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個人見證似乎清楚地表明，對美國的許多白人學生來說，尤其是對日後新左派里的許多積極分子而言，肯尼迪總統的遇刺在剝奪國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敗壞議會進程方面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標志了那著名的把火炬傳遞給年輕一代領袖的徹底終結，以及某種大眾或公民理想主義新精神的戲劇性的破滅。至於說到表象下的實情，現在看來，鑒於其保守主義和反共立場，在“導彈危機”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賭博，以及他對美國身陷越南所要擔負的責任，公眾對肯尼迪當政的那種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錯誤的，不過這並不很重要。更加值得注意前是，肯尼迪政權留給60年代政治發展的遺產很可能就是關於青春和“代為”的那套詞藻。他利用了這套詞藻，而這套詞藻又在他身後流傳了下來，辯證地成了美國學生和年輕人可以用來闡發政治不滿情緒的表現形式。

這些便是60年代的“新興”社會力量得以像在現實中那樣發展的一些前提或“可能性的條件”，它們既存在於傳統工人階級的政治體制之內，也存在於使國家權力合法化的領域里。現在回過頭來說說這些新興力量。它們最終做命運也似一種方式標志了60年代的結束：“第三世界主義”在美國和歐洲的終結大半是發生在中國的熱月之前．其時人們正意識到了發生在非洲許多新興獨立國家里日漸蔓延的制度性的腐敗；而且拉美政權，在1973年智利發生政變以後，幾乎完全軍事化了（後來發生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勝利自此便被認作是“馬克思主義的”而非“第三世界主義的”；而越南在美國人最終撤離後從美國人意識里消失之乾凈就像阿爾及利亞在1963年伊維安和約簽署後便從法國人的意識里消失了一樣）。在60年代晚期的第一世界里出現了一股向更加內部的政治回歸之勢是肯定無疑的。這一點，美國的反戰運動和法國1968年5月爆發的事件都可以作證。但是，美國人的運動不僅與從“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展而來的進步黨工會型團體的毛主義的鼓舞有著有機的聯系，而且仍然同它在越戰本身里的第三世界“起因”保持著有機的關聯，所以，隨著戰爭的逐漸平息和征兵的停止，整個運動也將失去其動力。在法國，左派的“共同綱領”（1972年）——當今的社會黨政府即源發於此——標志了朝著葛蘭西模式和一種與任何第三世界前身甚少淵源關系的新型“歐洲共產主義”精神的新轉向。最後，美國的黑人運動，隨著其主導意識形態——文化民族主義，一種與第三世界模式深深相連的意識形態——的枯竭，也就在這同時步入了危機之中，婦女運動也與這種第三世界的鼓舞有著一些淵源。但在1972－1974這段時期內，它也將被日漸闡發成相對有別的意識形態立場（“資產階級”女性主義，女同性戀的分離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出於上面列舉的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把60年代的終結定在1972－1974這段時間似乎也說得過去。關於這個總體“斷裂”的問題，本文末尾將會再度提及。眼下我們必須完成的是對這一時期第三世界歷史的整個動力的描繪，尤其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動力或“敘述線條”對第一世界60年代的發展有著某種特殊的影響力（或是通過直接幹預，如民族解放戰爭；或是憑借外國政治模式的臉力，非常明顯的就是毛主義模式；或最後是由於某種兩個世界共同面對且以相對不同的方式作出反應的全球動力）。

