鼓吹朋友出遊,並鼓勵友人撰寫遊記,在書信對話中辨析「遊」的意義。19對王士性而言,遊本是為宦的過程之一,到後來成了自己的興趣嗜好,進而成了技藝,形成一套知識體系,更成了他與友人之間的互動與對話,以及一種信仰。這種「跨界」的活動與書寫,不以「風景」20為主要描摹的對象,衍伸了我們對於古典遊記的「典律」概念。其中《五嶽遊草》之內涵可開啟「地理論述」的另一角度:它標誌著實質地點,也蘊含著歷史記憶與文化想像, 相對於文字成為意在言外的「空間隱喻」( spatial
metaphor),此處「紀實」的「再現」,既有對地理空間實然的景象刻鏤,又有文化記憶的闡釋。文化記憶是文學與文化知識的重複累積,典範傳統的延續;文化記憶融會了古往今來人們的集體智慧與個人的生命經歷21,昔日文人之游蹤在筆下一一成為「記憶性古蹟」22,創塑了另一種「地理認同」。而他分以「記」(散文)與「詩」(韻文)兩種文類書寫,並與地圖對照,不啻提供了「紀實」與「虛構」的文學表現手法的思考空間。23而 《廣遊志》一書則分為〈雜志上〉:「地脈、形勝、風土、夷習」〈雜志下〉:「勝概、磯島、陵墓、洞壑、古木、古蹟、碑刻、樓閣、書院、剎宇、蠱毒、仙佛、物產、奇石、溫泉、聲音」二十個類目,如何分別這些細目,王士性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但文中的敘述內容,著眼在人文與自然的考察紀錄,與《五嶽遊草》的書寫方式與內容有所區隔。

(二)閱讀《廣志繹》

本文以《廣志繹》為主要探討的對象。24是書之作,在寫作《五嶽
遊草》、《廣遊志》之後,楊體元〈刻廣志繹序〉有云:「(恆叔)平生好遊,有五嶽遊草,有廣遊志,皆宦轍所至,耳目所睹記,其書已傳,世多有之。後居南鴻臚,追繹舊聞,復為廣志繹。」就王士性的說法,這三本書各有不同的寫作角度。《五嶽遊草》一書以詩文創作為主:「徧海內五嶽,與其所轄之名山大川而遊,得文與詩若干篇記之。」《廣遊志》則是無法寫進遊記與詩歌的內容:「所不盡於志者,則為廣遊志二卷,以附於說家者流。」《廣志繹》則是追憶昔日遊蹤的記錄:「追憶行蹤,復有不盡於志者,則又為廣志而繹之,前後共六卷。」所書寫的內容:「奚囊所餘,星野山川之較,昆蟲草木之微,皇宬國策、里語方言之賾,意得則書,懶則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維故實,索筆而隨之。」以「追
維故實」、「非無類,非無非類;無深言,無非深言」為寫作之方式。

是書分六卷,分為方輿崖略、兩都、江北諸省、江南、西南以及夷
輯。每篇前附一段說明,成為固定的敘事體例。如〈兩都〉:「兩都之制,始自周家,後世間效為之。我朝以金陵開基,金台定鼎。今金陵雖不以朝,然高皇所創,文皇所留,廟謨淵深,實暗符古人之意。余兩宦其地,山川謠俗,聞見頗多,資特其尤較著者。直隸都邑,各從南北而附。」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January 20, 2022 at 5:55pm

(續上)〈江北四省〉「周、宋、齊、魯、晉、衛自古為中原之地,是聖賢明德之鄉也,故皆有古昔之遺風也。入竟(境)問俗,恍然接踵遇之,蓋先王之澤遠矣,故以次於兩都。」(卷三,頁278)從歷史角度述其疆域劃分,再以個人親身經歷論其特色,兼論其土風及其他。

譚其驤曾提出:「本來在明末清初百年之內,王士性其人、《廣志繹》其書是很受人重視的……但此後三百年竟然沒有人提起。這是由於乾嘉考據學興起後,講地理的專講建置沿革,這是一種絕不合理的偏見。五四以後地理學界又流行重自然輕人文的風氣,所以徐霞客受到丁文江以來廣大地理學者的尊崇,卻誰也不知道有王士性《廣志繹》其人其書。」26

由是可知,王士性著重實地考察以及人文地理的考辨,如《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兩浙東西以江為界而風俗因之,浙西俗繁華,人性纖巧,雅文物,喜飾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鮮衣怒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東俗敦樸,人性儉嗇椎魯,尚古淳風,重節概,鮮富商大賈。」對於庶民之風俗,有敏銳的觀察。

