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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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嫣然]物導向主體論中的日劇《美麗人生》~~若從「物導向主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OOO)的視角閱讀這篇〈日劇《美麗人生》死後世界:活在另一個人的心中〉,文中「物」的意義其實經歷了一條相當清晰的演變路徑:它從「被人使用與解讀的符號」,逐步轉化為「具有自身作用力與存在性的行動者」,最終甚至成為一種能夠重新組織時間、情感與存在關係的核心節點。這個演變,大致可以分成四個層次。
一、「物」作為符號:捕夢網最初仍是人類意義的載體
在文章開端,捕夢網首先被放置於一種文化符號學的脈絡中。它:源自美洲原住民文化象徵夢境的篩選被轉譯為「記憶的過濾器」
此時,「物」仍然是被人類語意系統所掌握的東西。它的價值來自於:人如何理解它、命名它、詮釋它。這其實仍接近傳統人文分析中的「象徵物」概念。換言之:捕夢網不是作為「自身存在」而重要而是作為「代表某種情感」而重要
在 OOO 看來,這仍是一種「相關主義」(correlationism)式的位置:物的存在,被限定在人類經驗與解釋之中。
二、「物」開始脫離純粹象徵:它成為空間中的界面
但文章很快讓捕夢網超出單純符號功能。嫣然寫道:它被置於面海的玻璃窗前,形成室內與室外、生者與逝者、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邊界。這裡非常關鍵。因為捕夢網已不只是「代表」某種情感,它開始「實際參與」空間關係的生成。
這時,「物」不再只是被觀看的對象,而成為:空間配置的一部分感知流動的節點時間與情感運作的媒介。這正接近Graham Harman所說的:物並不只是人類意識中的對象,而是彼此之間不斷發生關聯的存在。捕夢網在此已開始擁有某種「行動性」。它不是被動承載意義,而是在實際改變:光線風視線情感流向空間感知OOO 很重視這一點:物不是背景,而是世界生成的參與者。
三、「物」從媒介進一步成為「情感運作機器」
文章再往後,其實出現了最 OOO 式的轉折。内文寫道:捕夢網讓悲傷被重新編排。這裡非常重要。因為此時:悲傷不再只是人物內心的心理狀態;而是透過物件配置被重新組織。也就是說:情感不再只屬於「主體內部」。而是分散在:空間、風格、光線、玻璃、海風、捕夢網、髮廊等等物的網絡之中。這其實已經非常接近Bruno Latour與 OOO 共享的一種思想:人類並不是唯一的行動者(actor)。
捕夢網在這裡不是「象徵悲傷」,而是「處理悲傷」。它真的在工作。這也是你最後一句:「它只是靜靜地工作著」最具有 OOO 意味的地方。因為作者無意間已將「物」寫成:有功能、有作用、有持續性、有時間性,甚至具有某種「非人倫理性」的存在。
四、「物」最終超越人類:成為獨立存在的世界節點
到了文章尾聲,「物」的地位其實已經徹底改變。捕夢網不再只是:杏子的遺物:柊二的情感投射;西海岸風格的裝飾。它開始成為一種:讓記憶與時間得以共存的存在裝置。
這正是 OOO 最核心的一步:物不再附屬於人。
因為即便:杏子已離開;話語已停止;愛情已結束。物仍然持續運作。風仍吹動它。光仍穿過它。它仍與海、玻璃、空間、時間形成關係。這意味著:物的存在並不依賴人的觀看。這是 OOO 與傳統現象學最大的差異。
在現象學中:物通常是「對某人顯現的物」。但在 OOO 中:物即使不被感知,也持續存在;並與其他物形成無法被完全掌握的關係。因此,嫣然文中的捕夢網,其實最終已經不是「紀念品」。而是一個:持續生成情感秩序的物;擁有自身時間性的物;超越人類主體的物。
五、因此,「物」的意義經歷了根本性的位移
若總結其演變,大致如下:
階段 「物」的狀態
1 被人類解讀的文化符號;
2 空間與感知的界面;
3 情感的處理裝置;
4 獨立運作的存在節點;
而這個演變,其實對應著 OOO 對西方思想的一個核心反轉:
傳統思想常認為:人是世界中心,物只是附屬。但你的文章逐漸顯示:人的情感反而需要依靠物才能延續與穩定。甚至可以說:不是人保存了記憶,而是物替人保存了記憶。
六、最 OOO 的一點:捕夢網始終「超出」人物對它的理解
