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中國現代性圖景中的文化產業 7

這就是文化產業在當代中國崛起的外部動力,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也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他還明確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要求。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一方面使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越來越多地分享一些基本的信念、價值、經濟—貿易發展帶來的好處、通訊—交通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喚醒了非西方文明的國家民族觀念,喚醒了非西方世界對於自身權力和利益的自覺。在反對西方的權力優勢、維護和爭取平等權利的爭鬥中,文化實際上成為凝聚人心、捍衛自身利益的一個工具。近年來大量有關文化產業的論著都一再強調這樣一個事實:當我們圍繞要不要“文化產業化”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文化產品已憑借經濟和技術優勢,利用各種手段和方式占領全球大部分市場,並將其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輸送到這些國家和地區,以自己的強勢文化改造落後的弱勢文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僅僅靠阻礙外國文化的滲透和文化殖民是無濟於事的,應當大力發展民族文化工業,增強文化的自主創新能力,建立完善的文化產業體系,參與全球文化競爭。

在現代性結構中,文化有其獨立價值和地位,但現代中國,這一現代要求一直受到更為緊迫的國家建構與發展的壓力,社會活動領域的分化程度很低,無論是“文化失敗”還是“文化先鋒”,其“文化”概念都包含著重大的國家和社會使命,文化產業在中國的異軍突起和備受矚目,也正是因為不是就文化談文化。從經濟上說,改革以來的巨大成就並不能掩蓋資源消耗過大、低勞動力成本投入、科技貢獻率低、加工貿易占主導地位、服務貿易發展滯後等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振興裝備制造業,淘汰落後生產能力;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近年來,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經濟質量成為經濟領域的頭等大事,一些較發達的地區紛紛提出“騰籠換鳥”、實施產業轉移、產業升級工程,加強自主創新、建設科技強省(市)。在此過程中,文化創意產業都認為是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綜合競爭力、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途徑。

從政治上說,與文化產業興盛的同時,文化多樣性受到充分的重視。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們主張,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此,應該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提倡文化多樣性與維護中國主權、反對國際霸權和強權政治相關,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鄧小平一再強調:“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51]“西方民主那一套我們不能照搬,中國的事情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辦。中國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同社會主義法制相輔相成的。中國正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52]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主導全球進程,固然是基於強勢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力量,同時也是民主、人權、自由、現代化等價值觀的吸引力、強勁勢頭及其榮譽的反映。20世紀末,從後共產主義的東歐到後官僚威權的拉美國家,從最貧窮的赤道非洲到新富有起來的工業東亞,都踏上民主的進程。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體並未退出歷史舞台,但在道義上,卻難再理直氣壯。我們當然不能認為民主只是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不能否認後發現代國家面臨的建設民主政治的深切願望,但在西方國家全力推進“民主化”的過程中,又確實包含著西方權力的擴張。堅持中國特色,走自己的路,需要文化上的自我辯護。

文化是當代國際競爭的軟實力,文化產業是當代競爭的先鋒,文化產業的競爭與經濟、政治領域的競爭密切相關,正是基於這些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明沖突”論在中國影響極大,很少有人同意其“文明沖突”論,但確有很多的論者致力發掘文化沖突。如果說亨廷頓此論明顯表示“我們”與“他們”之分,表達出對其他文明特別是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防範,那麽中國文化思想對“文明沖突“的興趣則與現代中國一直面臨的與西方文化的競爭有關。冷戰的世界以意識形態劃界,意識形態是政治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與社會階級聯系在一起的,由於改革前的中國長期把文化基本理解為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的對立也包括著文化的對立。冷戰結束後,階級論的文化同樣可以轉化為中西文化之爭。也就是說,在不同階級的意識形態對立與不同傳統的文化對立之間,存在著同構現象,當代中國文化有著鮮明的連續性。

但文化畢竟不只是利益和權力。當代國際競爭之所以要利用文化形式,一方面在於文化產業內在地具有“非領土的擴張”能力。借助全球市場和傳播技術的推動,文化產業正在把世界變成一個經驗的領域,經由社會分化而產生的界限或區別已經變得模糊,在精英與大眾、現實與影像、政治與廣告、經濟與文化、生產與交換、東方與西方之間,出現了“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後現代”趨勢。另一方面也因為文化比利益與權力更多地蘊涵著超越國家、民族的人類共通性,可以便捷地穿越民族國家、文化傳統和政治體制的障礙。“文化戰爭”具有武裝占領、經濟掠奪不具備的優點,即它不是用強力壓服,而是用人類的普遍情感和共通價值觀吸引對方,更能實現競爭的文明化。總之,西方文化產業不但包含著西方權力,它本身就是西方權力的一部分,但就西方文化產業的內涵而言,它確實也部分地表達著普世價值和人類情感。文化與利益、權力的結合並不意味著文化就是利益和權力,它還有利益和權力之外的價值、情感。從而,文化產業競爭不完全是經濟、政治的競爭,提升中國文化的競爭力需要我們摒棄非此即彼的“鬥爭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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