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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18, 2021 at 10:22am

對“他者”的關注與技術建構論的興起

技術哲學研究的經驗轉向，是在社會建構主義思潮興起的背景之下發生的，因此，談論“經驗轉向”的後現代特征，就不能不追溯社會建構主義思想的後現代特征。

建構主義思想最初發生於哲學領域，有學者將其追溯至康德、黑格爾、維科等人，隨著它向心理學及社會學各領域的延伸，已逐漸從“個體建構論”發展為“社會建構論”[9]。作為一種哲學思維，“建構主義思想”突破了傳統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突破了近代以來“施動者—被動者”的實踐模式，導向一種多元化、非決定論的哲學觀。

“當代建構主義的話語分流表明，建構主義在從哲學向社會學的延伸中，逐漸捨棄了其在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上的意義。……當建構主義思想被引入技術的社會學研究之後，便只剩下了方法論上的意義，對於這一點，許多學者也已指出，即技術具有可選擇性和社會建構性，對技術發展應采取相對主義或曰對稱性的分析方法”[9]。

技術的社會建構論，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期，其標誌是比克、休斯和平齊於1987年主編的《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一書的出版。這一時期也恰好是後現代主義哲學思潮剛剛興起不久的時間。這里，我們尚不知曉該書的作者是否直接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影響，但作為一般“建構主義思想”中的後現代性則是無可置疑的。

後現代主義哲學的基本特征，是對偶然、次要、弱小、差異、邊緣、局部、斷裂的關注與強調，與此相關的是對對話與溝通的倡導(盡管個別的思想家過分強調差異和不可通約)，對任何將“他人”變成自己的“總體性”的一部分的企圖的拒斥。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技術的社會建構論體現出強烈的後現代性。

                                                  (Photo Credit: Michael Cheval)

“所有社會建構論者都認為, 技術發展是一個偶然過程，包含諸多異質因素，因此技術變遷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單向發展過程，更不是單純經濟規律或技術內在`邏輯'決定的開發過程，技術變遷只有依據大量的技術爭論才能得到最佳的解釋”[10]。

作為當代技術建構論代表人物的安德魯·芬伯格，在《可選擇的現代性》一書中更充分地表達了社會建構論的後現代主義實質。他說：“`可選擇的'現代性這一觀念，意味著可能性範圍的擴展。……最重要的是，它主張把更多的行動者，包容在技術決策的過程之中。而行動者，我們的意思是指那些參與到技術網絡之中的所有人，如工人、用戶、技術進步副作用的受害者或受益者等。

這些行動者中的每一個，都有一種獨特的發展觀。他們的經驗和主張構成了福柯所謂的`被抑制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這是一種從下面來揭示現實各個方面的知識，而這種現實現在只是朦朧地受到那些處於權力地位的人的關注”[11]。（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9]  邢懷濱，陳凡.社會建構論的思想演變及其本質意含[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2，19(5)：70-73.

[10] 李三虎，趙萬里.社會建構論與技術哲學[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16(9)：27-32.

[11]安德魯·芬伯格.可選擇的現代性[M].陸俊，嚴耕，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32.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17, 2021 at 9:29pm

深生態的技術觀
後現代敘事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拒斥了傳統的技術工具論觀點和技術的中性論主張。包括海德格爾在內的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在技術中潛伏著或隱藏著先驗的意識觀念，而包含著先驗意識的“工具”，也在不斷地引導著人們的技術行為。

在人與技術的這種相互建構中，技術的發展表現為不依賴於“個人”意志的慣性運動，即技術表現為一種“自主性”的發展。身處“技術系統”或“座架”之中的個人，只能身不由己地前行，他對周圍環境細枝末節的改變，並不能使他掙脫“座架”的束縛，不能使他擺脫現代性的技術化命運。


因此，人類就處於一種最高程度的危險之中。“但哪里有危險，哪里也有救”。技術的社會建構理論已經向我們揭示了這種拯救的可能。“技術不是中性的，技術理性是統治特定社會的社社會理性，並且其結構是能夠加以改變的”[11]。