還有一個極重要的 OOO 特徵:文中的捕夢網,其實從未被完全說盡。它:是文化符號、是風格物件、空間裝置、是悲傷機器、是記憶媒介。但又不只是這些。它始終殘留某種無法被完全化約的部分。
這正是葛禮翰·哈爾曼所說的:物總會撤回(withdraw)於所有關係之外。也就是: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掌握一個物;任何詮釋都只接觸到它的一部分。因此,真正動人的地方其實在於:捕夢網之所以能承載如此深的情感,恰恰因為它從未被徹底解釋完。它保留了一部分沉默。而那部分沉默,正是物自身的存在。
[愛墾研創·嫣然] 物導向本體論(OOO)如何看待貧窮
在當代哲學之中,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簡稱OOO)與Actor-Network Theory(ANT)之所以引人注目,並不只是因為它們討論「物」,而是因為它們試圖動搖一種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世界是否真的只圍繞著人類展開?在這些理論之中,物不再只是被動的背景,而具有某種行動能力、生成能力與持續存在的重量。門把會改變人的行為,演算法會重組社會關係,氣候會反擊現代文明,而基礎設施甚至可能比政治口號更深刻地塑造人的命運。
若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貧窮」,我們或許會發現:貧窮並不只是經濟學上的數字,也不只是道德語言中的悲慘狀態。它更像是一種具有物質厚度的存在,一種會主動塑造空間、時間與身體感知的「物」。
這裡所說的「物」,當然不是桌椅或石塊那種具體實體,而是OOO所理解的object:一種能夠持續影響其他存在、又無法被單一關係完全窮盡的存在形式。貧窮之所以可以被視為 object,正在於它並不只是「缺少金錢」那麼簡單。真正的貧窮會蔓延到人的呼吸節奏、睡眠品質、移動半徑與感知結構之中。它會改變一個人對未來的想像能力,也會讓時間本身產生不同的重量。
例如,對許多中產階級而言,時間是可以規劃與延後的東西;但對長期處於經濟壓力的人來說,時間往往是一種不斷逼近的追債系統。帳單、房租、利息、工作排班與交通距離共同構成一種壓迫性的日常節奏。於是,「沒有時間」其實不是心理感受,而是由大量物件與制度共同生成的物質現實。從這個角度看,貧窮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種由超商微波食品、潮濕房間、老舊機車、延遲就醫與低速網路共同組成的生活基礎設施。
Bruno Latour曾經強調,社會從來不是單純由人際關係構成,而是人與非人事物共同形成的network。如果我們把這種視角帶入貧窮問題,會發現真正生產貧窮的,從來不只是「個人失敗」。公車班次、都市租金、冷氣耗電、信用評分、教育制度、食品價格、勞動平台演算法,這些看似彼此無關的事物,其實共同參與了「貧窮」的生成。
因此,貧窮並不是靜止的狀態,而是一種會自我延續的環境。它像霧一樣滲入人的生活,使許多選擇在開始之前就已經被限縮。例如,一個居住在偏遠地區的人,可能因為交通成本而無法取得較好的教育與工作;而低收入又迫使他只能繼續居住在資源缺乏的區域。這種循環並非單純的心理問題,而是基礎設施之間彼此咬合的結果。
也因此,貧窮其實具有某種空間性。它會聚集在特定區域,形成不同於主流城市想像的感官世界。狹窄巷弄、鐵皮加蓋、長期潮濕的牆面、便利商店燈光、深夜機車聲、廉價塑膠家具,這些物件並非只是「背景」,而是在不斷參與一種貧窮世界的構成。從OOO的角度來看,物不只是被人類使用的工具,它們也會反過來塑造人的行為與情感。於是,一張破損的床墊、一台耗電的舊冰箱,甚至一支快沒電的手機,都可能成為影響人生選擇的重要actant。
然而,若只停留在這裡,OOO與ANT也會面臨嚴厲批判。因為當我們把貧窮視為一種由眾多物件共同形成的network時,很容易忽略真正的權力問題。許多Marxism學者便指出,貧窮並不只是「複雜連結」的結果,它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制度、勞動剝削與階級權力的產物。若過度強調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就可能淡化「誰在支配誰」的問題。