對風俗的關切,或許與王士性身為地方官員的治理心態有關。對於淳厚的風俗,深具古風之地,他以紀實之筆書寫:「中州俗淳厚質直,有古風,雖一時好剛,而可以義感。語言少有詭詐,一斥破之,則愧汗而不敢強辯。其俗又有告助,有喫會。告助者,親朋或徵逋追負,而貧不能辦,則為草具,召諸友善者,各助以數十百而脫之。喫會者,每會約同志十數人,朔望飲於社廟,各以餘錢百十交於會長蓄之,以為會中人父母棺衾緩急之備,免借貸也。父死子繼,愈久愈蓄,此二者皆善俗也。」(卷三〈河南〉,頁280)又如:


江右俗力本務嗇,其性習勤儉而安簡樸,蓋為齒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蓋憂生務本,俗之至美。(卷四〈江西〉,頁338)近日人文飆發泉湧,然士風與古漸遠,好習權奇,以曠遠為高,繩墨為恥,蓋有東晉之風焉。(卷四〈湖廣〉,頁 351)

土風、民俗都與地域特性相關,即使觀察自己的家鄉,也從地域特性的角度闡釋:

浙中惟台一郡連山,圍在海外,另一乾坤。其地東負海,西括蒼山高三十里,漸北則為天姥、天台諸山,去四明入海,南則為永嘉諸山,去雁蕩入海。舟楫不通,商賈不行,其地止農與漁,眼不習上國之奢華,故其俗猶樸茂近古。其最美者有二:余生五十年,鄉村向未聞一強盜,穿窬則漸有之;城市從未見一婦人,及奴隸之婦他往,亦必僱募肩輿自蔽耳。(卷四〈浙江〉,頁330)(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對於當地人民之性情,也配合土地特性加以解讀:「紹興惰民,謂是勝國勳戚,國初降下之,使不與齊民列。……謂我貧民,非似爾惰民也。」(卷四〈浙江〉,頁329)因此,閱讀此書,不但可以遍觀風俗,也能體驗庶民的日常生活。如:「浙漁俗傍海網罟、隨時弗論。每歲一大魚迅,在五月石首發時,及今之所稱鱟者,寧、台、溫人相帥以巨艦捕之。……海上人以此致富,亦以此破家。」(卷四〈浙江〉,頁332)《廣志繹》以「百科全書」式的觀察手法,勾勒人文景觀;即便是自然現象,他也以人文的角度加以解析。 

紹興城市,一街則有一河,鄉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碁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設也?……此本澤國,其初祇漫水,稍有漲成沙洲處,則聚居之,故曰菰蘆中人。久之,居者或運泥土平基,或作圬岸溝瀆種藝,或浚浦港行舟往來,日久非一時,人眾非一力,故河道漸成,上秋下瓦砌漸起,橋樑街市漸飾。即嘉、湖諸處,意必皆然。今淮陽青草、邵伯諸湖,安知異世不如是?又安知越中異日不再為谷?昔□□□太湖乾,中露出石街屋址,可類推也。(卷四〈浙江〉,頁327)


這段敘述關注一座城市變化的軌跡,時間不可逆的力量,讓空間重新位移。透過眼前所見「瓦砌漸起」、「橋樑街市漸飾」點出「安知異世不如是?又安知越中異日不再為谷?」的深沉扣問,此種人文感受即是人文主義地理學進路的紹興城詮釋。27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January 5, 2022 at 5:48pm

(續上)王士性以宦遊身分,紀錄城市的變遷,看見時間空間化的凝結。對於日常所見的民居樣式(如「南京城中,巨室細家俱作竹籬門,蓋自六朝時有之。」卷二〈南京〉,頁264),居民的生活型態有多有觀察(如「浙鹽取暑天海塗曬裂鹹土而埽歸之,用海水漉之煎成。」卷四〈浙江〉,頁 333)。閱讀《廣志繹》,既有「旅行指南」的功能,又有風俗書的小說風情,如論者所述「旅行文學是一種文類的雌雄同體」28,或可借用以指稱是書的特質。

本文所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廣志繹》的西南諸省之部。王士性在萬曆十八至二十年曾以按察司副史兵備雲南瀾滄衛。雲南是他志在遊歷的最後一站:「計了滇雲,遂息足焉。」自序的題款也稱:「記者滇西隱吏天台王士性恆叔」,可見西南諸省對他別有一份情感。29前附的說明為:「蜀、粵入中國在秦、漢間,而滇、貴之郡縣則自明始也。相去雖數千年,然皆西南一天,為夷漢錯居之地,未盡耀於光明,故以次於江南。」(頁368)以「夷漢錯居之地」的說法,點出此地與其他地域的差異。西南諸省雖是國土,但在人口的組成與生活的型態可說是「華夏邊緣」30,與明代文人的江南書寫自有差異之處。再者,邊境的旅行書寫,似乎是「中國遊記文學的畸零地帶」31,或是逐臣邊吏,或為過客移民,他們如何書寫絕域?32西南究竟是蠻荒地域還是人間樂土?旅行者如何觀看異質的人群與風俗?如何詮釋地理形貌與人文特性?這些,都是筆者意欲探討的議題。