後現代主義哲學無疑是針對技術理性的一針解毒劑，它對現代主義理性及其價值觀念的批判，將從根本上超越功利主義的“淺”生態的技術觀，而導向“深”生態的技術觀。

後現代主義哲學直接孕育於現代性的傳統之中，是對現代主義反思與批判的結果，是對後工業社會理論探索的結果，所以它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它對多元化的強調、對差異的尊重、對對話與溝通的倡導，營造出一種全新的話語情境，在這種新的語境中來探討技術與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無疑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收獲。本文可謂是這方面的一個初步嘗試，以期拋磚引玉。（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11] 安德魯·芬伯格.可選擇的現代性[M].陸俊，嚴耕，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32.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20, 2021 at 9:41pm

[法]雅克·德里達：什麼是詩？

為了回應這樣一個問題——用兩個詞，不是嗎？——你要知道如何棄絕知識。要清楚地知道，而不忘卻：遣散文化，但從不在你習得的無知中忘卻你在道路上，在穿越道路的時候，所犧牲的東西。

誰敢那樣問我？雖然它仍未顯明，因為消失乃它的法則，但答案自視為被人口授的（口述之詞）。[1]我是一個口述之詞，唸出了詩，用心學我，把我記下，保衛並持守我，留心我，看著我，被口授的口述之詞，就在你的眼前：音軌，尾跡，光的行蹤，哀悼筵席的照片。

它，通過詩性的存在，把自己，一個回應，視作被人口授為詩性的。為此，它必須向某人述說自己，向你獨一地述說，但又仿佛是向一個迷失於無名的存在者，介於城邦和自然之間，一個被分授的秘密，既公開又私密的，是絕對的一個和另一個，從內部也從外部被免除了的，既不是一個也不是另一個，被拋到路上的動物，絕對的，孤獨的，卷成了一個球，緊挨著（它）自己。

為此，它會讓自己被車碾過，就是這樣，hérisson，[2] istrice，[3] 用意大利語，用英語說，hedgehog[刺猬]。

若你另據各個情形做出回應，考慮和這一要求（你已經在說意大利語了）[4]一起，由要求本身給予你的空間與時間，根據這一經濟，但也在你自身的外部，在遠離家門，鑒於一種不可能的或被否認的，必要的但又像一次死亡一樣被人渴望的翻譯，而冒險走向他者語言的某種橫穿的急迫中——這一切，這個讓你在里頭剛變得譫妄的東西，在那一刻，會和詩歌發生什麼關係？

更確切地，和詩性有何關係，因為你意圖談論一種經驗，旅途的另一個詞，在這里是一次艱難跋涉的即興閑聊，是婉轉曲折但從不引領回話語，或回到家的詩節（strophe），[5] 至少，它從不還原為詩——被書寫，被言說，甚至被歌唱的詩。

那麼，在此，立刻，用兩個詞，以免忘卻：

1、記憶的經濟：一首詩，出於天命，必須是簡約的，省略的，不論它怎樣客觀地或表面地延展。已經學會的凝縮（Verdichtung）[6] 和回撤的無意識。

2、心。不是通過相互交換而毫無風險地循環，並讓自己被轉譯為任何和一切語言的句子的中心。不只是心電描記所實現的心，科學或技術的對象，哲學和生物—倫理—司法話語的對象。或許不是《聖經》或帕斯卡爾的心，甚至也不是海德格爾更喜歡的這顆不那麼確定的心。

延續閱讀：

保羅·瓦樂希《純詩：一次演講的劄記》

意大利都靈聖卡羅廣場

她眼中的世界

追隨感官 1.6

什麽是散文詩？

丁威仁《不存在的幽靈文類～「散文詩」定義再商榷》

陳志澤·歡慶與沈思——中國散文詩百年

短評什麼是散文詩？

李長青《躍場：台灣當代散文詩詩人選》

2020年9月22日臉書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16, 2021 at 10:44pm