換句話說,ANT很擅長描述世界如何運作,卻未必足夠回答世界為何如此不平等。當平台演算法壓榨外送員時,我們固然可以分析手機、定位系統與接單機制如何形成network,但若不討論資本與勞動關係,這種分析最終可能變成一種去政治化的描述。這也是Latour長期受到批判的地方:他成功讓非人事物重新進入社會理論,卻也可能因此模糊了壓迫的來源。
不過,即使如此,OOO與ANT對貧窮問題仍提供了一種重要提醒:貧窮不是單純「缺少資源」,而是一種會主動塑造現實的存在。它不只是社會邊緣的殘餘物,而是深深嵌入整個社會機器之中。現代都市的物流系統、廉價快時尚、零工平台與分期付款文化,其實都與大量貧窮人口密切相關。也就是說,貧窮並不是被排除在資本主義之外,反而往往是資本主義得以順利運轉的重要條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貧窮具有某種難以被完全理解的「撤回性」(withdrawal)。OOO認為,任何object都無法被完全掌握,它總有一部分超出關係與描述之外。貧窮也是如此。統計數字無法真正呈現長期貧困者的羞辱感與疲憊感,媒體影像也無法完整捕捉那種被時間追趕的身體狀態。許多未曾經歷貧窮的人,往往只能看見表面的收入問題,卻無法真正理解那種日常性的壓迫如何滲入感官與心理深處。
因此,當我們說「貧窮是一種物」時,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哲學分類本身,而是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社會問題並不只是抽象結構,而是具體存在於物質世界之中的現實。貧窮不是遙遠的統計名詞,而是一整套會呼吸、會滲透、會持續塑造人生的環境系統。
而在這個意義上,貧窮甚至比許多人想像得更接近「氣候」:它不只是某種外部條件,而是一種長期包覆人的 atmosphere,一種讓身體、情感與未來感逐漸變形的存在。當代哲學最重要的啟發,也許正是在這裡——它讓我們重新看見,那些原本被視為背景的東西,其實從未停止參與人類命運的生成。
[愛墾研創·嫣然] 「俱足」,是「什麼都不缺」嗎?~~在當代語境中談「俱足」,若僅將其理解為「什麼都不缺」,反而容易誤解其深意。真正的俱足,並非外在條件的圓滿,而是一種內在狀態:在不完滿的現實中,仍能感受到某種穩定、自洽與不匱乏的心理質地。
首先,俱足並不排斥慾望。人依然會渴望更好的關係、更理想的生活、更清晰的方向;但關鍵在於,這些慾望不再建立在「我現在不夠好」的焦慮之上。換言之,俱足的人可以追求改變,但不以否定當下的自我為代價。他們的行動來自選擇,而非匱乏驅動的補償。
其次,俱足是一種與不確定性共處的能力。在充滿變動的時代,「懷疑人生」幾乎成為常態:工作是否有意義?關係是否穩固?未來是否可控?俱足並不是消除這些疑問,而是容納它們。它允許問題存在,而不急於用外在答案填補內在空白。這種狀態使人不必頻繁透過他人的認同來確認自我,也不必在每一次動搖時都尋求戲劇性的轉變。
再者,俱足意味著對「經驗本身」的信任。當代文化傾向於將生活轉化為可展示的成果:成功、成長、療癒,甚至連脆弱都需要被敘述與理解。然而,俱足的人不必將每一段經歷都轉譯為意義或價值。他們可以允許某些時刻只是發生,而不急於命名或分享。這種不過度詮釋的能力,使生命保有一種未被消耗的厚度。
此外,俱足也體現在關係之中。它並非自我封閉的獨立,而是一種不依附的連結。俱足的人可以親近他人,但不以對方作為自我價值的唯一來源;也能承受距離與失落,而不因此崩解。這使得關係從「需要被填補」轉變為「可以共同存在」,減少了控制與焦慮,增加了彈性與真誠。
最後,俱足是一種節制的感知能力。在資訊過載與情緒過度表達的環境中,人們容易被各種敘事牽引,不斷尋求新的刺激與答案。俱足則讓人有能力停下來,辨識哪些是必要的,哪些只是多餘的噪音。這種節制不是壓抑,而是一種清明:知道何時該追求,何時該放下。
因此,「俱足」並不是抵達某種終點,而是一種持續的練習——在有限之中體會完整,在變動之中保持穩定,在不確定之中仍能安住自身。它不顯眼,甚至缺乏戲劇性,但正因如此,才在當代顯得格外稀有而珍貴。
克里斯托弗·布倫南詩選:徘徊者
我曾經坐在爐火旁,靜聽簷水歡樂
輕快地歌唱,知道樹林吮足了雨水
在即將降臨的黎明,會有新鮮的嫩葉,
在晨光中閃爍,連葉底幽處也陰涼生輝。
而當今我傾聽,心中卻漸漸發冷,我的思想遠遠掠過,
空曠苦澀的大海,貧瘠荒蕪的峽谷溪岸
和無法居住的山地,那兒沒人能享受上帝的福澤,
於是,爐火便失去溫暖,家變得十分遙遠。
我的心多麼蒼老,多麼蒼老,
當早晨十分清新,我有否哼起歌?
