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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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視角下的文化遺産元叙事
“遺產熱”已成為當今社會文化變遷的一個趨向; 然而, 它在短時間內驟然升溫的“後現代”語境中的價值,卻是很多人所不了解的。特別是當遺產演變為一種消費對象, 與大規模的群眾旅遊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便形成對傳統意義上的“家園遺產”的巨大沖擊。對於相關問題的認知、討論和闡釋,不僅有助於提高人們的認識, 對一個國家所推行的遺產戰略的可持續性也有重要的作用。
一、後現代性與遺產旅遊
“後現代”是什麼? 利奧塔德用極簡單的話說:“我將後現代定義為對元敘事的懷疑態度。”
後現代主義演變為一種世界範圍的文化思潮。它對人類社會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改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個異彩紛呈的世界,是由圍繞在我們周圍的發達資本主義企業,和自由的政治制度所開創的, 現在它被稱為“後現代”。
人類學研究將後現代主義的特質歸納為:
第一,一種對20 世紀社會和文化變化形式的研究, 這種變化來自於現代性的急速的、激化的或轉型的過程。
第二, 重新關注民族誌研究中的權威和關係, 在表述方面的認識論問題; 反對自啟蒙運動以後的現代主義所創立的客觀認識傳統。
第三, 後現代主義民族誌的“範式”變革,所包括的意義:
(1) 對現代主義所建構的“客觀”認識論,作全面的反思, 特別是“真實性”問題。
(2)“主位/客位”的邊界和關係的重新確立。
(3 ) 對表述權力, 特別是“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 的政治學批判。
毫無疑義,“移動性”(播衍性) 是後現代社會,最具表現力的社會方式和社會屬性。
(彭兆榮,2017,“遺產旅遊”與“家園遺產”: 一種後現代的討論,2007年9月,《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27 卷第5期 /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小敘事”與經驗轉向
後現代主義哲學反對現代理性的宏大敘事,認為它“大而無當”,且造成話語上的霸權與壓迫,主張用小敘事代替思辨的和解放的大敘事。利奧塔說:“我們不再求助於宏大敘事,即我們既不能求助於精神的辯證法,甚至也不能求助於人類的解放,來使後現代科學的話語合法化。但是,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小敘事仍然是富於想像力的發明的精華,在科學中尤其如此”[3]。當代技術哲學研究本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等傳統哲學的模式與框架內進行思辨性的敘事,但是在後現代的語境中,這種傳統的學術路線發生了變化。具有“小敘事”特征的“描述性主題”開始成為技術哲學研究的重心,在建立“描述性主題”的共識之下促成了當代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所謂`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不是把關於技術的哲學問題從關注的中心移向邊緣,從而使其失去`哲學的'特性,也不是消除掉技術哲學中的規範和倫理價值,而是意味著技術哲學家要反思技術就必須去打開這個黑匣子,使他們的分析基於對工程實踐的內在的洞察和從經驗上對技術的充分的描述”[8]。新試驗主義者D·貝爾德指出:以往的技術哲學只注重形而上的分析,而忽視了對技術人工物這一基本的物質存在物的研究,當代的技術哲學研究應從中吸取教訓。這就是說,長期以來技術哲學研究中存在一種嚴重的失衡,一方面是大量的關於技術的社會後果的規範性評價,另一方面是幾乎無人關注技術的設計、生產、維護、改造、創新等微觀機制。由於缺乏這樣一個經驗性基礎,技術哲學的研究就潛伏著成為空中樓閣,流於空泛的危險。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的經驗轉向顯然與上述後現代主義哲學對“小敘事”的倡導具有內在的契合。(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
柏格森·內在綿延:反映意識流動
柏格森認為, 只有從空間延伸性角度,才能解釋可測量時間的本質。因此, 他運用三維空間、運動、(填充) 空白等術語, 表述其關註內在綿延的哲學理論。......
柏格森認為, 雖然物理時間可以測量, 但並不能反映意識的流動, 不能直接表現綿延的狀態, 可測量時間實際上,只是在計算一系列的“同時發生”。
因此, 人的智力活動表現為內在意識狀態的外化, 然後在三維空間中進行體悟與整理, 從而做出某個決定。
“我們若不引入三維空間這個觀念, 則不能用一根線來象征陸續出現。”(柏格森,2002 :69)空間成為人的思維活動的介質, 離開它智力就無法完成任何認知行為。
柏格森承認,物理時間對自然科學的有效性, 但認為它對語言和社會科學研究則不利, 因為語言和社會科學面對的是有意識的生命, 這也是他提出綿延概念的基本動機。
物理時間借助空間,而具備可測量的特征, 所謂時間的連續性, 實際上不能與真正的陸續出現或綿延相提並論。“至於所謂在外界的先後狀態, 它們每個單獨地存在著; 只是對於我們的意識而言, 它們的眾多性才是真實的; 我們的意識能首先保持它們, 然後把它們在彼此關係上加以外在化, 從而把它們並排置列起來。
意識所以能保持它們, 乃是由於外界的這些不同狀態,引起了種種意識狀態, 而這些意識狀態互相滲透, 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組成一個整體, 並通過這個聯系過程,把過去跟現在聯在一起。”(柏格森,2002 :82) (見胡學星,2005,柏格森與曼德爾施塔姆詩學,《山東外語教學》,2005 年第3 期,總第106期)