三、《廣志繹》中的異文化敘述

(一)南方的地形與季候

人類學家李維-史特勞斯(Claude Lévi_Strauss)前往赤道,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登陸時如是寫著:

航行的速度緩慢,必須小心避過海灣裡面的大小島嶼。從長滿樹木的山坡上面忽然吹送下來的氣息和涼快的感覺,使人預感到好像和花卉及岩石都已產生了具體的接觸。雖然在事實上還沒看到花卉或岩石,使旅行者先嘗到這片大陸的特性……33

當旅行者到達一個陌生之地,最直接感受到的是氣候、地形以及植物。

王士性一入川地,即注意到地形的特色:「川中諸邑…皆立在山椒水渀,地無夷曠,承接傾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卷五〈四川〉,頁370)「今新都諸處…人家橋樑扉戶,俱在水上。」(卷五〈四川〉,頁372)對於地形特色以形象化描述,讀者得以透過文字想像一處陌生之域,從而對於因地形而有的家居建築、生活慣習、民俗儀典能有相應的理解。

 

26 譚其驤〈積極發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復旦學報》1991 年第1 期。轉引自徐建春〈徐霞客與王士性〉,《浙江學刊》1992 年第4 期,頁90。

27 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意見,讓這段文字得以有更清晰的闡述。

28 李鴻瓊〈空間,旅行,後現代:波西亞與海德格〉,中外文學第26 卷第4 期(1997 年9 月),頁84。

29 參照覃影〈王士性對滇雲史地的考究〉,雲南師範大學第36 卷第6 期(2004 年11 月)。

30 借用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1997)一書的主標 題。是書第十章〈漢人形成: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設有一節〈西南邊緣:西南夷〉以《史記‧西南夷列傳》、《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為本,論述土著與漢人的族群邊界,對本文的寫作甚有啟發。

31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9 期(2006 年9 月),頁47。

32 關於東北流放文士的探討,請參見王學玲〈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漢學研究》,24 卷2 期(2006 年12 月)。

33 王志明譯,李維-史特勞斯(Claude Levi_Strauss)著《憂鬱的熱帶》(台北:聯經,1989 年),頁92。本段文字之詮釋得益於施懿琳〈憂鬱的南方-孫元衡《赤崁集》的台灣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五期(2006 年12 月),頁109。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December 29, 2021 at 4:52pm

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續)——王士性書寫西南諸省之地形,往往與個人所居之鄉-江南-相較:「江南雖多山,然遇作省會處,咸開大洋,駐立人煙,凝聚氣脈,各有澤藪停蓄諸水,不徑射流。即如川中,山纔離祖,水尚源頭,然猶開成都千里之沃野,水雖無瀦,然全省群流總歸三峽一線,故為西南大省。」(卷五〈廣西〉,頁379)一樣是水上人家,廣東人為「浮家泛宅」,吳船則是「有家在岸」:「三江蜑戶其出多廣東人,產業牲畜皆在舟中,即子孫長而分家,不過為造一舟耳。婚姻亦以蜑嫁蜑,州縣埠頭乃其籍貫也,是所謂浮家泛宅者。吳船亦然,然多有家在岸。」(卷五〈廣西〉,頁378)說明了旅行者多從個人的生活經驗去看待他鄉的異地景觀。

氣候的確是辨析遊人所「在」的環境的主體感受,王士性深有體會:「雲南風氣與中國異,至其地乃知其然。夏不甚暑,冬不甚寒;夏日不甚長,冬日不甚短,夜亦如之。此理殆不可曉。竊意其地去崑崙伊邇,地勢極高,高則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日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卷五〈雲南〉,頁393)「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杜甫〈夢李白〉其一),南方氣候之溼熱往往成為文人歎詠或遣懷之焦點。


《廣志繹‧西南諸省》對物候之書寫,以白描的手法,寫所見之實景,如:「廣右石山分氣,地脈疎理,土薄水淺,陽氣盡洩,頃時晴雨疊更,裘扇兩用。兼之嵐煙岫霧,中之者謂之瘴瘧,春有「青草瘴」,夏有「黃梅瘴」,秋有「黃茅瘴」,秋後稍可爾」。(頁379)在看似美景的「嵐煙岫霧」之中,暗藏了「青草瘴」、「黃梅瘴」、「黃茅瘴」等不可見卻可觸可感的,與人身相接的瘴氣,營造了一種熱帶南方的氛圍。

