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回應小學歷史課本撰述和翻譯的失當，受馬來西亞華文理事會之邀，本地幾位中文學界歷史專業的學術人員正積極於檢討這項歷史教育的偏差問題。感謝召集人拉曼大學張曉威寄來1970、1980年代遵照當年的新課程綱要與教學指南編纂，教育部課本審查局審定核准發行的小學歷史課本，再看看現今“直接翻譯”自國小的歷史課本，感慨萬千。

在曉威博士送來的1978年由大馬出版供應社出版，K.H.Lau 編著的華小五年級《歷史》課本，其第廿六章“瓜拉雪蘭莪和吉隆坡的歷史”之“吉隆坡的開埠”一節（頁73-74），以大篇幅寫著：“19世紀時，吉隆坡只是一個猿啼虎嘯，密林包圍著的小村，散居著馬來人，當時治安紊亂，武力代替了法律，誰的人馬最多，勢力最強，就是這地方的土王。

自從安邦發現了錫礦，有許 多華人前往開採，後來華人越來越多，便漸漸地形成了小村鎮。雪蘭莪發生內戰後，吉隆坡成為雙方爭奪的中心，後來葉亞來（又名葉德來）率領礦工幫助蘇丹女婿 東姑古丁平定內亂，被封為第三任華人甲必丹（第一任甲必丹是丘秀，第二任甲必丹是劉光）。

內戰平息後，葉亞來積極進行重建吉隆坡的工作，招募新工，恢復礦 場生產，一排一排的亞答屋，從廢墟中重新建立起來，在他的苦心經營之下，吉隆坡的面目全新，又恢復昔日的繁榮。這位大公無私的華人領袖，吉隆坡的開埠功 臣，於1885年4月15日，與世長辭了，但他對吉隆坡的功績卻永遠為後人所敬仰。”

重溫這段文字，倍感親切。那是我小學時代的課本。當年我們的歷史就是這樣讀的。豈料，1983年小學五年級檢定考試歷史答問吉隆坡開拓者是誰時，竟沒有“葉亞來”（答案是Raja Abdullah）。華社嘩然，葉亞來至此也就喪失了其在“官方國史”上的地位。即使是現今國民中學的歷史課本（KBSM，中二，2010版），談及吉隆 坡發展，雖附有一張葉亞來的照片，文字說明僅有一句：葉亞來是“其中一位”負責發展吉隆坡的人士（Yap ah Loy antara orang yang bertanggungjawab membangunkan Kuala Lumpur）。

歷史教育，所為何事？1940、50年代，曾有一批具有識見的華裔知識分子參與了國家的獨立建設工程。他們積極參與國家建構論述，試圖建立一套既受土著認可，也能讓華人本身足以自豪立基斯土的“國史”論述，並藉以肯定華人對馬來西亞的貢獻及認定華人在這塊土地上的合理性存在及其在“國史”上應有的地 位。

當年中文學界的“南洋研究”學者，也在提倡“馬來亞化”，強調南洋史研究應以本地為中心。像陳育崧，他甚至在戰前就已經主張“馬來亞化”，並通過編印本土化教材來推動，開“馬來亞化”教材之先河。

然而，事過境遷，廖文輝《馬新史學八十年》（頁174）指說，自1970、80年代以降，政治環境的抑壓和華社自覺的反撥，本地中文學界漸從“南洋 研究”轉向“華人研究”。這種研究轉向，雖有其內在和外在的因素，但卻因研究範圍縮小，南洋研究時期關注國家歷史的書寫不免被遺棄，甚至是被“丟失”，整體的研究領域無疑有窄化現象。只是側重華人歷史的論述，卻不自覺形成一種只知“族”不知有“國”的局面。

隨著如今小學四年級歷史課本編撰的種種偏差，華社能回應些甚麼？想想當下本地中文學界治本國史者，屈指可數，更是感慨。（收藏自 04.05.2014 星洲日報／邊緣評論‧作者：安煥然‧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