走過了多少路,記不清離開了
多少住所,每次離去
仍像離開我心的一部分,
我蒼老的心呵,我曾耗盡以營構我的家
而留下的惟有憾恨的記憶。
因而我坐在這路旁小屋等待
直到聽到昔日的風匯聚呼號
我將再次離去,讓爐火的餘燼
靜靜碎成白灰和飛塵,
看道路在面前延伸,空曠而灰白,
我的衣服、住所再次如包容一切的風
而我的心完全充斥了它無情的呼嘯。
劉新民譯
克里斯托弗·布倫南(Christopher Brennan,1870-1932)澳大利亞著名詩人。他是個學者,一生郁郁不得志,終因患癌症而亡。他的詩精致、纖巧、朦朧,愛用隱喻,較多地表現出法國象征主義詩人特別是馬拉美的影響。主要作品有《詩集:1913》。他在生前幾乎不被重視,五六十年代以來評價日高,被認為是澳大利亞現代屈指可數的重要詩人。
[愛墾研創]焚熱的孤島:城市熱島效應下的文明異化與情感蒸散
[愛墾·嫣然] 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
在當代文創語境中,「體驗」幾乎已成為一種預設前提:展覽必須可理解、可參與、可拍照、可分享,甚至可被即時消費與再生產。無論是沉浸式展覽、互動裝置,還是地方文化節慶,其核心往往仍圍繞著一個隱而不宣的中心——人。觀眾被設計為感官與意義的接收者,而物,無論是器物、材料或環境,則多半被視為承載訊息的媒介。
在這樣的框架下,引入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不只是方法的更新,而是一種近乎顛覆性的轉向: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創活動是否可能不再以人為中心,而讓「物」本身成為敘事的主體。
OOO 的核心主張在於,世界由各種「物」構成,而這些物並不依賴人類的感知或理解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每一個物都具有某種「撤退性」(withdrawal):它永遠不會完全向其他存在(包括人類)敞開自身。這一點對文化策展具有深遠意義。因為傳統展覽往往假設,只要提供足夠的資訊與脈絡,觀眾就能「理解」展品;但在 OOO 的視角中,這種完全理解本身就是一種幻覺。物始終保留其不可化約、不可窮盡的一面。
若將這樣的哲學觀引入馬來西亞的在地文化策展,其潛力尤為突出。馬來西亞本身即是一個由多重文化、語言與生態層次交織而成的空間:熱帶雨林的濕度、城市基礎設施的金屬結構、宗教儀式中的聲音與氣味、以及日常生活中塑膠與電子廢棄物的累積,這些都不僅是「文化背景」,更是彼此作用的物之網絡。傳統文創活動或許會將這些元素轉譯為符號或故事,例如強調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或再現地方歷史的敘事;然而,OOO 式策展則會嘗試讓這些「物」本身發聲,而非僅僅成為人類敘事的材料。
具體而言,一個以 OOO 為基礎的在地策展,可能不再以「展示文化」為目標,而是創造一個讓物之間互動的場域。例如,在一個模擬熱帶環境的展場中,濕度不只是背景條件,而會實際影響金屬的氧化、聲音的傳播,甚至觀眾的行動方式;植物不只是裝飾,而是會隨光線與水分變化而改變空間節奏;聲音裝置不回應觀眾操作,而是根據環境數據自動生成。於是,觀眾不再是控制一切的主體,而只是眾多物件之一,其存在同樣被其他物所影響與限制。
這樣的策展策略,也與 Timothy Morton 所提出的「超物件」(hyperobject)概念產生呼應。在馬來西亞的語境中,氣候變遷、海洋污染或城市熱島效應,都可被視為典型的超物件:它們跨越巨大時間與空間尺度,無法被完整感知,卻無時無刻不在影響日常生活。OOO 策展可以透過「不完整顯現」的方式,讓觀眾經驗這種難以掌握的存在。例如,展場中的溫度可能緩慢上升,氣味逐漸改變,但沒有明確說明其原因;觀眾只能感受到某種變化正在發生,卻無法將其還原為單一事件。這種經驗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一種存在狀態的觸發。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去人類中心的策展並不意味著排除人,而是重新定位人。人不再是意義的唯一來源,而是參與於一個更大網絡之中的節點。這與海德格爾所說的「在世存在」形成一種微妙的延續與偏移:人始終已在世界之中,但這個「世界」不再是穩定且可理解的整體,而是一個由無數彼此部分遮蔽的物所構成的開放場域。在這樣的情境中,觀眾的「迷失」不再是策展的失敗,而恰恰是其成功之處——因為它揭示了人類認知的限制。
