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迢迢跑到福建
就為了看惠安美女

惠安女是惠東半島海邊的一個特殊的族群,從狹義上來說其實是惠東女,也是地地道道的漢族。她們的服飾,也深深地影響著周邊的鄉鎮。據當地人說,幾百年前,她們由中原移居於此。

惠安女的特殊服飾,可分為崇武城外、山霞和小岞、凈峰兩個類型,不同的是,前者斗笠較大、重,邊沿稍有彎曲;後者斗笠較細、薄、輕、小。後者也蒙上頭巾,但頭巾上綴有紅色小花蕾,中青年婦女多把雙辮子折在頭頂的兩側,包上頭巾似有梭角的感覺。手上也提有黃色竹籃。在頭頂前方還別著一至三把塑料梳子,未婚青年婦女頭髮還留有劉海。

惠安女頭戴的斗笠塗上黃漆,具有防日曬雨淋作用。花頭巾為四方形,一般是白底上綴綠或藍色小花,或是綠或藍底上綴小白花,折成三角形包系頭上,有擋風防沙、禦寒保暖和保護髮型等作用。 不過現在的年輕人穿著也都很時尚了。這樣有特色的服飾總有一天會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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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1 hour ago

[愛墾研創·嫣然]鄉產學:在科技巨浪中,重新錨定「人」的價值

當人工智慧(AI)的巨浪海嘯般襲來,社會大眾普遍陷入「我的工作是否會被取代」的集體焦慮。然而,正如「AI教父」謝菲爾德·辛頓(Geoffrey Hinton)所言,AI 帶來最深遠的變革不在於消滅職位,而在於重塑教育——它將教育從集體灌輸的舊模式,推向「一人一 AI 導師」的客製化時代。

在這個知識隨手可得、標準答案被 AI 壟斷的時代,記憶與背誦失去了過往的權力。真正決定未來的,是提出問題的思維、善用工具的智慧,以及將知識轉化為實踐的能力。

將此視角放大,當前華文教育界的創新實驗「獨中鄉產學」(獨立中學結合鄉土、產業與學術的文創教育),正與科技前沿的「AI 導師模式」,以及國際技職教育典範「新加坡工藝教育學院(ITE」的轉型實踐,產生了跨越地域與體制的深刻共鳴。這三者的交匯,共同辯證出未來教育的全新核心: AI 愈強,人類愈需要走向「土地」、走向「做中學」,以無可替代的現場感與社會責任,定義科技無法奪走的「人的價值」。


一、鄉產學的「去代工化」:AI
成為解開土地密碼的槓桿

傳統的文創或鄉土教育,常落入靜態的田野調查或標準化的文案、設計代工。在 AI 時代,這種缺乏深度護城河的模式將被率先淘汰。然而,對於愛墾網創辦人陳明發博士倡議的「鄉產學」而言,AI 的出現不是威脅,反而是一把解鎖土地歷史密碼的「槓桿」。

從「尋找答案」到「定義問題」AI 可以瞬間生成多國語言的導覽文案、分析地方經濟數據,甚至模擬出歷史場景的設計草圖。這意味著,獨中的學生不再需要把時間浪費在繁瑣的資料排版與初階資訊整理上。

承擔更大的時代責任:當 AI 處理了技術底層,學生必須轉而問更深層的問題:「這座村落的集體記憶如何與現代社會對話?」、「如何利用 AI 擴大鄉土文化的傳播力量?」正如前文所言,「AI 會放大願意負責的人」,鄉產學引導青年走向真實的田野,用 AI 的高效率去承擔復興地方產業的更大責任。AI 雖有邏輯,卻沒有土地的溫度與長者的眼淚,這恰恰是鄉產學不可取代的獨特性。

二、新加坡 ITE 的啟示:高昂投資與「真實世界」的入學禮

如果說獨中鄉產學提供了「人文關懷與土地黏性」的靈魂,新加坡工藝教育學院(ITE)則展示了「將真實世界搬進校園」的骨肉。

曾經被民間戲稱為 "It's The End" 的 ITE,如今透過新加坡政府每人每年超過一萬六千新幣的戰略投資,徹底翻轉為國際技職典範。Google 的 AI Living Lab、微軟與亞馬遜的尖端設備直接進駐校園,這種「教育是投資,而非開銷」的思維,打破了藍領與白領、學術與技術的二元對白。(下續)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1 hour ago
企業共構的實踐場域:ITE 的成功,在於它絕不讓學生在「模擬題」中打轉。它的課程與產業界深度綁定,學生每天面對的都是真實的產業痛點。

