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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 Reply by iPLOP on April 21, 2016 at 12:32pm

從對應時勢到開創新局：華商領袖陸佑、李孝式、李延年的領導成效與隆雪中華總商會

莫順宗·新紀元學院

1·前言：從商人到領袖

商人在馬來西亞，尤其華人社會，向來地位崇高。其起因在於華人乃經濟移民，經濟掛帥，功利為重，社會價值以成功商人為尊是必然趨勢。再者，華人所獲分配之國家資源少之又少，民間的社會福利與文教事業等需要，唯有向商人尋求資金援助，於此情形下，進一步推高華商之社會地位。水漲而船高，華商之崇高地位也造就華商組成之商會，因此而成為華人社會重要組織。最好例子當然是由各州中華商會組成的全國聯合總機構，即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這個全國中華總商會一直在成千上萬的馬來西亞華人社團裏，名列前矛，地位堪稱舉足輕重。即便規模較小的各州中華商會，也各自有其分量，當中，位處馬來西亞首善之區的隆雪中華總商會尤其如此。

隆雪中華總商會是本文所欲進行探討的對象。這個總商會成立於1904年，至今已經一百零八年。隆雪地區歷史相對較短，超過百年的華人社團份屬少數。百余年間，隆雪中華總商會歷經英殖、日據到獨立建國等各個重要階段，見證並參與雪隆地區乃至馬來西亞一個世紀以來的整個建設過程。與此同時，以華商為凝聚對象的隆雪中華總商會，當然也目睹華人如何從動亂不息、紛爭不斷的中國近現代史一路走過來，逐步落地生根為馬來西亞公民，以及華人華商在這片土地上所有的付出與成就、困境與辛酸。

作為一個相對具有影響力的華人商會，百余年來，隆雪中華總商會匯聚不同年代的華裔成功商人，推動華人與國家的進步，會務範圍雖一貫以經濟商業為首要關懷，但對文教和政治也從不忽略。許多有誌於社會建設與領導的成功商人，選擇以商會為其起點，或作為其中一個發揮才幹的平臺，由此而出發，最終成為華人社會，或甚至是國家級的領袖。而這些華商當然也因為自身的經濟實力和領導成效，使隆雪中華總商會對華人社會與國家產生更大影響力。

百余年來，部分隆雪中華總商會領袖，表現特出，建立不少功勛，為商會與個人增添榮譽。當中，本文特別選擇陸佑（1846-1917）、李孝式（1901-1988）和李延年（1906-1983）為對象，嘗試說明這三位不同年代的隆雪中華總商會的領袖，如何完成一個華商對商會與家國的責任。這三位華商領袖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在於他們挑起領導重任的時期，恰逢國家與社會處於關鍵的轉變時期，而他們卻不負所托，分別在他們的時代，即二十世紀之初、二十世紀四十與五十年代、以及二十世紀七十與八十年代，這幾個國家與社會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之際，成功掌握時代契機，引領潮流，開創新局。

不過，必須一再強調，所謂的開創新局，並非單指隆雪中華總商會會務發展的新局。事實上，陸佑、李孝式與李延年對家國的事功，並未局限於商會。他們遨遊的天地比較寬闊。商人一般都具有跨越機構與領域的特性。他們在社會領導方面，通常也是如此。但隆雪中華總商會是他們其中一個重要的根據地。即便後來在政壇成就斐然的李孝式也是商人起家。商會是他們的地盤，但他們卻又不完全受限於商會。當然，在這些多重身份之余，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在面對他們年代的挑戰與機遇時，他們曾經做出什麽選擇？他們如何審時度勢，又如何為他們領導的商會，以及其他機構與團體開創新的局面，以應對新的時勢？

2.陸佑：開天與辟地

陸佑是隆雪中華總商會創會會長。根據隆雪中華總商會1995出版的紀念特刊記載，二十世紀之初，華裔移民日眾，商務旺盛，而隨之而來的商場糾紛與爭議也無可避免，因此，一群熱心公益的華裔商賈盱衡時局，認為有成立華人商團之必要，以協理華商事務，排難解紛及辦理社會公益。當時，擔任召集人的是辛亞榮，辛亞榮還以英文在馬來郵報 (Malay Mail) 撰文宣傳籌設商會之創議。但商會之得以順利成立，陸佑角色至為關鍵。陸佑是當時吉隆坡之“巨賈”，他創設於吉隆坡的東興隆號，“其時業務蓬勃，成為殷商巨富薈萃之地”，於是當時提議創會的華商，乃“集議於東興隆號”，結果“經由陸佑君登高一呼，獲得熱烈響應，乃決定成立本會，取名為商務局，時為一九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商會成立後，“陸佑君受推舉為總理，陳秀蓮、陸秋傑兩君為協理，辛亞榮君為司理”。

