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煒《走進耶魯》海國觀想 (8)

“To be or not to be?——存在或者毀滅?”

——新世紀藝術的危機與挑戰

作為評論者和觀察者,僅僅為一位成功畫家寫出一篇溢美文字,其實並不能形成我此刻的寫作動力。在陳衍寧的努力背後,我讀出了畫家苦思苦求的許多“畫外之音”,這些聲音帶著某種沈甸甸的分量,觸動、也契合了自己近時以來對於藝術、文化問題的一些思考。我以為,這是值得把它略作開展,置放在新世紀文化藝術前景的大視野之上,細細加以觀照掂量的。

世紀之交,圍繞對剛剛逝去的20世紀文化、藝術的整體功過得失,媒體輿論界、文化學術界曾有過許多深入的討論。各種臧否褒貶的看法或許見仁見智,難以定於一尊,但是,有兩個基本前提,筆者以為,大概可以作為各方見解凝聚出來的共識:其一,20世紀,是一個人類文明創造最頻繁、成果也最豐碩的時代。在文化藝術的領域,則是-個最多元同時最多產,最多“主義”、“流派”產生,創新周期最繁密,新陳代謝最急劇的時代;其二,正如20世紀過於急速頻繁發展的工業文明及其科技發明,已經給人類社會帶來許多諸如環境汙染、貧富不均、商業宰制等嚴重問題一樣,文化藝術方面,過於急驟密集、急功近利“創新”、“突破”,追逐新潮,“唯新為大”,只求”“反叛”、“顛覆”而無以守成、傳承等,也造成了許多嚴重而深刻的危機。

就後一個問題而言,其嚴重性甚至是迫在眉睫的——它已成為關系到新世紀“藝術存亡”的性命攸關大話題。一個時期以來,文化藝術界充滿了諸如“造型藝術是否已走入死胡同?”“文學向何處去?”“詩歌是否已經死亡?”“樂的定義在哪裏?”等“質疑前提”的議淪。這並非危言聳聽。它的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試問今天,在地球上的任何國度,願意走進藝術博物館的人,有多少真實比率,是為了“欣賞”那些以塗抹抽水馬桶為“觀念雕塑”、以當眾赤裸、尿尿之類作“行為藝術”的“作品”的?走進音樂會的人,又有多少真實比率,是願意聆聽現當代的“三無音樂“(無旋律、無調性、無節奏),而不是18、19世紀的經典大師巴哈、莫紮特、貝多芬的呢?文學方面,詩歌在當代各種語言文字中的“普遍死亡”或走向“實質死亡”,是20世紀最為觸目驚心的文化景觀之一。小說界在世紀之交有過各種權威機構關於“二十世紀一百小說之最”一類的評選。在各種選本中均“名列前茅”的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卻是被學術界公認為“最難讀”、“最少讀者”的小說。有一個誇張的估計:全世界可以從頭到尾讀完《尤利西斯》的讀者,大概不足一千人。而《尤利西斯》,卻代表著“二十世紀文學的最高成就”!這說明:當代藝術與其受眾之間,出現了嚴重的隔離與斷層,並且這種隔離斷層的崩裂趨勢,與日、與年俱增。以“詛咒讀者(觀眾)”(顛覆讀者、觀眾的習慣性審美期待)作為創新出發點的當代藝術,已經走向了自己“以新奪人”(吸引輿論目光關註)的反面。

就很多藝術領域的現狀而言(並不是所有的藝術領域——電影、建築、現代舞等門類,需要作具體分析),“20世紀無經典、無大師、無觀眾”,很可能已經是一個“歷史事實”。一部人類文化藝術發展史,無大師則無典範,無典範則無傳統,無傳統則無觀眾,那麽人類文化的精華將無以傳承發展。——這也是一個“三無”。走向21世紀的人類文化藝術,所面臨的,正是這樣一道哈姆萊特式的“tobeornottobe?——存在或者毀滅?”的鴻溝深淵。

然而,世紀之交,僅僅發出上述“三無”浩嘆,我們則又容易從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姑妄言之)落入文化虛無主義的巢臼了——一如“上一世紀”(!)之文化激進主義,所導致的文化虛無主義一樣。20世紀的文化藝術史,並不是白紙一張。新世紀藝術所面對的,也並不是“一片廢墟”。20世紀蓬勃的藝術創新中業已提供的新觀念、新視野、新範式,對於任何力求突破舊我、超越前人的藝術家,都不會是沒有意義的。上述評判20世紀文化得失之“第一前提”,即珍視20世紀文明創造成果的前提,應該成為新世紀文化藝術再出發的起始點。不然,又一個“顛覆”、“推翻”、“打倒”的“以暴易暴”式的怪圈,又將成為21世紀人類文明的新詛咒了。

那麽,作為站在20世紀肩頭、跨越新世紀門檻的藝術家,應該如何反思、面對和因應,上述新世紀藝術已經正面迎接的危機與挑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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