(Temporality as Bergsonian Critique in the Advertising and Visual Art of Bertram Brooker)
陳明發《疫後振興文化:矢量概念》
科學講究測量。踏進一間房子,覺得熱或冷,它有度量,是溫度測量的結果。24度就是24度,28度就是28度,在既定的一點上,它是沒有方向的零維的量。
假如我們覺得24度不夠冷,可調節冷氣機,它牽涉到了電流,這是一種有一維方向的量。電流無論多複雜,它的方向也只有兩種:順時鐘或逆時鐘;向內或向外;從A點到B點,從B點回A點。可以用正負來表示,屬於標量。想像射箭運動中的箭靶,比較好理解。但是,如力量(F)這種二維以上維度有方向的量,其方向存在無數種可能,無法簡單用數字表示。稱為矢量,可想像為射箭運動的那把箭,可能的過程與結果具有一時難以分辨的可能方向,因爲它涉及力矩、線速度、角速度、位移、加速度、動量、沖量、角動量、場強與速度等變數。
這是我們面對疫後振興工作可參考的概念框架。(參考《百度》)
柏格森·生命衝動(élan vital)
生命的無限創造精神,既表現在肉體行為在時空上的不斷運動變化,也表現在精神生活在質的層面的無限多樣的異動可能性。肉體和精神心靈的生命的創造性進化,並不單純停留在可觀察到和有形的現實世界,而是在現實與可能相交錯的複雜場域中進行;必須超越現實和“客觀存在”的領域,探索可能性、潛在性和偶然性及其與現實的交錯關係。
因此,生命的綿延並不只是體現在可觀察的時間連續性,也不只是呈現為單向的一線性延續,而是與極其複雜的中斷性、斷裂性和交錯性,形成盤根錯節的亂麻團,同時又內含著難以預測的張力關係的變動可能性。
(被譽為體現了“生命衝動”本質的中國藝術家劉永剛作品《對視重生》系列之一,網照)
歸根結底,生命的這種綿延性,主要由其內在本能的“生命衝動”(élan vital)所推動。因此,它在本質上是質的多樣變動性的呈現,因而也往往導向超越現實的多種異質傾向。
實證主義所關心的重點,是現實的“客觀”存在的對象或“事實”,而他們所依據的知識、理性和經驗,都只能停留在對於事物的表面認識和“檢驗”,所以,這種方法雖然號稱“科學”,但始終無法揭示生命的內在創造本質。(高宣揚2008,《柏格森對21世紀哲學研究的現實意義——《創造的進化》發表100周年紀念》,《中國哲學年鑒2008》)
解構社會工作權力の為解構學術霸權
結構分兩方面來說,一者為解構學術霸權,另者解構專業霸權(周月清,2001:125)。
台灣受“重視文憑”及“士大夫”觀念影響,學者往往比實務工作者擁有較高社會地位,也因此導致兩者不平權的互動關係;且台灣社會工作學者大多接受非本土社會工作教育,並缺乏本土臨床經驗,間接帶來非本土教材與缺乏本土思維,這是有待學術界更多的反省及與實務界建立雙向平權互動關係。(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高宣揚·“不可表達性”與“不表達性”
依據高宣揚(1999:3-22)將後現代主義的特徵歸納為六大點;除了第一點“超越传统文化的後現代主義”外,第二點是:“不可表達性”與“不表達性”。伽達默(Gadamer, H. G.)在其哲學本體論詮釋學中強調人類所面臨的各種詮釋的現象, 包含著一些 “不可表達性”( unausdruckbarkeit ) 和“不表達性”(unausdrucklichkeit)的複雜因素。伽達默認為經過嚴格訓練的科學意識,本來包含“正確的、不可學的和不能仿效的去理解的一種對情境及其行為的特定敏感性和感受性-機敏,我們不能按一般原則去理解機敏的運作狀況,因此不表達和不可表達都屬機敏的特質,且機敏有助於我們保持距離,它避免了對私人領域的冒犯、侵犯和傷害”(引自高宣揚,1999:5)。
高宣揚·超越传统文化的後現代主義
依據高宣揚(1999:3-22)將後現代主義的特徵歸納為六大點:(超越传统文化的後現代主義)“不可通約性”和“不可翻譯性”是後現代主義形成和產生過程中,由傅柯(Foucault, M.)接受岡格彥(Canguilhem, G)的知識發展“斷裂性”和“中斷性”的概念,強調不同時代人類知識之間的不一致性、不同結構性和非同質性,及庫恩(Kuhn, T.)、費阿本(Feyerabend, P.)的使用“不可通約性”和“不可翻譯性”的概念來說明不同時代、不同典範(paradigm)的科學知識間的根本區別(Kuhn,1962 ,1977;Feyerabend,1975,1987;引自高宣揚,1999:3-4),這些概念表達了其自身思想理論體系的基本特徵,顯示其自身同他者之間的絕對斷裂性。(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福柯《歴史現象 vs 歷史事實》
懷特的研究與他所謂的敘事性(narrativity)密切相關,強調的是事件的連續性。在懷特看來,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
為了更好地說明敘事文如何將事件組合成故事,懷特區分了歷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和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 前者是實際發生過的孤立事件,後者則是經過作者篩選,並用壹種虛構的制式(fictional matrix)或概念裝置(conceptual apparatus)串聯起來的敘事對象。
懷特目的,在於說明歷史學家在編織歷史材料的過程中使用了修辭手段,這種區分同樣適用於其他類型的文本,如文學、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的文本。(林慶新,歷史敘事與修辭———論海登·懷特的話語轉義學,國外文學(季刊) 2003 年第4 期(總第92 期)
更新的基本動力
布爾迪厄把象征性實踐看做是人類進行文化再生産的的基本活動,看做是社會結構和心態結構不斷運作和更新的基本動力。(高宣揚,2002)
高宣揚《文化:生活首位》
“幾乎整個西方各國社會科學界,都已經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隨著西方社會的變化,將研究的重點轉向文化再生産的問題。”(高宣揚,2002,29/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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