陸佑在十九世紀末已經成為吉隆坡最重要的華商與領袖。據華人文史研究者李業霖所引述，早期華社民間廣泛流行一句話： “葉亞來打州府，陸佑建設吉隆坡。”這話不但可見陸佑對吉隆坡所立下的功勞，也由此基本可以判斷陸佑繼葉亞來之後，成為吉隆坡建設最重要的人物。不僅於此，陸佑對隆雪以外幾個城鎮的開發也大有貢獻。陸佑的重要性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四處可見。雪蘭莪駐紮官瑞天鹹(Frank Swettenham)盛贊陸佑是“馬來聯邦最成功的企業家”。陸佑事業的成功與享有的社會地位，加上他的華裔身份，使他受到雪蘭莪政府的重視，趙煜1892年離世後，陸佑與葉觀盛代表華人出任州議員。與此同時，陸佑也在1893年受委為吉隆坡衛生局(Sanitary Board of Kuala Lumpur)委員。當時的“衛生局”就是“市政局”，他得以參與許多決策工作，地位非常崇高。

在華人社會內，陸佑的影響力更加深入與廣泛。吉隆坡原是客家籍華人天下，原籍廣東鶴山的陸佑後來引進數萬廣府籍勞工，在人口不到十萬的年代裏，這數目可謂龐大，此舉不但使華人移民雪隆的人數持續增加，進一步推動吉隆坡一帶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使廣府方言最終變成吉隆坡華人最主要語言，影響至今。對華人事務，陸佑向來多有關心。舉凡華人社會的福利與文教事業，陸佑都義不容辭慷慨贊助，大力支持。可見例子，包括尊孔學校、坤成女校、同善醫院、吉隆坡廣肇會館、仙四師爺廟等，都曾獲得陸佑鼎力相助。

以陸佑的財力與地位，出任當時名為商務局的隆雪中華總商會最高領導，時稱總理，乃不二人選。事實上，當時擔任協理的陳秀連、陸秋傑，以及司理的辛亞榮都是、或曾經是陸佑商業王國旗下的人才。許多後來成為二十世紀初至二戰前隆雪工商界翹楚和華社領導人的人物，包括李星南、張郁才、陳行、朱晴溪、董賢、羅海春、朱嘉炳等，也都曾經為陸佑做事，或得到陸佑提攜過的。由此可見，陸佑影響力之大與人脈網絡的深植。隆雪中華總商會由陸佑創會且領導，聲勢自然非同凡響，會務發展也必當事半功倍。事實是，商務局成立後，不但“悉力辦理社會公益與華商事務”，而且“所作建議政府多予接納”，當然還有更重要的是，“當時吉隆坡市內的衛生局人員，有二人是由本會推派擔任的”。

隆雪中華總商會在二十世紀初的地位，以組織而言，基本上是政府與華社之間的橋梁。除卻德高望重的華社領袖，諸如前述陸佑與葉觀盛等，乃憑靠個人威望受到政府的重視與委任，華人組織方面應該只有隆雪中華總商會，享有此等殊榮。換言之，當時隆雪中華總商會儼然是華人社會之最高代表團體。

