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此文時，我的姿態放得很低，不敢高談闊論，就想弱弱地問一聲：「大學中文系培養學生的目標是什麼？怎樣才算合格的文學教育？近百年來中國人之以『文學史』（準確地說，是文學通史）作為大學中文系的核心課程，這一選擇，是否有重新調整的必要？」文章發表後，得到不少師友的積極反饋，若干學校因此而壓縮文學通史課程，增加各種名著選讀的專題課。但因整個課程及教學體系沒動，絕大多數中文系學生，還是無法擺脫面面俱到的文學史敘述的巨大壓迫，難得有勇氣憑個人興致「千里走單騎」。

此後若干年，我寫過不少文章，不斷質疑國人根深蒂固的「文學史」情結，兼及課程設置、著述體例、研究思路，以及文化商品。其中有兩本半書值得推薦，那就是《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東方出版社，2021年），以及對話集《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以上著述，基本上都是在學術史、教育史與文學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文學史」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若需要刪繁就簡，凸顯自家思路，我願意提供以下兩段證詞：

在我看來，中國的「文學教育」，主要問題出在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體系（背後確有配合國家意識形態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處不贅），窒息了學生的閱讀快感、審美趣味與思維能力。文學教育的關鍵，在「讀本」而不在「教科書」，是在導師引導下的閱讀、討論、探究，而不是看老師在課堂上如何表演——教科書及老師的表演越精彩，越容易被記憶與模仿，對於學生來說，這是一種限制（從思考、提問到表達）。（《假如沒有「文學史」》，《讀書》2009年第1期）

對於生活在網絡時代的中文系學生來說，知識爆炸，檢索便捷，記憶的重要性在下降，如何培養閱讀、品鑑、闡發的能力，成了教學的關鍵。以精心挑選的「讀本」為中心來展開課堂教學，捨棄大量不著邊際的「宏論」以及很可能唾手可得的「史料」，將主要精力放在學術視野的拓展、理論思維的養成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退而求其次，也會多少養成認真、細膩的閱讀習慣。……作為「文學教育」的「閱讀」，其工作目標是批判性、聯想性、拓展性以及個人性，應鼓勵學生們廣泛閱讀、自由馳騁。（《文學史、文學教育與文學讀本》，《河北學刊》2013年第2期）

當初批判的鋒芒，主要指向面面俱到的「通史」與「概論」，至於若干建設性意見，比如閱讀優先，經典第一；超越常規，自由探索；注重個人體悟，不求系統全面等，其實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對已有文學教育體系造成致命沖擊的，不是人文學者的長篇大論，而是AI的迅速崛起。

3

去年11月12日，我在「慶祝中山大學100周年大會暨創新發展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現代中國大學的使命與願景》（《南方日報》2024年11月16日），文中強調：大學必須適應技術迭代神速、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辦學宗旨、學科體系、教學方式，以及培養目標等。而且，「我的直覺是，我們正面臨『大學』這一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發生根本性蝶變的前夜」。今天大學校園裡此起彼伏、你追我趕的諸多學科（尤其是人文學），都必須認真思考，如何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

2023年12月23日，北京大學與教育部教材局聯合召開高等學校文學教材研究基地的揭牌儀式，我被聘為該基地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即席發言中，不同於領導的殷殷期待，也不同於同事的摩拳擦掌，我對立即啟動諸多新教材編寫不太以為然。在我看來，若沒有充分反省兩個甲子以來中文系相關課程建設以及教材編寫的得失利弊，以及科技進步帶來的嚴峻挑戰，馬上著手教材的更新換代，只能是小打小鬧，換湯不換藥。在我看來，眼下是個重要關口，其嚴峻及艱難程度，遠超上世紀六十年代周揚主持編寫文科統編教材。（2025/02/13 原載《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