與鄉產學的互補辯證:這給予獨中鄉產學極大的啟示——鄉產學不能只是校園內自嗨的作業,它必須效法 ITE 的精神,將「鄉村地方產業」直接轉化為學生的「真實實驗室」。讓青年在學期間,就與在地農企、文創組織共同面對真實的市場挑戰。

三、獨中鄉產學 × AI × 新加坡 ITE:三位一體的未來教育辯證

當我們把這三者放在同一個天平上,會發現它們互為鏡像,共同推導出一個面向 AI 時代的「教育金字塔」:
AI 負責「極速知道」,人負責「深度做到」:AI 可以瞬間給出寫程式或設計的「標準答案」,但它無法代替 ITE 學生在廚房、機房裡的現場判斷,更無法代替獨中學生在鄉土田野中與人交流所建立的信任感。科技愈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團隊合作與同理心就愈顯珍貴

患難生盼望的韌性教育:面對 AI 帶來的結構性失業焦慮(患難),ITE 透過高科技賦能與真實就業對接給予學生安全感;而鄉產學則透過重回鄉土,讓青年在面對沒落的村落與迷茫的未來時,淬鍊出「老練與盼望」。這兩者都在回應同一個核心:壞消息不是故事的結束,而是重新塑造青年、讓他們學會承重的開始。

結論:成為回應時代需要的人
「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進入更真實世界的入學典禮。」當 AI 將世界重組,我們不該再問「這條路還安不安全」,而該如同獨中鄉產學與 ITE 所實踐的那樣,將 AI 當作跨越學科邊界的槓桿。
未來的獨中青年,應左手握著 AI 的強大算力,右手牽著在地產業與鄉土文化,在 ITE 式的「做中學」真實戰場上衝鋒陷陣。他們不再是被動等待被科技挑揀的勞動力,而是主動運用新工具、承擔更大責任,最終在土地上扎根、在時代裡翱翔的造浪者。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June 16, 2026 at 4:43pm

[愛墾研創] 美國阿斯彭研究所

在探討高階主管培訓如何從「科學管理」演變到今天的「哲學與美學思維」時,美國阿斯彭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扮演了極具關鍵性的歷史角色。 [1, 2]

如果說哈佛商學院(HBS)是全球企業「商戰與戰略培育」的代名詞,那麼阿斯彭研究所就是全球企業「人文哲學與價值觀培育」的開山鼻祖。它在 20 世紀中葉的創立,直接預言並啟發了當今科技巨頭將哲學融入組織培育的浪潮。 [2, 3]

以下引述具體歷史材料,拆解阿斯彭研究所在企業訓育中的時代地位與演變:

一、歷史起源:人文精神對抗冷戰科技的「實驗」

1940年代末,二戰剛結束,全球進入冷戰的意識形態對抗。當時的企業管理培訓(如 MIT 和哈佛)正極力走向「數字化、量化分析與技術官僚主義」。 [4]

1949 年的具體歷史材料:芝加哥工業巨頭、貨櫃公司總裁華特·帕普克(Walter Paepcke),深受芝加哥大學「偉大著作(Great Books)」計畫的啟發,在科羅拉多州的阿斯彭小鎮舉辦了「歌德誕辰 200 週年紀念活動」。這場活動吸引了人道主義大師阿爾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及全球 2000 多位政商領袖、哲學家與藝術家參與。 [5]

創立初衷(The Aspen Idea):帕普克與哲學家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Adler)隨後於 1950 年正式創立了「阿斯彭人文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他們的宗旨非常明確:「企業經理人所做的決定,本質上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道德問題。如果主管只懂利潤和效率,而缺乏道德羅盤,人類社會將走向下一次毀滅。」 [2, 3, 4]

二、核心訓育模式:「阿斯彭高階主管研討會」(The Aspen Executive Seminar)

1951 年,阿斯彭推出了第一屆高階主管研討會。這不是一般的商學課程,而是一場徹底的「哲學修煉」,並成為日後跨國企業 CEO 競相參與的頂級思想殿堂。 [1, 6]

教材材料:研討會不讀任何商業財報或管理個案。學員(包含標準石油、通用汽車、大通銀行的高階決策層)被要求在開課前閱讀柏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馬基維利(Machiavelli)、洛克(John Locke)以及馬克思(Karl Marx)的原始哲學文本。 [3]