當然，此刻正好可以觀察第三世界新興力量的“解放”何以像這個詞常常表現得那樣暖昧不明（自由是脫離舊的制度）。說得更尖銳一些，非殖民化在歷史上是與新殖民主義攜手並進的；老式帝國主義那體面的、不情不願的、或暴烈的終結當然意味著一種壓迫形式的終結，但它也明顯意味著一種新型的發明和建構——象征地說，就像大英帝國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取而代之。現在正是回憶這些明顯的事實的時刻。順便說一句，當下流行的權力和壓迫的修辭（福柯是這些修辭學家里影響最大的人物，但是從經濟到政治的根本位移在馬克斯·韋伯那里已經發生了）所以最終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就在於此：當然，與形形色色的權力和壓迫“拼搏”是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的，但是除非把它們與經濟剝削的功能關系闡發出來，也就是說，除非把政治的再度置於經濟的之下，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它們（在另一方面——尤其從本文歷史化的視角來看——60年代中期的人們感到必須用一種關於權力、壓迫、權威和反權威主義等等這樣物化了的政治語言來表達他們對局勢的看法和所設計的實踐，這顯然會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和社會征兆：這里，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以其對社會主義之下“政治第一位”的種種構想——提供了一個有趣又奇特的側面材料）。與此同時，關於集體身份的種種構想，特別是關於後結構主義發出的征服言語，贏得以自己的聲音為自己說話之權利的口號，也可有類似的一說：以你自己的聲音說出新的要求，並不一定就是滿足它們；說並不一定就是從他者那里獲得一個黑格爾式的承認（或至少哪怕是在嚴酷兇險意義上的承認，即他者現在不得不以一種新的方式把你考慮進去，且發明出新方法來對付你所取得的新面貌）。現在看來，對60年代抱有這種典型的修辭或意識形態幻像的“唯物主義核心”也許可以在對文化革命（現已脫離了其褊狹且成為歷史的中國現象）自身性質的更加根本的反思批判中找到。

要理解非殖民化與新殖民主義的矛盾或辯證的結合，最好的辦法也許就是從經濟的角度，對另一個進程（其開端與我們提出的整個60年代的總體開端正好同時）的性質作一反思。這個進程通常是用農業技術“革命”的中性但卻明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加以描述的，即所謂的綠色革命：化學手法新用於施肥，加緊的機械化戰略，以及那順理成章的對進步和創造奇跡的技術（據稱注定要把這世界從饑餓中解放出來）的頌揚（順便一提，在第二世界對應於綠色革命的是赫魯曉夫那災難性的“處女地”實驗）。但是這些卻遠不是中性的成就；其對外出口——實際上由肯尼迪家族所倡導——也不是一個慈善而利他主義的行為。19和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滲透並不一定意味著是對後者傳統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改造。確切地說，這些生產方式大多並未觸及，“僅僅”是被一個更加政治化和軍事化的結構加以利用。正是這些陳舊農業生產方式的飛地性質，結合了占領者的暴力和那另一種暴力——貨幣的引進，建立了一種在相當時期內有益於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隸屬關系。綠色革命把“資本邏輯”的這種滲透和擴張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古老村落結構和前資本主義的農業形式現在被系統地加以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工業化的農業，其效應與第一世界歷史上資本崛起過程中的圈地時刻完全相似，是同等程度的災難。村落社會“有機的”社會關系已遭破壞，一大批失去土地的無產階級被“制造了出來”，他們流向城市（墨西哥城的巨大擴展可以為證），而農業勞力新的、更加產業化的工薪形式代替了舊的集體或傳統的形式。這種曖昧的“解放”必須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借以頌揚資本本身之動力或借以稱讚英國對印度之占領所取得的歷史進步的那全部的辯證矛盾立場加以描繪。

把第三世界的60年代構想成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洶湧浪潮里，全世界都掙脫了傳統帝國主義的枷鎖鐐銬的時刻，這完全是一種神秘的簡單化。抵抗是因最終不滿老式帝國主義的結構而發；抵抗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因為綠色革命的新型滲透而起。前者本身也還受到了一個以前曾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崛起稱霸這一歷史景觀的影響，即日本在二戰初期對老牌帝國強權所取得的橫掃一切的勝利。埃里克·沃爾夫在其寫下的不可或缺的《用世紀農民戰爭》一書里，強調了存在於抵抗的潛能，一種革命精神的發展以及與那更加絕對蝕氣喪志的資本的社會和經濟邏輯保持某種基本距離這三者之間的關系。

我們以如下所述的最終的曖昧性放下這一話題，即60年代常常被人想像為資本和第一世界強權在全球退敗的一個時期，但我們也能同樣容易地把它構想成一個資本借助嶄新生產技術和新型“生產方式”的全副武裝，開足馬力創新擴張的時期。現在仍需看清的是，這種曖昧性以及第三世界農業發展的更大特殊性與發達國家自身在60年代所展現的動力是否有任何對等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