季候的變化除了「晴雨疊更」之外,尚有以衣飾、物品之特徵來顯現氣候的多變性:「多蛇、霧、雨,十二時天地闇 ,間三五日中一晴勿目,間三五日中一晴霽耳。然方晴倏雨,又不可期,故土人每出必披氊衫,背箬笠,手執竹杖。竹以驅蛇,笠以備雨也。」(頁398)以出門必備竹杖、箬笠來說明此地的「多蛇、霧、雨」;這種書寫手法,也顯示了王士性結合了地域特性與人文觀察的書寫角度。聯結著季候,則是植物的變貌:「行東西大路上,不熱不寒,四時有花,俱是春秋景象。……余入景東,過一地長五里,他草不生,徧地皆斷腸草,輿人馳過如飛。似此之地,安得不成瘴也?斷腸草之葉為火把花,榦為酒弔藤,根名斷腸草。滇人無大小,裙袖中咸齎些須,以備不測之用,其俗之輕生如此。」(卷五〈雲南〉,頁384)「他草不生,徧地皆斷腸草」,可見此草獨特的生命力;再細部描寫「斷腸草」之葉、榦、根之名,從「火把」可想見其燦爛之色彩;「酒弔藤」別有纏綿醺然之聯想;再者,從民俗的角度寫其與滇人緊密之關係;我們彷彿看見了滇地的「食物鏈」:瘴→滇民→斷腸草。而王士性所下的判斷:「其俗之輕生如此」,又將想像拉回客觀凝視的事實。他終究是以一個外來者的目光來審視這塊土地中所發生的一切事物,這也是許多旅行者在異文化描述中經常出現的觀察角度。(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December 23, 2021 at 9:55pm
這些觀念都顯示了旅行中的觀看絕不只是「客觀」視覺接觸下的風景地理,旅行者的個人背景、主體意識都會讓他存有「只能看見他已經看見的東西」35 的先在視野;即使是個人親身的經歷與見聞,不免以個人的經驗來「強化」旅地之「異」,尤其旅行在國境邊陲,紀實的表述底下,更顯現了「中心/邊緣」、「華/夷」、「同/異」的獵奇心態。《廣志繹》寫「少數民族」多著重其習俗之奇:「楚雄迤南夷名真羅武,人死則裹以麞、鹿、犀、兕、虎、豹之皮,抬之深山棄之,久之隨所裹之皮化為其獸而去。」36 或膚色之異:

「蒲人、縹人、哈喇其色俱正黑如墨,有被殺者,其骨亦黑,蓋烏骨雞類。」此外,關於西南地區的蠱術亦有詳盡的描述:

慶陽緣邊人善蠱術。有為稻田蠱者,能使其人腹中有土一塊,中出稻芒,穿腸而死。樹蠱者,則出樹枝撐腸,是亦桃生之類。然則是術不獨粵中有之。(卷三〈陜西〉,頁295)

絞痛吐逆,面目青黃,十指俱黑。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生活魚,食雞則腹生活雞。驗蠱法,吐於水,沉不浮,與嚼豆不腥,含礬不苦,皆是。(卷五〈廣西〉,頁383)

廣南守為儂智高之後,其地多毒善瘴,流官不敢入,亦不得入。其部下土民有幻術,能變貓狗毒騙人,往往爰書中見之,然止以小事惑人,若用之大敵偷營劫寨,未能也。有自變,亦有能變他人者。此幻術迤西夷方最多。37(卷五〈雲南〉,頁391)

南甸宣撫司有婦人能化為異物,富室婦人則化牛馬,貧者則化貓狗。至夜,伺夫熟睡,則以一短木置夫懷中,夫即覺仍與同寢,不覺則婦隨化去,涉人魂魄至死,食其尸肉。人死則群聚守之,至葬乃已,不爾,則為所食。(卷五〈雲南〉,頁395)

對於「蠱毒」與「幻術」產生的地域及其種類與蠱毒發作的情狀有細膩的刻畫,以昆蟲、動物等在人體的進出(穿腸、撐腸),並以顏色(青黃、黑)的變化、人身的感覺(絞痛吐逆)創造「恐怖」的閱讀效應。

尤其最末一則,在家庭關係的架構(夫婦)下的死亡(攝魂),可說是蠻荒世界的「聊齋誌異」。一如葛兆光所言:「古代中國人相信自己的『文明』,而想當然地認定四夷的『野蠻』,當他們仍處在這一歷史傳統中,挾著本土的想像去看異域的生活時,總是把一些恐怖怪異、不可理喻的事情附益在「夷」可說是古代中國「內部的他者」(the others within)。一如沈松僑所述:他們「既非純然處於國族外部的異己,又無法納入由漢人族群所構成的核心『我群』。」39 如何刻畫這些「有點異國情調」的人群,旅行者不免以其「帝國之眼」40,俯瞰並放大其「異」。除了蠱毒這種「異質文明」之外,人文景觀也是旅行者「觀看」的焦點。對於「他者」的描述,雖以紀實的手法紀錄,仍充滿「傳奇」色彩。