然而,OOO 在文創實踐中也面臨現實挑戰。首先是可讀性問題:當展覽刻意降低解說與敘事時,觀眾可能感到困惑甚至疏離。其次是制度問題:多數文化機構仍以觀眾滿意度、教育功能或商業效益為評估標準,而 OOO 式策展往往難以直接對應這些指標。因此,實務上的關鍵或許在於「節制的去中心化」——在不完全放棄觀眾導向的前提下,引入物之自主性與不透明性。例如,可以在展場外圍提供有限的背景資訊,而在核心區域保留不解釋的空間;或在展覽結尾設置反思區,讓觀眾將自身經驗重新組織。
從更廣的文化視角來看,OOO 的引入也可能對「在地性」本身提出質疑。過去,「在地文化」常被理解為可被保存、展示與傳承的內容;但若從物導向觀點出發,在地性不再只是人類歷史與認同的產物,而是由氣候、地質、材料、技術與生物等多重因素共同構成的動態關係網。這意味著,策展不再只是再現既有文化,而是介入並重組這些關係,使其以新的方式顯現。
總結而言,將 OOO 應用於馬來西亞在地文化的文創活動,不只是形式上的創新,而是一種深層的認識論與本體論轉向。它挑戰了「文化是為人而存在」的基本假設,並提出一種更為開放且不穩定的視野:在這個視野中,人不再居於中心,物也不再沉默,文化不再是可被完全掌握的對象,而是一場持續發生、永遠無法被完全說明的關係事件。
[愛墾研創·嫣然]文創載體vs.文創導體
在當代文化產業的語境中,「文創產品」早已不再只是商品的代名詞,而逐漸被賦予更複雜的文化功能與情感意義。筆者在這裏提出兩種看似相近、實則內涵迥異的描述:「文創產品是情動的載體」與「文創產品是情動的導體」。這兩種說法的差別,不僅是修辭上的替換,更揭示了對文創本質截然不同的理解路徑,分別指向「承載意義」與「促發流動」兩種文化觀。
首先,「情動的載體」這一說法,延續了傳統文化理論中對物件的理解,即將文創產品視為一種「意義的容器」。在這個框架下,產品本身被賦予穩定且可被解讀的文化內涵,它可能承載歷史記憶、地方認同、藝術價值或創作者的情感經驗。消費者與產品的關係,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閱讀與詮釋的過程:人們透過接觸這些物件,進入其背後所蘊含的敘事與象徵系統。例如,一件結合傳統工藝與現代設計的器物,不僅具有實用功能,更像是一段被凝縮的文化敘事;一款博物館推出的文創商品,則往往將歷史元素轉譯為可攜帶的日常物件,使文化得以被「帶走」與「保存」。在此意義上,「載體」強調的是文化的積累與延續,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表達邏輯。
然而,當我們轉向「情動的導體」這一說法時,視角便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導體」一詞來自物理學,意指能讓電流流動的媒介,強調的是傳遞與流通的過程,而非靜態的承載。將此概念引入文創領域,意味著產品不再只是文化意義的終點,而是情感與關係的中介。換言之,文創產品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是什麼」,更在於「它讓什麼發生」。它可能引發對話、促成分享、激起共鳴,甚至成為社群互動的節點。例如,一件設計具有議題性的商品,可能在社群媒體上引發討論,使原本隱性的情感被放大與擴散;一張精心設計的卡片,因為被寄送與轉贈,而成為人際情感流動的載線;一個展覽周邊商品,則可能讓觀者在離開展場後,仍持續參與某種文化經驗的延伸。在這裡,文創產品不再只是被觀看或擁有的對象,而是促發關係的觸媒,是情動得以循環與擴散的通道。
這兩種觀點的差異,實則反映了文化生產模式的歷史轉向。在以「載體」為核心的理解中,文化被視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內容,需要透過物件來保存與再現;而在「導體」的視角下,文化則更接近一種動態的過程,是在互動中不斷生成與變化的。前者強調深度與厚度,關注作品內部所蘊含的意義密度;後者則強調連結與流動,關注作品如何進入現實生活並影響他人。這並非簡單的優劣之分,而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想像:一種傾向於將文創視為「文化的容器」,另一種則將其視為「關係的節點」。
在數位媒介與社群平台高度發展的當下,「導體」的觀點顯得尤為重要。當文化不再僅透過單向傳播,而是經由使用者的參與、再創作與分享而擴散時,文創產品的功能也隨之改變。它不再只是靜態地等待被理解,而是主動地介入人際網絡之中,成為情感交換的一部分。例如,一些成功的文創品牌,並非僅靠產品本身的設計取勝,而是透過故事、互動機制與社群經營,使產品成為使用者表達自我與連結他人的工具。在這樣的脈絡下,「導體」不只是比喻,更是一種對當代文化運作方式的精準描述。
然而,若過度強調「導體」而忽略「載體」,亦可能導致文創流於表層的情緒刺激,而失去文化深度。沒有內容支撐的流動,終究難以持久;沒有內涵的連結,也容易淪為短暫的消費熱潮。因此,更具啟發性的理解,或許不是在兩者之間做出二選一,而是思考如何讓文創產品同時具備「承載」與「導通」的能力:既能蘊含豐富的文化意義,又能在現實生活中引發真實的情感流動。