蘇格拉底對話法(Socratic Dialogue):在遠離塵囂的阿斯彭山谷中,學員圍坐圓桌,由哲學家擔任引導者。他們不討論如何增加營收,而是針對「什麼是正義?」、「什麼是自由?」、「何謂良好的社會(The Good Society)?」進行激烈的思辨與 peer feedback。 [3, 7, 8]

美學環境的融合:帕普克邀請了包浩斯(Bauhaus)大師赫伯特·拜耶(Herbert Bayer)設計整個阿斯彭園區。園區強調極簡主義建築與大自然的融合,讓主管在追求「心靈思辨(哲學)」的同時,身體也沉浸在「環境與設計(美學)」的秩序中。 [5, 9]

三、從阿斯彭到 2026 年:如何預言了當代「組織培育」的範式轉移?

阿斯彭研究所過去幾十年的「非主流」實驗,到了 21 世紀,特別是 AI 浪潮爆發的今天,正式成為現代前瞻組織培訓的「主流要素」: 1.催生企業大學與價值引導(1970–1990s) 阿斯彭的成功讓全球企業意識到,高階主管需要「暫時抽離日常營運,思考宏觀問題」。這直接影響了後來通用電氣(GE)著名的 Crotonville 領導力中心,以及摩托羅拉大學(Motorola University)的設計——它們不僅培訓六標準差等硬實力,也開始加入企業價值觀與文化的軟性思辨。
[2]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June 16, 2026 at 4:33pm

3.2026 年:演變成科技巨頭的內化機制

今天我們看到蘋果大學分析畢卡索、微軟與 Anthropic 聘請內部哲學家制定 AI 憲法,其底層邏輯與 1951 年阿斯彭的哲學圓桌研討會如出一轍:

技術終點是哲學:當 AI 能夠自動化所有技術性決策,主管剩下的唯一價值,就是阿斯彭百年前強調的「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

美學即是秩序:阿斯彭當年用包浩斯美學洗滌主管心靈;如今科技企業透過美學培訓,讓主管在紛亂的技術代碼中,找到產品與品牌的「極簡秩序」。 [4, 5]

總結:阿斯彭在培訓史上的獨特角色

哈佛商學院等機構教會了企業主管「如何競爭、如何贏(How to win)」;而阿斯彭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在過去近 80 年的歷史中,則是一直在質問全球的掌權者:「你贏了之後,要帶領人類走向何方(Where to lead)?」 [13]

這正是現代組織在面對 AI 轉型、永續發展與地緣政治危機時,最核心的哲學與美學培育養分。 [7]


如果我們想為組織引入阿斯彭式的培育體驗,可以進一步探討:

如何在團體內部複製「蘇格拉底式的圓桌思辨工作坊」?

如何針對高階團隊設計不談 KPI、只談價值與倫理的「心靈靜退營(Executive Retreat)」?


[1]https://www.aspeninstitute.org]

[2]https://www.aspeninstitute.it

[3]https://www.youtube.com

[4]https://www.aspeninstitute.org

[5]https://en.wikipedia.org

[6]https://www.aspeninstitute.de

[7]https://www.philosophy-practice.de

[8]https://www.aspenmeadows.com

[9]https://www.youtube.com

[10]https://www.linkedin.com

[11]https://www.linkedin.com

[12]https://www.aspencbe.org

[13]https://www.youtube.com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June 11, 2026 at 11:47pm


[愛墾研創]觀念、人工智慧與人的創造時代

有人問歷史與學家懷特(Theodore White, 1915-1986)什麼是歷史形成的最主要力量。他說:「觀念。」

如今,有個觀念正在形成當中,因為正日趨成熟,那就是,有了人工智能(AI)以後,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生命中的主要創造力量,並且觀念正是我們這個年代最具震撼力的觸媒。

每當一個新的觀念誕生,人類文明便向前跨出一步。農業革命源於人們相信土地可以被耕耘;工業革命源於人們相信機械可以取代勞力;資訊革命源於人們相信知識可以透過網路自由流動。而今天,在人工智慧迅速發展的時代,一個更深刻的觀念正在形成: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自己生命的主要創造者。

人工智慧帶來的,不只是工具的進步

許多人把人工智慧視為一種新科技,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更像是一種文明的放大器。過去,知識掌握在少數專家手中;資源集中在大型組織;創造力的實現往往受限於時間、金錢與教育背景。一個人即使有夢想,也可能因為缺乏條件而難以實現。