番舶有一等人名崑崙奴者,俗稱黑鬼,滿身如漆,止餘兩眼白耳。其人止認其所衣食之主人,及主人親友皆不認也。其生死惟主人所命,主人或令自刎其首,彼即刎,不思當刎與不當刎也。(卷四〈廣東〉,頁362) 


34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台北:麥田,2005),頁1-2。

35 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著,韓少功譯《惶然錄‧不視而見》,(臺北 :時報文化, 2001),頁50。

36 王士性《廣志繹‧雲南》(上海:上海古籍,1993),頁395。

37 這段敘述出於李月山的說法,王士性云「李月山備兵於滇,親見之,載在叢談及某蓬窗日錄。」卷五〈雲南〉,頁391。

38 葛兆光 〈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收入《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4),頁355。

39 沈松僑〈江山如此多嬌-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台大歷史學報第37 期》(2006 年6 月),頁189。

40 Mary Louise Pratt,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December 14, 2021 at 10:19pm

孟密所屬有地羊,當官道往來之地,其人黃晴黧面,狀類鬼,翦舊銅器聯絡之,自膝纏制足面以為飾。(卷五〈雲南〉,頁395)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處之地,布列各府,其為中華人惟各衛所戍夫耳。百夷種曰僰人、爨人,各有二種,即黑羅羅、白羅羅、麼些、禿老、 門、蒲人、和泥蠻、土獠、羅武、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牢人、哦昌蠻、懈蠻、魁羅蠻、傅尋蠻、色目、瀰河、尋丁蠻、栗 ,大率所轄惟僰、羅二種為多。

僰人與漢人雜居,充役公府。羅羅性疑,深居山寨,人得紿而害之。(卷五〈雲南〉,頁393)上述第一、二則就其體貌特徵與性格鋪寫,「黑鬼」、「狀類鬼」的形容顯示了作者與這些民族接觸時「視覺」上的衝擊,同時也是一種貶抑的敘述。下一則以並列的夷名顯示此地「少數民族」之多與雜,有如「博物館」式的陳列41,形塑了我們對「華夏邊緣」的認知系統。

與他者(異民族)的接觸,固然可以顯示觀看者「獵奇」的眼光;透過衣飾飲食、民俗慣習等日常生活反而更能洞察旅行者的「好奇」。皆以婦代男為之,致男女混雜戲劇,官不能禁。(卷四〈湖廣〉,頁353)

(保靖)其俗男不裹頭,女衣花布,……短裙椎髻,常帶刀弩為威。其人雜夷獠,不可施以漢法,故歷代止羈靡縻之。(卷四〈湖廣〉,頁355)

(麓川)男子皆髡首黥足。(卷五〈雲南〉,頁395)

永以西盡于粵江,婦女裙褲咸至膝,膝以下跣而不履,頭笄而耳瑱則全。(卷五〈廣西〉,頁378)

此處的衣飾描寫,著重在性別印象的反轉。「男子衣裙曳地」,「婦女裙褲反至膝止」、「婦女裙褲咸至膝」等等形容,都是以自身的衣飾為座標,而顯現「他者」之「奇」。衣飾與髮型作為身體的延伸,都是辨別民族的要素。42所以「短裙椎髻」、「頭笄而耳瑱則全」、「女衣花布」、「首則飾以高髻,耳垂大環,鑄錫成花,滿頭插戴。」、「椎髻短衣,不冠不履」(頁399)等民族誌43 的觀察是以衣服的色彩、長短等特徵並佐以「少數民族」獨特的審美觀以傳達旅行者的觀看之道。而「夷獠之俗」、「其人雜夷獠,不可施以漢法」、「男女混雜戲劇,官不能禁。」等話語又顯示了王士性的治理心態,畢竟王士性是以地方官員的身分來到此地,對此地的風土人情自會投注統治者巡視的目光44

42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禮記》中的禮學世界〉,頁67。

43 「民族誌是一種描述群體或文化的藝術或科學。…民族誌根本上是本質的描述。民族誌學和民族學是用來完成一個可理解的人類學研究,需要一般的文學檢閱,資料蒐集技巧的呈現、描寫、轉譯和彼此關聯的討論。」參見David Feterrman 著,賴文福譯《民族誌學》(Ethnography:Step by step)(臺北:弘智文化,2000),頁1-36。