我們可試舉一事為例，嘗試證明隆雪中華總商會確實是當時隆雪華人最高之團體組織。這是與陸佑相關的事。據說，陸佑有一次乘搭火車南下新加坡，他購買一等座位車票，卻被趕下車。原來自1904年起，馬來亞火車服務實行亞洲人和歐洲人分隔座位制度。陸佑即以隆雪中華總商會會長身份提出抗議。當時，馬來郵報總編輯羅遜撰文支持陸佑，認為特設“歐人專用車廂” (Europeans only carriage)不合情理。另一方面，陸佑後來查明分隔座位制度所以實施的原因在於部分華人沒有遵守乘搭火車的規則。他於是以隆雪中華總商會會長的名義，印發傳單向華社說明乘坐火車必須衣冠整齊，兩足不可架在他人座位上，不可赤足，不可赤膊，不可隨地吐痰，不可嚼檳榔，不可喧嘩，在歐婦面前，不可說粗話。陸佑的抗議，致使此制度於1911獲得修正。從陸佑使用會隆雪中華總商會長名義投訴到印發傳單教育華人民眾，再到他的投訴引起政府與輿論關心，我們由此事可以斷定除了陸佑本身的威望，隆雪中華總商會這個組織，在時人心目中，包括陸佑本人，絕對是代表華人的最高機構。

作為創會會長或總理，陸佑在任時間其實不長。1907年陸佑即卸下總理職位。陸佑的領導前後不過三年。但陸佑以他個人威望推動創會工作，並且奠定商會的地位與方向，開創往後數十年發展格局，可謂完成商會開天與辟地的工作。對陸佑個人而言，商會總理的身份，也許只不過增添多一份個人榮譽，但其實這份榮譽意義深遠。隆雪中華總商會的創辦，是隆雪地區華人結社與團結的一個裏程碑。陸佑應該對這樣的價值與意義有所體認，否則不會承擔創會工作。

事實上，1915年，69歲的陸佑，還聯同張郁才和朱嘉炳等人登高倡議組織中華大會堂，希望創辦一個統一最高領導機構，以統攝各類地緣、血緣和業緣等華人組織。陸佑慷慨捐出五萬元，並偕同葉觀盛等人會見華民政務司匯報情況，聯名向政府申請地段作建築會所之用。整個建堂過程，陸佑及其家族共捐出九萬元，占十七萬元總建築費的一半以上。可惜陸佑在隆雪中華大會堂成立之前即已離世，倒是在隆雪中華總商會歷史裏，讓我們清楚看到陸佑在商業傳奇、社會慈善以外，他對於華人社會結社與團結的一番事功。

3.李孝式：商而優則仕

相較於陸佑以賣身契方式南來當苦力，李孝式雖然同樣從中國和香港飄洋過海到馬來半島，但李孝式顯然在家世與教育背景等方面占絕對優勢。李孝式原籍廣東信宜，生於香港，先在廣州接受中小學教育，1915年轉入香港皇仁書院讀書，畢業後直接留學英國，就讀於劍橋大學。1923年，他考獲英國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經濟學榮譽學位。1924年他隨父親李季濂抵馬管理家族生意。李孝式的高學歷，流利的英語與粵語，及富有的家庭背景讓他迅速從其他華人移民中脫穎而出，成為社群領袖。

李孝式三十歲就被網羅進入吉隆坡衛生局。1936年當選為隆雪中華總商會會長，時年三十五歲。1937年他當選雪蘭莪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主席。1938年擔任森美蘭、雪蘭莪、彭亨礦務會會長。1941年任吉隆坡防空總司令。日本侵占馬來亞時逃亡印度，在盟軍軍官學校受訓六個月後被派往緬甸作戰，任上校參謀。戰後回馬來亞，繼續擔任隆雪中華總商會會長。 1945年創辦《中國報》。1949年參與創立馬來亞華人公會，曾任副會長兼雪蘭莪州分會會長，並於期間當選馬來西亞廣東會館聯合會主席。1948年起任馬來亞聯合邦立法議員兼行政議員。1953年至1955年任海港鐵道部部長。1955 年決定全面從政，辭去隆雪中華總商會會長職位。1955至1956年任交通部部長，1956年任馬來亞代表團成員赴英國談判馬來亞獨立問題。1957年8月馬來亞宣布獨立後，出任首屆內閣財政部長。1959年辭職，後棄政從商。1966年創辦興業銀行，出任董事長。

