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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Suyuu on June 11, 2024 at 6:11pm

江南:經濟人文化是現代化必然趨勢~~杭州在人文經濟發展方面有著生動而豐富的實踐,需要在經驗總結、理論研究、學理闡釋方面進一步深化拓展。2024年5月11日,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第十三講在杭州城研中心舉行,聚焦杭州人文經濟發展的探索和實踐,由浙江大學教授、杭州城市大腦研究院院長羅衛東作專題講座。他提出,經濟的人文化是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

本期講堂是省市社會科學普及周重要的系列活動之一,旨在共同探索中國人文經濟的城市范例。活動由浙江省社科聯指導,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余杭區社科聯聯合主辦,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協辦。講堂由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藍蔚青主持。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江山舞等專家學者出席。

新世紀以來,杭州始終在人文與經濟的良性互動中探索高質量發展道路,既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千年宋韻文化,又有經久不衰的浙商「四千精神」以及胡慶余堂、張小泉、西泠印社等傳統老字號品牌,同時也是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的數字之城。杭州如何踐行人文經濟學?未來人文經濟向何處去?

羅衛東認為,人文經濟是杭州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征,是杭州城市的核心競爭力。打造新時代人文經濟的城市典范是杭州義不容辭的光榮使命,要守正創新,開創杭州人文經濟發展新局面。

關於今後杭州人文經濟的發展方向,羅衛東從不斷提高賦予經濟活動人文價值的自覺性、著力深化對發展人文經濟必然性的認識、緊貼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促進中外文明互動互鑑等方面提出針對性建議。

他認為,推廣杭州經驗要充分發揮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發揮文化因素在激活發展動能、創新要素配置、提升服務品質、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中的作用,通過文化傳達價值觀念、人文素養和思想情感,並使人文經濟更好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服務,彰顯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

「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是浙江省社科聯與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聯合推出的品牌講堂,迄今已舉辦12講,邀請了王國平、潘公凱、俞可平等專家學者分別圍繞「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筆墨藝術、美術理論、裝置藝術、建築設計的創意實踐」「傳統謚法的政治學意義」等開展主題講座,產生了廣泛社會影響。

(原題:浙江人文大講堂:經濟人文化是現代化必然趨勢;見:新華社浙江頻道|2024-05-24| 來源:余杭社科聯;延續閱讀:在江南發現詩性文化)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2, 2024 at 12:18am


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下)

(上接)然而,Newbold 也引用了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在 1828 年的出版文字,描述那年代北根王城的景物沧桑。这或许能反映,Newbold 称赞彭亨最有秩序而最富有,那时正值百废待兴。

麦都思当时北上暹罗,除了经过北根王城,之后也到访登加楼王国下辖的甘马挽(Kemaman)。他描述那时北根王城说,王城距离彭亨河河口约有四五英里,河道虽然广阔,但河床太浅,平时水深只有一英寻(1.8 米),潮涨时水高二英寻,城镇范围就横跨在这条大河的两岸,而华人聚落则坐落在彭亨河左岸的边上,人口约有二百 人;至于甘马挽,人口约有千人,年产锡米量保持在1000担左右, 只是这产量比过去少了很多,不能再给登加楼(Trengganu)苏丹带来丰富矿税,所以当地只剩约百人华人在矿地生活,另外剩下约莫 二十人生活在镇上。②

根据麦都思的形容,北根城中河道的深度,显然不适合大船直接进出,但宽度方便各种中小型船艇并排航行,与停泊海上的大帆船接驳货运。 而翻阅麦都思原文,他书中的彭亨印象,主要是在北根看见的和听讲的。

麦都思说,彭亨中部地带那时的锡产量丰富而且纯正, 每月可出口达约 75 吨,从内陆走进这处矿区要好几天路程,再走约二十天就能到达西面的金矿区,矿区后山的山脉,就是英属马六甲边境;而按照麦都思对矿区的估算,他认为彭亨境内的华人不止五千人,令人感叹这许多人都是染上鸦片烟瘾,生活成蹉跎岁月的模样。③

根据麦都思上边对河道天然条件的形容,这些矿区的各处矿场,显然都得在北根设立商号,陆续以水运把成果集中在货仓,等 待出海。

① Newbold, T. J,1839.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 viz Pe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with the History of Malayan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Vol.II . London: John Murray,pp.56-57.

②Ibid.,pp.57-60. 43

③Medhurst.W.H.,1838.China,Its State and Propects. Boston:Crocker and Brewster.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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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2, 2024 at 12:17am

麦都思还发现,彭亨要求每个华人每一次出境就要缴交约12英镑,他认为这是在压榨矿户。①可是如果对照谢清高的《海录》所见,这种制度似乎是那时马来亚东岸诸邦的共同实践。在吉兰丹, 则规定采金者出境须缴黄金一两,年老难以营生者减半,甲必丹也可以为贫穷者申请全免。②而根据谢清高在《海录》的说法,那时华 人常来常往,每年都是数百人从当地上岸进入吉兰丹,或者转入彭亨山区;吉兰丹对此处停泊的帆船也有规定,大凡航往各国前,都得 按照船身大小和载货重量征收“凳头金”,大者五六百银元,小者二 三百银元。③

由此可见,矿区不论集体或个人经济,一般收入不差。 再依据麦都思的传教士经验,彭亨当时其实不是处处安全,商旅行程都是冒险生涯。麦都思乘坐的那艘华人船只,前往登加楼半 途遇上两艘海盗船夹攻,全程只能依靠水手在相互扔击炮药包的声浪中,保持冷静划桨加速,由掌船的头领和他的副手不断还击,直至趁着忽然吹起的风势,使得商船迅速脱离对方追踪。④

Thomas John Newbold之前,Peter James Begbie更早在1834年出版过《马来亚半岛:拥抱其常民的历史与风俗习惯》一书,书中也 一样是引用了麦都思在1828年的记载,但作者较多引用的是麦都思描写北根华人生活的部分,对照作者自己的北根印象。Peter James Begbie有注意到,麦都思是根据自己由河口逆水行舟进村的经验, 说华人村在河的左岸;但若以河水流向为准,华人村应该是在河的右岸;由此就能说明,彭亨河右岸那些以柱子架离地面的杂乱高脚屋,都是华人住家。⑤

① Ibid.,pp.279-280
②【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务馆, 2002年,第25页。
③ 同上注。
④ Medhurst.W.H.,op.cit.,p.280. ⑤ Begbie,op.cit.pp.290.
⑤ Begbie,op.cit.pp.290.