44 胡曉真在論述明清時期西南疆風土與婚俗的記載時所根據的文本資料如田雯(1635-1704)《黔書》即是以地方官員的身份,傳承治黔之經驗;《續黔書》的作者張澍也是以地方官員的立場發言。見註42,頁49-51。

41 Emma Jinhua Teng,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1683-1895(Cambridge,MA.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2004)。Chapter2”Taiwan as Living Museum: Savagery and Tropes of Anachronism”。本文「博物館」的概念源出於此。(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December 12, 2021 at 3:52pm

(三)日常生活中的飲食經驗與民俗儀式

飲食是日常生活45的一部份,同時也是觀察一個社會群體的起點,「飲食是文化的一部分,其內在有著社會文化的指標和元素。」46同時,食物亦可區分族群內外,野蠻與文明,社會階級等第的高下,或是社會空間乾淨與否47,《廣志繹》中有關食物的書寫與紀錄也充滿了人在「異地」的視角。

滇中兵每出於蠻哈,其地在蠻哈山下,江之北岸,最毒熱多蠅,人右手以匕食,則左手亂揮蠅,稍緩,則隨飯入喉中。(卷五〈雲南〉,頁389)

凡食牲,不殺,呪而死,然後烹。(卷五〈雲南〉,頁395)

廣南順寧諸府俗好食蟲,諸處好食土蜂。(卷五〈雲南〉,頁393)

這些特殊的慣習,顯示了作者的雲南經驗。蠅與飯同時入喉,蟲與土蜂是食物中的最愛,包含前文所述的食人肉的紀錄(人死則群聚守之,至葬乃已,不爾,則為所食),在在顯示了野蠻與文明的對比。

除了一般的飲食之外,檳榔的食用習慣也是王士性所著墨之處。

俗好以簍葉嚼檳榔,蓋無地無時,亦無尊長,亦無賓客,亦無官府,在前人一時之。有問,則口含而對,不吐不咽,竟不知其解也。或以炎瘴之鄉,無此則飲食不化。然余攜病軀入粵、入滇,前後四載,口未能食錙銖,亦生還無恙也。……滇人所食檳榔又與廣異。廣似雞心,如果肉;滇如羌核,似果壳。滇止染灰,亦

不夾簍葉。(卷四〈廣東〉,頁361)

(廣右)俗忌夜食,食必用檳榔消之,忌早起,起即用杯酒實之。

(卷五〈廣西〉,頁379)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性在描述當地人食用檳榔的敘事中,加入了個人的親身經歷。而這個親身體驗並非嘗食檳榔的經驗重述,而是另一種「理性」的辯證。他以病軀在粵、滇等地生活四年,未曾依當地之俗食用檳榔,卻能在「炎瘴之鄉」「生還無恙」。以身體的日常經驗抗拒了異地的風俗,呈顯了作為中土人士的優越性。

另一方面,民俗節日與特殊儀式(尤其是婚禮與葬儀)48往往是旅不能頃刻死也,夷性不畏亟死,惟畏緩死,故不敢犯盜。貴州南路行,於綠林之輩防禦最難。惟西路行者,奢香八驛,夫馬廚傳皆其自備,巡邏千掫皆其自轄,雖夜行不慮盜也。夷俗故亦有美處。」(卷五〈貴州〉,頁399)一方面延展夷人本質之「異」,一方面又以治理的眼光解消夷人嚴法的「非文明」;以「夷俗故亦有美處」的斷語,評論夷人嚴刑的殘酷敘事。

此外,另有特殊節日的敘述,如「雲南火把節」:

雲南一省以六月二十四日為正火把節,云是日南詔誘殺五詔於松明樓,故以是日為節。或云孟獲為武侯擒縱而歸,是日至滇,因舉火袯除。或又云是梁王擒殺段功之日,命其屬舉火以禳之也。

二十後各家俱燃巨燎於庭,人持一小炬,老幼皆然,互相焚燎為戲,燼鬚髮不顧。貧富咸群飲於市,舉火相撲達旦,遇水則持火躍之。黑鹽井則合各村分為二隊,火下鬭武,多所殺傷。自普安以達於雲南,一境皆然,至二十五乃止。(卷五〈雲南〉,頁394)

先以「或云」的寫法並列各種對於節日緣由的說法,再補述節日的相關細節,以具象的「互相焚燎為戲,燼鬚髮不顧」,再舉出雲南一省不分老幼貧富,均沉浸在火把節的狂歡情境之中(甚至從狂歡變成武鬥),突顯了節日與民眾之間的重要聯結。(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December 10, 2021 at 4:33pm

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
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

自身的知識和經驗,常常把原來習得的記憶和資源帶進自己的紀錄中,所謂『耳聽為虛』常常會遮蔽『眼見為實』,特別是他們對異域之「異」的格外興趣,總是使他們的旅行記不由自主地把『實錄』變成『傳奇』。」