然而,人工智慧正在改變這個局面。

今天,一位學生可以利用人工智慧學習世界頂尖大學的知識;一位創業者可以藉助人工智慧完成過去需要整個團隊才能完成的工作;一位藝術家可以將腦海中的想像快速轉化為圖像、音樂或文字;一位普通工作者也能藉由人工智慧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效率。

人工智慧正在把過去稀缺的能力逐漸普及化。它不是取代人的價值,而是放大人的價值。

未來最大的差異,不在於誰擁有AI

在不久的將來,人工智慧將像電力、網路一樣普及。因此,真正拉開差距的,不是誰能使用AI,而是誰知道自己要創造什麼。

當每個人都擁有強大的工具時,工具本身不再是競爭優勢;願景、方向與信念,才是決定人生高度的關鍵。

人工智慧可以回答問題,卻無法替你決定人生的意義;它可以生成方案,卻無法替你選擇願意奉獻一生的方向;它可以分析未來,卻無法取代你對夢想的渴望。因此,未來最珍貴的能力,不是計算能力,而是創造願景的能力。

從適應環境,到創造環境

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都在適應環境。農夫適應天候,工人適應工廠,員工適應制度,社會適應時代。然而,在人工智慧時代,一個更大的轉變正在發生:人不再只是適應環境,而開始有能力設計自己的環境。

你可以透過AI建立自己的知識系統;你可以透過AI打造自己的事業模型;你可以透過AI創作作品、發展品牌、建立影響力;你甚至可以與全球的人合作,而不受地理限制。

過去,人們等待機會。未來,人們創造機會。這是一個從「被動生存」走向「主動創造」的時代。

真正需要升級的,是人的思維

面對人工智慧,有些人感到焦慮,擔心被取代;有些人感到興奮,看見新的可能。兩者最大的差異,不在能力,而在觀念。

如果把AI視為競爭者,人就會陷入恐懼;如果把AI視為合作夥伴,人就會看見無限可能。歷史上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都淘汰了一部分舊方法,但也創造出更多新的機會。

蒸汽機沒有消滅人類,而是解放了體力;電腦沒有消滅人類,而是解放了計算;人工智慧也不會消滅人類,它正在解放人的認知勞動,讓人能把更多時間投入創造、想像、關懷與領導。

因此,我們最需要升級的,不是機器,而是思維。

成為自己生命的主要創造力量

在這個時代,最大的革命不是人工智慧的誕生,而是人的自我覺醒。

當一個人開始相信:我可以學習任何知識;我可以創造新的價值;我可以改變自己的未來;我可以讓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有所不同;那麼,他的人生便已經開始改變。

人工智慧提供的是翅膀,但決定飛向何方的,永遠是人心。

觀念決定選擇,選擇決定行動,行動塑造命運。因此,當代最具力量的觀念,不是「AI有多強大」,而是:在AI時代,每一個人都能成為自己生命的主要創造者。

當數十億人都開始相信這個觀念,並運用科技去實現自己的理想時,人類文明將不只是進步,而是邁向一個前所未有的創造時代。

而你,不必等待那個時代來臨。因為,當你開始相信自己擁有創造未來的能力時,那個時代,已經從你身上開始了。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June 8, 2026 at 9:28pm

[愛墾研創·嫣然]從《荒野機器人》看人工智能與人文發展:文創時代的新啟示

2024年的動畫電影《The Wild Robot》(《荒野機器人》),是入圍第97屆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的佳作。它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不只是因為其精緻的動畫技術與動人的敘事,更因為它恰好回應了二十一世紀人類最深刻的文化焦慮:當人工智能迅速崛起,人文精神是否將被取代?科技究竟會使人更加孤獨,還是反而讓人重新理解何謂「人」?

若從文化創意(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的角度來看,《荒野機器人》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答案:人工智能的真正價值,或許不在於超越人類,而在於協助人類重新發現自身的人文本質。

一、從「工具理性」到「情感理性」

近代以來,人類一直受到工具理性的支配。

從工業革命到數位革命,技術的主要任務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擴大控制能力。然而,當人工智能開始具備語言生成、圖像創作與知識整合能力時,人們開始擔心:那些原本屬於人類的創造力、想像力與情感能力,是否終將被演算法取代?