华人村住家商铺显得老旧,周遭杂物凌乱, 证明这里真是一个古老社区。不过,在作者眼中,这个住宅区的华 人虽然自诩文明,却是不太晓得维持生活环境的清洁和舒适,所以他们的屋子底下堆积了各种粗杂饲料,混合着臭味难闻的污秽物件;而河的对岸包围在成排十英尺高的木栅里头,虽说是小镇真正 的核心地带,也不复 17 世纪原貌,依旧是麦都思形容凌乱市容。①

但 Peter James Begbie 还是有观察到,那时有许多华人已经不住北根,而是聚居在彭亨境内大山丛林之间,见证着各处矿区聚落逐渐演变成乡镇。每年,会有不少采购沙金和锡米的商船,在彭亨河外 的港口下舵停泊,等待集货;而负责运载的船艇也会在涨潮时穿过河栅的入口处,沿河到达华人村,把那些商行仓库储存的货物卸上船舱,然后就停在那边,再等待另一次涨潮时离岸,把货物送到停泊在港口外边的大船。②

清代彭亨华人,也有从登加楼进出的。清朝同安人陈伦炯出任台湾总兵镇期间,于雍正八年(1730 年)编写完成《海国闻见 录》,提到沿海南下的北大年、吉兰丹、登加楼和彭亨的内陆地理,有说:“大哖、吉连丹、丁噶呶、彭亨诸国沿山相续……贸易难容多艘”。③

再对照麦都思的记载,或可以理解,杨炳南笔录谢清高的海上见闻,根据其梅县客家话的发音书写各国名称,是由北方的宋卡、北大年、吉兰丹、登加楼,一路向南,而把彭亨和登加楼称为“邦项”和“丁咖啰”;《海录》其中也有说明:“此由丁加罗陆路,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人情,均与上数国同,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④ 又说“以上数国,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⑤


几个说法凑在一起便足以说明,那时华人到彭亨居住谋生,不见得只是在北根一处聚族而居,所以不一定都从北根出入境。彭亨华人至迟在清朝雍乾年间,已经入山开发了许多矿区。人们出入彭亨的路线,也就增加许多选择。(下續)

(摘自: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作者简介: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原載:韩大学术丛刊第一种,October 2022  e-ISBN 978-967-17212-9-2)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1, 2024 at 2:20pm

彭亨产金都在山区,即如昔日粤人谐称“麻姑”的“劳勿” (Ruab)⑥等地的矿区,又都是在彭亨国境北半部,因此,华人采金矿者如果是从海路入矿区,他们会选择到达登加楼即上岸,然后使用河流和山路出入彭境,才是常理。这不仅节省航线开销,而且比起从北根入境以后再花十几天北上,省时省力少风险。

①Ibid.,pp.290-291.

②Ibid.,p.291.

 ③【清】陈伦炯编撰,李长傅、陈代光校注:《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 社,1985年,第54页。

④【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译》,北京:商务印务馆, 2002 年,第35页。

⑤同上注。 ⑥同上注,第37页。

可是,另一 方面,彭亨境内产品和各地货物多有延续宋元明的航路,以北根为集散地点;帆船在当地入港修整以及等待回程季候风,也不会在那几个月闲着,还是可以借助港口小风侯和潮流变化,往来邻近贸易。更何况人员纵可由吉兰丹和登加楼等地进入彭亨,彭亨境内的矿产,总不能绕过当地体制,翻山走入其他国邦境内,从他人海口运出。

所以彭亨港口的真实情况,固然正如陈伦炯说的“贸易难容多艘”,却又是如谢清高所说的“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 1838年,马来作家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受着新加坡华人朋友委托,一行人乘船前往当时爆发内战的吉兰丹,准备呈交 书信予统治当地的马来拉惹,半途中于3月27日子夜到达彭亨港 口。

当他们一行人由港口航向彭亨河上游,到了新北根(Pekan Bahru)的华人村,便发现岸边守候着数百名浑身武装的华人和马来 人。阿都拉一行人会见了这些彭亨人的头目,在对话一轮以后获准 登陆,同时也被告知敦阿里正由华人甲必丹陪同出行,要花十几天 工夫,前往更上游的日赖(Jelai)金矿区。

文西阿都拉后来还听闻说,日赖矿区住了很多居民,也有人经营商铺。但是他也发现,自己暂住的北根,却是缺乏店子,市场和道路也不完善,那些高脚亚答屋分布在东一角西一片,屋底下都是垃圾;人们在屋底下焚烟熏蚊子,又弄得自己的衣服沾满烟熏的痕迹。全镇就只有华人村拥有道路,路的长度约等于五十个人向左右两端拉长手臂(马来语称为 50 depa,每depa约等于六英尺)。

文西阿都拉在彭亨居住了四天, 感觉此地的自然资源富庶,居民却普遍贫穷而顽劣。他说,这里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在工作,还有不少人却是衣服得体而不务正业,带着各种武器四处行走炫耀,甚至很多都染上鸦片瘾。

然后,阿都拉 还察觉到,此处华人的都是客家人,住在高脚亚答屋,很多人也和 马来人或峇里(Bali)女人通婚,小孩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父系的母语多于使用马来语。


当地还有一间小亚答屋,是华人神庙。华人村 隔河对面还是河左岸,后边是阿拉伯村。彭亨的监狱位于旧北根老镇区,也是由华人负责管理,由统治者付款给华人甲必丹包办安排囚犯的日常饮食。而此地通用货币是彭亨自己发行的锡锭 (Tampang),十六锡锭可换一西班牙银元。大凡要处决死囚前, 刽子手会在三天前敲着鼓游街告示,而镇上每户华人也会在事后各出一锡锭,交给前来收集的刽子手,集款埋葬死者。①

彭亨发行的锡锭货币,样子像个方形帽子,上面刻着文字图 案,所以后人称为“锡帽钱”。敦阿里的政府最初发行的都是大锡帽,要等到1847年方才另外发行小锡帽钱。在1850年代至1860年 代初,二十五枚锡帽子约等价一银元,小锡帽每一百个可以汇换一 银元。