李孝式一生在政商之間遊走，他的誌趣從他擔任的職位和從事的各類活動大致可見。其中，在眾多職位與榮譽中，李孝式前後以會長身份領導隆雪中華總商會至少長達十八年，即從1936起至1955年止，這應該是他在位最長、或起碼是其中之一個最長的職務。當然，嚴格劃分，李孝式領導隆雪中華總商會應該分為前後兩個時期，湊巧的是，前後兩段各為九年。一個是戰前與戰爭期間，即從1936至1945年。關於這段時期的資料，幾乎一片空白，估計當時眾人都受戰爭所累，會務基本上停頓，尤其是戰爭正式在馬來半島爆發期間，更是如此。事實是，如前所述，戰爭期間李孝式甚至在印度和緬甸地區逃亡與參戰。因此，李孝式之領導隆雪中華總商會，論其建樹，全在第二個九年，即1946至1955之間。

戰後的世界是全新的世界。經濟急需重新建設與開拓。但政治的變化顯然更加急速。馬來亞的政治進入分水嶺，迅速邁向建國獨立。新的黨團應運而生，有心人無不號召更多支持，集中更大力量，應對嶄新局面。遊走於兩個領域之間的李孝式必定比一般人有更深入的體會與考慮。隆雪中華總商會在李孝式領導下的選擇是，“擴大團結、增強實力，聯合七州府各華人商會即新加坡、霹靂、檳城、馬六甲、芙蓉等團體合組中華商聯會”。

在隆雪中華總商會與李孝式大力推動下，組織全國商聯會的行動很快啟動起來。“一九四六年九月，本會推舉小組研究”。然後同年十月，隆雪中華總商會以召集人身份，要求“每州舉派一名代表共商研討，推舉小組委員會研擬簡章”。三個月後，各州代表齊集吉隆坡舉行小組聯系會議，由李孝式擔任臨時主席。1947年2月23日，從建議到落實，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裏，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宣告誕生。全馬來亞中華商會在當其時的擴大整合與凝聚，絕對有利於華商緊抓當時的經濟發展脈搏。隆雪中華總商會與李孝式肯定是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誕生的最大功臣。

此後，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創立至今六十余年歲月裏，隆雪中華總商會也一直在其會務發展中扮演核心角色。單從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歷任會長所屬州屬背景來看，就可以清楚發現隆雪中華總商會的巨大影響。創會以來，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一共出現過十一位會長，其中隆雪中華總商會占了七人之多，其中當然包括李孝式本人。

李孝式除了居中協調，以及領導，最終催生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他在隆雪中華總商會本身的會務建設方面，也表現積極。尤其戰後百廢待舉，許多法令必須調整與更新，地方上的經濟復興也必須加速進行，這些在李孝式“領導交涉”後，皆“收效良多”。但李孝式所以可以作出這些貢獻，當然與他同時存在的政治身份，也有莫大關系。事實上，李孝式對商會和華商更大的示範，也許不僅僅在於它的商會會長身份與所作出之功勞。很多時候更在於他個人所創造的商而優則仕的傳奇楷模。隆雪中華總商會與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的會長擔任財政部長，自他以後，再無第二人。華商未必都需要像李孝式般商而優則仕，但他所開創的道路，反映了那個時代華商寬闊的發展空間與無限可能，這才是華商領袖李孝式作為一個榜樣或標準最大的示範作用。

4·李延年：重建新基礎

李延年於1975年擔任隆雪中華總商會會長，至1982年止，前後七年。除了隆雪中華總商會，他同時也是多個重要華人社團的最高領導人，其中包括隆雪中華大會堂會長、馬來西亞中華中華總商會會長、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主席等。從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期，李延年可以說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最有代表性的華團領袖。

但若與陸佑和李孝式比較，李延年的時代，華人華商面對的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情況與商業環境。李延年領導隆雪中華總商會，以及其他華人社團的那段期間，華人社會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打擊與考驗。1969年“五一三事件”發生後，馬來西亞無論政治、經濟，甚至文化與教育，都出現巨大變化。以馬來人為主導的政府，將“五一三”事件歸咎於種族之間的經濟鴻溝，於是政府所擬定的政策，皆以對此事件的解釋為政策根據。短短幾年期間，許多不利華人社會的政策與法令相繼推出，先是新經濟政策，接踵而來的有國家文化政策、工業協調法令、大學學額固打制等。