詩落向我，賜福，他者的到來（或來自他者）。韻律但不對稱。在一切的poiesis（製作/生產）面前，除了某種的詩，別無他物。當我們說“詩性的”（poésie），而不說“詩歌”（poétique）的時候，我們應當明確：“詩化的”（poématique）。最重要的是不要讓刺猬被領回到poiesis的馬戲團或動物園：無事可“做”（poiein），既沒有“純粹詩歌”，也沒有純粹修辭，更沒有純粹語言（reine Sprache），[13]或“真理在作品當中的設置”。[14]

只有這灘汙物，和這十字路口，這裏的這起事故。這轉折，這災難的回轉。詩的禮物無所引証，它沒有題目，它的表演終結了，它在你的無所期待中到來，打斷了呼吸，切開了同散漫的，尤其是文學的詩歌相聯的一切紐帶。


在這譜系的灰燼裏。不是鳳凰，也不是鷹，而是刺猬，極其緩慢地，低低地，貼著大地。沒有崇高，也沒有靈魂，天使，或許，暫時地。

從此，你會把詩稱作獨一標記的某種激情，重復自身之離散的簽名，每一次，都超越了邏各斯，反人的，幾乎未馴化的，主體的家庭不可重新佔有的：一頭轉變了的動物，卷成一個球，轉向他者也轉向自己，總之，一個生物——溫和的，謙遜的，貼近大地，你為之命名的卑微，就這樣在一個名字中，把你自己送向名字的外部，一隻用詞錯誤的刺猬，它的箭準備待發，當這不老而盲目的生物聽到了，卻沒有看到死亡的將臨。

詩可以把自己卷成一個球，但仍是為了把它尖銳的符號對準外部。可以肯定的是，它能夠反思語言或言說詩歌，但它從來不向後與自身相聯，它從不自己移動，就像那些機器，死亡的帶來者。它的事件總是打斷絕對知識，或使之脫軌，臨近自身的自有目的的存在。這顆“惡魔之心”從不聚集自身，它失去自身並脫離軌道（譫妄或狂熱），它將自己暴露於機遇，任自己被快速衝向它的東西撕成碎片。

沒有一個主體：詩，或許有一些，或許它離開了自己，但我從來不寫。一首詩，我從不署上名字。署上名字的是他者。“我”只是處在這個欲望的到來中：用心學習。向前延展，探出，直到包含它自己的支撐，因此沒有外在的支撐，沒有實體，沒有主體，免除了（其）自在的書寫，“用心”任自己被人挑選，超越身體、性、嘴和眼睛；它擦除了邊界，從手中滑過，你幾乎聽不見它，但它教授我們心。


血統，被吐露為遺產的挑選之標記，它可以依附於任何的詞，任何的物，活物或死物，刺猬的名字，例如，介於生和死，黃昏或破曉，精神錯亂的天啟，專有的和普遍的，公開的和私密的。

——但你正在談論的詩，你正偏離軌道，它還從未被如此命名，或如此任意地。

——你剛說到了。那不得不被證明的。回想一下問題：“什麼是......？”（ti esti，was ist ...[什麼是]，istoria[歷史]，episteme[知識]，philosophia[哲學]）。“什麼是......？”哀悼了詩的消失——另一場災難。

通過棄絕那恰好是其所是的東西，一個問題向散文的誕生發出致敬。

（1988）

譯自Jacques Derrida, Che cos'è la poesia?, trans. Peggy Kamuf, in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ed. Peggy Kamuf, New Yro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21-237.

文本是德裏達應意大利詩歌雜誌Poesia之邀，就Che cos'è la poesia?（什麼是詩，更字面的意思是，什麼東西是詩）的題目所寫的短文。註釋均為英譯註。

[1] 口授（dictée）：一種普遍的教育實踐，其中，學生在一位教師的口述下書寫。陰性名詞從動詞dicter的過去分詞變化而來。

[2] 法語的hérisson，以及意大利語的istrice，一旦被轉譯成英語的hedgehog，就會失去其豐富的共鳴，所以，德裏達把轉譯過程中意義的喪失比作刺猬的收縮。