彭亨国发行锡钱的一整套程序可以证实,华人在当地不止采矿或贸易维生,或者如上文所说负责管理监狱,他们也贡献了先进 的冶炼和铸造技。自敦阿里时代,彭亨国每年四次发行锡锭钱,每 次都得先由统治者授权,规定发行数目以后,便交给给特定华人工 匠包办,在关丹(Kuantan)、Sematan、Lepar 和旧王城(Pekan Lama)四个地点开造。

到了苏丹阿默(Sultan Ahmad)的时代,虽说有规定造钱的铸模必须交给几位大臣保管,铸币也由各地贵族与领主监工,可是统治者还是授权相关华人工匠承包。

图3:锡帽钱

 ①Abdullah. Munshi.,1913.Kisah Pelayaran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Singapore: M.P.H.hlm.10-21.

②Bujong Bin Adil.,op.cit,hlm.134-135.


六、彭亨华人甲必丹的战乱历史与残破记忆

2020年11月14日,两位除草工人清理老北根(Pekan Lama) 彭亨第九任州务大臣莫哈末朱索故居前的草地,意外挖出了九块清 代墓碑,其中就有傅吾康和陈铁凡提过的“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 公”等人的墓碑。这的确有助于进一步解释19世纪的彭亨华人历史。

从这些碑文的年代,对照彭亨历史,那些至死生活在彭亨的先 人,除了黄学科甲必丹,当中许多人都可能经历过许多灾难。1850 年代下半叶,自敦阿里薨逝以后,彭亨在1857年至1863年发生过内 战,在1871至1874年又介入过雪兰莪内战,后来又屡次经历叛乱恐 慌。

这些死者生前可能见证过不少的惨烈与混乱,见证了英国最终成为彭亨宗主国,也见证着地方华人社会自那以后的盛衰。究其实,他们不单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还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受难者。根据文西阿都拉的记载,彭亨华人在老北根有间神庙。由此对照傅吾康和陈铁凡访问过的老北根列圣宫,傅陈在这间木板搭建的伯公庙里边,见着乾隆年代立碑的“大唐本头公”神位,也见证了几位甲必丹的神主牌位,列圣宫当然就是文西阿都拉曾经描述的那间神庙,也就是彭亨华人在华人甲必丹时代的信仰与社会机构,那 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1, 2024 at 8:56am

但是,傅吾康和陈铁凡在那时所见证过的列圣宫,也肯定不是文西阿都拉时代的原貌,而是1956年重修扩建以后的模样。①只是,那时的“列圣宫”依旧是继续保持在原址,坐落在大片彭亨华人集体坟地上边。而现在所见“列圣宫”,又是1996年遭遇拆迁压力以后的结果,到2001年搬迁至新地址,已经是迎新换旧的结局。此前,早期彭亨华人有传说,说彭亨华人先民在此建立列圣宫,缘起于当地华人曾经协助过彭亨国主打天下,获许在这片土地 上建设公庙,办理公共义冢,纪念先人,因此后来在列圣宫原址前边,还能找着许多依稀刻着嘉庆年号的墓碑。

① 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 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不过,等到英属时代,彭亨行政中心移向关丹(Kuantan),北根自1900年代便不再是全境的社会经济中心;而当代北根市区中心基本由四条街道交叉, 组成“井”字模样,也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随着吉隆坡矿家陆佑在此开发椰子种植区和修建街道,华人商铺逐渐集中在陆佑修建的邓贵街,也是唯一以华人命名的街道。①


自新的市容,取代过去西方人文献提过的“华人乡镇”,剩余的老庙和坟地,就是继续见证历史的古迹。 只不过,自二战之后,北根随着岁月沧桑演变成为老镇,老北 根19世纪华人遗迹原址,已不再代表、象征或凝聚全境华人社会活 动,逐渐被城市扩展边缘化,演变成为偏僻地区。

1950 年代,列圣宫老庙,大小只有20x20英尺,经过1956年一次修整,还是有人常来常往;而相对于列圣宫,更悠久的公共义冢,位于离庙半英里路程的甘榜班座,则墓碑多已残缺。不幸的是,也在上世纪下半叶, 随着许多新居民陆续移殖至原来坟场地带,列圣宫也遭遇了剧烈的变故。那时列圣宫和公共义冢墓地,缺乏人员管理,久之就造成二百多个老坟墓,逐步让路于居住环境。

这其中,陆续在铲平以后,不知去向。待到列圣宫管理委员会成立,才把伯公庙和庙前剩下的 二十余墓碑围上围篱,保护下来。②

由此可见,虽说列圣宫历史,就是彭亨在华人甲必丹时代的历史,但是后人至今能保下的文物毕竟不多。自1996年列圣宫收悉迁地通知,新庙2001年起易地为良,庙前原来所剩墓碑也被迁移至当地“华侨公山”,于壬午年(2002 年)九月初二接受北根华社立 碑,集中保护和接受香火;不论列圣宫自那时列下的《列圣宫历史古物》清单,或者现在保全的墓碑,都能显示上世纪许多人的努力功德。③但同时也无可否认,当地前辈上世纪成立列圣宫管理单位以 前,大量史料遗失,亦可能永远影响后人的历史认知。

①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1页。

②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 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③朱淑仪:《清朝墓碑出土,老北根忆从前:这块地神庙古墓并立》,载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东海岸分刊),2020年11月19日。


虽说傅吾康与陈铁凡1971年和1972年,最早记录庙中神主而以后有所出版,不过他们的到访时间,毕竟已经是遗憾正在发生着。 那些年头。许多墓碑的证据消失,剩下可记录的甲必丹神主也不见得完整。随着2020年一些碑文出土,再结合着过去零星的史料,虽然依然是材料稀少,但或许还是比前人多些方便,凭着多出这几件 稀少不足的材料,会有更多重新考据空间,可以更清晰勾勒原本就 不完整的19世纪下半叶彭亨华人的面貌。 这些神主之间,其中生卒年月可考的,林子廉出生在1811年, 逝世在1868年,生卒年代都是最早。①