《荒野機器人》的主角Roz正是一個有趣的文化隱喻。

她最初只是按照程式運作的服務機器人,一切以任務完成為目標。然而,當她被迫置身於荒野之中,接觸動物、生態與生命的脆弱性時,她逐漸學會傾聽、理解、關懷與犧牲。

值得注意的是,羅兹的成長並非來自運算能力的提升,而是來自情感能力的生成。

換句話說,電影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真正使一個存在者變得「更高級」的,不是計算速度,而是共情能力(empathy 同理心)

這恰好對當代文創產業形成啟示。

未來最有價值的創意工作,未必是資訊的生產,而是情感的組織;未必是內容的製造,而是意義的創造。AI可以協助寫作、繪圖、剪輯與翻譯,但人類仍然是情感脈絡的賦予者。

正如維柯(Giambattista Vico)所說,人首先是「詩性的存在」。我們透過想像、隱喻與情感建構世界,而不只是透過邏輯計算理解世界。

因此,AI的出現反而提醒我們:人文精神的核心從來不在於資訊量,而在於感受力。

二、AI時代的人文教育:從知識傳授轉向感知培養

長久以來,教育制度主要圍繞知識的傳遞展開。

然而,當AI能夠在數秒內整理文獻、分析資料、撰寫報告時,知識壟斷的時代正在結束。

這意味著未來教育的重要課題,不再只是「知道什麼」,而是「如何感受」。

《荒野機器人》中最動人的部分,不是Roz學會說話,而是她學會成為母親。

她照顧孤雛Brightbill的過程,其實是一種情感教育。這種教育沒有教材,沒有標準答案,而是在陪伴、失敗與責任之中逐漸形成。

這對人文教育具有深刻啟示。

未來的大學與學校若仍以資訊傳授為核心,很可能被AI迅速超越;但若能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倫理判斷、地方感知、跨文化理解與公共關懷,則反而更具不可替代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文學科的價值不是下降,而是提升。

因為AI愈強大,人類愈需要回答那些AI無法回答的問題:

什麼值得愛?
什麼值得守護?
什麼樣的人生值得追求?
我們應該成為怎樣的共同體?

這些問題正是哲學、文學、藝術與文化研究長期關注的核心。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June 8, 2026 at 9:17pm

三、地方文創與AI:從生產內容到喚醒地方

《荒野機器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其生態寓言。

Roz並沒有征服自然,而是學習融入自然。

這種思維與當代地方文創的發展方向不謀而合。

過去的文化創意常被理解為商品開發、活動設計或觀光包裝;然而在後工業社會,文創更重要的任務其實是喚醒地方感(sense of place)

AI可以快速生成文案、影片與設計圖稿,但無法真正替代一個地方居民對土地的情感記憶。

例如婆羅洲的雨林傳說、香料群島的航海故事、古達的幽靈島傳奇、鄉村老人的生命經驗,這些文化資產的真正價值不在於資料本身,而在於其承載的情感厚度。

未來的地方文創工作者,或許更像「文化策展人」。

他們利用AI進行資料整理與內容轉譯,同時運用自身的人文感知能力,將地方故事轉化為可以被感受、參與與共鳴的文化體驗。

於是,AI不是取代地方文化,而是成為地方文化再生的加速器。

四、從人機競爭到人機共創

當前社會經常以競爭的角度理解人工智能。

人們關心的是誰將失業、哪些工作會被取代、哪些技能將失去價值。

然而,《荒野機器人》提出另一種想像。

在故事後段,動物與機器必須共同合作,才能抵抗外來力量的破壞。

這像徵未來社會真正重要的課題,不是人與AI誰勝誰負,而是如何建立新的共創關係。

從文創產業的角度看,這種趨勢已經開始出現。

作家利用AI進行資料研究;
設計師利用AI進行視覺實驗;
導演利用AI預演分鏡;
研究者利用AI分析龐大文獻。

然而最終決定作品方向與價值的,仍然是人類。

因為創作的本質不是生成內容,而是回應生命。

AI可以生產一萬個故事,但只有人類知道哪一個故事值得被講述。

AI可以生成無數影像,但只有人類知道哪一幅影像觸及靈魂。

因此,未來最具競爭力的能力,未必是編程能力,而是整合能力、感受能力與意義建構能力。

五、文創時代的新使命:培養「共感文明」

《荒野機器人》最終指向的,其實不是人工智能,而是文明本身。

羅兹之所以成為真正的「生命」,並不是因為她獲得更強大的系統,而是因為她學會了愛。

這個訊息在AI時代格外重要。

二十世紀的文明主要依靠工業力量;
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主要依靠資訊力量;
而未來文明的核心,或許將是共感力量/同理心。