在華人眼中，華人權益如江河日下，1970與1980年代的華人一般都看不到政治上的出路。華人認為，代表華人的政黨，不論是在朝的馬華公會與民政黨或在野的民主行動黨，都無法有效地維護華人社會的利益。李延年剛好於此時接過幾個全國重要華團的領導權，他相信華團可以為華人社會作出貢獻。1977年1月，他與吉打華教運動領導人莊光輝談起華文教育問題，曾經表示困難重重，政黨已無能為力，因此華人社團必須加強鬥爭力量。由此可見，李延年的確期望通過華人社團為華人社會好好做一些事。正因為如此“他在領導社團期間，出錢出力，任勞任怨。並且自掏腰包，聘請專人為他處理有關社團的事務。事實上，李延年的努力有目共睹，在他領導華團期間，的確做了不少有利華人社團與華人社會的事，令人印象深刻。凡是他領導過的華團都出現或多或少的改變。

我們試將焦點重新放在商會上。李延年領導的中華商會，無論是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還是隆雪中華總商會，表現同樣出色。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方面，李延年最大的建樹是於1978年成功舉辦史無前例的全國華人經濟大會。至於隆雪中華總商會，李延年領導的成績更顯著。李延年是從李潤添手中接過隆雪中華總商會的領導棒子。在他領導的七年期間，隆雪中華總商會面貌一新，隆雪中華總商會1984年出版的八十周年紀念特刊中，對李延年的功績，有以下的記述：

丹斯里李接任後，在全體董事的積極推動下，銳意革新會政：對內力求擴大與健全組織，添聘職員工作，推行廣招會員運動，每月出版會訊，每二年編印會員行業名冊，購買會所，舉辦工商管理課程，設立文教基金及大專助學金，擴充經濟資料室，主催工商研討會，推廣為會員簽署產地證明書，擇譯政府法令與條例，發布商業詢問與貿易機會(作者按：原文為。發布商業詢貿易間與機會。)；對外竭力向政府交涉各項不合理條例與限制，及時反映會員心聲，爭取華商應有的公平合理權益。由於各方面支持合作，會務進展，極有成效，使本會會員總數，由原有五百余名，增加至近一千八百名。

事實上，李延年時期的隆雪中華總商會，在會務發展方面，應該是歷來之冠。我們可以說雪蘭莪中華總商會到了李延年時期才開始有規模。李延年之前的大部分領袖，對會務沒有通盤計劃，遇上事情，才作反應。相比之下，李延年領導期間的隆雪中華總商會，不但組織完善，活動多姿多彩，而且在推動工商活動之余，也為文教事業出力。隆雪中華總商會經歷李延年時代後，逐步走上壯大之路。

李延年時代，隆雪中華總商會的外在環境已經大大改變。應該說，華商華人基本上必須重新尋找出路。李延年沒有可能像陸佑和李孝式可以縱橫在廣闊的天地間。但是，李延年相信華人華商可以透過加強華團、商會重新找到發展的新機運。李延年將時間與精力集中在為商會與華團重建新基礎。李延年個人素質遠不如李孝式，他受的教育並不算多，發展空間也不比陸佑，他的財力尚未雄霸一方；但在有限天地間，他實事求是，為華團、為商會的復蘇，重新加註新的元素，自我調整，力求突圍。所以，在會務開發與整頓上，李延年的成就又比陸佑與李孝式更加耀眼。他開拓的隆雪中華總商會格局與方向，三十年過去了，但痕跡依然處處可見。

5·結語：開一代風氣

從陸佑到李孝式，再到李延年，有一個湊巧的情形，他們三人的領導年代，恰好相差三、四十年左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社會發展無不如此，總有周期性變化。對於善於洞察與掌握變化的商人而言，這些變化其實是難得的機會。

我們也許不必刻意提醒中華總商會的領導，1982年卸任的李延年，今年恰好剛滿三十年。事實上，國家社會即將邁入另一個分水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前幾天甫卸任的隆雪中華總商會會長丹斯里鐘廷森，在卸任之際，建議政府仿效印尼，考慮由學有專長的教授、經濟學家或商會領導擔任貿易部長、農業部長、商業部長等部長職位，以利國家發展。

類似的建議，其實應該視為華商領袖的自我期許。華商領袖未必需要如李孝式般商而優則仕，但對國家的建設可以有更加積極主動的參與。李延年時代的困境已經漸漸過去，單憑一己之力即可成事的陸佑時代也一去不復返，過去例子可以參考，但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特點，不變的是，凡是掌握時勢，並善於開發新局者，也許可以為國家社會開發一番新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