至于黄学科,此前傅吾康和 陈铁凡曾经说过,黄学科甲必丹的神主是庙中最大片的神主牌,在列圣宫被保存得很好,又是放置在较诸其他神主重要的位置上,长期接受各地善信崇拜,但可惜就是无从说明此人生平年代。②

但是,2020年发现甲必丹夫妇的墓碑,至少可以补充过去学者的疑问,证实黄学科甲必丹在庙内神主排行辈分最高,是由于他早在 1825年以前逝世,在历任甲必丹之间,是唯一的敦阿里执政初期的华人甲必丹,③并且应该是首位入祀公庙接受后人公共祭祀的甲必丹。更可能,他就是当代彭亨王国首任华人甲必丹,此前的列圣宫 或“华人乡镇”领袖不都不具有相同资格。

以此对照彭亨历任统治者的掌权时间,1857年至1863年彭亨的内战期间,是先由敦阿里的长子Mutahir继承执政,此后是Ahmad 王子讨伐兄长行事不公,以后开创当代的彭亨苏丹传承体系。在两兄弟的长期对峙的期间,双方又是各有治理的占领区和支持者。因此,要考虑兄弟两人在那段期间哪一位委任过某位甲必丹,还得知 道甲必丹的具体任期年代,以及那时谁在控制北根。这不能只是依靠神主或墓碑的单薄资料,以甲必丹的死亡年份作为结论,不一定准确。

①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2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8页。

② 同上注。第500页。

③ 《北根马来高脚屋,惊现清末墓碑》,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年11月16日。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0, 2024 at 7:01pm

上文提及,文西阿都拉记载过,有位华人甲必丹在1938年追随过敦阿里访问日赖(Jelai)金矿区,如果根据傅、陈两位发现诸位甲必丹神主的生死年份推算,这位甲必丹有可能是牌位显示生于1811 年的林子廉,其牌位写作“显考特授甲必丹林公子廉”,当时只 得27岁;但却也可能是另一位比林子廉较后去世于1875年的不知名甲必丹,或是迄今未曾发现名字的其中一任甲必丹。①

说到底,如果 在黄学科甲必丹以后,还有过其他 1863 年以前的甲必丹,林子廉他 们就有可能是在内战结束以后,方才因应着政权更迭,轮流上任。 但如果说甲必丹是终身职务,只有前任在去世以后才会有继任, 则现在可知的排列应该是黄学科(逝世于 1825 年以前前)、林子廉 (逝世于 1868 年)、因神主模糊的不知名甲必丹(逝世于 1875 年)、神主上只能辨认姓“陈”的甲必丹(生于 1820年,逝于 1882 年),以及郑昌俊(逝世于 1894年)。②

彭亨这几位甲必丹的各自上任时间和任期长短,至今依然文献不足,因此也就不应骤然结论。 若从信仰文化的角度去说,列圣宫显然依照着中华传统先贤祠或忠烈祠的概念,是历代甲必丹入主的场所,而不是家祭的场所, 所以其最早的黄学科神主牌位,一直到后来的郑昌俊以前,所有甲必丹牌位都是个人,而非夫妇牌位。这一点,通过黄学科夫妇合葬墓碑,更可反证。所以由此而言,从整体彭亨华人历史叙述需要的 完整的结构,这些甲必丹是如何成为甲必丹而最后入庙接受公共祭祀,相比起何以他们必须是进入列圣宫,后面的解释显得重要。吉 兰但父老原来指出列圣宫源于协助国主“打天下”的“勤王”传说 就很重要了。

这还显示出彭亨华人自古在当地身为有功子民,参与 多元族群开拓领土和社会的合情合理合法。虽然,这段在传说中甚至可能发生在敦阿里时代以前,被先民追溯至清朝乾嘉两朝年代的 历史,现在却是缺乏文献;可是后人还是可以从神主牌位证实黄学科是敦阿里“钦授”甲必丹,以及后来林子廉的获得“特授”是种分别待遇,还有彭亨联合义军作战胜利那年,到1874年继任国主也曾御赐列圣宫牌匾追溯“德泽流芳”,端倪出“勤王”的传说应是发生在“大唐本头公神”立碑前后,即敦阿里时代的甲必丹体制确立以前。

①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8页。

②同上注,第498-500页。

彭亨过去的华人父老,将列圣宫“本头公”立庙,作为甲必丹入祠接受公祀之处,又以勤王之说佐证神圣照临和建庙权威,是内涵了集体意识,设想说明中华宋元明朝代发展至当时的彭亨王室和华人贡献的关系。 黄学科夫妇墓碑,上边刻着“道光五年,潮州府揭阳县梅岗 都,清·考甲大学科黄公、妣孺人顺贵施氏之墓”。①

按照俗例,一 般合葬碑若无志明先人生卒年月,虽说有志明立碑年月,却不一定 能用来说明谁先去世,甚至可能是迁葬或者合葬后重新立碑年月。 只是,这块黄学科夫妇合葬碑,墓碑刻着“道光五年”即西元1825 年,墓碑的中榜又是以“清”冠首,足可反映地方社会领袖带领大众延续的本朝认同;而造墓的规格适应着夫妇合葬习俗,排名采取男左女右,也可证实那时代的当地华人还能毋改祖德,拥有具体的 家庭/家族传承意识。若把墓碑和神主的表述方式结合,亦能发现当地社会的主流认知,并不觉得死者既属清朝而又奉彭国“钦授”会有矛盾。这样更能反映,黄学科甲必丹时代的南海诸古国,各地方 华人社会还是很传统,是会把“朝”和“国”视为可从不同方向并存的两个概念,而安于接受彭亨国主“钦授”的光荣。

图4:“大唐本头公神”石碑

① 《北根马来高脚屋,惊现清末墓碑》,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年11月16日。

现在列圣宫留下的文物,除了“大唐本头公神”石碑源于乾隆癸未年(1763 年),其中的石炉和石板,分别是嘉庆乙亥年和丙子 年,即1815与1816年,都是敦阿里时代以后的文物。此后最重要的文物,莫过于继任国主Ahmad先王陛下,在同治甲戌(1874年)清明时节命人代题送庙的牌匾,以“德泽”形容过去华人先民的贡献,而希冀指向未来世代的“流芳”; 同治岁次甲戌桐月题德泽流芳 林邑代题沐恩治子本洲府王敬酬牌匾上的“同治甲戌桐月”,即是同治十三年或1874年的农历三月,也就是华人清明祭祖的月份。对比当年彭亨历史,彭亨诸路联合义军这时刚刚胜利结束雪兰莪内战。