沈松僑在研究近代西北旅行書寫時則發現,西北的非漢人群,往往被美學化、浪漫化為體現國初本質的表徵,也成為旅行者國族主義鄉愁情懷(nostalgia)投射的對象。將「惰劣」習性詮釋為「特富詩意」的理想生活方式,對於青海番民嚴守居喪不歌不樂之古制,以「禮失而求之野」的說法大加稱揚,對未受「文明」污染之「自然」充滿嚮往之情。我們在《廣志繹》一書也看到這種視邊境為「樂土」的雙重視野。從以上二位學者的研究,或許顯示了古代中國文人依違於蠻荒與樂土之間的觀看之道。

永昌即金齒衛。金齒者,土夷漆其齒也。諸葛孔明征孟獲,破藤甲軍,今其夷人漆藤纏身,尚有藤甲之遺。余聞之同年保山令楊君文舉也。其初祇南征一軍處於此地,謂之諸葛遺民,今則生齒極繁。然其地乃天地窮盡處,而其人反紅顏白皙,得山川清麗之氣,而言語服食悉與陪京同。其匠作工巧,中土所無有,皆樂土也。(卷五〈雲南〉,頁388)

此處夷人的外在特徵是金齒,然外貌「紅顏白皙」,與所處之地在天地表以為中嶽。山有一十九峰,峰峰積雪,至五月不消,而山麓茶花與桃李爛熳而開。東滙洱河於山下,亦名葉榆,絕流千里,沿山麓而長,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春風掛帆,西視點蒼如蓬萊、閬苑,雪與花爭妍,山與水競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且點蒼十九峰中,一峰一溪飛流下洱河。而河崖之上,山麓之下,一郡居民咸聚焉。四水入城中,十五水流村落,大理民無一壠半畝過水者,古未荒旱,人不識桔橰,又四五月間,一畝之隔,即倏雨倏晴,雨以插禾,晴以刈麥,名「甸西晴雨」。其入城者,人家門扃院落捍之即為塘,甃之即為井。謂之樂土,誰曰不然?余遊行海內徧矣,惟醉心于是,欲作菟裘,棄人間而居之,乃世網所攖,思之令人氣塞。(卷五〈雲南〉,頁387)

這段風景描述營造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處境,以全景式的角度標示大理重要的地標:點蒼山與洱河,並以季節的變化(峰峰積雪,至五月不消)、流動的視點(一峰一溪飛流下洱河)、物像的映照(雪與花爭妍,山與水競奇,雨以插禾,晴以刈麥),引發觀者的愉悅感受。而大理居民置身此地,也成了自然景觀的一部分。「甸西晴雨」一詞又彷彿是作者家鄉的文化語碼,具有江南水鄉的氤氳美感, 呈顯了王士性對於人與自然的主從關係的審美判準49,也表述了個人所嚮往的生活場域-處於邊境,卻出以日常的鄉居形貌。

所言「謂之樂土,誰曰不然」,可說是王士性「地方感」的呈現。他的「存在感」與此地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相融互動,進而成為「生是人與空間的互動所織綜的意義世界。


五、結論
(一)「身所見聞」的寫作策略

馮夢禛〈王恆叔廣志繹序〉有言:「恆叔自言,他人所述,每每藉耳為口,緣虛飾實,余言則否,皆身所見聞也。」強調親身的見聞,使得本書的寫作形成一種紀實性的日誌形貌,或可稱為「輿地類遊記」51。王士性也自述《廣志繹》此書何以有〈夷輯〉之什:「夫夷也,而獨系之以輯何?蓋天下未有信耳而不遺目,亦未有信目者而不遺心,故每每藉耳為口,假筆於書。……敢自附於近代作者之習乎哉?故不得之身而得之人者,猥以輯云爾矣。」強調「身所見聞」,若「得之人者」則以「輯」名篇。雖然〈夷輯〉之什今已亡佚,卻可見出王士性固著於「真實」與「事實」的寫作原則。

真實不必然客觀,但王士性本著求真的態度,沿途辨析昔日所聞之「事實」;如卷四〈四川〉「李太白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不知者以為棧道,非也。乃歸、巴陸路,正當峽江岸上,峻阪巉巖,行者手足如重累。」辨明蜀道之難行不在棧道,而在於陸路難行。並補述今日的景況,仍是「蜀道難」:「至今道路寬夷,不病傾跌。為是歸、巴郡邑僻小殘憊,不足供過客之屐履,攜家行者,苦於日不完一站則露宿,少停車之所,又荒寂無人煙聚落,故行者仍難之。」強調個人「在場」的親「河水險惡,不可用舟,又不能成梁,乃以鐵索引之,鋪板於上,人行板上,遇風則擺蕩不住,膽怯者坐而待其定,方敢過。余在滇中見漾濞江、怒江亦有此橋,皆云諸葛孔明所造也。」(卷五〈四川〉,頁374)又如蜀地「江行在兩崖間,自四月至九月,石險水深,行人不敢渡,為其湍急,舟一觸石則如齎粉。