總結而言,「情動的載體」與「情動的導體」之間的差異,揭示了文創產品從「物」走向「關係」的轉變,也反映了當代文化從靜態保存走向動態生成的趨勢。前者讓我們看見文化如何被凝縮於物件之中,後者則提醒我們,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存在於流動與互動之間。當文創產品既能承載意義,又能促發情動,它才不僅是一件商品,而是一個持續發生的文化事件。
[愛墾研創] 朝向2030年代的港台電影文化轉向
在地敘事的回歸:從《周處除三害》到《角頭-鬥陣欸》;《破地獄》到《世外》
近年來,台灣與香港電影產業出現一個顯著的文化趨勢:本土敘事與地方文化的重新崛起。在全球化影視產業的競爭壓力下,港台電影逐漸從模仿國際類型片或依賴跨國市場的模式,轉向重新挖掘自身文化資源與地方記憶。從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到香港電影《破地獄》的成功,再到2025年台灣票房冠軍《角頭-鬥陣欸》與香港本土熱門作品《世外》,都顯示出一種共同趨勢:以本土文化為核心的商業類型電影逐漸成為市場主流。這一現象不僅反映了觀眾需求的變化,也揭示了港台社會在文化身份與地方認同上的重新定位。
首先,本土情懷的復興表現在「在地敘事」的重新重視。《周處除三害》成功的關鍵,在於它將一則古老的民間故事重新轉化為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寓言。影片在敘事上融合宗教、黑幫與個人救贖等元素,使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議題形成對話。觀眾在觀看時既能感受到熟悉的文化符號,也能在人物命運中看到現代社會的焦慮與困境。
與此相似,香港電影《破地獄》則以香港民間信仰為背景,將盂蘭節、道教儀式與城市空間結合,營造出濃厚的地方文化氛圍。影片透過對生死、信仰與人性的探討,不僅滿足觀眾對奇幻題材的興趣,也喚起香港社會對傳統文化與城市記憶的重新思考。電影中的街巷、舊建築與祭祀場景,使香港這座高度現代化的城市重新展現出其深層的文化紋理。
如果說《周處除三害》與《破地獄》象徵著本土文化題材的回歸,那麼2025年的《角頭-鬥陣欸》與《世外》則代表著本土文化進一步「類型化」與「商業化」的發展。台灣的《角頭》系列多年來逐漸建立起穩定的觀眾基礎,其成功在於將地方幫派文化、宮廟信仰與街區生活結合,塑造出一種具有強烈地域特色的「台式江湖」。影片大量使用台語,並以高雄、台南等城市為背景,使地方文化成為故事的重要元素。這種敘事方式不僅提高了觀眾的文化親近感,也讓黑幫電影從單純的動作類型轉變為具有社會寫實色彩的本土敘事。
另一方面,香港電影《世外》則展現出不同的創作方向。作為一部帶有奇幻寓言色彩的作品,它並未直接描繪現實社會,而是透過虛構世界與象徵性敘事來反映當代香港的文化情緒。這種敘事方式使電影既保留了香港文化的核心精神,又能以較為隱喻的形式討論身份、記憶與城市未來等議題。同時,《世外》也顯示香港電影在類型探索上的新嘗試,特別是在動畫與奇幻題材方面尋求新的突破。
從更宏觀的文化角度來看,港台電影本土化趨勢的背後,反映了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文化逆流」。在好萊塢大片、日本動畫與韓國影視作品的強勢影響下,本地觀眾反而更加重視能夠呈現自身文化經驗的作品。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媒介,不僅提供娛樂,更承載著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當觀眾在銀幕上看到熟悉的語言、街道、宗教儀式或社會結構時,電影便不再只是虛構故事,而成為一種文化共鳴的場域。
值得注意的是,港台電影在回歸本土文化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中型製作」的產業模式。與動輒數億美元的國際大片相比,這些電影的製作成本相對有限,但透過精準的類型定位與強烈的文化辨識度,仍能在本地市場取得成功。《角頭》系列、《周處除三害》與《破地獄》都屬於這種模式的代表。這種策略使電影產業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仍能維持創作活力,也為未來的系列化與IP化發展提供了可能。
展望未來,港台電影若要在華語市場與國際市場中保持競爭力,仍需要在「地方性」與「普遍性」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深挖地方文化與社會經驗,能夠形成獨特的文化風格;另一方面,透過成熟的類型敘事與跨媒體發展,則可以讓這些地方故事被更廣泛的觀眾理解與接受。