由是,同治十三年的清明时节,彭亨的华人大众络绎不绝到公庙上香,祭祀彼此之“大唐本头公”各家各户也在庙前公共义冢墓园举行公祭、家祭、告慰自家先人,并且祭祀历代开拓斯土、佑护后人的先贤和英烈。他们都信仰着神圣与祖先即是本身文化所源和精神所本,又是以共同实践的信俗凝聚彼此的历史意识与本土感情。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0, 2024 at 10:00am

而此时此际,彭亨国主命人 题字送匾,与众治子共同表彰“大唐本头公”之精神传承,定位曰 “德泽流芳”,由此肯定华人开拓之功、助战之劳,意义匪浅。国主御赐此匾额,虽说是一位名叫林邑的人物代题,可这也证实国主身傍也有熟谙汉学艺文的人物,才能确定以赞颂彭亨华人列圣先贤 “德泽流芳”勉励后世。

匾额文字可圈可点之处,是国主在匾额上的自我定位。此一 “洲府王”称谓,不见得是沿续当地华人比照明清王朝体制的理解。自称“本洲”并不等于以“州”自称。最重要的是,此时彭亨国主Ahmad 尚在坚持廖内苏丹王朝正朔,是以王者身份为廖内苏丹 担任财务大臣,并维持着彭亨的自主,统辖治内各路领主。他是一 直等待至1882年,以廖内复国无望,方才接受群臣劝进登基,延续马来苏丹王国传统,成就现代彭亨苏丹世系。

以“洲府”而有 “王”,可能是基于彭亨国主当时在廖内王朝体系拥有 Bendahara 53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54 Siwa Raja尊号,根据马来世界对于跨海wilayah(领土/治域)的概 念,选择的翻译。如此简明扼要,也是适应了华人民间传统以来本 有尊称“XX府君”或“XX府王”的习惯,方便华人的理解。

若按照当年傅吾康和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收录北根老庙前诸墓碑,他们所见的1866年至1900年之间的立碑,先人祖籍可考者,其中一位来自潮州潮安县茂龙屯,其他来自潮州澄海县金砂乡三、西陇乡一、鸥汀一、岐山一、风陇一,嘉应州者有二; 还有其中一块无法确定的“世居柯陇乡”碑文,① 主要都是来自清 朝建制惠潮嘉道的潮州和嘉应两地。再根据2020年发现的墓碑,以及原来记载矿区文献,亦是更进一步证实,这段时间的彭亨居民,实际上包括惠潮嘉道的惠州海陆丰各地。而文西阿都拉在1938年登陆北根时,听到都是客家话,或者是他个人经验。可是他未必能肯定他在当地遇上的华人都是“客家人”。

即使当时汕头尚未开港以前,那时北根的华人实情也不见得只有客家人,地方上的方言也不是客家语系独当一面。他可能仅仅是恰巧遇对方和自己同行诸人都熟谙客家话,发现用客家语交谈方便。 正如上边曾说,1990年代以前列圣宫旧庙前边幸存的墓碑,有 好几块墓碑是潮州府澄海县金砂乡先人的墓碑。

在2020年发现的这些墓碑当中,除了黄学科夫妇墓碑以外,志明“同治十三年” (1874年)的曾镇贤夫妇墓碑,上边也是刻着“考金砂寨镇贤曾公、妣东郊乡妙富谢氏 墓位,同治十三年甲戌二月 仙游”。清代 潮安县的金砂寨和东郊乡,位置分别在今日的彩塘镇和意溪镇,是潮汕语流行区。曾镇贤的年代,同一条海路有不少潮州红头船载人到彭亨港口上岸,目的地却是从彭亨陆路走向南边的柔佛。

1844年 南下的其中一艘洋船,船上载着不少金砂寨乡亲,其中就包括当时穷困潦倒的陈旭年,此人后来领导着马来亚南部潮州乡亲,支持柔佛新苏丹政权,完成现代柔佛变革的缘起。因此,在文西阿都拉的记载,可能源于他到达彭亨的时代,北根代表的彭亨对外工商业以客家矿业商人为主,潮语系华人参与集体社会,也通用客家话。 ① 同上注,第502-507页。 再以黄学科为例,黄故甲必丹的墓碑上,刻着原籍“揭阳县梅岗都”,即现代揭阳县揭东区,由此可知黄甲必丹的祖籍地本来是 潮-客方言群混合区。

因此不难想象,甲必丹身在彭亨当地,是须要使用梅岗都“半山客”方言,和日赖矿区那些惠州海陆丰“半山客”沟通。何况,他们彼此使用的方言,源头都是潮语盛行区域影响的客家方言。既然知道黄学科是“揭阳县梅岗都”人,所以甲必 丹在当地伯公庙留下的神主,上边会写作“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公”,也就合理了。因为此地当年的地位,不是后来的小镇。当时是彭亨全境华人,以列圣宫的地位,替共同的已故甲必丹立牌位。 所以这“嘭哼”二字,要是以客语发音来唸,是符合当地客家矿户 的要求,也会较接近以客家方言唸诵汉字对接的马来语原来发音。

这种案例,当然也是潮惠两府客家方言语腔在当地互通的例证。若非黄学科甲必丹的墓碑在2020年出土,对照他原来在列圣宫的神主,确实是很难断定,早在文西阿都拉1938年到访彭亨以前,就有黄学科其人在1825年以前,是以潮州人身份,成为彭亨州的潮州籍贯的华人甲必丹。可能那时的彭亨正如文西阿都拉所说的,是通用客家话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过去的和现在的这少数墓碑,至少能证实当地的华人社会,是一个跨县份认同的,主要包括潮客语 系相处的华人社会。

所以以后在黄学科去世后,他的神主牌位又是出现按照客家语音书写文字的痕迹,也是顺理成章。而文西阿都拉 19 世纪的彭亨“华人乡镇”记载,一直流传至今,内容详尽,也足以反映这个地方的华人社会,在那时是和其他族群密切互动的。 由此回溯清初潮惠地区老港口,其中最能接近彭亨北根航路, 较多可能避开官府干涉的港口,应是惠州陆丰县的碣石湾。