[3] 在整篇文本中，str-的音得到了強調。一個人會從中聽到陷入此翻譯之狹隙/限製（stricture）當中的野獸的悲苦（distress）。

[4] 因為在意大利語中，domanda[要求]意味著問題。

[5] 詩節：stanza；源自希臘語：轉折。

[6] 德語的凝縮，或許讓人想到了弗洛伊德對這個概念的使用，還有Dichtung[詩]。

[7] 足跡（voies）：它的一個同音詞是voix[聲音]。

[8] 降臨（la venue）：也作“已經到來的她”。

[9] 馬拉美的十四行詩的題目。

[10] 在《遣寄》（Envois，見《明信片》[The Post Card]）的某處，德裏達懷疑一個人如何能夠用英語說“我愛你”（I love you），因為英語對單數的“你”和復數的“你”不做區分。

[11] 也指“向外”或“在外”。

[12] 荒謬（bêtise）：源自bête[野獸或動物]。

[13] 純粹語言：見本雅明的文章《譯者的任務》。

[14] 真理在作品當中的設置：見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

（中國 豆瓣平臺）（lightwhite 譯）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pril 16, 2021 at 9:06pm

尼哈馬斯·哲學家：理論體系與生活藝術

美國哲學家尼哈馬斯（Alexander Nehamas）把哲學家區分為兩種，一種是“理論哲學家”或“體系哲學家”；另一種是“生活藝術的哲學家”，後者為具個人風格或個人獨特性的哲學家，這種哲學家他列舉的有：Montaigne、 Nietzsche、Foucault、Pascal、Schopenhauer、Kierkegaard、Emerson、Thoreau 等等。（Nehamas, 1998: 3ff.）

這些人當中有的一般不把他們歸類為哲學家，如 Montaigne, Pascal, Thoreau， 甚至傅柯能否算是哲學家都會有所爭議，有人把他當作史學家。不過這類問題在傅柯看來可能根本不存在，他不會安分於傳統的範疇或區分，越界創新是他的天性。（黃瑞祺，2013，《傅柯的“主體性與真理”初探》，見黃瑞祺主編《理論的饗宴》，臺北碩亞，頁 117-1464 ）

（Barbara Licha：Wire sculpture/ drawings by Polish born Australian artist Barbara Licha. These figures are very much trapped and caged, but I love the spaces they create and inhabit, they seem to be dancing their frustrations out before us.）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rch 9, 2021 at 4:09pm

黃秀香·反對二元論

後現代思維對社會工作的影響，包括：反對二元論之絕對觀點，這與過去社會工作強調兩者整合觀念是一致的。如社會工作強調“研究與實務”的整合、“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連結、“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研究的整合（Berlin，1990；Sands & Nuccio，1992）。

因為理論是實務的指導方針，而實務是應證理論的工具，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所以學術與實務能整合且共同建構社會工作理論與處遇模式。


美國社會工作學術界屬男性聲音，實務界屬女性聲音，Davin（1985）呼籲如何整合兩者聲音。

如此方能回歸社會工作所強調與案主建立一種平等共事的關係，非二元分立的。台灣社會工作學術界及實務界兩者應共同整合，學術界者學習以謙虛態度尊重實務作者的實務智慧，實務工作者如何更有自信看待自己的本土實務經驗（周月清，2001），實務工作者對自己實務經驗的自信，會更能以平等權力面對所服務的案主群。

學術界藉用實務界本土實務經驗，協助實務者將實務經驗轉化，共同建構本土社會工作模式與理論。兩者並存及相互增權與創造平等互動的關係。（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rch 7, 2021 at 2:52pm

黃秀香·正面價值 vs 負面價值

（台灣）訂定家庭暴力防治法後，理應會減少家庭暴力事件才對，為何推動四年了，家庭事件還是層出不窮，其原因是家庭本身事情的不確定性，婦女本身為求生存的緣故，會對周遭的調整與適應而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為即正面的價值，有所不為則是負面的價值。