從《周處除三害》到《破地獄》,再到《角頭-鬥陣欸》與《世外》,港台電影正在逐漸證明一件事:在全球影視產業高度競爭的時代,真正能夠長久吸引觀眾的,往往不是模仿他人的故事,而是能夠真實反映自身文化與社會經驗的敘事。當電影重新回到土地與文化之中,它所講述的,也正是屬於這個地方的人們自己的故事。
The Village Blacksmith
by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Under a spreading chestnut-tree
The village smithy stands;
The smith, a mighty man is he,
With large and sinewy hands;
And the muscles of his brawny arms
Are strong as iron bands.
His hair is crisp, and black, and long,
His face is like the tan;
His brow is wet with honest sweat,
He earns whate’er he can,
And looks the whole world in the face,
For he owes not any man.
Week in, week out, from morn till night,
You can hear his bellows blow;
You can hear him swing his heavy sledge,
With measured beat and slow,
Like a sexton ringing the village bell,
When the evening sun is low.
And children coming home from school
Look in at the open door;
They love to see the flaming forge,
And hear the bellows roar,
And catch the burning sparks that fly
Like chaff from a threshing-floor.
He goes on Sunday to the church,
And sits among his boys;
He hears the parson pray and preach,
He hears his daughter’s voice,
Singing in the village choir,
And it makes his heart rejoice.
It sounds to him like her mother’s voice,
Singing in Paradise!
He needs must think of her once more,
How in the grave she lies;
And with his hard, rough hand he wipes
A tear out of his eyes.
Toiling,—rejoicing,—sorrowing,
Onward through life he goes;
Each morning sees some task begun,
Each evening sees it close;
Something attempted, something done,
Has earned a night’s repose.
Thanks, thanks to thee, my worthy friend,
For the lesson thou hast taught!
Thus at the flaming forge of life
Our fortunes must be wrought;
Thus on its sounding anvil shaped
Each burning deed and thought.
(中文翻譯)
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是美國19世紀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以其優美的抒情詩和長篇敘事詩聞名,如《海華沙之歌》、《伊凡吉林》等,被譽為「爐邊詩人」,也是首位將但丁《神曲》完整譯成英文的美國人,並獲邀入駐威斯敏斯特教堂「詩人角」,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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