这个港 口在明清海禁时期也一样是私商不绝,先民常年两地往来当非难事。又或者,其中也有些先民是借助现在的神泉港和靖海港出海。 这几个港口,本来就是粤东各县潮客语系方言群常用的出入口岸。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19, 2024 at 7:50am

大家在清代也还是按照上述《顺风相送》当年标示的沿海航道,一路以洋船相续,到达北根。再到天津条约,西方国家要求打开潮州的通商口岸,促成原来潮州城外的汕头地区于1860年开埠,北根海上对接的港口当然也会相应变化。

但那以后,碣石湾还是有不少帆船,来往南洋各埠。就客观而言,碣石湾的地理,主要最方便海陆丰潮客语系先民;19世纪下半叶以后,虽说汕头开港源于外国势力要求,可是一旦它成了沟通潮汕方言地区新兴经贸大港,就更有条件促成后来北根盛行潮州方言的现有面貌。 另外,2020年出土墓碑当中,志明“同治丙寅年”(1866年) 的“日·考吉昭甲必丹癩林公墓”,遣词用字更值得考据。

这位叫 “林癩”的甲必丹,在当地生活的时间相互重叠在林子廉甲必丹的时代。假设其墓碑使用的“日”字源于潮语和客家话“日赖” (Jelai),“吉昭”亦是马来语“Kechil”的音译,意味“小”,则 “林癩”的身份便是“日赖小甲必丹”。

这种地方性质职称,归属 于日赖土侯(Raja)领主的下辖,按理也得跟随土侯,面向北根王城称臣,遇上地方大事,也得知会北根王城委任的“甲大”,相互协调。“日·考吉昭甲必丹”的表达方式,也是认定墓主身份的规范用词,相比起“钦授嘭哼甲大”,“吉昭甲必丹”不属“钦授”,是不同层次的身份地位。由此或更能理解当时彭亨政治结构。

当各地方华人开拓群体众多,又多有牵涉多民族构成共同体关 系,而具体地区治理又是面向统治者和当地领主两种治理层次,北根王城的“甲大”以外,其他地区也会有当地的甲必丹,他们和王 城的甲必丹分工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彭亨北根以外各地区另外有小甲必丹的制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

这些甲必丹很多时候都需要仰仗地方领主相互支持,合作对外。1887年,在彭亨协议成为英属保护国的前夕,英方代表Huge Clifford奉命前往瓜拉立卑(Kuala Lipis)等地考察。他在2月抵达槟绒(Penjom)矿镇,会见了瓜拉立卑的马来领主,双方也有谈论起当地华人甲必丹遇上的压力。

马来领主告诉英方,当地华人本来世代在那边开矿,缴贡给当地领主,立卑华人甲必丹近期还拉拢了几位“头家”到槟绒(Penjom)投资,集股三万元开采当地金矿和锡矿;可是到了1885年4月,当地出现了外来的欧人矿家,拿着苏丹颁发的土地批文,依靠苏丹跟前的贵族红人作为靠山,便想侵占华人开发的土地。①

苏丹的授权文字是说:“以华人正在工作的槟绒为据,从那边开始,向着右边和左边各五英里,前面和后面各五英里”,可是欧洲企业则表示这是他们获得授权接收华人矿地,便想谈判说要赔偿七百元,打发华人。而欧人另外也占据着日赖王侯表 兄弟投资的一处金矿,更声明一分不赔。

① Huge Clifford的日记影印材料,可见于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Clifford, H.,

立卑领主眼见自己镇上数百华人与马来人都要失业,出面找欧人交涉,结果遭受欧人助理拔枪恐吓。① Huge Clifford 后来也探悉,苏丹当时谕令当地领主和头目,凡 是领主代表本邦授权他人开发土地,半年内再未开发,欧洲人就可以取而代之。这时日赖王侯也是感受很激烈,自觉本身不受尊重, 对这些外人又是鞭长莫及。不论领主或甲必丹,或者他们传统上的友好华商,还有数以百计华人和马来人矿户,都认为外人正在霸道的闯入和践踏他们的家园。②

而这时英殖作为欧洲强势,掌控着马六甲海峡主要港口,更有机会回应民众,出面斡旋,趁机介入彭亨国政。 2020 年同时发现有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碑文信息亦很丰富。根据傅陈先前对神主记录,郑昌俊逝世于1894年。当时彭亨已经成为英国属邦,华人人口也比过去稀少。郑昌俊的夫妇合葬碑,保留着华南传统,是夫婿葬在中间,平妻则是以入门先后,分葬左右两边。

此碑最底刻着“墓”字,上边依序由左到右三行直排 “妣诰命京姨人玉玑戴氏、考特授呷咇丹昌俊郑公、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这和原来列圣宫中藏着的夫妇三人神主,是一样的表述方式。三人神主格式作“妣诰命京姨人玉玑戴氏、显考特授呷咇 丹昌俊郑公之神主、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③

同样这夫妇三人的神主牌,相对于他们的墓碑,除了排位增添冠首共用的“显” 字,以及“之神主”代替了“墓”字,其余都是重复着相似文字和排列,可见这些职称所是家人亲友重视和熟悉的。


1888.Journal of Mission to Pahang, in Hugh Clifford Diaries(CO 273/144),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由于本文写作于马来西亚宣布紧急状态和疫情管制令年间,档案馆长期不开馆,翻查不易,以下Clifford相关事迹,皆转引自Linehan《彭亨史》为主。 


① Linehan, W.,op.cit., p.109.

②Ibid.,p.110.