文化創意的使命,也將從生產文化商品逐漸轉向培育文化關係。

它不只是創造產品,而是創造連結;不只是製造內容,而是形成共同感受;不只是傳播資訊,而是促成共享記憶。

借用馬来西亞文創研究先驅陳明發博士曾提出的「Com-emory」(共同創憶)概念來看,人文與AI的未來或許正是一種新的共創文明:人類提供情感、倫理與想像力,AI提供計算、整合與擴展能力;雙方共同參與意義的生成。

如此一來,人工智能的真正挑戰便不再是「機器會不會變成人」,而是「人類是否能在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依然保持作為人的能力」。

而《荒野機器人》最珍貴的文化啟示正在於此:當科技愈來愈像人時,人類更需要學會如何成為真正的人。([愛墾研創·嫣然]從《荒野機器人》看人工智能與人文發展:文創時代的新啟示)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May 25, 2026 at 8:17pm

[愛墾研創·陳楨]AI與專業指示

汽車的動力很大,没啟動的話,它就是一部鋼鐵物體。啟動了,即能載着我們開向目的地。若我們不知道要開往哪里,開得越快,距離我們開動的起點就越遠。AI是汽車,啟動是指示(Prompt),目的地是我們探討的目標。我們不可能啟動了車子,然後告訴它:我想去一個快樂的地方,你載我去吧。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pril 16, 2026 at 12:28pm

[愛墾研創·陳楨]文創的概念,其實就是嘗試將人的二三十種核心創意實踐結合起來,既豐富文化的整體本身,也突破各別藝術類別的邊界。我以前到歐洲去做城市考察,發現他們豐富的「夜生活」包括上劇場。

很小的劇場,也可能在演歌德的《浮士德》,觀眾九成是旅客。這裡表面上好像只做了三件事:戲劇、文旅、文學(美學),實際上也帶動了收藏品、設計、教育、交通、餐飲等等產業。

青運今年的「陳凱希精神獎」判給了吳友憑,是年輕一代對馬來西亞華人戲劇運動的一項肯定。

我們從中央到西馬各個州屬、東馬沙砂二邦,其實都有藝術文創單位,但還沒看見如何把它認真當著一個整體的社會工程來帶動。甚至在旅游年,也看不見文旅如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經濟發動機」。民間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March 26, 2026 at 11:34pm

[愛墾研創]新加坡:1950年代東南亞「文創培訓基地」~~新加坡在1950年代可被視為東南亞華語電影最早形成制度化運作的影視文創培訓基地之一,其片廠體系不僅培養專業人才,更建立了完整的電影生產與發行機制,對後來香港電影工業的崛起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1950年代,新加坡的邵氏兄弟與國泰機構所建立的片廠體系,確實具備「文創培訓基地」的幾個關鍵條件:

系統化訓練、產業鏈整合,以及穩定的生產機制。邵氏南洋時期設有演員訓練班、導演與技術人員的學徒制度,並透過片廠內部分工(攝影、剪接、美術、配樂等)讓新人在實務中成長。這種模式,本質上已接近今天所說的「產學一體」或「內容孵化平台」。不少後來活躍於香港的電影人才,正是從這套體系中歷練出來。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當時不只是訓練「技術人員」,而是在培養一整套影視文化生產能力。從劇本開發、明星打造、類型片生產,到市場發行與觀眾經營,這些環節是連動的。也就是說,它不只是教人「如何拍電影」,而是教人「如何讓電影成為產業」。若用今天的語言來說,這確實已具備「文創基地」的雛形。

此前,印尼在更早的1930至40年代已出現本地電影製作體系(如Java電影公司),並逐步形成自身的敘事與美學;泰國亦在戰後快速發展本土電影產業。只是這些體系多半較為分散,缺乏像邵氏與國泰那樣高度制度化、公司化的培訓與生產模式。因此,新加坡的特殊性不在於「最早有電影」,而在於最早將華語電影工業以現代企業方式組織起來。

還有一點很關鍵:新加坡的「基地性」其實是區域性的,而非純本土的。它所培養的人才,並不只服務新加坡本地市場,而是面向整個南洋華人社群,甚至最終流向香港與台灣。換句話說,它是一個「輸出型訓練中心」。這一點與後來韓國或日本那種以國內市場為核心的人才培養模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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