而在面對現實的回應之所以選擇正面的價值，拒絕負面價值是以個人自身的福祉為基準，因而婦女受暴還選擇回家，是基於本身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惶恐，或不確定性而產生無限的可能感到可能的改變而有無限的希望，此時，社工員採案主自決方式是運用案主的覺性來省思，改變生活環境或許可得到更好的生活。

至於後現代對法令本身的質疑，認為沒有任何法令可完全的控制人的行為，人不是機械，不會依你設定的指令行動，再者，執法人也是普通人，所以在執行過程中，會有遺漏之處。


如“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在家庭暴力防治法推行一週年時，即發現許多問題：就法官問案來說，法官會以傳統家庭價值優先考量，導致對提出聲請之婦女不友善，忽略家暴法的精神在暴力的防止，而不在道德的審判，此為法官個人的觀念所致，而對本法所採取的基本態度，造成受害者在法庭上的二度傷害。

且法官會認為，當事人聲請保護令的目的在離婚，因此不管確實有無暴力發生，法官傾向不願核發保護令。事實上，法官需考量的是暴力發生的事實，無須考量當事人是否以離婚作為婚姻的終結選擇，而社工員在服務受暴事件是本著社會正義的觀點來處理。（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rch 4, 2021 at 5:48pm

黃秀香·後現代性

“現代性”（modernity ） 強調再現（representation）、次序、清楚、穩定的及關心主流價值觀（value）、事實（fact），主張只有一個真實的答案與知識的追求等（Laird，1993；Howe，1994）。

“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源自不確定、曖昧模糊不清、矛盾及主張不受約束的折衷主義（unbridled eclecticism）、無止盡的多元主義、多重反省、絕對相關主義、可跳躍的、可自由飛躍的；反事實的、反所謂迷人語言故事、反文本、反過去我們所建構的世界、反對階級制度及反集體性的（Laird，1993；引自周月清，2001）。

李歐塔以反基礎主義（anti-foundationalism）而認為社會是異質的， 沒有所謂中心價值建構的（McBeath & Webb，1991）。也就是反對任何權力的中心，及沒有絕對的真理如科學典範移轉的可能（如牛頓運動定律轉移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既然無絕對的真理，各種理論都需被尊重，但也不可視為絕對真理。（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February 26, 2021 at 10:29am

黃秀香《可能性》

在後現代所標榜的精神是解構與創造下，特別強調無限的可能性（possibility）。所以，未來的社會工作專業應朝向多元文化的方向發展，以專業整合運作方式分析，從人類基本需求的滿足再探未來社會工作努力的方向，並對未來國際援助的社會工作意涵有一宏觀的理念及明確的策略。（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February 23, 2021 at 4:23pm

巴迪歐·抵制歇斯底里症

而巴迪歐從七十年代法國政治的全面退潮中看到的是一種重燃的迫切需要：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哲學去解釋那些重要的稀有事件，這些事件能夠永久改變我們對何為可能的認識和感知。在巴迪歐的語匯中，“事件”並不是指改變本身（無論其具有多大的世界歷史意義），而是指那些為思想與行動提供新的突破口的事情；他給出的例子不僅包括68年五月風暴，還有格奧爾格·康托爾（Georg Cantor）有關無窮的數學概念，勛伯格的十二音列體系，以及任何兩個墜入愛河的人。對他而言，哲學的功能是抵制按部就班的日常，思考並肯定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籠罩在懷疑主義之下的那種漫無邊際的批判思想就像一種歇斯底里症，必須加以抵制。就藝術而言，哲學必須避開上述所有三個選項：藝術不能變成唯一的真理，但在藝術裏存在具體的事件，這些事件能夠生產專屬於藝術同時又具備哲學和政治意義的真理形式。巴迪歐在《電影》（過去幾十年中他有關“第七種藝術”的論述文集）中告訴我們，關於藝術的哲學思考應該朝向一種肯定主義（affirmationism），“只有當它們暗示了能夠改變世界的某個點，才能說藝術所催生的理念構成對世界的判斷。” 文/ 尼克・鮑姆巴赫（Nico Baumbach）譯/ 杜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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