③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 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9页。


如果按清朝规制,大凡妇女有“诰命”,往往由于母凭子贵或妻凭夫贵,包括有些是在死后由于夫贵或子贵而被追认,并没有实权;反而“特授” 是具有实权意义的。


这块墓碑上边所谓委任夫君“特授”甲必丹,平妻之间前者为“诰命”,而次者有“特授”实权,显然亦如黄学科获得的“钦命”,并非来自清朝廷体制,是源于彭亨国主有钦命地方管理人才的实务需要。

当地华人当然早即认识自己处身多民族共同体,属于当地社会一份子,观念上也自视为彭亨国开拓子民,才会欣然接受“钦命”或“特授”;所以郑昌俊墓碑上称“京”可能是指王城,由此尊崇国朝甲必丹夫人,可视为生前死后的荣誉,刻在墓碑光宗耀祖,遗教子孙。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18, 2024 at 3:42pm

如此看来,当时应是本有预计,以为后人将会本土世代相传,年年清明扫墓。再说,郑昌俊的墓碑和神主,都是把“甲必丹”首字写成“呷咇丹”字。不论在闽南、广府、潮州方言,以“呷”字音译“甲必丹”原文,都不可能对称马来文称呼“Kapitan”的第一和第二个音节;只有根据客家话的语音唸这个字,特别是按照海陆腔,才会音调异常接近。

由此可以推论郑昌俊墓碑和神主都是以客家话书写。 而参照现代汉语拼音,粤语 “孺”的发音应作“yu”,粤东各地客家话则多唸作“Yi”;而按海陆腔,以民初“注音符号”注解海陆腔如何把“孺”唸“Yi”,其声母“ㄖ”是带有擦音的龈后音,韵母则是单韵母“I”,正如现在台海两岸客音教材也可以为据的, “孺”和“姨”在海陆腔是同样发音。

以华南客家人常在墓碑和神 主尊称已故妇人“孺人”,此处之前也有黄学科甲必丹夫人称“孺人”,可见此地相沿祖先旧俗。但彭亨本邦自1857年以后便遭遇超过二十年内战和对外作战,内部大量人口流失;因此,若承认彭亨华人屡经战乱,文化水平备受干扰,也可以考虑后来的墓碑会把夫人称呼为“姨人”,恰恰可能关乎识字能力高低。这反过来也算一项证据,反映隶属惠州府的海陆丰先民自18世纪以来便有许多人在当地终老,战乱期间也有许多人是一直留在当地生活。

图5: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

总的来说,以这些出土墓碑对照现在彭亨北根华人社会面貌, 可见19世纪以前的彭亨华人基本源自潮语系和客语系。文西阿都拉 发现当地华人都是“客家”,应当是他在北根遇见的华人,祖先多源自惠潮语盛行区;其中有些人虽然源自潮语系,但生活在半山客同胞之间,也会说些矿区同行的半山客语。

这样并不矛盾于现在北根的地方社会印象,认为北根自二战以前即是潮语为主,甚至居民会把北根唤作“小潮州”。①因为这个印象,不离 19 世纪中叶汕头开港以来的变化,即彭亨华人本以潮惠先民为主,历代长期接引亲戚南下的结果,也会影响当地社会流行的潮客语方言。

彭亨的客家人,自18世纪末以来更密集迁徙往北部矿区;而北根却继续是统治者的行政中枢,也是联系华南各地的港口商贸地带,王城街上当然也会流行主要经济群体在矿区的方言。可是开商铺的群体和采矿的群体,不见得籍贯相同。一旦北根与汕头交通方便,更可能会改变市内华人人口构造。

①拿督陈延明口述,电话访谈于2020年11月21日。


到了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提到独立前北根华人居民多属潮州人,已经是说:“潮州人及其他籍贯的 华人之进出口生意范围包括树桐、米粮、树胶等,华人也开设板厂 及收购土产等。”①


另外,自1860年,彭亨华人生活遭遇最大变化,其实不见得是源于汕头开港后,潮汕到当地落户经营各种生意的人口愈多,造成 潮语在王城周遭逐渐势强。更重要是,彭亨全境在接下去将近三十年,历经动乱和政经变异,变成人口凋零,出走者众。 自敦阿里在1857年病逝,其长子Mutahir早在父亲年老时已有摄政姿态,在附属北根的甘崇(Ganchong)地区代父行政。

而 Mutahir继任亡父位子后,更觉实力在握,并没有按照父亲1856年5 月立下的遗书,把关丹和兴楼(Endau)两处领地分封给弟弟 Ahmad。这导致双方追随者差点敦阿里的在葬礼场合剑拔弩张。这之后,Ahmad于西历7月到新加坡邻近各处招兵买马,引起新加坡 英殖民政府关注,也给了对方涉入彭亨内政的机会。英殖政府一再 阻扰Ahmad企图联系和发动支持者,并知会彭亨统治者各种相关消息。②

可是,后来Ahmad离开新加坡,北上登加楼结集支持者,就不是英殖能阻止的。他还获得登加楼国主的承诺,发令其王国底下甘马挽的各路土侯助战。Ahmad在该年11月率领甘马挽船队南下, 很快就和彭亨境内义军会师,以历时五日五夜攻陷北根华人村;而甘马挽部队为了鼓舞士气和报复抵抗,允许将士在北根抢掠敌人七 天七夜,连带彭亨各路起义王侯也得于分羹,以增加财富酬劳义 军,之后部队方才整顿离开北根,再向甘崇(Ganchong)进军。③ Ahmad在1857年一度占领北根,也是暂时的,不久因战事不顺而撤退。

英殖一再插手阻止Ahmad的外援,柔佛则派出武义士(Bugis)民系战士支持原政权,并且从霹雳王国雇佣米南加保 (Minangkabau)战士对付叛军;这使得Ahmad 屡次企图举事,屡次都不顺利,发生许多转折,一直到1863年5月方才重新入主北根。此前,华人看来都得继续服从原来的统治者,才能继续维系中国大陆、柔佛和英属新加坡等地的贸易往来,也年年继续维持亲友出入本境,来往大陆。

①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1页。

② Linehan, W.,op.cit., pp.66-68.

③ Kalthum Jeran(ed.),,op.cit.,hlm.13.