(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國文學報第四十二期頁121-151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December 7, 2021 at 7:24pm

(續上)蜀舟甚輕薄,不輕又難為旋轉。諺云:『紙船鐵艄工。』蜀江篙師,其點篙之妙,真百步穿楊不足為喻。舟船順流,其速如飛,將近崖石處,若篙點去稍失尺寸,則遲速之頃轉手為難,舟遂立碎,故百人之命懸於一人。」(卷五〈四川〉,頁368)前一則寫惡水上的鐵索橋,遇風則擺蕩;下一則透過篙師點篙之妙寫水之湍急與舟行之艱難;這些身體實然的經歷,一如德國哲學家施密茨(Hermann Schmitz)所述:「任何有正常感知能力、思維健全的人,都要同黑暗、寧靜、空洞的空間、時間(比方說藉助聲音和運動),以及天氣式的氣氛,及天氣的視覺氣氛(如晴朗的早晨、寧靜的夜晚、雷雨氣氛)和情感(如歡鬧、尷尬、及極度的或過分的嚴肅、深沉的憂鬱)打交道,還特別要真實地,或更敏銳更迅速地同諸如色彩、聲音、場所這樣的事態(Sachverhalt)和情景(Situation)打交道。」52這種「身體式的個人處境」53也是紀游書寫中可以深入體察的一個角度。

(二)博物與瑣言的寫作面向

王士性宦遊中國諸省,其「地理書三種」54各有其寫作的焦點。《廣志繹》的寫作面向在內容方面有如博物志,表述形式則為瑣言55。尤其在西南諸省部分,論及地名源由,多帶有民俗傳說的趨向。如「雷州,州以雷名想炎海陽氣所伏藏,變為蠕動之物,此造化所不可曉者。」(卷五〈廣東〉,頁364)或「(瓊州)黎人其先無世代,一日雷攝一蛇卵墮山中,生一女,歲久有交趾蠻過海采香者,因與為婚,生子孫,此黎人之祖,故山名黎母山。」與五嶽遊草的雲南書寫相較,即可理解書寫筆調之不同:

入廟西北指,則雲間見麗江雪山。余從峨嵋望大雪山,在印度萬餘里,然旭日刺雪光,猶彷彿上余衣袂。此去麗水不千里,乃黯無色。或云此白石積成,憶近之。西指則點蒼十九峰,雄據不肯為雞足下。洱海蕩潏其前,東南巒麓參差,如風中濤,咸在杖底,偉哉觀乎,亦足雄南中游矣。(《五嶽遊草》頁149)關於麗江的描寫,《五嶽遊草》著眼於玉龍雪山的神奇壯麗,《廣志繹》則敘寫其民風異俗以及華/夷之對照:「迤西土官惟麗江最黠,其他山川險阻,五榖不產,惟產金銀。其金生於土,每雨過則令所在犁之,輸之官,天然成粒,民間匿銖兩者死,然千金之家亦有餓死者。郡在玉龍山下,去鶴慶止五十里而遙,然其通中國祇一路,彼夷人自任往來,華人則扣關而不許入,一人入,即有一關吏隨之,隨則必拉以見其守,見則生死所不可知矣,故中國無人敢入者。」 (卷五〈雲南〉,頁387)除了呼應前言「獵奇」的眼光,也可以看出王士性的寫作基調。

我們未曾體驗的事件和事物。」56旅行,究竟是放寬了自我的視界?還是強化了自我與異己的差異?本文的以《廣志繹》西南諸省之部為探討中心,一方面從王士性的背景(籍貫浙江,廣義地說即是江南人、身分政府官員)審視他如何看待邊境的事物,另一方面也從其書寫的面向呈現他對異文化的觀看之道。當《四庫全書總目》將此書置於史部地理類存目,這些「奇觀」與「異事」就納入了「地理事實」;「其體全類說部,未可盡據為考證也。」的說法又視此書為稗官野史的想像之筆,因此它可以是古代中國的「古典知識」來源,又可視為編織異文化圖像的個人經歷。游移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旅行敘事,《廣志繹》創造了閱讀的可能性。這本著作,在紀實文字的表述之下,涵融想像的邊界。藉此,我們也可以重新思辨「旅行書(記)」的形式與內涵,對於晚明以來勃興的「地志」書寫,也可以有新的研究面向。(下續)(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國文學報第四十二期頁121-151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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