《彭亨纪年》有一段记载是说,当甘马挽、 关丹和日赖等地联合部队在1863年攻陷北根的华人村,那时北根的华人都很害怕,态度就像他们平日遇到灾难祈求大伯公的时候,诚惶诚恐,主动把各种布料和食物奉献给入城的军事教长和义军将士,也有的人在现场请求饶命;而所有新政权的教长和将官则是一致同意,既已攻城成功,是应该既不杀人也不充公财产,宽赦所有华人。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16, 2024 at 8:03pm

这段记载其实能反映北根华人在动乱时代的势单力薄,以及 交战各方也意识到华人对经济稳定的作用。《彭亨纪年》的作者会以膜拜“大伯公”形容华人商民的诚惶诚恐,可见北根华人围绕着 “列圣宫”作为信仰和社会中心,很早就是马来民众熟悉的生活印 象。

那些华人甲必丹,他们在掌权者底下维续商贸过活,其实都是缺乏实力和话语,无从有足够实力应对武装干戈;而新政权在攻入城中以后,其实也是理解这些华人区居民的状况,视为只是为了谋生的无辜百姓,应受宽待。


现在要论19世纪彭亨北根这些已知的各位华人甲必丹的任期, 不论根据1970年代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提及的生卒年代,或者是再加上2020年出土的墓碑文字,还是会有一定难度。


除了黄学科是肯定去世于敦阿里时代,其他甲必丹都可能属于敦阿里、Mutahir和Ahmad父子三人之间任何一位的执政年代。再 到了英国人在 1887 年底把彭亨纳入英属,自郑昌俊甲必丹去世以后,一直到20世纪前夕,北根仍然长期实行甲必丹制度。 彭亨历史上,Ahmad自1863年战胜兄长,他在接下去半个世纪的统治,展现出的政治优势,是善于积极调解许多过去恩怨。他首先宽赦敌对派系的先父臣子和亲友们,并迎娶敌对的堂兄弟的姐妹。


再到1870年代,Mutahir两个儿子一再谋叛后逃亡至雪兰莪,在当地遭遇地方土侯打击,Ahmad 不止是原谅了侄儿以及接应他们回归彭亨,他尚且承诺侄儿,挥兵参与雪兰莪内战,支持当年收留保护其侄儿的一方。邻国柔佛统治者原本是Mutahir的女婿,支持过岳父对付Ahmad,双方还在刁曼岛等处领土纠纷,可是等到柔佛1868年将各岛领土划归彭亨,两人怀念亲戚往来,又是长期声气互通。

①Ibid.,


1882年,Ahmad听从了柔佛国主建议,以廖内王朝业已遭受荷兰殖民瓦解,彭亨无从继续奉廖内为正朔,于是接受各地领主拥立彭亨苏丹王朝。再后来,Sultan Ahmad又是由柔佛协助和斡旋,谈判接受英政府成为保护国的条约。自Sultan Ahmad引入现代法治观念, 一直到他1914年离开人世,马来各邦的发展和对话,确有助各邦后来组成马来亚联合邦,亦是当代马来西亚立国的基础。

彭亨华人1860-1870年代记录固然稀少,可是此时彭亨历史重要大事,都是围绕着消弭战乱的和解,以后又演变至挥兵义助雪兰莪战争;因此,列圣宫的“德泽流芳”牌匾,作为Sultan Ahmad在那年代肯定彭亨华人的象征物,历史意义相当重要。彭亨联军于1873 年11月入住雪兰莪港口(Kuala Selangor),宣布战事基本进入尾声,列圣宫也在1874年清明节奉获国主嘉奖,在清明节期间,为了华人能贯彻彼等祀奉“大唐本头公”的精神,送上了“德泽流芳” 匾额。

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更不能说是时间上的巧合。 彭亨王国在1872至1874年参与雪兰莪内战,Ahmad亲自带领各地领主和头目从雪兰莪东北方入境,占领过现在的甲洞 (Kepong)等地区,当时一再动用各地华人协同作战,是否曾经动用全部彭亨日赖、立卑、劳勿等地开矿群体,抑或只是要求矿区和港口华人在后方支持生产和贸易,难以确定。


而比较清楚的记录, 是说彭亨部队包围吉隆坡期间,动用过雪兰莪叶亚来甲必丹的联 军,攻打间征(Kanching)战役更是借助叶亚来属下Ah Chin的七十 名华人竹筒火箭射手;而彭军行军路线,都是沿陆路和河道西进, 或者借道柔佛再以海路北上,彭亨的文冬(Bentong)或者雪兰莪的甲洞(Kepong)、莪唛(Gombak)和巴生(Kelang),还有霹雳王国的士林河(Slim)等战区,都是牵涉着彭雪两邦华人大面积的矿区和经济作物区。①


至到上个世纪,居住在上述几个地区的华人,还是有不少人互相拥有亲友关系,同姓者也可能追溯祖上源自同村的 族谱,迄今是彭雪两地许多老人家的童年回忆。

① Bujong Bin Adil.,op.cit,hlm.pp.191-205.

根据记录尚可追溯,在1870年代上半叶,正当霹雳和雪兰莪发 生内战,一直到两邦内战结束后的1875年,彭亨的立卑(Lipis)河 畔,槟绒(Penjom)作为河畔的港口聚落,也是市集中心,以水路 密切连接着日赖金矿与锡矿区,却是在和平中迎接自己的发展;河 边整排店屋后头保持着的老残水井,是专供大众打水“冲凉”,当 地领主也是住在这个华人为主的矿镇,方便处理日常公务。①

但是, 随着彭亨人参与雪兰莪战争获得胜利,彭亨统治者回到本境政治, 也得应付各地领主在战后的实力演变,处理内部势力的相互矛盾, 所以更有必要权威凌驾各路领主,贯彻王权。1875 年前后,不论北根或是各地贵族领主,相互间屡有矛盾,不仅仅是权力暗斗,有时 也会兵戎相见,北根也曾一再爆发讨伐立卑和日赖的武装冲突。②

这 亦是上文提及Huge Clifford在1887年遇上的历史背景,领主为了自 己底下的民众,也是邻居兼税户,向他诉苦了。每逢地方政治角 力,当地华人甲必丹当然也会陷身困扰。 另一方面,彭亨除了各级华人甲必丹,其实还委托过新加坡华人作为王室代表,斡旋英殖事务。

彭亨统治者Ahmad昔日失意时, 曾经主动流亡新加坡,结交了不少老相识;自他在 1863 年掌握大 权,他也不时致函新加坡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解释彭亨立场,以防止英方介入干涉。所以,从文献可知,彭亨统治者决定介入雪兰莪内战,固然需要境内华人甲必丹维护境内经济收入和社会秩序, 可是统治者境外也有亲自委任的华人代表,协助处理对外交涉,主要是对英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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